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思想客｜專訪鄧婷：溫州人為何成了意大利咖啡吧的新主理人？

【編者按】在信息加速更迭、知識生產面臨新挑戰的時代，深度思想的沉淀與傳播顯得尤為珍貴。《上海書評》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國辦公室基于這一共同關切，聯合推出“普林斯頓思想客”（Princeton Thinkers）欄目，旨在搭建一座連接全球學術前沿與中文公共討論的橋梁。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成立于1905年，是目前唯一一家在中國設立法人代表機構的北美大學出版社。它在出版方面奉行最高的學術標準、包容性以及多樣性，自2017年進入中國以來，通過中國辦公室促進中外學者開展豐富多樣的學術對話，并使中國學者的優秀學術作品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更廣泛的傳播與討論。2023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榮獲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普林斯頓思想客”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及其在中國大陸代理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諾頓出版社等一流學術出版社的書目為線索，通過作者訪談、書評、主題書單等形式，致力于在思想譜系中定位當下議題，在本土語境中重讀世界著作，并在不同學科與文明傳統之間拓展對話空間。我們期待這是一張可反復探索的閱讀地圖，一次持續的思想邀約。

鄧婷

首期“普林斯頓思想客”關注的是：當被視為“意大利國魂”的濃縮咖啡（espresso）申請列入聯合國非遺名錄時，為什么在意大利街角最日常、最具象征意義的咖啡吧里，越來越多的espresso正由中國移民沖煮，由中國人經營？

《中式濃縮咖啡：當代意大利的種族博弈與共愉空間》（Chinese Espresso: Contested Race and Convivial Space in Contemporary Italy）一書圍繞這一悖論展開，提出關于文化歸屬、勞動分工與種族邊界的關鍵追問：誰有資格代表“意大利性”？當移民接手本地傳統行業時，城市生活的秩序與人情網絡如何重塑？該書作者、美國布蘭迪斯大學人類學系學者鄧婷以博洛尼亞為核心的民族志，細致揭示了2008年經濟危機后華人咖啡吧迅速擴張的機制，并進一步把“中式濃縮咖啡”作為觀察后殖民、后現代城市多元社會的窗口。

《中式濃縮咖啡》英文版由外文圖書進出口公司及相關零售商在中國大陸銷售，中文版將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上海書評》聯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中國辦公室，特邀本書譯者、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倪燕萍采訪了鄧婷。在以下訪談中，鄧婷介紹了意大利咖啡吧的溫州主理人是如何依托互惠而靈活的家庭勞動力，從本地居民處學習并內化地方知識，在被視為“他者”的同時，承擔起本地的傳統角色。

《中式濃縮咖啡：當代意大利的種族博弈與共愉空間》，鄧婷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264頁

您的這本民族志生動記述了在意大利經營咖啡吧的華人移民的經歷。關于這項研究的靈感來源，您提到是在訪學期間了解到“華人經營咖啡吧”這個現象，并迅速決定將此作為博士論文課題。當時具體是什么讓您著迷？

鄧婷：這其實和我自己早年在意大利的經歷相關。2005年，我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小城市訪學。那時候，留學生和當地華人移民仿佛生活在兩個平行世界。朋友說，我們所在的小城里“至少還有一百多個中國人”，只是他們大多在工廠做工，平時幾乎不會出現在街頭。我的一些意大利朋友也常說，華人是“隱形”的，不太與當地人打交道。

在我博士論文選題期間，我的導師偶然提到，他有一位意大利朋友家附近，有家中國人開的咖啡吧。我當時很震驚，因為在我的認知里，咖啡吧是意大利日常城市文化的核心空間，從早到晚都有意大利的男女老少在那里社交、閑聊，而身處社會邊緣的“隱形”的華人移民，怎么會去經營這樣一個象征性極強的城市文化空間？我也留意到意大利媒體略帶調侃的報道背后所隱含的警覺甚至焦慮的語氣。比如，有一篇報道大大的標題下寫著：“明天，這家百年咖啡吧就要開始講普通話了。”于是，我請一名當時在博洛尼亞讀研的朋友，在他熟悉的街區做了一次簡單的走訪。結果，他在步行范圍內就標出了二十來家華人經營的咖啡吧。我這才意識到：在意大利，華人經營咖啡吧絕不是零星的個案，而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文化現象。我不禁發問：一個常常不被看見的移民群體，怎么會進入這樣的核心文化空間？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就是我的博士論文所要研究的課題。雖然當時我對這一問題的理論框架還不夠清晰，但民族志層面上的研究問題已經非常明確：一個長期被視為“他者”、往往疏離于主流社會生活的移民群體，為何以及如何能夠進入當地文化的核心空間？

博洛尼亞拱廊下的咖啡吧招牌。背景中藍底白色的“T”標識表明該店同時銷售煙草制品。（本文意大利咖啡吧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能否描述一下“華人經營咖啡吧”這個現象背后的歷史緣由？為什么意大利人退出，華人能接住？而在接手的華人群體中，為什么溫州人尤其看中這個行業？

