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187號提案的生與死：當美國校園成為移民執法現場

引言

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移民群體采取了更為激進的執法行動。截至2025年12月，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拘留了68440人，其中近40000人沒有犯罪記錄或僅有未決指控；2026年初，ICE在明尼蘇達州的執法過程中導致兩名美國公民的死亡，引發巨大政治影響。移民議題再次充斥美國公共討論，而這場討論并未止步于邊境或街頭：校園已成為執法現場。2025年1月，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授權移民執法人員在所謂“敏感區域”（如教堂和學校）附近執行執法行動，以搜查并逮捕無證移民；2026年2月，ICE特工在沒有司法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宿舍逮捕國際學生。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8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繼續在該市開展行動。視覺中國 圖

這并非學校第一次成為移民執法的戰場。三十年前，加州通過了臭名昭著的187號提案（Proposition 187）。該提案旨在禁止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獲取該州公共服務（包括公共教育與醫療），最初于1994年7月提出，同年11月8日獲得通過。其中，提案要求公立學校核實移民兒童的合法身份，并向移民歸化局（INS）報告，將所謂“非法身份”的學生逐出校園。盡管提案最終在1999年7月通過和解被推翻，但它所引發的社會撕裂與文化爭論，卻遠未隨之消散。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9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聯邦移民執法人員槍殺的普雷蒂和古德海報被貼在一棟建筑的墻上。視覺中國 圖

187號提案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加州經濟衰退和新移民人口快速增長交織的社會焦慮之中。支持者將無證移民塑造成“非法外國人（illegal aliens）[1]”，并以財政負擔與秩序恢復為名強化排斥政策。學者們普遍將187號提案解讀為保守派的本土主義（Nativism）行為（Alvarez and Butterfield 2000; Barkan 2003; Jacobson 2008; Davidson and Burson 2017）。[2]然而，本土主義敘事強調“排外情緒”，并未揭示更深層的制度與話語邏輯。

重訪加州的187號提案，有助于我們理解學校在文化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國社會中揮之不去的身份認同議題。學校不僅是公共資源的分配場所，更是公民身份被界定和再生產的核心場域。圍繞著“邊界（border）”這一地理、語言、身份意義上的復合概念，學校成為本土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之間沖突的代理戰場，同時維系著“誰屬于我國，誰不屬于我國”的權威界定（Rosen 2012; Apple 2014）。時至今日，移民群體在美國仍然面臨象征性與實質性的暴力。從歷史教訓到正發生的爭議，問題從未真正改變：在一個人口結構持續變化的社會中，“美國人”究竟意味著什么？

187號提案始末[3]

加州187號提案，又被稱為“拯救我們的州”（Save Our State，S.O.S.）提案，其興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時任移民管理官員哈羅德·埃澤爾（Harold Ezell）和艾倫·尼爾森（Alan Nelson）主導了邊境管制項目和移民政策改革，確立了排斥移民的政策基調。與此同時，加州的人文景觀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野火和地震等自然災害接連發生，更為重要的是移民大量涌入和經濟停滯。在1993年的民意調查中，社會中普遍的動蕩不安與焦慮情緒轉化為對共和黨州長皮特·威爾遜（Pete Wilson）政府的不滿，其支持率出現了巨大落差。這迫使威爾遜將無證移民作為經濟衰退的替罪羊，并以此為即將到來的連任競選吸引支持者。1993年11月，民間組織“加州移民改革聯盟”（California Coalition for Immigration Reform）提交了S.O.S.倡議書，由埃澤爾和尼爾森擔任共同作者。很快，該提案在1994年6月獲得投票資格，并在同年9月獲得威爾遜的正式支持，最終于當年的11月8日以59%對41%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

正式名稱為“非法外國人無資格享受公共服務核查與報告倡議法規（Illegal Aliens. Ineligibility for Public Services. Verification and Reporting. Initiative Statute） ”。它禁止無證移民進入加州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公共教育體系。提案還要求學區核實每一位入學兒童及其父母的公民身份，將疑似的非法移民兒童報告給移民歸化局和州最高級別的官方機構，并在90天內終止該學生在加州學校的就讀，將其遣返回原籍國。值得注意的是，該提案中關于剝奪無證移民兒童公共教育的條款，直接與1982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普萊勒訴多伊案（Plyler v. Doe）的判決相沖突。該判決明確規定，州政府必須為所有在境內的兒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Martin 1995）。

