佳文回溯｜從“以生產為中心”到“ 以生活為中心”——中國人工作—生活觀念變遷研究（1990—2018）

吳玉玲

北京科技大學

文法學院

講師

孫中偉

華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教授

從“以生產為中心”到“ 以生活為中心”

——中國人工作—生活觀念變遷研究（1990—2018）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4期

作者 | 吳玉玲、孫中偉

責任編輯 | 趙夢瑤

本文使用1990—2018年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以現代化理論與社會轉型為視角，描述分析了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工作—生活觀念的變遷趨勢。研究發現，我國公眾工作—生活觀念大體經歷了“生產中心”趨弱、“生活中心”漸強的發展趨勢：以工作為中心的觀念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強化，進入21世紀以來逐漸弱化。作為個體生活的重要面向，家庭觀念在1990年至2000年初一度弱化，之后重返民眾生活中心；休閑觀念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強化。此外，觀念的階層差異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特征，且個體觀念更多與其生命周期而非世代身份有關。

一、引言

2017年，在中國即將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而實現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平衡正是滿足美好生活期待的應有之義。何謂生活與工作的平衡？首先取決于個體如何看待工作與生活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的界限，即工作—生活的倫理觀念。工作—生活觀念是社會心態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它既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結構在個體觀念層面的體現，又可以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提供動力來源和心理解釋（王俊秀，2014）。

社會學家一直高度重視對個體工作與生活觀念的研究。在社會學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開創性地探討了天職觀在十九世紀前后歐洲資本主義迅猛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作用（韋伯，2012）。這一研究也啟發了后來的學者對工作觀念與社會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比如，在西方社會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學者圍繞“工作為生活興趣中心”（work-as-central-life-interest）所展開的一系列研究與討論等（Dubin，1956；Mannheim，1975；Inglehart & Baker，2000）。

在我國，主流文化向來關注人們的工作—生活觀念，“勤勞節儉”即被譽為傳統美德。在傳統農耕社會中，工作和生活有機統一在家庭結構之中，家庭既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家庭對于國人而言，不僅具有生育等傳統生活功能，更兼具經濟、政治與宗教功能（費孝通，1998）。因此，“勤儉持家”既涵括了勤勞的工作觀念，也包含了節儉的生活態度。到了現代社會，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到來，家庭的生產職能開始大量地從家庭內部向商業、工業、城市等社會空間轉移。工作與家庭生活相分離，兩者之間的矛盾演變為經濟系統與家庭組織的沖突。在維持經濟體系高效運轉的前提下，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確保家庭生活和人口再生產功能完整，就成為了一個社會性難題。

“以工作為中心”的價值觀念曾在計劃經濟時期被大力倡導，該觀念強調“愛崗敬業、無私奉獻”，排斥個體主義價值觀念。這是計劃經濟時代“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發展模式在工作—生活觀念上的投射。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人口紅利”，帶來了長達約四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其中從計劃經濟時期延續下來的吃苦耐勞的工作精神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內生動力來源之一。但同時，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劇烈變遷。經濟體制改革使得集體的生產生活制度松動，個體得以從社會主義集體中脫嵌，加入市場競爭，家庭也從一個注重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單位逐步演變為私人圣地（閻云翔，2006）。同時，工作單位為個體提供的教育、醫療、生活保障越來越少，這就導致以家庭和休閑為主要構成的“個體化生活”與以工作勞動為代表的“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凸顯。

中國社會轉型對社會心理和心態變遷研究提出了挑戰，也為其提供了絕佳的機遇（方文，2008；馬廣海，2008；王俊秀，2014）。費孝通先生晚年多次提出應加強社會心態研究，這是拓展傳統社會學研究領域的主要方向。他認為中國在解決民眾的溫飽和生存問題之后，必須更加關注人的心理或精神層面，即心態問題。因此他特別指出：“今后，也就是小康社會之后，心態研究必須和生態研究并重，以適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步發展的現實”（費孝通，2009：142）。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中國社會的個體主義、家庭觀念、消費意識等研究層出不窮，但由于受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術傳統的影響，學術界對中國社會心態的變遷仍然缺乏系統、深刻的闡述，未能將中國人的生活體驗納入宏觀視野正是原因之一（周曉虹，2014）。具體到工作—生活觀念領域，也鮮有研究將其置于一個大歷史觀和社會觀的背景下進行審視，單一維度、小群體、亞社會情景或靜態的研究很難完整呈現中國社會工作—家庭生活觀念的變遷歷程。本研究將嘗試從現代化理論與社會轉型理論等不同視角出發，對國人近三十年來的工作—生活觀念變遷趨勢以及不同階層群體的觀念變遷差異進行多層次、多維度的動態研究。