鄧婷：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首先，意大利的傳統咖啡吧-——以及那些家庭經營的傳統小餐館——在過去的十多年都經歷著大規模的關門潮。這一現象的背后有很現實的人口問題。咖啡吧的老板大多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從意大利南部或周邊農村進城的第一代移民家庭。他們用務工的積蓄，開一家小店，做點小本生意。咖啡吧門檻比較低，技術要求不高，還能兼賣零食、公交票，代收水電費，有些甚至還附帶棋牌室。如今，這批咖啡店老板年紀大了，陸續到了退休年紀，而他們的子女大多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不愿像父母那樣生活，每天守在店里十幾個小時。這些咖啡吧面臨的局面只有兩種：要么結業，要么轉手。那轉手賣給誰呢？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很低，而且很少有年輕人愿意進入這種工時很長的自雇型行業。真正有可能接手的，往往是外來移民，尤其是那些愿意從事勞動密集型、自雇式小本經營的群體。

意大利咖啡吧的自雇式家庭經營，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習慣，更是一種生存策略。這一經營模式意味著，老板的家庭可以依賴自家的勞動力，通過“自我剝削”來壓低經營成本，以極微薄的利潤率維持生計并實現盈利。這恰恰是星巴克等大型連鎖品牌在意大利難以進入大眾消費市場的關鍵原因。

接手咖啡吧的華人家庭，大多已經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有的早年在工廠做工，有的則是流動攤販。他們在經過了早期的資本積累之后，希望能開一家屬于自己的小店，做點小生意，就像之前的許多意大利農村移民在城市扎根后，通過開咖啡館營生一樣。另外一些原本從事其他小生意的華人，在2008年經濟危機的沖擊下，不得不尋求行業轉型。這時候，大量待售、行業門檻較低的傳統咖啡吧，就成為了這些華人的商業契機。此外，大約在2003年，意大利出臺了一項新法律，允許咖啡吧內設置老虎機。這一政策相當于為咖啡吧增加了一項幾乎無需額外勞動成本的收入來源，也進一步提升了此類咖啡吧的吸引力。

位于市郊居民區深處的一間“傳統”咖啡吧內的棋牌室。該店自六十年代末開始營業，主要顧客為常年居住在附近的退休工人及新近到來的外來移工。過去，臺球是這類咖啡吧里常見的娛樂項目；如今，越來越多的臺球桌被老虎機取代，后者成為此類咖啡吧的標配。

那為什么接手咖啡吧的華人中，溫州人居多？一個很直接的原因就是，溫州人本來就是意大利華人的主體。溫州人移民意大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戰后；而改革開放以來，他們更是最早地大規模前往意大利務工和經商的華人群體。我也碰到過來自國內其他地區的華人經營咖啡吧的案例，不過數量上沒有那么多。大量溫州人進入咖啡吧行業，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咖啡吧所依賴的自雇式家庭經營模式。溫州人移民歐洲，通常以家庭為單位，而他們從事的行業或經營的生意，也大多是“夫妻店”或“全家店”的模式，恰好與意大利傳統咖啡吧的運作邏輯高度契合。相較之下，其他的一些移民群體，有的以男性單獨移民為主，有的則可能因為文化或宗教原因，女性較少公開參與店鋪經營，也就很難提供足夠的家庭勞動力來支撐長時間營業的咖啡吧。再加上，在咖啡吧這樣的服務行業中，有效利用女性勞動力站在吧臺后面吸引顧客，本身也是一種常見的經營策略。

說到溫州人，很多人會聯想到一種刻板印象，比如“溫州人會做生意”“天生有經商頭腦”。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溫州模式”，到后來遍布全國乃至全球的溫商群體，確實有相當多的溫州人從事著各種形式的商業活動。然而，如果把“溫州精神”簡單地歸結為某種固有的地域文化特質，其背后更為復雜的社會經濟結構、歷史條件與政策環境，往往就會被掩蓋。有一次，我跟隨一名意大利華人訪談對象返鄉，在溫州瑞安的農村見到了她的阿姨。她的阿姨告訴我，她原本護照簽證都辦好了，準備像兄弟姐妹一樣去意大利，不過最后并沒有成行。她驕傲地告訴我：“因為我兒子有出息，已經在讀研了，以后還要考公，當公務員，我干嘛還要出國做工，賺辛苦錢？”

這位阿姨的話點破了一個關鍵：所謂“溫州人愛做生意”，與其說是某種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不如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那些缺乏其他社會上升通道的人們所做出的生存選擇。溫州地區素有 “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說。在這樣的地理約束之下，小手工業與經商活動成為重要的謀生方式。長期以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得不背井離鄉，在外地乃至海外尋找生計與流動的可能。類似地，在意大利，溫州人經營咖啡吧的現象，也并非源于某種“文化基因”，而是多重結構力量交匯的結果。意大利社會的老齡化與產業更替，華人移民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力組織方式與經濟理性，再加上一個恰到好處的歷史機遇窗口，多重力量的匯合，才形成了“意大利人退出，華人接住”的局面。這并非簡單的族群替代，而是意大利人口和經濟結構轉型與移民能動性交匯的結果。

