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基層“微腐敗”治理難的六大癥結

亦城亦鄉

作者：夏柱智

出版時間：2022年3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202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工作匯報，研究部署2026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會議強調，鞏固拓展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成果，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持續深化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集中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贏得群眾信任。

這是一項當前乃至今后非常必要且重要政治工作，也給全國各地持續整治鄉村基層“微腐敗”提供了明確方向與堅定信心。

“微腐敗”是基層權力運行中存在的違紀違法現象。近些年以來，中央持續加大力度，推進鄉村基層“微腐敗”整治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根據官方數據，2024年前三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現任或原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達7.7萬人，被立案的人數已超過2023年全年（前三季度4.6萬人）。2025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現任或原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達4.8萬人。

我國目前共有約50萬個行政村，近年每年查處比例如此之高，這意味著村微腐敗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不過，對這個現象應該作兩層理解：一是反腐敗力度加大，村級“微腐敗”越查越多，反映了中央的決心；二是現行村級腐敗并未得到根本遏制，仍然高發，大量村干部仍陷入“腐敗”旋渦。

在信息化社會的背景下，村基層“微腐敗”本應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實踐中未能得到及時處理與糾正，甚至陷入“屢查屢犯、邊整邊冒”的困境，啃食基層農民群眾獲得感，更是動搖基層治理根基，危害甚大。

那么，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基于筆者在全國多地鄉村的實地調查，這既源于基層治理體系的深層短板，也牽扯鄉土社會的復雜人情脈絡，具體可從六大核心癥結剖析。

其一，鎮村利益共同體固化，一定程度上形成攻守同盟。

鄉鎮對村級“腐敗”的事實是比較清楚的，一些老鄉鎮對村莊十分熟悉，比鄉鎮主要領導對村莊熟悉多了。然而鄉鎮對村干部的一些灰色空間是默認的，在鄉鎮治理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鄉鎮要通過一些灰色利益激勵村干部為鄉鎮辦事。農村集體經濟薄弱，鄉鎮有的時候還不得不，讓村干部通過“變通”做一點“小金庫”。但如果村支部書記公心不強、利欲熏心，這些“小金庫”常常造成村級權力失控。

脫貧攻堅期間，下鄉資源很多，規范很精細，監督力度很大，仍然出現了不少村級腐敗的案例。

在西部地區某村，村干部在一項村級養老項目中通過?虛列工程量等方式套取資金，幾乎沒有做實事。鄉鎮干部也知道，但因為這種利用政府項目套利的案例較多，農民也一般不知道其中的運轉，政府也就不打算深究了。況且，這些套取來的資金被默認用于集體公益事業，是不是正當用途或者被用于個人消費，這是農村集體“三資”監管的業務。

面對各類集體“三資”整治，或者換屆審計活動，這類賬目看起來規范，很容易過關，盡管稍微認真一點、到現場去看看，就知道這些項目很成問題。這種監督的隱秘機制讓村級“微腐敗”有了滋生蔓延的溫床。

其二，少數領導干部避責不作為，不愿、不敢大力推進整治。

基層“微腐敗”整治十分復雜，既需要較真碰硬的態度，也需要直面矛盾的擔當，但一些基層領導干部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責心態。一方面，部分干部認為“微腐敗”“事小影響小”，查處起來費力不討好，還可能影響基層的廉政形象，不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另一方面，整治“微腐敗”容易觸碰地方隱性利益，擔心引發連鎖反應，影響基層穩定。

一名老鄉鎮認為，目前鄉鎮90后年輕干部比例大且流動性很強，辦公室能力強，做群眾工作能力弱，不敢進村莊，也不擅長處理復雜的社會治理矛盾。盡管他們經常下鄉，但對接的往往是支書一個人，他們就沒有能力掌握村級治理情況，也就不敢觸碰類似矛盾，怕出亂子。

在中部地區的一個鄉鎮調研，某村是一個20年以上的“問題村”，支部書記連續多屆出問題，“微腐敗”普遍，涉及政策執行走樣、農村“三資”流失、群眾身邊不正之風等問題，等等。鎮里主要領導坦言，他們很早就清楚該村問題，口頭上也強調要嚴肅處理，也采取了嚴厲的行動，對現任村支書立案調查。實際上，效果并不好。人民群眾舉報一個事，解決一個事，舉報一個村，審查一個村莊，這類主動舉報是不多的。鄉鎮缺乏擔當主動解決普遍的問題，鄉鎮黨委往往強調帶頭人的作用，依賴于村支書的人品與能力，這個支書要是不合格，鄉鎮只能想辦法換一個，非常被動。