以西班牙裔活動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為主的反對者在第一時間就予以回應。1994年10月16日，距離正式公投還有半個月，超過7萬人走上洛杉磯街頭，游行至市政廳抗議此提案。在投票前夕，加州各地的公立學校學生也集體罷課上街示威，以挑戰學校管理層和政客。游行中揮舞的墨西哥國旗，成為象征“外來者”的身份符號，這一場景反而使許多尚未決定的選民轉而支持該提案。與此同時，諸如墨裔美國人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MALDEF）、南加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以及人道移民權利聯盟（CHIRLA）等民權組織，則通過提起聯邦訴訟和跨族裔聯合行動反對該提案，主張其違反了普萊勒訴多伊案的判決，因此違憲。

自1994年底到1998年初，得益于聯邦法官瑪麗安娜·費爾澤（Mariana Pfaelzer）、民權組織以及新任民主黨州長格雷·戴維斯（Gray Davis）的共同努力[4]，該提案在州和聯邦法院面臨了一系列臨時禁令與永久禁令的阻滯。此外，墨西哥政府也對此做出了回應。時任墨西哥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公開反對該提案的執行，稱其可能導致“對基本人權的剝奪或侵犯……包括教育與醫療”。墨西哥政府不僅支持在美國法院對抗187號提案，還在1995年推動了一項客工計劃（guest worker program），但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到1996年底，隨著加州經濟復蘇、就業增長與收入上升，187號提案的吸引力開始減弱。州政治格局的變化，以及西班牙裔選民力量的崛起，也為新上任的民主黨政府提供了契機，后者支持廢除此提案。最終，在1997年11月，費爾澤法官裁定該提案違憲，并于1998年3月頒布了永久禁令。1999年7月，時任州長戴維斯與民權組織達成調解協議，標志著187號提案的正式終結，為這場長達五年的斗爭畫上了句號。

當地時間1994年11月2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貝爾蒙特高中（Belmont High）的學生們抗議187提案。視覺中國 圖

經濟衰退與對“陌生人”存在的需要

187號提案的提出源于對經濟衰退和移民涌入的情緒反應。經濟衰退是多因鏈條作用的結果，沒有明確的單一原因。但它所引發的社會焦慮和心理與文化層面的恐懼，卻往往需要一個明確的出口：必須有人來承擔責任，必須找到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正如在第二次“紅色恐慌”（Red Scare）時期，將進步主義教學（progressive pedagogy）描述為具有反美色彩的，正是保守派的教育者和家長在冷戰陰影下緩解焦慮的一種方式（Mehlman 2007; Laats 2015: 74）。文化威脅論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敵人”。

加州需要陌生人的存在（the need for strangers），借以緩解因經濟衰退帶來的不安（Suàrez-Orozco 1996）。因此，移民群體被視為對白人“本土”加州人的文化威脅，成為經濟衰退的替罪羊和必須被“解決”的問題。墨裔美國人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主席兼總法律顧問托馬斯·薩恩斯（Thomas A. Saenz）對187號提案的描述，與這一觀點高度一致：

“[187號提案]出現在加州經濟不景氣、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尤為落后的背景下，同時該州正經歷人口結構的轉變。因此存在著大量的‘人口恐懼’（demographic fear）。”

據當局描述，187號提案的立法邏輯是種族中立的，僅涉及單純的成本收益計算。提案第7條要求學校逐出并上報無證移民兒童，稱這一驅逐舉措對州和地方財政具有積極效益。加州財政部與立法分析辦公室的評估認為，將30萬到40萬無證移民兒童排除在公立學校之外，可以節省每年約15億到17億美元的開支，這幾乎占到州政府為無證移民提供服務每年約30億美元總成本的一半（Martin 1995）。在1993年12月寫給州司法部長丹尼爾·朗格倫（Daniel Lungren）的信中，州財政部長拉塞爾·古爾德（Russell Gould）甚至表示，盡管核查兒童及其父母合法身份會增加額外開支，但與可能為州帶來的“未知規模的節省”相比，這些開支是可以容忍的。