至于未來會不會發生變化？當然有可能。隨著華人移民后代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確實會有一部分人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離開這一行業。然而，當下的意大利社會面臨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水平較低以及職場隱形天花板等結構性問題。一部分華人后代即便擁有高等教育的學歷，也未必能夠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中謀得與其期望相匹配的出路和發展空間。我認識不少本科主修經濟、法律、心理學，或是畢業于音樂學院的華二代，都在短暫進入白領職場之后，重新回到了自由度和收入往往更高的咖啡吧或其他自雇式家庭經營的生意之中。

您的研究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華人經營咖啡吧時，并沒有將“中國性”作為賣點，反而需要弱化族裔可見性、努力復制本地口味與社交規范。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否影響了華人吧主們的“選店”策略？

鄧婷：這也是我最初研究興趣的一個關鍵點。在傳統認知中，海外華人的經濟活動往往被歸入所謂的 “唐人街”模式或族裔經濟的框架——例如用紅燈籠等帶有刻板印象的中國符號來吸引顧客的中餐館或雜貨鋪。意大利華人經營的咖啡吧則不同。在我看來，這是海外華人群體首次將居住國的核心文化產品作為自身的主要謀生手段。他們售賣的不再是“中國性”，而是“意大利性”。Espresso（意式濃縮咖啡）是和意大利國家身份認同和公共生活深度綁定的文化符號，意大利政府甚至正在為espresso申請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采訪過的華人咖啡吧老板對此有著非常清晰的認知。他們普遍認為，咖啡是“老外的東西”，所以“要按老外的習慣走”。這意味著他們在口味制作、服務方式乃至日常社交規范上，都會盡量貼近本地顧客的期待，而不是簡單套用華人自身的文化邏輯。這種意識也直接影響了華人的“選店”策略。在創業初期，尤其是第一代移民首次購買咖啡吧經營時，他們往往更傾向于選擇那種比較傳統的咖啡吧。

所謂的“傳統”咖啡吧往往具備幾個典型特征。首先，它們擁有相對固定的客源，每天光顧的常客往往以退休老人和移民勞工為主。這些顧客的日常社交生活往往圍繞咖啡吧這一空間展開。他們不會因為一杯咖啡的口味瑕疵，或者老板的華人面孔，就輕易離開。這種高度穩定的常客網絡，為新接手的華人經營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客源保障。其次，這類咖啡吧的經營項目相對簡單，主要包括以espresso和卡布奇諾為主的咖啡飲品，幾種基礎的含酒精飲品、早餐面包、簡單的意式三明治等，無需復雜的創意調酒或特色餐食。這種相對簡易的產品和服務清單，讓新的經營者能夠快速上手。更重要的是，這些常客通常只點自己熟悉的產品，他們不期待，甚至不歡迎創新。正如我在書中所描述的，華人老板在購店時接手的，并不僅僅是一家咖啡吧的經營權，而是一整套已經運轉成熟的配置系統。這包括店面的空間布局、家具設備，也包括供應商網絡、固定客源，甚至咖啡吧內部既有的社交氛圍。新的經營者大可以沿用原有的咖啡豆供應商、酒水供應商、烘焙店的關系等。這種整體接手的模式大大降低了行業準入的風險與門檻。我在田野中發現，很多華人老板甚至會刻意避開那些需要更高“文化資本”的咖啡吧，比如主打創意調酒、面向年輕顧客、強調創新的新式咖啡吧，因為這樣的咖啡吧空間意味著他們必須具備更深層次的對本地文化的理解以及社交資本。

一間靠近主要交通樞紐的咖啡吧。該店自九十年代開始營業，主要顧客為附近居民、上班族及途徑的過路客。華人老板接手后，保留了原有的空間布局與內部裝修。

從產業層面看，華人接手咖啡吧的現象同樣得益于意大利高度成熟的咖啡產業體系。意大利的咖啡吧所銷售的咖啡以espresso系列為主。咖啡烘焙商多為中小型企業，通常在本地及周邊地區銷售咖啡豆，向各家咖啡吧提供已經烘焙好的配方袋裝咖啡豆，同時配套供應espresso咖啡機等設備，并提供上門維修與技術支持服務。這是一個高度細分的供應體系。咖啡吧的經營者其實只是咖啡機的“操作者”，處在整個咖啡供應鏈的最后一環。華人經營者往往只需在親友或烘焙商的指導下學會如何操作espresso咖啡機，而無需掌握咖啡豆產地、拼配或烘焙工藝等更為復雜的專業知識，便可以為顧客制作出符合其預期的咖啡。也就是說，咖啡供應終端的高度標準化降低了咖啡吧經營的技術門檻，使咖啡知識相對有限的自雇式經營者也能迅速上手。也正是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下，以家庭自雇勞動力為主的傳統咖啡吧才得以遍布意大利的大街小巷，覆蓋咖啡消費的大眾市場，為意大利居民提供高度標準化且價格親民的咖啡及其他日常消費產品。

您在書中著重描述了咖啡吧作為社交空間這一屬性，以及不同族裔群體在此的“共愉”（conviviality）動態。能否為我們談談“華人-—意大利人—其他外來移民”這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此外，為什么咖啡吧里的“共愉”無法延伸到店外呢？