二、文獻綜述與問題構建

所謂“工作中心觀念”（work centrality）是指個體認為工作在其總體生活中的重要性與意義（MOW-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1987；Paullay et al.，1994）。工作中心性強調工作對個體的一般性意義（Dubin，1956），它并不依賴于前情或后果而改變，比如內在或外在的工作動力、個體的工作表現等（Wallace & Scott，2011）。工作中心性概念是基于西方社會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提出的，它既是現代化或工業化發展的一個產物，也推動著工業化的發展。與此同時，包括家庭觀與休閑觀的生活觀念也在發生變化。接下來本文將從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理論等不同視角對國人工作—生活觀念的變遷進行文獻綜述，并提出具體研究問題。

（一）現代化理論中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觀念變遷

現代化理論學者對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之間的關系做過廣泛探討。從韋伯到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一派學者認為文化本身會持久地影響社會發展，比如韋伯提出的天職觀念其實就體現了工作中心的觀念，該觀念極大地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馬克思、貝爾（Daniel Bell）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家則認為文化觀念會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即社會經濟發展必會引起廣泛的文化變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對工業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研究印證了上述觀點，并提出伴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發達的工業化社會將經歷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念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念轉變的趨勢（Inglehart，1997）。物質主義價值觀念關心經濟與人身安全，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念（post-materialist values）則關注個體自由、自我表達、生活質量等（Inglehart，1997）。英格爾哈特嘗試從稀缺性來解釋這一判斷，即人們會看重那些相對稀缺的事物。在物質較為缺乏的時代，人們更關注物質滿足、安全、秩序；而當對物質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人們便會轉而尋求非物質層次的需求，比如社區責任感、政治參與、自由、自我表達等，因此個體價值觀念上的優先順序反映了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狀況（Inglehart，1997）。

工作—生活觀念作為社會價值觀念的一部分，是否也與該變化趨勢一致呢？很多研究對此進行了探討。作為謀生手段，工作是個體獲取經濟安全的重要途徑。但依據關于西方社會的現有研究，工作中心性觀念已經有所減弱（Sharabi & Harpaz，2007，2013；Twenge et al.，2010）。對于這一發現，學者傾向于將經濟發展作為解釋工作中心觀念減弱趨勢的重要變量。從傳統的經濟現代化視角來說，經濟發展應該會積極推動強調安全、富裕以及經濟福祉等物質主義價值觀念的發展，同時這些物質主義觀念將會強化人們的工作中心性觀念。西方發達社會在經歷較長時期的經濟繁榮之后，人們在物質上得到了較為長久的滿足與保障，因此會逐步弱化物質導向的價值觀念，逐漸展現出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具體體現為對工作的重視程度降低，同時更重視對家庭與休閑娛樂的投入等（Kwon & Schafer，2012）。由此可見，經濟發展對工作中心性觀念的影響理論上應該呈現階段性的時期效應，即經濟發展對個體的工作中心性觀念的影響在不同時期可能會有差異。

家庭與休閑是個體生活的重要面向。家庭關系演變是現代化理論的主要議題之一。不管是在中國或西方社會，人們對家庭的重視都是重要的文化傳統。在現代化進程中，家庭對個體的意義逐漸發生改變，但人們對家庭的重視并沒有隨著個體化進程的推進而消解。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很多發達國家，離婚、同居與非婚生育現象日漸普遍，婚姻與家庭形式呈現多樣化。人口學家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認為，推動家庭與婚育模式改變的主要動力之一就來自于英格爾哈特所提到的后物質價值觀念的流行（Lesthaeghe，2010）。該觀念注重個體的成長與自我價值的實現，并由此改變了人們的婚育觀念，家庭的中心也由子女轉變為夫妻或伴侶關系（Lesthaeghe，2010）。貝克等人在個體化命題中也指出，在后現代社會，人們被要求甚至被迫去追求屬于自己的生活，家庭已經從需求共同體轉變為選擇性親密關系（Beck & Beck-Gernsheim，2001）。吉登斯則將現代社會中家庭模式的多樣性歸因為親密關系的轉型，即從天長地久的浪漫之愛向積極主動的浪子之愛轉變。這種親密關系更注重追求純粹關系，強調情感的親密性（吉登斯，2009）。由此可見，隨著基于終身婚姻制度的傳統核心家庭概念的瓦解，對情感與親密關系的強調成為家庭的核心意義。