正是這種將“驅逐無證移民學生”描繪為“財政受益的潛在效果”的話術，讓187號提案成為共和黨州長威爾遜扭轉選情的有力策略。而移民議題被高度政治化，卷入黨派競爭，反過來又加劇了公共輿論對移民的歧視與恐懼（Alvarez and Butterfield 2000）。從這一角度而言，威爾遜政府對187號提案的公開支持，本質上是一場政治人物在媒體與政治舞臺上的表演，借助經濟焦慮來爭取選民，并回應公眾對非法移民的擔憂（Arnold-Forster 2022; Apple 2014）。斯克蘭斯基（Sklansky）研究了187號提案支持者的觀點，發現“提案的具體條款其實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刺激司法行動’，并向政府官員‘傳遞一個信號’”（1995）。

總的來說，187號提案須置于加州經濟衰退與移民人口增長的背景下理解。在這一背景中，移民社群被當作經濟衰退的替罪羊，而學校則成為黨派政治的犧牲品。提案的支持者把移民群體描繪成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從而將“邊界管控”從地理意義轉化為政治隱喻。移民不僅被視為國家內部的陌生人，更被看作潛在的文化入侵者和公共資源的掠奪者。187號提案正是利用了這種恐懼，將學校鎖定為公共辯論的引爆點。

邊界、隔離與融合

將移民排除在公共教育之外，并不像表面上那樣僅在財政上“有效”。在187號提案獲得通過前后，學校里的排外情緒被極度放大，“邊界”概念也在公共討論中頻繁出現。1994年12月，美國國會的會議記錄中，民主黨參議員保羅·西蒙（Paul Simon）提到：

“我們已經聽說了這樣的故事……一些西班牙裔的孩子被同學要求‘滾回邊境（border）另一邊’……一旦種族主義與反移民情緒獲得了官方許可，就像在187號提案中那樣，這些情緒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響到許多本應與我們一樣享有權利的個人。”

在經濟衰退和移民人口增長的背景下，所謂的“本土”加州人認為公共資源被不同族群所共享和稀釋，因而感到公民權利被相對剝奪以及對話語權失去控制。對于他們而言，支持187號提案就是通過推動一個種族與文化上同質化的教育環境來界定“真正的美國人”，以此重建權威與道德秩序（Apple 2014: 28）。借用邊界的隱喻，187號提案的支持者將移民描繪成入侵者甚至殖民者，從而為對少數族裔學生的敵意提供正當性，并在人群中豎起“我們”與“他們”的分界。

類似的敵意與身份區隔也出現在部分反對187號提案者的話語中。當他們指出提案會剝奪移民應有的醫療與教育、導致疾病擴散時，雖然表面是在為移民爭取公共服務，但這種論述卻將移民描繪成攜帶疾病、落后于先進醫療技術的“原始群體”[5]（Ono and Sloop 2002: 118）。傳播疾病與“越境”的隱喻相呼應，把移民社區重新塑造成威脅，拒絕他們對本地公共健康與本土權威的“侵蝕”。

邊界的概念不僅是作為一種地理-空間術語來表達對少數族裔與移民學生的歧視，也在來自移民社群的抗議聲中被重新定義。墨西哥裔學生以著名口號——“我們沒有跨越邊界，而是邊界跨越了我們”——來反抗187號提案，挑戰界定邊界的權威，并提出一種獨特的“移民美國人”（immigrant American）身份（Olneck 2001）。政治邊界從來都不只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疆域線，它總是“被其他地緣政治分界所認可、重復和相對化”，因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Mezzadra and Neilson 2013: 14）。“邊界跨越了我們”，既指向19世紀時特哈諾人（Tejanos，墨西哥裔德州人）被排除出他們自身土地的歷史創傷，也意味著在教育領域中，移民社群為捍衛語言與文化身份而進行的斗爭。