鄧婷：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用“擰巴”來形容——互相看不上眼，卻又誰都離不開誰。意大利人作為主體民族，其實有著很強的國家身份焦慮。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意大利統一于十九世紀中葉，相較于英法等其他主要歐洲民族國家，建國時間相對較晚，且南北差異巨大，地方主義盛行，長期以來難以確立一種清晰而統一的民族認同。意大利統一時期有句名言：“我們已經創造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意大利人。”早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統治時期，意大利政府就試圖通過推廣時尚、電影等物質文化來建構國家身份認同。二戰以來，隨著 “意大利制造”的崛起，這些物質文化更是成為意大利重要的國家名片，與所謂的“意大利性”深度綁定。然而這種建立在文化獨特性基礎上的身份認同，卻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巨大沖擊。當資本、商品、人員都在加速流動時，“什么才是真正的意大利文化”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不少意大利人把大量涌入的外來移民看作文化上的“入侵者”。他們對不同的移民群體有著各種各樣不實的刻板印象：比如，中國人只知道工作，不會生活，中國人的店總是開著，而且錢的來路不正；又比如，北非移民都是 “毒販子”，東歐女性都在從事性交易，等等。他們似乎需要通過對移民這一“他者”的刻板化想象來映照自身獨特的民族性和優越感，及其身份認同的文化合理性。這也呼應了薩義德所講的“東方主義”—— 所謂西方，是通過東方這面鏡子來認識和界定自己的。另外，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大量中資的進入，意大利社會對中國人的情緒也變得更為復雜。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羨慕嫉妒恨”：既羨慕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華人的掙錢能力，又不滿于“為什么錢都被華人賺走了”。而這種情緒的背后，其實是意大利本土經濟長期停滯、機會有限的現實。

華人咖啡吧里的日常互動看似融洽，卻很難延伸到店外。這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對華人經營者來說，咖啡吧主要是一個謀生的場所。他們每天在店里工作十幾個小時，下班后更希望回歸家庭或華人社群，做自己舒服和感興趣的事情，而不是繼續迎合意大利顧客的喜好。有訪談對象很直接地說，“每天上班對著他們已經很累了，下班以后不想再看到他們”；也有人表示，自己和“老外”的興趣愛好都不一樣，玩不到一起去。

當然，結構性的因素也很重要。華人經營的傳統咖啡吧，大多是以男性為主的工人階級社交空間，其主要顧客群體也多為男性退休工人和移民勞工。我的一個訪談對象表示，她起初對“老外”抱有一種“美好的想象”，以為他們都知書達理、素質很高，但在家里經營咖啡館之后，她才發現“老外”并沒有她想象中那么好。她告訴我，她店里的很多“老外”成天喝酒、亂花錢、不顧家，而且舉止粗魯。這種認知上的落差，使他們在下班后并不愿意將店內那種表面的“共愉性”延伸到店外。而且，咖啡吧的華人經營者多為第一代移民的年輕子女，而他們的顧客往往年齡偏大，在人生階段和社交圈層上本就很難重合。再加上華人移民的家庭式經營模式非常依賴族裔內部的親屬與社會網絡，跨種族婚姻往往被視為對家庭穩定性以及家庭式經營模式本身的潛在挑戰。

一間咖啡吧門前坐滿了前來消磨時間的老人。遍布街區的“傳統”咖啡吧是許多老人日常社交的重要場所。

是否存在最觸動你的“共愉”瞬間——即便是囿于咖啡吧內？若有，這個瞬間如何改變了你對社區融合的理解？

鄧婷：最觸動我的瞬間，大概就是我在書的“間奏”部分所描寫的“抓賊”的一幕。在那次事件中，華人老板和來自不同族裔的顧客確實體現為一種跨族裔的社群（community）。當時，華人老板與兩名南亞小伙一起沖出去抓住小偷，回來后又接受了在門口翹首以盼的全體在場顧客的關心和歡呼，這件事也隨即成為整個社區的焦點話題，每個人都在津津樂道。我由此看到了一種強烈的社區認同，以及這種跨族裔的團結和互助是如何在某個具體事件里被激發和見證的。

還有一次是我自己的經歷。剛進田野時，我往往不好意思與那些中老年男性顧客主動搭話。直到有一次，我意外骨折，胳膊打著石膏回到我走訪的一家咖啡吧。沒想到，那些之前從來沒和我說過話的顧客都會圍過來，關心我的傷勢，告訴我他們早就注意到我，只是不想唐突地與我說話。那個田野中的小意外，反倒成了一個重要的“破冰”時刻，讓我感受到一種非常樸素的、直接的人際聯結。

比較可惜的是，這種以咖啡吧為社交中心的街區文化（community culture），正在逐漸成為一種過時的生活方式，慢慢走向衰落。對意大利的許多老人來說，他們的日常社交生活仍然圍繞著離家步行范圍之內的街區咖啡吧展開；但是，對很多年輕人而言，日常社交早已脫離了居所所在的街區，而是更加流動和分散。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意大利，在很多歐洲城市都比較常見，也呼應了項飆老師所提出的 “附近的消失”。