雖然個體對基于婚姻的家庭形式的重視已逐步弱化，但是以情感與親密關系為核心的家庭本身對個體的意義依然重要，很多實證研究也支持該觀點。在一項針對以色列1981—1993年的生活觀念研究發現，家庭中心性觀念較為穩定地保持在較高水平（Sharabi & Harpaz，2007）。來自美國與德國的研究也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兩國民眾對家庭的重視保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England，1991；Ruiz-Quintanilla & Wilpert，1991）。在近些年來的一些研究中，家庭在西方社會中的重要性也沒有明顯下降趨勢。有學者在原有的1981年與1993年的數據基礎之上加入2006年的數據，對以色列民眾生活觀念變遷做了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家庭觀念在十幾年中依然較為穩定（Sharabi & Harpaz，2013），且對美國、德國、俄國等許多國家的研究表明，家庭依然排在工作、休閑等其他生活面向之前，位居首位（Zavyalova et al.，2011）。

休閑活動作為個體生活的基本方面也受到學者的關注。依據英格爾哈特等人關于價值觀念變遷的理論，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繁榮會促使個體更注重生活質量。休閑娛樂便是改善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方面，現有研究已經證實休閑與個體福祉的緊密關系（Kuykendall et al.，2015）。理論上講，社會經濟發展會強化人們的休閑觀念。現有文獻對西方社會的休閑觀念變遷研究表明，人們的休閑觀念具有穩定增強趨勢（Twenge et al.，2010），但是相對于家庭，休閑中心觀念在民眾中很難成為主流（Zavyalova et al.，2011; Sharabi and Harpaz，2013）。基于西方社會的實證研究基本支持了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與個體工作、家庭、休閑觀念變遷的理論假設。下一節將會從社會轉型視角與文化傳統兩個方面來探討我國民眾的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的變遷趨勢。

（二）我國社會轉型與價值觀念演變

“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歷來看重家對個體的意義與重要性。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建立在農耕生產方式之上，以家庭、家族為主要行動單元的社會形態，家既是生育單位也是生產與消費單位，工作生產與家庭生活密不可分。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卻在集體經濟時期的30年出現了“暫停”。1949年以后，我國開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滿足生活需要為主的輕工業和農業相較，國防工業和重工業具有更高的發展優先性，生產也被置于家庭生活之上。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生產活動主要以計劃式的集體經濟為主導，國家倡導并組織個體積極參與集體生產與勞動，集體生產不僅要促進經濟發展，更要服務于政治目標。家庭的一切資源，包括對勞動力的支配權都無條件地交付給國家，因此，家庭對個人的控制力以及家庭生產功能在集體制中被削弱（王天夫等，2015）。尤其是在“大躍進”時期，家庭生活主要服務于集體生產。由此，在改革開放之前的集體制下，個體的工作生產與家庭生活以前者為主，在“舍小家，為大家”的觀念倡導下，個體家庭生活被裹挾在集體生產勞動中，開啟了“去家庭化”進程（吳小英，2016）。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開始實行市場經濟，雖然個體與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從集體體制中脫嵌，但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以工作生產為中心的觀念仍然在延續。市場經濟轉型積極推進了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個體工作生產與家庭生活逐步分離。根據西方現代化與價值觀念變遷理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注重個體自由與生活質量的后物質主義觀念將會取代注重安全與秩序的物質主義觀念。但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工業生產基礎薄弱，1978年人均GDP不足400元。集中精力恢復生產建設與市場經濟改革成為國家當時的主要任務。在此背景下，國家積極鼓勵個體參與市場經濟，努力工作，以實現個體及其家庭的豐衣足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正是當時社會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個體以工作為中心的寫照。因此，我們認為在改革開放前20年，經濟發展會推動強調安全、富裕以及經濟福祉等物質主義價值觀念的發展，這些物質主義觀念將會強化人們的工作生產中心性觀念。

進入200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000元左右，工業建設也已逐步實現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在世紀之交，我國的溫飽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在國家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過程中，社會日益強調自信、主動進取精神以及個體成功導向的價值觀念，比如創新、競爭、自主等（Zeng & Greenfield，2015），公眾的需求也從豐衣足食向權利與保障等多方面延伸。基于此，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2006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國家在堅持經濟建設的同時日益關注社會建設，這也從側面體現出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與此同時，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城市已經取代農村成為中國人主要的工作與生活空間形態。受互聯網等信息產業興起的影響，一個強調以個性化消費和多樣生活為主體的后現代社會也同時興起。根據英格爾哈特的觀念變遷理論，當人們的物質生活與安全得到保障之后，他們將會關注個體權利與生活質量等，體現出后物質主義觀念。因此，本文認為，進入21世紀以后經濟的持續發展將會弱化個體以工作為中心的觀念。