在課堂中，不論身份是否合法，西班牙裔學生常因語言障礙而處于次要地位。英語成為一種用來實施課堂隔離和微歧視的工具（Huber 2011）。在1990年代，西語與西語社群的認同在學校里遭到系統性打壓。教師往往將新生的英語水平不足視為缺乏努力，甚至是對美國文化的拒斥（Bigler 1999b）。關于是否應在學校中納入西班牙語的爭論，折射出加州社會的分裂：一邊是“保守的、新教的、非西班牙裔的共和黨人”，另一邊是“自由派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受教育程度較低和收入較低的西班牙裔選民”（Barkan 2003）。在保守派看來，課堂中的雙語教育會滋生隔離，并引發種族對立（Schlesinger 1998: 113）。在公共教育中使用統一且官方的語言，即英語，則被視為同化移民的實踐，是移民放棄自身原有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以融入美國主流框架的象征性舉動（Ono and Sloop 2002: 66）。

然而，在反對187號提案的西班牙裔群體中，大量抗議傳單與集會記錄首先采用西班牙語，隨后才翻譯成英語以遞交給政府官員[6]。“西班牙語優先”的媒體策略，拒絕了以英語作為美國身份唯一標準的語言霸權。正如Hing（1993）[7]所闡述的，美國關于文化多元主義的辯論，核心問題不在于分隔還是融合，而在于權力如何掌握與延續對邊緣文化的日常壓迫。西班牙裔民權組織的策略表明，對西語社群的身份認同與對美國公民身份的追求可以同時存在。這既在否認隔離與單向度的同化，也是一種帶有族裔自豪感的融合路徑。

公民身份與校園中的身份認同

187號提案不僅僅是拒絕服務移民，它更試圖對“誰才算美國人”進行定義。一個人的合法居留身份，是否足以構成其公民身份？或者說，一個人是否具備類似“美國式”的道德品質，才能確認其身份？更一般地說，“美國精神”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盡管共同體認同是集體想象的產物，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身份概念（Anderson 1991），但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會深刻影響公眾對教育的認知：教育究竟是面向多元文化學生的公共產品，還是僅僅服務于那些被期望成為未來公民的學生（Zimmerman 2022; Justice 2023）。來自提案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一段評論，展現了這一爭論的動態：前者強調無證移民的“非法性”（illegality），后者則批判其背后的種族主義。

杰西·拉古納，《大西洋新聞》（The Atlantic News）：“S.O.S.倡議與種族無關。它關乎非法移民。任何想要移居美國的人，都有一個合理且寬松的合法途徑來實現。我們不應再獎勵那些不尊重我們法律的人……美國依然是一個法治國家。非法移民就是非法。”

奧古伊·巴雷諾，加州拉美裔民權網絡（California Latino Civil Rights Network）：“如果[拉古納先生]哪怕粗略讀過文本，他也會放棄這種觀點。所謂的S.O.S.倡議并不僅僅是反移民，而是徹頭徹尾的反墨西哥裔。”

將無證移民貼上罪犯標簽，反映出更深層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非法性”本身就帶有社會建構的意涵，它依賴并不斷復制人們對特定群體的刻板印象。移民常被與非白人、低收入、低教育水平、有限英語能力等特征聯系在一起，其被錨定為“非法”群體更多是因人口學特征，而非真正的犯罪記錄（Flores and Schachter 2018）。

當地時間2020年5月28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男子手持喬治·弗洛伊德的照片，在他的遇難地點示威。視覺中國 圖

此外，西班牙裔文化被視為對白人主導的美國認同及學校所培養的“白人性”（whiteness）構成威脅。以白人及歐洲移民為中心的視角認為，美國的傳統價值包括說英語、通過努力工作實現社會流動以及保持個人對政府的獨立性。但新移民往往繼續使用母語，不追求高薪高位，并依賴政府服務，因為他們常常未繳納所得稅（Jacobson 2008: 73）。這些行為和發展軌跡，與建立在白人移民經驗上的“美國夢”經典敘事相悖（Bigler 1999a）。新本土主義者將這種挑戰視為對美國身份的侵蝕，將移民塑造成社會服務的索取者和入侵者。結果就是，以講西語的墨西哥裔為代表的移民學生，被認為“無法學習”，因為他們拒絕（白人）文化的同化（Jacobson 2008: 94），而這恰恰為187號提案提供了正當性。正如梅森（Mason）的分析，官方在校園內實施的排外法案，通過“保護孩子免于一個屬于‘外來者的’未來”的話語，來維持和再生產白人族群的“純潔性”（Mason 2007）。諷刺的是，S.O.S.（Save Our State）也可以被解讀為“拯救我們的靈魂”（Save Our Souls）。