一名顧客在閱讀當天的報紙。許多意大利中老年人仍保留著每天在咖啡吧翻閱報紙的習慣。

本書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與“共愉”交織的概念是“種族”（race）。您曾提到，歐洲和北美的“種族”話語空間有較大的差異，能否展開談談這方面的觀察與理解？

鄧婷：在美國，幾乎一切都可以和“種族”掛鉤。一開始，這對我也是很大的文化沖擊。我發現無論填什么表格，總有一欄要你選擇種族，人口和社會學統計也會把“種族”作為一個重要分類。這種把種族標簽制度化的做法，我在中國和歐洲都沒有遇到過。我的意大利同事也有類似的文化沖擊，有人甚至直言這一分類本身就是一種種族主義。

意大利的公共輿論很少直接使用 “種族”這個概念，很多人認為種族只是“美國的問題”。官方人口統計通常只詢問國籍或原籍國，而不會按照人種分類。但這并不等于種族主義不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意大利，更常見的是一種“文化種族主義”（cultural racism）。比方說，你不會聽到有人說“你是黃種人”，但會聽到 “你們中國人都是這樣，我們意大利人都是那樣”這樣的話。在這種話語中，文化成為一種具有本質化，甚至種族化屬性的概念，仿佛是刻在基因里的、與生俱來的特質。按照這樣的邏輯，一名華人無論在意大利生活多久，都很難被視為 “意大利人”。與美國社會常見的 “華裔美國人”（Chinese American）這一融合性身份不同，“華裔意大利人”這樣的概念在意大利幾乎不存在，至少很難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意大利的種族主義往往更為直接，其表達也更為“坦然”，因為很多人并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話語或行為是種族主義的。比如，有人會當面說：“你們中國人都很勤勞。”這句話未必帶有惡意，甚至聽起來像是一種夸獎，但其實暗含了一種種族化邏輯，用以合理化“我們不一樣”的區隔。這也恰恰反映出意大利社會在文化與種族概念上的批判性意識相對不足。我的不少亞裔美國人朋友，在去過意大利之后甚至表示，意大利是他們去過的“最種族歧視的地方”。通過對比美國和意大利對“種族”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我們可以看到，種族主義往往并非以同一面貌出現，而是以高度本土化的方式呈現。

有趣的是，盡管外來移民群體身處社會邊緣和種族等級結構的底層，他們也在主動建構和挑戰既有的種族敘事和等級秩序。我在田野中常常聽到華人移民表示，華人在意大利的成功，源于華人比意大利人和其他國家的移民都更加勤勞。我也聽到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抱怨“意大利人太懶了”，同時稱贊 “中國人很勤勞”。這些敘事一方面挑戰了意大利既有的種族等級秩序，但另一方面，也復制了那種把移民群體種族化的文化本質主義邏輯。總體來看，我發現意大利華人關于種族的理解和話語實踐呈現出一種自成體系的混雜形態，融合了他們在中國社會中形成的經驗和認知，也吸納了他們在意大利習得的本土經驗，既有對現有的種族等級秩序的賦值，也有挑戰。

作為一個華人，您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是否有過某些負面經歷？若有，這些經歷是否影響了您分析和書寫種族故事的視角？

鄧婷：當然有。我分享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經歷吧。我當時剛剛上一輛公交車，有一名黑人男性也在同一站上車。他穿著西裝，拉著登機箱，看起來像是商務旅行。上車后，我們都站在司機背后的位置。他用英語很客氣地向司機問路，但是司機的反應很大，態度十分惡劣地沖著他用意大利語喊“聽不懂”，并且抱怨他為什么不學意大利語。然后，他好像情緒有些失控，突然對著我大喊大叫，說：“你來我們國家，學我們的語言了嗎？”我當時覺得非常莫名其妙，因為我從頭至尾是一個旁觀者，并沒有說一句話，卻因為我的華人面孔被卷入其中。

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并沒有那么在意那名司機對我的言語攻擊。對我而言，田野中負面的經歷，也可能是寶貴的田野素材。但當時我就在想：如果站在那里的，是一個在意大利出生、長大的華人移民二代，他或她又會怎么想？會不會立刻意識到，無論自己多么本地化，意大利語多么流利，在很多意大利人眼中，依然會因為一張華人面孔而被視為 “他者”？這種日常的、細微卻持續的排斥和“微歧視”（microaggression），是否會提醒他們，自己或許未必真正屬于這個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身份認同？

其實，種族歧視在我日常的意大利生活中并不罕見。我也會和一些華人二代分享我的這些經歷，并激發他們來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他們的分享中有遭遇校園霸凌的經歷，承受心理創傷的記憶，身份認同的困惑，但同時也有在結構性的排斥之中不斷摸索生存策略、重塑身份認同的努力。

一間華人經營的咖啡吧兼紅酒吧。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定位更高端的咖啡吧市場，主要面向城市中產階層及專業人士。