家庭觀念的變遷與工作觀念似乎有所不同。雖然家庭在計劃經濟時代被裹挾到集體生活中，開啟了去家庭化進程，但家對個體依然是最重要的生活空間與情感寄托。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計劃經濟時代集體生產生活制度的松動，我國的個體化進程加速，但在家文化的影響之下，個體化進程中出現了回歸家庭與依賴家庭的“新家庭主義”（閻云翔，2021）。國人對家庭的回歸與依賴更多基于家庭對個體的支持，如在育兒方面，家庭為個體承擔更多責任，個體與家庭之間的關系通過代際互惠互助的合作模式而變得更為緊密（曾旭暉、李奕豐，2020）。這與西方社會中以追求伴侶間親密關系為核心的家庭關系是不同的。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個人和家庭實現溫飽與小康，個人可能更多關注工作、就業、勞動等生產性活動，家庭中心觀念會有所弱化，但隨著改革的持續推進，個體對家庭的依賴將會加強，期待將會提高。

休閑娛樂已然成為個體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通過對西方社會的觀察以及相關研究可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休閑對個體的重要性有上升趨勢，但是并沒有成為公眾生活的中心。我國主流傳統文化提倡艱苦樸素的奮斗精神，排斥享樂主義。雖然當今人們對休閑娛樂活動的需求越來越高，對休閑的認識也超過了玩樂層次而提升到尋求生命意義的層次，但是休閑娛樂多被認為是服務于工作與家庭生活的重要調味劑。因此，我們認為，在我國，休閑娛樂的重要性雖會呈現強化趨勢，但是很難被大眾普遍接受為生活意義的中心。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我們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第一，自1990年以來，我國民眾的工作、家庭、休閑觀念是否會呈現如下的時期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的工作中心觀念會得到強化，進入21世紀后工作中心觀念將弱化；家庭觀念則會出現先弱后強的趨勢；休閑觀念將會伴隨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強化。若不是如此，我國民眾工作—生活觀念的時期差異將會呈現怎樣的特征？

第二，經濟增長（GDP）能否以及從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在此期間上述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的時期趨勢與特征？

（三）工作—生活觀念的年齡、世代趨勢與階層差異變遷

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們在不同的人生發展階段承擔不同的社會角色、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角色與地位的轉變伴隨著期待的轉變，帶來觀念上的演變（Kohlberg，1969）。因此，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們的工作—生活觀念在不同年齡階段會有不同的特征。從為人子女到為人父母，從家庭支柱到被照顧與贍養的老人，理論上講人們的家庭觀念將會在中年時期達到峰值；而從初入職場到成為職場資深人士再到退休，理論上講人們工作觀念也將在中年時期達到峰值，并在退休之后弱化。同時，人們的休閑觀念也會伴隨個體生命周期中的角色與責任轉變而發生改變。

近幾年，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引起了學者與社會的關注。在“躺平”“佛系”“內卷”“996”等網絡熱議現象中，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以“內卷”“996”等為代表的工作中心觀念，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躺平”的“佛系”生活態度。上述現象似乎體現出當代青年群體不同于其他世代（cohort）群體的“獨特”的生產—生活觀念。所謂世代，是區別于以生理年齡或父代—子代血緣關系為基礎定義的代際概念（李春玲，2020）。社會代理論與社會化理論均強調重大歷史事件在個體成長的關鍵時期對該同齡群體在價值觀念、態度及行為模式的影響，并最終使該群體形成獨屬的共同身份與社會性格（Inglehart，1997；Mannheim，1952）。生命歷程理論也認為，個體的生命歷程嵌入了歷史的時間和他們所經歷的事件之中，并尤其強調重大歷史事件對不同世代群體的影響（埃爾德，2002）。國外研究已經發現工作—生活觀念的代際差異。比如，通過比較美國“嬰兒潮一代”“X代”以及“千禧一代”的工作觀念，發現年輕世代中休閑觀念較重、工作中心觀念則較弱（Twenge et al.，2010）。