另一方面，對于新移民而言，美國身份意味著文化多樣性與更多機會的開放。雷娜·格蘭德（Reyna Grande）在一部移民回憶錄中寫道，對于大多數墨西哥裔移民來說，留在美國是唯一獲得更好教育、擺脫貧困過去的途徑：

“[我母親在墨西哥的哥哥]一家九口擠在一間小屋里，勉強糊口。母親常說，為什么你不去美國賺錢養家呢？可我舅舅總回答：我寧愿貧窮，但要一家人團聚。他拒絕離開。但當我去墨西哥，看見我的表弟表妹們連小學都沒讀完，就被迫輟學工作幫父親維持生計時，我常想到父母選擇移民、為我們尋找機會的后果與意義。”

187號提案的出現與辯論，反映了美國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繼承了尊重多樣性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害怕這種多樣性帶來的長期社會與經濟影響（Barkan 2003）。然而，本土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矛盾并未隨著187號提案的失敗而結束。正如施萊辛格（Schlesinger 1998: 147）所論述的，每當人口結構與國家精神發生變化，美國身份的流動性與復雜性就會增加。遺留的問題是：學校是否還應繼續成為這種沖突的代理戰場？學生們是否應該因其身份而成為犧牲品？

187號提案的后果

當187號提案及圍繞其長達五年的法律斗爭終于在1999年結束時，南加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法律總監馬克·羅森鮑姆（Mark Rosenbaum）希望能夠實現“我們所有加州人”之間的重新連接：

“根據法院批準的和解協議，孩子們無論移民身份如何，都可以去上學、生病時可以去看醫生。隨著187號提案被歸零，曾經分裂我們州的恐懼與刻板印象也應當隨之消失。”

然而，與羅森鮑姆的期望相反，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社群的人口恐懼與刻板印象并未隨187號提案的終結而消散。無證移民兒童仍然常常因語言障礙、繁瑣的身份獲取程序、缺乏法律援助，或是因對移民的突襲逮捕，而被公立學校拒之門外。與187號提案的官方話語類似，美國國土安全部發言人依舊使用“非法外來者”“藏身的罪犯”等表述，并引用《敵對外國人法》（Alien Enemies Act, AEA）將無證移民塑造成對國內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非法性”的社會刻板印象仍然不成比例地加諸某些族裔群體，尤其是西班牙裔社區（Flores and Schachter 2018）。

從1990年代的加州到當今的美國，移民身份的意義已從經濟衰退的替罪羊，逐漸演變為公眾對各種社會問題發泄不滿的靶子。然而，“本土”與“他者”之間的象征性邊界，以及“美國人”的定義，從未真正得到解決，甚至比30年前更加模糊。回顧187號提案，墨裔美國人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主席兼總法律顧問托馬斯·薩恩斯（Thomas Saenz）認為，該提案的終結更多是州法向聯邦法的讓步，以及緩和美墨關系的一種妥協策略，而非是重新定義美國身份的勝利（Saenz 2020）。對于新一代移民家庭而言，他們對融合的希望依舊寄托在教育上——寄托在通過教育傳遞一種更加包容與支持性的“我們”的身份上——盡管這一進程可能比預期更為漫長。

結語

通過重訪加州187號提案，本文探討了三個關鍵主題：其一，導致187號提案產生的社會與人口條件；其二，它如何在學校中重新界定公民身份與歸屬感的概念；其三，這一歷史時刻如何為當下的移民融合提供啟示。本文認為，187號提案案例不僅是本土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沖突，更是一場圍繞“邊界”和“美國身份”定義的文化戰爭。