您提到的這部分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移民，如何理解他們和祖籍國的關系呢？

鄧婷：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想舉個例子來解釋。去年，我采訪過普拉托（Prato）的一家服裝公司。老板是一對三十多歲的華人夫婦。兩個人都屬于一點五代華人移民，十來歲的時候隨父母移居意大利，一直持有中國國籍。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十四歲的女兒，一個十一歲的兒子，都是在意大利出生長大，算是移民三代，但是都還是中國公民，因為意大利并不像美國那樣有出生公民權。出生在意大利的移民子女必須要等到年滿十八歲，才能選擇是否加入意大利國籍。我問那個十四歲的女孩：“再過四年，你就可以選國籍了。到時候打算入意大利籍嗎？”她毫不猶豫地用流利的普通話回答：“當然不入了。”我問她為什么，她說：“哪怕我拿了意大利籍，意大利人也不會當我是意大利人，到時候我也不是中國人了，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對她的回答印象非常深刻，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已經在認真思考“我是誰”的問題。

雖說每個人的個體經驗和認知各有不同，但據我了解，這種強烈的華人身份認同，即便在意大利的華人“三代”中也相當常見。不過，這種認同有別于中國國內意義上的國家認同。正如那個女孩后來所強調的，她是“意大利的中國人”，更具體地說，是“普拉托的中國人”，和其他地方的華人群體并不完全一樣。這是一種獨特的離散的（diasporic）身份認同，既與祖籍國保持著情感上的聯結，又深深扎根于移民群體的本地經驗和實踐之中。

您的觀察密切呼應著當下學界較為關注的“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的議題，不僅記錄了持續的跨國流動，也深入剖析了全球化進程中的悖論和摩擦——比如本書的原英文標題“中式濃縮咖啡”（Chinese Espresso）。能否談談您對于“全球”的理解？

鄧婷：我就從“全球中國”（Global China）這個概念本身談起吧。近年來，“全球中國”作為一個研究議題成為歐美學術界的顯學，反映的是中國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后的經濟崛起和地緣政治重塑，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關注，甚至某種程度上的焦慮，其中也包括 所謂“中國威脅論”的敘事。不過，在我看來，中國從來就是全球性的，這并不是一個新近出現的現象。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即便是在相對封閉的年代，中國民間與外界之間的商貿往來與人員流動也從來沒有真正中斷過。可以說，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是一種持續性的歷史存在，而這種全球性與海外華人密切相關。正如歷史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他者中的華人》一書中所寫的：“無論是脫離華人移民史的中國史，還是脫離中國史的華人移民史，都無法構成一個完整而自足的研究領域。”

孔飛力著《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

因此，我始終嘗試在自己的研究中嵌入一種全球性的視角。這種全球史觀提醒我，任何個案都不應被孤立看待，也不應以單一的文化視角去理解，而是要放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情境中，并引入比較的視野來分析。比如，華人經營意大利咖啡吧這一現象，就是我剛才說到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窗口中，在地方和全球多重尺度的交織下，多種結構性力量匯合的結果。回顧歷史，海外華人也從來不是只開餐館、做貿易，或者販賣某種“中國性”。比如，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華人男性經營的洗衣店在美國十分常見。這一現象的背后，是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排華法案所帶來的就業限制，以及美國白人性別化的勞動分工觀念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一種特定的結構性機會。而華人洗衣店后來逐漸消失，同樣也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包括家用洗衣機的普及，以及華人子女的階層上升等。

再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不少意大利華人往往將華人群體的經濟成功以及中國的崛起，歸因于中國人吃苦耐勞等所謂的文化品質和價值觀，也就是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一分析框架在學界其實也有一定的位置。文化視角固然重要，不過文化決定論往往會遮蔽其背后的結構性條件與運作機制。如果我們引入比較性的視野，去觀察和了解其他移民群體，就會發現，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但處于相似社會階層，并面對相似結構性約束的移民群體，往往會發展出類似的生存策略，動員類似的族群資源，并展現出類似的主體性。這種共性，顯然無法用文化本質主義來解釋。所以，在研究中跳出民族中心主義，跳出一種“中國中心”的分析框架，往往會有助于我們更接近問題的結構性本質。

我所理解的 “全球中國”，是一個多方向、多維度展開的過程，既有自上而下的國家敘事和宏觀結構，也有自下而上的個體經驗和草根敘事。目前關于“全球中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家資本、經濟秩序與地緣政治等的宏大議題。很多海外華人的微觀實踐，比如我研究的在意大利經營咖啡館或者從事快時尚生產的華人，同樣構成了“全球中國”的另一個重要面向。這些海外華人，既是 “全球中國”的親歷者，也是自下而上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一位華商曾對我直言，華僑和中國的關系就像“一根繩上的螞蚱”。這里既有民族情感，也指向一種非常現實的利益共生關系。雖然海外華人并非千人一面，但其經濟活動、跨國網絡、文化消費、身份認同實踐，包括其中的差異性與復雜性，都構成理解“全球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我們如何在今天的全球語境里看咖啡吧的演變？比如，咖啡館在中國，華人咖啡在意大利，如何并置起來看這兩個現象？

鄧婷：咖啡的全球流動從未停止，咖啡館的變遷也始終與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連。我昨天才聽說，國內的咖啡連鎖品牌，好像是瑞幸，已經開到了紐約，聽說價格比星巴克便宜得多，好像也有計劃來波士頓開分店。