自1949年以來，我國經歷了諸如三年自然災害、“文革”、“上山下鄉”、改革開放、“一孩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伴隨著重大社會變革，深刻影響著個體的生活機會與生命歷程。比如，青少年時期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個體體驗到了物質匱乏帶來的困頓，成長于改革開放的個體則初步體驗到了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而“一孩政策”下成長起來的個體則享受到了更多的家庭資源。這些事件帶來的差異化影響將不同世代群體區分開來。很多研究也發現，不同世代展現出差異化的價值觀念，比如獨生子女一代在性別觀念上更為平等（Shu & Zhu，2012）。但鮮有研究比較我國民眾工作—生活觀念的代際差異。由于年輕世代成長于我國經濟發展繁榮時期，較前輩群體享受到了較多家庭資源與社會發展帶來的紅利，更有可能接受后物質主義觀念，因此，本文將會對不同世代群體的工作—家庭/休閑觀念變遷趨勢進行研究，以檢驗年輕世代是否更重視家庭與休閑，而工作中心觀念相對弱化。

階層是影響個體觀念的另一個重要的傳統變量。現有研究已表明，教育與職業地位越高，個體越有可能從工作中獲得較高的滿意度、成就感以及心理上的滿足（Ng & Feldman，2009）。這種獲得感與滿足感也會促使人們賦予工作更多的意義（Kwon & Schafer，2012）。不同階層的群體在家庭價值觀念上也存在差異。比如，美國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認同組建家庭以及生育對自身的重要意義（Tichenor et al.，2017）。而休閑娛樂等生活方式的選擇已經成為階級區分的重要因素（Bourdieu，1986）。因此，理論上講，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個體越有可能注重休閑與家庭。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具體研究問題。

第三，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的年齡趨勢是否會呈現為中年時期更注重工作與家庭，而青年與老年時期的工作與家庭觀念較為弱化，更關注休閑？若并非如此，我國民眾工作—生活觀念的年齡趨勢特征是怎樣的？

第四，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的世代趨勢是否是年輕一代愈發注重家庭與休閑，工作中心觀念越來越弱化？若并非如此，其世代趨勢的特征是怎樣的？

第五，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是否會教育、階層地位越高就越強烈？此外，觀念的階層差異在不同發展時期呈現何種特征？

三、數據、變量與分析模型

（一）數據

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簡稱WVS）由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發起，主要用于研究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差異與價值觀變遷。該調查最早于20世紀80年代在歐洲國家開展，目前已涵蓋全世界90多個國家及地區，其中中國調查始于1990年。基于該數據庫，世界價值觀調查網絡（WVS network）已經以二十余種文字累計出版與發表了1000多部/篇學術研究，而其他各國學者利用該數據也已經產出幾千部/篇學術成果。WVS已經成為研究與比較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和觀念差異及變遷的重要數據來源，其中國樣本數據也被國內外學者廣泛應用于中國觀念的趨勢變遷研究。

本研究利用WVS中國調查的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數據對國人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趨勢進行研究。所有WVS中國部分的數據均采用面對面訪談的形式獲得，被訪者為18歲以上的成年人。本研究采用的六期數據橫跨28年，因六期調查數據采用相同的抽樣原則與調查問題，我們可借此數據對我國民眾工作—生活觀念在近三十年內的變遷進行跨期與世代研究。WVS中國部分數據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樣本量分別為1000、1500、1000、1991、2300和3036。剔除關鍵變量存在缺失值的樣本后，最終樣本量分別為858、1320、786、1144、1757和2751，樣本總量為8616，其中男性人數為4333（50.29%），女性人數為4283（49.71%），平均年齡為42歲。

（二）變量

WVS中國問卷設計了相關題目測量被訪者的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在一組題目中，被訪者需分別回答工作、家庭、休閑在其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在之前的一些工作觀念研究中，部分學者會在此指標基礎之上加入另外的指標，比如“熱愛工作，工作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論收入如何，都會盡最大努力工作”等（Parboteeah & Cullen，2003）。但是WVS中國問卷對工作觀念的問題只有“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一種表述，該問題雖不能反映工作中心的所有維度，卻也反映出工作在個體生活中的一般意義與重要性（Kwon & Schafer，2012）。據此，本研究將會對工作做啞變量處理，即認為工作在生活中“很重要”的回答賦值為1，其他選擇賦值為0（包括“重要”“不太重要”“很不重要”）。家庭與休閑觀念也參照工作做類似操作。處理過后，在樣本中，人們認為家庭很重要、工作很重要、休閑很重要的比例分別為79.8%、49.4%、16.5%（見表2）。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界定工作中心觀念時并非指工作要遠重于家庭生活，生活中心觀念也并非指家庭、休閑重于工作，而是人們一種普遍的、一般意義上的對工作、家庭、休閑的重要性的看法。當然家庭與休閑也并非業余生活的全部，但其在個體生活中占用時間最多，也是被社會普遍認可的“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時期、世代與年齡是本研究的三個趨勢變量。時期變量由WVS六期數據采集年份構成，包括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與2018年。世代在出生年份的基礎上，以相隔5年為一組，從1930世代組（出生于1930年及以前，因為出生于1930年以前的樣本量較少，所以歸于一組）、1935世代組（出生于1931—1935年）直到2000世代組（出生于1996—2000年），共計15個世代組（見表1）。過往文獻有按照相對應的重大歷史事件劃分世代，但為了對不同世代組進行更細致的比較，所以按照5歲組作為世代劃分形式。年齡變量采用被訪者年齡與年齡平方來檢測年齡效應。

