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新分歧，局面大不同

向長河

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對著到訪的德國總理默茨抱怨西班牙“態度不友好”、威脅要切斷與馬德里的所有貿易往來時，大西洋彼岸的歐洲人或許感到了一絲寒意。二十多年前，同樣是一位來自共和黨的美國總統，同樣是一場在中東發動的戰爭，也曾讓美歐關系跌入谷底。然而，將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期的分歧與今天美以打擊伊朗引發的裂痕相對比，我們會發現，表面相似的劇情之下，內里早已是天翻地覆。

2003年春天，當小布什政府決定繞過聯合國出兵伊拉克時，美歐之間爆發了自北約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其時，筆者正在歐洲工作，見識了當時陣線的涇渭分明：以東歐“新歐洲”為一方堅決追隨美國出兵；而以法德為首的“老歐洲”則高舉反戰大旗，歐盟內部的裂痕暴露無遺。那時，歐洲的分歧是地理和政治認同上的——“新”、“舊”大陸之間的碰撞，核心在于是否支持美國“先發制人”的單邊主義，是否維護聯合國的權威。

23年后的今天，面對美以對伊朗發動的大規模軍事打擊，歐洲的反應呈現出另一種面貌：西班牙明確拒絕美軍使用其南部的莫龍和羅塔基地。面對特朗普的暴怒，西班牙政府強硬回應稱將捍衛自身利益。就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這次也讓特朗普大失所望。首相斯塔默一度拒絕美軍使用查戈斯群島基地，即便后來同意也僅限于“防御目的”，并明確表示英國不會參與進攻性行動。

這一次，歐洲沒有出現二十多年前那種公開的、撕裂的“站隊”。法國總統馬克龍明確表示美以行動“不符合國際法”，德國稱不會參與軍事行動，西班牙更是直接與美國的威脅硬碰硬。雖然英法德領導人也發表了譴責伊朗“魯莽襲擊”的聲明。這一次，歐洲是在整體“謹慎”的基調下，呈現出一種與美國“保持距離”的集體傾向。

這種“局面大不同”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內因變遷。

首先，歐洲的戰略自主意識已非“吳下阿蒙”。2003年時，歐洲反對美國打伊拉克，更多是基于對地區穩定的擔憂和對聯合國程序的尊重，其軍事上的弱勢使得歐洲在當時只能揮舞“木頭軍刀”。而伊拉克戰爭的爛攤子、隨之而來的難民潮、恐怖主義的蔓延，讓歐洲實實在在地嘗到了美國中東政策的苦果。此次面對伊朗危機，歐洲的謹慎不是“反美”，而是對自身利益的再評估——他們不確定這場沖突的終點在哪里，更不愿意為一個不確定的結局買單。

其次，美國的行為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3年的布什政府雖然單邊主義色彩濃厚，但至少還在聯合國安理會努力爭取授權。而今天，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邏輯是赤裸裸的“交易型”和“利益型”，連個表面上說得過去的借口都懶得找。特朗普對西班牙的威脅——“切斷所有貿易往來”，對英國的抱怨——“那個愚蠢的島”，完全是蠻不講理的做派，而非盟友間的協商。當美國在行動前已將歐洲排除在計劃和磋商之外，歐洲人發現自己“只能當個旁觀者”時，他們又怎會甘愿為這樣一場沒有共識的戰爭火中取栗？

再者，地緣政治的底色已經重繪。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陰影下，歐洲對中東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石油供應和難民問題。而今天，歐洲面臨著更緊迫、更貼近家門口的生存威脅——俄烏沖突。在這場沖突中，歐洲對美國的依賴達到了新的高度。這種依賴使得歐洲在此次伊朗危機中陷入兩難：一方面需要在烏克蘭問題上換取美國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東被美國拖下水。這種矛盾心理，恰恰解釋了為何歐洲一方面拒絕參與進攻，一方面又發表聲明譴責伊朗——他們既想保持距離，又不敢徹底得罪華盛頓。

展望未來，美歐關系的裂痕恐怕難以彌合。從伊拉克到伊朗，歐洲已經歷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反思”的轉變。未來，跨大西洋關系將演變為一種更為復雜、更具博弈色彩的“交易型伙伴”。歐洲將繼續在“戰略自主”的道路上蹣跚前行，雖然步履維艱，但方向已定。而美國在其單邊霸權主義邏輯的驅使下，可能會更加頻繁地向盟友施壓。這種“新分裂”的深層后果，將是西方世界的進一步松散化，以及全球權力格局的加速重組。

丘吉爾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那個在鐵幕演說中呼吁英美特殊關系的時代，那個美國馬歇爾計劃重塑西歐的時代，都已定格為歷史。今天的美歐新分歧，不再是單一政策的分歧，而是世界觀的分歧。一句話，大西洋兩岸曾經堅不可摧的橋梁，正在悄然發生結構性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