瑞幸vs星巴克

雖然各國都有自己的咖啡文化，但是咖啡作為一種經濟作物，其主要產地幾乎都位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歐洲前殖民地，再從那里流向位于“全球北方”的消費市場。現如今的咖啡全球商品鏈，歸根到底，根植于歐洲的現代殖民擴張史。所以，盡管espresso是意大利極具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卻無法繞開一個事實，也就是意大利本身并不生產咖啡豆，而所謂的意大利咖啡文化，與其在東非的殖民史密不可分。

不管在歐洲還是中國，早期的咖啡和咖啡館都與“現代性”緊密相連。十七世紀的早期歐洲咖啡館，是哈貝馬斯所說的新型公共空間，代表著一種新興資產階級男性主導的市民文化。這些咖啡館后來也成為啟蒙運動時期傳播進步思想和革命理念的重要場所。在意大利法西斯時期，新改良的espresso咖啡機更是被視為未來主義所推崇的“速度”與現代性的象征。在中國，咖啡同樣與現代性的想象交織在一起。在我的記憶里，直到九十年代，咖啡還是一種相對稀罕的舶來品。除了上海等大城市中延續民國咖啡館記憶的“老克勒”文化外，對生活在中小城市的普通家庭而言，更常見的是雀巢速溶咖啡。后來，逐漸普及的那種帶簡餐的“上島咖啡”成為我和其他假期返鄉的同學聚會敘舊的地方。再后來，是星巴克在中國市場的擴張，以及近些年中國本土咖啡連鎖品牌的興起以及“咖啡熱”的出現。很長時間以來，咖啡是洋氣的、城市的、現代的、“小資”的。即便到了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下，咖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代表著一種年輕中產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符號。

太原的上島咖啡

不過，盡管咖啡在兩地都與城市現代性密切相關，中國和意大利的咖啡文化形態卻并不相同。在意大利，咖啡吧長期以來是一個男性主導的社交空間。以espresso為核心的傳統咖啡吧，更是與意大利二戰后的人口遷徙和工人階級市民文化深度交織，成為日常公共生活的重要場域。而在中國，咖啡館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女性主導的消費空間。即便如今咖啡價格已趨于日常化，咖啡依然與城市中產階層的現代性想象緊密關聯，承載著時尚、精致與自我提升等象征意義。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茶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商業語境中，茶似乎表達著一種男性氣質與權威感。很多男性企業家的辦公室里，都會擺放一張茶桌，用于商務接待與人際交往。另外，不僅華人在意大利本土復制咖啡吧的形態，意式咖啡文化也被一些華人帶回了自己的家鄉。在溫州、青田和福建等地，我們都能看到意式咖啡和咖啡館的身影。

這些對比恰恰說明，文化從來不是靜止不變的。咖啡作為一種全球流動中的物質符號，在不同群體、地域與歷史時刻，呈現出差異化的表達，映射出階級、性別與地方認同之間復雜而動態的互動關系。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咖啡館”與“意大利的華人咖啡吧”并置觀察，便會看到一條多線、回流、融合的文化路徑。

您最近的研究仍然關注著在意大利的華人移民，但從咖啡吧行業轉到了快時尚行業。這項研究與《中式濃縮咖啡》之間有哪些延續，又有哪些斷裂？

鄧婷：我對意大利華人快時尚行業的研究興趣，源于此前在研究咖啡吧時一些未能完全解答的問題，尤其是關于華人與其他移民群體之間的跨族裔互動關系。我在《中式濃縮咖啡》一書中已經對這一問題有所討論，但是在咖啡吧的特定場域中，這種互動關系主要是通過主客關系來體現，也就是華人家庭如何與作為顧客的非華人移民發生碰撞和交往。但是，我當時在田野的過程中也了解到，在紡織和餐飲行業，不少華人雇主會雇用來自南亞、非洲、東歐等地區的移民，并且已經出現了不少勞資糾紛。這種華人雇傭非華人移民勞工的現象，現在在美國也變得相當常見。比如，在中餐館或華人超市里，常常可以看到來自中美洲的移民勞工，通常做著薪資更低、更為底層的工作。所以，我感興趣的是，同樣作為身處社會邊緣的移民群體，華人移民與其他移民之間的種族與文化等差異，是如何與勞工關系交織在一起的，而這些差異又是如何在日常實踐中，或協商或強化的？快時尚行業正好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口，也延續了我此前關于跨族裔互動的研究興趣。另外，多國勞動力在快時尚產業中的匯聚，也讓我有機會以一種比較的視野，進一步探討不同群體之間對于“勞動”（labor）這一概念的理解和實踐的觀念碰撞，以及由此產生的族裔張力。

當然，咖啡吧和跨時尚這兩項研究之間也有著明顯的斷裂。咖啡吧是“散開”的，深入意大利社區和城市文化，而我所研究的華人在普拉托的快時尚行業，則主要集中在一個華人移民高度聚集的生產社區之內，其空間邊界更為清晰，與意大利主流社會的日常接觸也相對有限，從而體現出一種更為封閉、獨特的生存和勞動形態。