此外，性別、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工作狀況、社會階層、子女個數等個體特征作為控制變量納入了模型，其中社會階層為受訪者自評的階層地位。由于2012年調查沒有涵括職業信息，因此最終模型沒有加入職業變量。同時，由于WVS調查沒有采集戶籍信息，且歷次調查中地域變量劃分標準不一致且無法整合，所以戶籍與地域變量也未納入模型。變量測量與描述統計見表2。

（三）分析模型

本研究采用分層APC隨機效應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簡稱HAPC-CCREM模型）探討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的年齡、時期與世代趨勢，并比較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在不同時期對個體觀念的影響差異。分層APC隨機效應模型將年齡與時期、世代分置于兩個層次，從而較好地解決了共線性問題（Yang & Land，2006，2013）。首先，模型將年齡置于第一層次，將其作為個體變量，以估計其固定效應；其次，時期與世代被置于高階層面作為宏觀的隨機因素，對個體層面的截距產生影響（Yang & Land，2006）。以工作中心概率的估計模型為例，其中模型第一層為：

在第一層模型中，logit(p)=log(p/1-p)，p表示以工作中心的發生概率。如此，HAPC-CCREM模型可作為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GLMM）進行處理。在該模型中，β0jk代表截距；β1,β2…，β8為第一層固定效應的系數；γ0為均值；μ0j是世代組j作用在β0jk的隨機效應，呈現為均值為0，方差為εu的正態分布。世代組j效應即為
，轉化為概率為。ν0k為時期k作用在截距上的隨機效應，呈現為均值為0，方差為εv的正態分布。時期k效應即為，轉化概率為。

為了檢驗經濟發展能從多大程度上解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時期差異，我們在原有模型的第二層中加入人均GDP變量，綜合表達式如下：

生活與休閑觀念也做類似處理。本研究利用SAS PRO GLIMMIX獲得模型估計系數與模型擬合統計量（Littell et al.，2006），并使用EXCEL做圖表處理。

四、分析結果

（一）工作、家庭、休閑觀念的年齡、時期與世代效應

表3中分別展示了工作、家庭、休閑觀念的兩個模型，兩個模型的區別在于模型2加入了人均GDP變量以檢驗經濟發展對人們觀念的時期差異的解釋貢獻。表3結果顯示，在模型1與模型2中，個體的人口學特征與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對工作、家庭、休閑三類觀念的影響在方向與顯著性程度上保持一致，只是影響系數有些許差異。就個體的教育、工作與社會階層效應來講，個體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看重工作、家庭與休閑，尤其對家庭和休閑的影響更為顯著；全職工作的個體相對于非全職人員則更看重工作（P<0.001）；個體的自評階層則主要對家庭與休閑觀念具有顯著影響，相比于低階層，中產階層更重視家庭（P<0.05），而工人階層重視休閑的可能性則較低（P<0.1），中上階層則更重視休閑（P<0.05）。

根據模型1結果，隨機方差成分在時期水平上較為顯著（P<0.1），但世代并不顯著。時期效應表明，個體的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均存在顯著的時期效應（見圖1）。首先，總的來講，自1990年以來，工作中心的觀念發生了由強到弱的變化。尤其在1990年與1995年，人們的工作中心觀念明顯較強，隨后逐步弱化，并在2012年展現出顯著的弱化狀態。家庭與休閑觀念在近三十年呈現強化趨勢。特別是家庭觀念，在1990年與2001年，人們的家庭中心觀念明顯較弱，而后逐步提升，并在2012年至2018年明顯增強。而休閑中心觀念則總體保持低位，但在2012年與2018年的調查中明顯增強。上述研究結果表明，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工作中心觀念在逐漸弱化，人們日益關心家庭與生活本身。上述研究發現回答了我們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結果也基本符合我們對時期趨勢的預測。