在經濟衰退與移民人口激增的社會焦慮中，提案支持者與部分本土主義反對者將移民視為在美國土地上的“陌生人”，認為他們導致了經濟衰退，并將其塑造成跨越地理與文化邊界的入侵者和索取者，最終否認其公民身份與認同。而移民/少數族裔社群及民權組織則拒絕成為社會危機的替罪羊，努力爭取一個包容而統一的美國身份，打破本土主義的界限，并在公共教育中尋求開放與機會。

當地時間2026年1月30日，美國洛杉磯，大批民眾在市政廳前抗議美國移民執法行動。視覺中國 圖

圍繞187號提案的兩方在多個教育議題上發生碰撞：包括“他者”的建構，課堂中的文化呈現（語言與認同），以及學校究竟是面向所有人平等的公共產品還是只服務于“本土人”。在美國公共教育中，那些無形的墻依然存在——它們使移民兒童與家庭被排斥在外，使非英語語言的使用受到打壓，使非公民學生被隔絕。這些現象引發了一個經典但至今無解的美國問題：“我們”現在是誰？未來“我們”想成為誰？

在《誰的美國》（Whose America）中，齊默爾曼（Zimmerman 2022）也提出了這個問題，并指出學校依然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機構”。然而187號提案的案例表明，當學校被拋入文化戰爭和政治斗爭時，邊緣化的學生往往處于極其脆弱的位置。盡管學校未必是承載意識形態與文化沖突的恰當場所，但它們確實能夠反映并傳遞社會的進步性變革。更進一步說，對于那些處于邊界線（borderlines）上的群體身份的關注，最終總是會惠及更廣泛的“我們”。隨著人口變化持續沖擊舊有界限，理解187號提案案例，為建設一個更加公平的公共領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啟示。

注釋：

[1] 事實上，“illegal alien”這一表述（類似的有illegal immigrant，illegals等），盡管使用了法律術語alien（外國人）一詞，仍因帶有道德判斷意涵而飽受爭議。有關移民稱謂的法律與輿論爭議，可見https://www.nwirp.org/illegal-vs-undocumented-a-nwirp-board-members-perspective/。

[2] 本土主義（nativism）的定義和關鍵要素，主要由 John Higham（1998）、David M. Reimers（1998）以及 Dale Knobel（1996）提出。參見 Barkan (2003) 的注釋：Elliott R. Barkan, “Return of the Nativists? California Public Opinion and Immigrat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7, no. 2 (2003): 229–83。

[3] 本文參考了多個來源來核實187號提案的時間線和主要事件：報紙：“Prop. 187 Timeline: The Rise and Fall of California’s Anti-Immigrant Law,”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9, 2019,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19-10-06/proposition-187-timeline；綜述：Philip Martin, “Proposition 187 in California,”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 no. 1 (1995): 255–63, https://doi.org/10.2307/2547004；評論：Thomas A. Saenz, “Recollections of the Legal Battle Against Proposition 187,” UC Davis Law Review 53, no. 4 (April 2020): 2021–40。

[4] 完整的187號提案時間線由墨裔美國人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MALDEF）記錄，該記錄強調以民權組織為核心推動廢除該提案的議程。參見：https://www.maldef.org/2019/10/proposition-187-the-grand-daddy-of-anti-immigrant-measures/。

[5] 一個例子：Julia A. Martin, “Proposition 187, Tuberculosis, and the Immigration Epidemic Symposium: Issues in Immigration,” Stanford Law & Policy Review 7, no. 2 (1996): 89–110.

[6] 在1994年6月加州拉美裔民權網絡（California Latino Civil Rights Network）的一份傳單中，組織者提到：“此時，我們考慮從西班牙語媒體開始，目的是促進拉美裔的入籍與選民登記。” 參見 California Latino Civil Rights Network, Documents, 1994。

[7] Bill Ong Hing 是舊金山大學的教授，同時也是移民與驅逐辯護診所（Immigration and Deportation Defense Clinic）的創始主任。1997年，他出版了《成為美國人：文化多元性與同化的修辭》（ To Be An American: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Rhetoric of Assimilation），反思了187號提案以及美國各州存在的結構性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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