有趣的是，這兩個領域中的華人，在其移民歷程上其實彼此關聯。我訪談過的不少華人咖啡吧老板，早年都曾在普拉托或其他工業區的服裝外包廠做過工，或在街頭集市上兜售過快時尚產品。他們常說“做服裝太苦了”，而開咖啡吧、過一種更為體面的城市生活，則被看作一種“向上”的流動。所以，研究快時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到了許多意大利華人的移民“原點”。在普拉托這樣的紡織業中心，同時也是華人高度聚集的地方做研究，讓我得以追溯華人移民及其產業鏈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所經歷的深刻變化。如果說咖啡吧展現的是華人如何學習并“復制”意大利的核心文化形式，從而在當地社會中謀生與嵌入，那么快時尚行業則呈現出另一圖景，也就是華人移民如何建立并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一整套以“意大利制造” 為名的快時尚跨國供應鏈。這種主導性，是我在咖啡吧研究中未曾觀察到的。

您能分享一些在寫作、出版這本書的過程中的經驗嗎？您對海外訪學者有什么建議？

鄧婷：我希望這本書的讀者不僅限于學術界，也能夠擴展到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因此在寫作過程中，我有意識地在學術性和可讀性之間尋找平衡。我在中國出生長大，而我所寫的既是意大利文化，也是海外華人的經歷。很多關于咖啡或歐洲城市文化的歷史細節，對我而言，是在研究過程中掌握的新知識，所以我一開始會寫得非常細致。但當我把稿子交給來自歐美的導師、同事或朋友閱讀時，他們卻會指出，有些部分寫得過于詳細，因為在他們看來，那是“常識”。相反，一些我認為無需過多解釋的地方，他們卻覺得需要展開。這種反差也讓我意識到，讀者的文化背景知識不同，對文本的期待也自然不同。另外，由于我長期旅居海外，很多經驗已經內化，有時也會迷糊，分不清哪些是中國讀者知道的，哪些是英文讀者知道的。可以說，這本書的寫作過程本身，對我而言，也是一種跨文化實踐，同樣也拓展了我的視野，讓我重新審視并反思自身所處的位置和經驗。

這本書的成書過程并不算一帆風順。最終有幸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合作，整個出版流程清晰而高效，讓我感覺很安心。和我有過交流的幾家大學出版社都會關心一個問題：書稿與我的博士論文有何不同。在他們看來，未經修改的博士論文通常是達不到出版要求的。因為博士論文面向的主要是論文評審委員會，寫作時往往需要羅列文獻綜述來證明自己的知識儲備，難免就出現文獻堆砌的情況。而書稿的讀者則更加廣泛，也有更多的時間去打磨文本。書稿更重要的是講好一個故事，而不是向誰去證明什么。如今的這本書和博士論文相比，可以說是“面目全非”。比如，我的博士論文原本更側重于討論“族裔創業”（ethnic entrepreneurship）和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但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種族”（race）才是貫穿全書的一個核心維度。

同行評審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兩位評審人從一種“外部視角”出發，為我提供了非常中肯而細致的反饋。比如，其中一位指出，我需要更深入地與“歐洲研究”的相關文獻展開對話，而另一位則提醒我，需要同時“拉近”和“拉遠鏡頭”進行分析。這些意見促使我在呈現更細膩的民族志的同時，跳出具體案例本身，進行更宏觀的理論思考。換句話說，如果一個讀者對中國、意大利或咖啡本身都不感興趣，為什么還要讀這本書？這個問題迫使我直面許多人類學者都會遇到的那個核心追問——“那又怎么樣？”（So what?），從而讓書稿不止于個案描寫，而是能夠與更廣泛的人類學產生對話。

關于海外訪學，很難一概而論，因為個體差異以及對象國的社會環境差異都非常大。比如，我發現意大利和美國的留學生生活與體驗就很不一樣。除了少數位于大城市的大學，美國很多高校都在相對偏僻、公共交通不便的郊區或者大學城；而意大利和其他很多歐洲的大學往往與城市融為一體，生活便利，公共交通也相對發達。在美國，種族與族裔區隔相對明顯。華人和華人聚在一起，拉丁裔和拉丁裔聚在一起，也很少有人會質疑你是否 “融入”。但在歐洲，“融入”則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社會往往對移民抱有“融入”的期待。在我看來，“融入”這一概念本身就帶有居高臨下的主人姿態，是值得被批判的。每個人都應當擁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另外，對于初來乍到的留學生或者訪學的學者來說，自然會傾向于待在背景相似的中國人圈子里。這一點其實與其他類型的移民群體并無本質區別。畢竟，族裔社群往往是新近移民最主要的社會資源，能夠在情感支持、信息獲取、生活安頓等多個層面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環境。

當然，既然來到一個新的環境，不妨保持一份好奇心，多去探索與理解。把海外訪學當作一次難得的田野調查機會，不論是機遇還是挑戰，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經歷，都是田野的一部分，也都是寶貴的經驗和反思的契機。在這期間，可以試著做一個人類學意義上的“參與式觀察者”。與其問 “他們怎么這么奇怪”，不如思考“他們為什么不一樣”。這樣，我們或許能擺脫帶有審判意味的視角，更深入地理解某種現象在特定社會語境中的運作邏輯與因果機制。我覺得，這個過程本身就非常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