模型2中，我們加入人均GDP變量，通過觀察隨機時期方差變化來檢驗經濟發展從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工作—生活觀念時期趨勢。加入GDP變量之后，工作中心觀念在1990年、家庭中心觀念在2012年與2018年、休閑中心觀念在2012年與2018年均不再顯著或明顯變弱。且根據模型結果，加入人均GDP變量之后，工作中心觀念的時期方差從0.17下降到0.06，家庭中心觀念的時期方差從0.43下降到0.12，休閑中心觀念的時期方差從0.23下降到0.16。這意味著在工作、家庭、休閑觀念方面，分別約有81%、71%、29%的時期方差減少可以由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來解釋。研究結果基本回答了我們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模型1結果顯示，個體年齡對工作與家庭觀念具有顯著的曲線效應，但對休閑觀念的影響并不顯著（見圖2）。個體在中年時期更注重工作與家庭，并在40歲左右達到峰值，隨后逐步弱化。休閑中心觀念總體保持低位，雖在60歲以后逐漸提升，但并不顯著。目前我國的退休年齡基本在55~60歲，空巢期也大致在此開始，人們在這一時期開始弱化對工作與家庭的投入，日漸關注休閑。該結果表明，人們的觀念隨年齡的增長與角色的轉換而發生改變。該發現回應了我們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其工作與家庭觀念變遷的年齡趨勢也基本與我們的預期一致。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人們的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在不同世代之間雖略有差異，但均不顯著（見圖3）。該發現回應了我們的第四個研究問題，但世代趨勢與我們的預期不符。

（二）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及變遷

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演變結果顯示，總的來講，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個體更為注重家庭與休閑，工作觀念弱化趨勢較為明顯。具體來講，根據圖4，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個體越重視工作，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體之間的工作中心觀念存在較大差異，隨后差異縮小，2000年以來工作中心觀念的教育差異又逐漸拉大。就生活中心觀念來講，在1990至2001年期間，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家庭中心觀念差異不明顯，主要體現為受教育程度高的個體更重視家庭，但家庭觀念的教育差距在2001年以來逐漸擴大。近三十年間，休閑觀念的教育差異總體表現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視休閑。在1990與1995年的調查中，休閑觀念在不同教育背景群體之間的差異較小，但隨后的二十多年差距逐步擴大。總的來講，在過去三十年，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體之間的差異呈現擴大趨勢，即高教育群體更關注家庭與休閑。

圖5展示了全職與非全職個體的工作—生活觀念差異變遷，結果顯示全職者在工作上有較高的認同度，但是他們也越來越看重工作之外的休閑生活。具體來講，全職者在任何時期均更認同工作的重要性。而全職者與非全職者之間的家庭觀念差異已經微乎其微。全職與非全職者之間的休閑觀念差異在2012年之前不顯著，此后觀念差異才逐步拉大。

根據圖6，工作—生活觀念的階層差異展現出不同的演變特征。工作觀念的階層差異在1990年與1995年較為明顯，之后逐漸趨同并持續弱化。家庭觀念的階層差異較小，但是出現了反向發展。在1990與1995年的調查中，高階層群體具有相對較弱的家庭觀念，到了2000年，高階層群體的家庭觀念逐漸高于其他群體，但在2012年以來差距又見縮小，但總體依然表現為高階層更關注家庭。休閑觀念的階層差異在近三十年間總體保持較為穩定的變化，只是在2007年至2012年該觀念的階層差異有了些許縮小，但隨后又呈擴大趨勢。休閑觀念的階層差異主要表現為人們自評的社會階層越高越重視休閑生活，且中產以上階層對休閑的重視程度最高。工作、家庭與休閑觀念的階層差異演變趨勢結果顯示，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同階層的群體對工作的認同度逐漸趨于一致，且保持不斷弱化的趨勢，但家庭與休閑觀念的階層差異則日趨明顯，且個體的階層越高越重視家庭與休閑。

五、結論與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帶來了生產模式的轉變，實現了社會結構的轉型與調整，同時也帶來了價值觀念上的變遷以適應新的社會秩序。工作—生活觀念作為社會價值觀的重要構成，既體現了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結構變化，也孕育著社會發展的未來方向。本研究利用橫跨近三十年的多輪截面數據，對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進行了時期趨勢、世代趨勢、年齡趨勢研究，并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觀念演變差異進行了分析，刻畫了我國社會發展與價值觀念變遷之間的復雜的動態過程。研究表明，在1990年至2018年期間，國人工作—生活觀念大體經歷了“生產中心”觀逐步弱化，“生活中心”觀趨于強化的轉變，基本符合全球現代化社會價值觀念變遷的一般規律。但是生產—生活觀念的三十年變遷歷程并非線性變化，展現出我國社會結構轉型與社會發展階段的獨特性。具體來說，本研究有以下主要發現與結論。