鄉鎮很難深入村莊、深入群眾去“選賢任能”，組織工作陷入了懸浮。鄉鎮深入村莊社會、研判復雜問題的能力大大下降了。

其三，熟人社會人情羈絆深，不得罪人文化盛行。

鄉村基層社會具有獨特的社會特征，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情網絡，讓基層監督陷入“兩難困境”。“不得罪人”的文化流行，不僅鄉鎮干部不得罪人，而且農民也不愿意得罪人。

村干部是土生土長的村民，在村莊里社會關系發達。鄉鎮查處一名村干部，可能牽扯整個宗族、鄰里關系，有可能牽涉他所在的“派性”組織，可能造成混亂的村治局面。普通村民即便發現村干部的腐敗問題，也擔心“告狀遭報復”，尤其是弱小家族或性格老實的農民，他們即使被村干部“欺負”，也覺得這是“正常”現象，因為他們認為“哪個村干部不腐敗！”。或是認為，都是熟人，“都是鄉里鄉親，沒必要撕破臉”，即使上級紀委來村請農民舉報腐敗行為，農民即使知道，也不愿出來。這讓基層監督失去群眾基礎。

在中部一個山區村莊，幾任村支書長期利用身份謀私利，有的時候謀取的是政府項目的好處，有的時候謀取的是村民小組和農民個人的私利，農民能數出的故事特別多。村支書會公開或暗示要求農民請客送禮，最少則幾條煙，否則拖拖拉拉或者不給辦。一個小村建祠堂，本來可以走正常程序審批，村卻不愿提供服務，村支書反而借查處“違建”權力上前索要上萬財物，村民不得不拿錢擺平。

這個村莊的村民手上證據確鑿，內心也十分痛恨，但只敢私下議論。即便紀委下基層調研，村民也不敢也不愿出來作證，怕得罪該村支書及其背后的勢力，畢竟紀委只是給了一個處分，而他們是長期的“鄰居”。這樣紀委干部即使相信這件事是真實的，也無法立案調查。農民從中得出的結論是，“這就是‘官官相護’，舉報是沒有用的”。

其四，農村空心化疊加農民政治冷漠，群眾監督嚴重缺失。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村青壯年大量外出務工，導致農村空心化問題日益突出，基層治理的群眾基礎被削弱，特別是一些有文化、有地位的村莊精英外流，讓一些腐敗的村干部有恃無恐，“微腐敗”問題得不到及時糾治。

在鄉鎮干部看來，村莊留守村民人數少，且多為老人、婦女和兒童。這類群體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對惠農政策、法律法規知曉度不足，難以識別村支書的“微腐敗”行為，即便自身權益受損也不知如何維權，也不敢維權。

調研發現大部分村民存在“政治冷漠”的情況，或者存在“搭便車”心態。

一個村莊，在2025年經歷了國家重點工程建設占地補償的糾紛。工程施工了大半年，農民土地被占面積，沒有得到測量，地上附著物沒有得到清點的問題。還有農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地有沒有被占、占了多少，也不知道補償標準和發放流程，農民知道的是其他村補償金早就到賬了，但自己還沒有。但絕大部分利益相關村民處于觀望狀態，不愿意出頭。他們等著幾個出頭農民在村微信群質問村委會，等他們打12345投訴。

還有一個村民小組，80畝集體水面資源曾長期被行政村拿走發包，長達幾十年，農民怨聲載道。但農民很少給上級政府反映問題，因為這是公共的集體資源，又不是一個人的資源，大家都想“搭便車”得好處，集體行動是很難的。

也就是說，事不關己，農民往往漠不關心。即使事關己了，也希望別人替他們出頭，別人出頭了成功了，他得好處，不成功，也是出頭人得罪人。

其五，少數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被混混、家族等勢力架空失去治理能力。

基層黨組織是整治“微腐敗”、引領基層治理的核心力量，但部分鄉村黨組織建設滯后，呈現軟弱渙散狀態。一些村黨組織書記能力不足、威信不高，難以凝聚黨員力量，對村級事務缺乏有效掌控；部分黨員干部黨性意識淡薄，自身紀律松散，甚至卷入村“微腐敗”的利益鏈條中，喪失先鋒模范作用。

更嚴重的是，少數村莊的黨組織被地方混混、宗族惡勢力滲透，甚至直接把控，黨組織、公權力，成為私器。這些勢力占據關鍵職位，把控村級資源分配、工程項目發包等關鍵環節，架空基層黨組織，讓“微腐敗”與灰黑勢力交織蔓延，整治難度大幅提升。

