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奎嶺說AI不會搶飯碗？孫玉良：不信，應研究AI時代再分配制度

文｜孫玉良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討論再度升溫。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丁奎嶺代表的一番話，引發了輿論場的廣泛關注。丁奎嶺代表認為，AI不是來搶飯碗的，所有的工種都不會被AI取代。人工智能并非簡單的替代者，而是賦能者。

這一觀點代表了科技樂觀主義者的主流看法。然而，我對此還是有不同意見，不太相信丁代表的預言。在我看來，現在已經有一些工種因為AI的到來退出了歷史，相比于安撫公眾情緒，我們更應該認真研究AI時代的再分配制度。

第一，歷史的經驗，未必能解決未來的難題。

丁奎嶺代表的觀點，在歷史中確實能找到依據。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珍妮紡紗機讓無數紡織工人失業，但最終工廠的煙囪比倒下的織布機更多；汽車普及后，馬車夫消失了，卻催生了龐大的汽車產業鏈。

然而，前幾次工業革命，本質上是對“體力”的延伸和替代，人類的“智力”依然是核心生產要素。但這一次的AI革命，劍指的是“智力”本身。當AI不僅能寫詩、編程，甚至能初步具備診斷疾病、分析法律案例的能力時，那些曾被視作“避風港”的腦力勞動崗位，也開始變得岌岌可危。

如果連白領、金領階層都在被大規模替代，那么“新崗位”究竟會在哪里出現？如果AI自己就能形成閉環，資本完全可以用“算法+機器人”替代“算法+人類”，那么未來留給普通人的空間，可能比我們想象的狹窄得多。

第二，AI不會失業，但“人”可能會。

丁奎嶺代表或許是從科研的角度，看到了AI帶來的無限可能；但我更多是從社會學的視角，看這場技術狂歡下的陰影。科技發展的成果，從來不是自動平均分配的。歷史上，每一次技術躍遷都伴隨著財富的再分配。蒸汽機成就了工廠主，互聯網成就了平臺巨頭。在AI時代，掌握算法、數據和算力的頭部企業，將成為最大的贏家。生產效率的提高，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大概率會進一步向少數資本和技術精英集中。

如果這一趨勢得不到遏制，就會出現一種可怕的場景：一邊是GDP的增長、股市的繁榮，另一邊卻是大量失業人口的徘徊。我之所以強調“不相信”，正是因為已經看到了這種結構性矛盾的苗頭。當社會的消費能力因為大規模失業而枯竭時，AI生產出來的商品又能賣給誰？這不僅是公平問題，更是經濟循環的致命隱患。

第三，與其回避焦慮，不如直面“再分配”這一核心命題。

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在“充分就業”的假設之上。但如果未來社會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參與“生產”，那么如何讓不參與生產的人也能有尊嚴地活下去，就成了必須面對的課題。這或許意味著我們需要更超前的思維：第一，探索“機器人稅”或“數據稅”： 當機器人取代了人類的工作，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稅，用于補貼失業人口，是否是一種可行的思路？第二，完善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討論，無論是否工作，每一個公民都能獲得一份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這聽起來像烏托邦，但在AI高度發達的未來，這可能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成本；第三，重新定義“勞動”與“價值”，當物質生產被AI接管，人類的精力可以更多地投向人文關懷、藝術創造、情感陪伴等領域。但這些領域的價值，需要通過合理的再分配機制來體現。

丁奎嶺代表的樂觀，代表了人類對科技進步的向往；而我的“不信”，更多代表對普通人生存狀態的關切。與其急于告訴大家“不會失業”，不如正視這場革命的顛覆性。AI時代帶來的最大挑戰，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我們的社會制度能否跟上技術的步伐。只有未雨綢繆，研究如何讓科技的紅利公平地惠及每一個人，而不是讓焦慮在沉默中積聚，我們才能真正有底氣地說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集體主義和共同富裕永不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