首先，國人工作—生活觀念展現出顯著的時期效應。以工作為中心的觀念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強化趨勢，進入21世紀后則開始逐漸弱化；家庭觀念雖在1990年至2000年初一度弱化，但隨后重返民眾生活中心；休閑觀念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逐漸強化。國人觀念的變遷體現出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對價值觀念的影響，并呈現階段性的時期效應。20世紀9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還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階段，這一時期我國公眾表現出較為強烈的工作中心觀念。隨著經濟的持續繁榮，溫飽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人們的工作中心觀念弱化，并且越發重視家庭與休閑。這反映了生產力進步實現了對人的解放，讓個體擁有更多的閑暇提升生活質量，追求生命的意義。

從計劃經濟時期至今，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國人的工作—生活觀念劃分為三個階段。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強調集體化的生產，生產不僅為了滿足生存更具有政治意義，家庭生活也以服務生產為主。到改革開放初期，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個體積極生產，此時的生產中心已經褪去了政治革命的意義，主要服務于個體生存，同時這一時期家庭觀念有弱化趨勢，休閑觀念也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繁榮，特別是近十年國家財政與個體財富均有了積累，工作中心觀念日益受到挑戰。譬如近兩年對“996”加班文化的批判，正反映出社會對疏離家庭、以工作為中心的工作體制的批判。與此同時，家庭觀念得到日益強化，休閑觀念也得到了強化，并最終呈現出“生產中心”觀弱化、“生活中心”觀趨強的時代特征。我國民眾生產—生活觀念的轉變也為我國新時期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圍繞家庭需求進行建設與發展提供了依據。

其次，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不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但是觀念的年齡趨勢較為顯著，這一研究發現表明人們的工作與家庭觀念和不同年齡階段的角色身份而非世代身份緊密相關。現有研究發現，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一詞似乎是放棄努力、消極逃避的代名詞，但實際卻是年輕人在“內卷”環境下對抗“內卷”、自嘲自解、自娛自樂、宣泄壓力的一種方式（覃鑫淵、代玉啟，2022；熊鈺，2022）。年輕人并未真正躺平，沒有放棄奮斗與努力，這從年年攀高的考研人數便可窺見一二。因此，本研究中觀念的世代差異不顯著與現有文獻是基本一致的。隨著年輕個體成家立業，逐漸成為家庭的支柱，他們對工作與家庭的重視程度也會隨之達到高點。此外，世代差異的不顯著不排除HAPC模型在世代效應方面的保守性。相較于年齡和時期，世代的數量最多，同樣一個斜率，世代的隨機效應會產生更大的總方差，因而使其效應不容易顯著（Fosse & Winship, 2019）。對此，未來針對觀念代際差異的研究可通過訪談等更多元的調查方法獲得更多維的數據，以進行更細致的探討。

最后，我國民眾工作—生活觀念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之間的差異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特征。當前我國階層差異化日趨明顯，體現在高等教育獲得、生活方式、子女教養等各方面（葉錦濤，2022；王甫勤，2017）。本研究也發現，近三十年我國民眾工作觀念的階層差異弱化，但是家庭與休閑觀念的差異則逐漸加大，具體表現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個體越注重家庭與休閑。正如后物質主義觀念的變化趨勢所展現的，個體在獲得長久的物質保障之后將會尋求如何提高生活質量與自我價值，家庭與休閑正是兩個關鍵領域。由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體依然忙于生存保障，在提高生活質量與探尋個體價值方面的投入和關注相對較少，因此其家庭與休閑觀念弱于優勢階層。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的階層差異演變特征也基本符合現代化理論對于觀念變化趨勢的論斷。

本研究聚焦于觀念變遷，全面展現了近三十年我國民眾的工作—生活觀念變遷過程以及群體差異，對于理解中國加速轉型時期的社會心態以及研判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價值。首先，本項研究既為現代化過程中價值觀念變遷理論提供了中國例證，也進一步補充與豐富了有關我國社會轉型理論中關于生產與生活觀念轉變的研究文獻，這是本項研究的學術價值所在。其次，本項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國人觀念已經或正在經歷“生產中心”觀弱化、“生活中心”觀漸強的趨勢特征，這一趨勢推動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因此該研究為十九大報告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科學判斷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數據支持和直接的微觀證據。最后，本項研究蘊含著為中國社會政策制訂和實施提供學理指引的政策意義，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我國社會服務和福利政策設計應以響應家庭生活需要為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