在一個軟弱渙散典型村，政府一直難以治理，原因就在于村支書這個位置，一直是“混混”占據，混混自身能力低、人品差，辦事不講規矩、打蠻講狠，農民群眾評價很差。但他的地位牢固，原因是他依靠關系、暴力和利益來團結村莊“關鍵黨員”，形成了派性，鄉鎮黨委也很難撼動。

一個老黨員稱村莊存在明顯的“家族黨”，“關系黨員”盛行，這已經有20多年，導致村莊政治生態惡劣，普通黨員、農民群眾對黨組織建設失去信心，反而長期的“混混治村”讓農民形成了一種新的認知，“不是混混，還當不了干部”。

混混掌控村支部的方式方法包括：發展家族黨員和關系黨員；通過村兩委選舉掌控支書位置；給關鍵黨員非法分配集體、國家資源；長期集中打牌吃喝親密互動；對說直話的黨員邊緣化或暴力威脅。對普通的農民、老實人，就更不在乎了，因為他就打定農民不敢得罪人。一個鄉賢捐款上百萬給這個村莊修建道路，惠及幾千農民。本來這是大好事，但這個工程被混混看上，就被要求工程承包歸他，鄉賢不愿意給，導致修路從好事變成“壞事”。

其六，“一肩挑”權力過度集中，導致失控風險加劇。

推行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本是為了提升基層治理效率，但部分地區配套監督機制未及時跟進，群眾監督又缺乏內在動力，導致權力過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約。最為典型的是，“一肩挑”后，村級財務管理風險增加，村支書既管事，也管錢，一支筆，其他副職干部缺乏基本的決策與監督權，容易出現村級事務“一言堂”。

雖然各地推行村務公開、村民議事等制度，但由于副職干部、普通黨員、村務監督成員，不愿意得罪人，導致普遍流于形式，比如說公開內容不具體、不及時，讓村內的監督很難運行，進一步加劇了基層“微腐敗”的失控風險。

一個村莊的很多普通黨員反映，該村黨員會開不起來，村支書一個人說了就算了。本來政府設計了“四議兩公開”和村監委制度，但均成為“墻上制度”。

不少黨員反映，村里什么事往往由村支書說了算，幾乎不開會討論村級的重要事務，比如惠農補貼發放、集體資產處置、項目資金使用等關鍵事項。財務方面，有的副職干部、有的黨員不知情或不愿意擔風險簽字，但是一樣可以被“代簽”，不簽字的黨員會被邊緣化。

還有黨員反映，每年“七一”建黨節，村支部請黨員吃飯，黨員來得齊。這個時候，村通常的操作是請黨員在空白紙上簽字，黨員都不知道要議什么事情。有的老黨員長期在村，由于說直話，村支書不愿通知他了。

歸根結底，鄉村基層“微腐敗”難以及時嚴肅整治，本質上是基層治理體系、監督機制與鄉土社會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危及基層的穩定與黨委政府的公信力。針對這些基層“微腐敗”問題，關鍵在于黨組織自身的建設。

一方面，深入開展調查研究。鄉鎮黨委政府真正進村和黨員代表群眾廣泛交流了解村情民情，了解村莊治理的主要問題。通過下鄉摸底調查等方式，與群眾打成一片，深入村莊，了解復雜的關系、利益鏈條，破解利益固化、權力失衡的制度癥結。

另一方面，主動擔當作為，破除基層“潛規則”，下決心整頓村級黨組織，及時清理害群之馬。短期就是派駐工作隊、工作組，進行集中應急治理，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長期就是跟蹤村級黨組織建設。既要重視村兩委換屆選舉，尤其要重視對村級黨組織支部書記的選聘，又要落實村級民主管理監督機制，喚醒群眾“沉睡”的監督意識。

總之，整治鄉村基層的“微腐敗”是一個長期工作，需要繼續加大力度持續推進。既要在頂層設計上下功夫，也不可忽視基層治理、基層組織的建設。唯有多管齊下，才能從根源上遏制“微腐敗”，筑牢基層治理的廉潔防線，夯實基層黨組織根基，讓群眾在小微事務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亦城亦鄉

作者：夏柱智

出版時間：2022年3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內容簡介：

當前，中國農村正處在轉型之中。尤自新世紀以來，城市化成為轉型的根本動力，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鄉村治理制度和農業經營制度等是轉型的體制、機制因素，傳統文化和農村社會形態則構成了轉型的社會因素。中國社會結構亦由此呈現出城鄉互構、亦城亦鄉的中間特征。

對于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者不生搬硬套外來的理論來解釋，也認為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或行政的力量來解決。他走訪考察全國多地，分析和總結各地經驗之得失，努力探索一條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道路。

- End -

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