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5日,漢諾威歌劇院廣場。在一場德國社民黨的競選集會上,熱浪襲人。大約5000名民眾頂著酷暑匯聚于此,只為聆聽時任聯邦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演講。彼時,社民黨在民調中落后于聯盟黨,選情告急。
演講進行到約20分鐘時,施羅德擲出了一句足以扭轉大選走向、甚至改變德國國際地位的斷言:“我們愿意展現團結,但在我的領導下,這個國家不會為任何冒險行徑買單。”
施羅德以此明確表態:只要他在任,德國絕不會參與針對伊拉克的戰爭。時光流轉,如今美國再次在中東燃起戰火,而現任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的表現,直白地說,正扮演著“反施羅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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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尚未討論德國派遣軍隊參與的問題,但默茨正不遺余力地將這場戰爭打上自己的烙印。本周二,默茨在白宮會見唐納德·特朗普時明確表示,雙方在“必須鏟除伊朗現政權”這一目標上達成了高度共識。
此前,他甚至聲稱“國際法層面的界定”在當前局勢下“收效甚微”。因此,他認為現在絕不是“對我們的伙伴和盟友頤指氣使”的時機。
平心而論,默茨在訪美期間不對美國總統進行全面清算,這無疑是務實的政治舉措。否則,那將成為他的最后一次訪問。況且,德國總理本就無法強迫美國總統改變路線——歷史早已證明,特朗普行事向來獨斷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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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必要因此就將對方的議程全盤接收,化為己有?尤其是在這場戰爭是否真正符合德國利益尚不明確的當下,這種姿態顯得尤為微妙。
即便國際法遠非完美,但若棄之不用,國際關系又該如何維系?一個將“叢林法則”奉為秩序準則的世界會是何種模樣?我們真的愿意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嗎?
當然,人們總能為襲擊伊朗拼湊出一套國際法層面的辯詞。德黑蘭方面一再威脅要消滅以色列,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問題;若坐視其核彈頭研發完成而不采取行動,其后果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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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伊朗距離擁有核武器仍有一段距離。這就使得美以的軍事行動帶有一種無法通過任何精妙法理推導來掩蓋的隨意性。
這不僅僅關乎國際法層面的定性。因戰爭導致的能源價格飆升已達到驚人程度,正嚴重威脅著剛剛顯露曙光的德國經濟復蘇。
當默茨談到他不愿指責的“盟友和伙伴”時,我們必須看清這位首席盟友的底色:唐納德·特朗普,以及他的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后者正像一名現代十字軍戰士一樣,威脅要給伊朗人帶來“來自天空的死亡與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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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德國總理,默茨或許該反思:是否要任由這些人親手摧毀作為其政府核心承諾的經濟增長?或者,他是否愿意承受難民人數再次激增導致移民政策討論失控的風險?
國際移民組織負責人艾米·波普已經發出預警:一旦戰爭擴大,規模空前的難民潮將不可避免。作為反對派,甚至不需要太多政治創意,就能將“中東炮火連天”與“德國油價飛漲”編織成極具殺傷力的政治口號。
從德國視角看,這場針對伊朗的戰爭在諸多維度上比當年的伊拉克戰爭更像是一場“冒險”。當年美國人為了證明軍事打擊的正當性還偽造了證據,而今天他們顯然覺得連證據都無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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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的表現證明,默茨并非唯一的選擇。桑切斯并未站在伊朗一邊,但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這場戰爭在國際法上至少是存疑的。他認為這是唐納德·特朗普與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一場政治操弄,其目的很可能是為了轉移國內政治矛盾的焦點。
考慮到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同樣對軍事打擊的合法性持懷疑態度,默茨這種“擁抱式”的路線在歐洲大國中顯得形單影只。
奧拉夫·朔爾茨在任期間,曾在一次飛行途中表示,作為德國總理,他首要效忠的是“德國人民的福祉”。這番話的背景是俄烏沖突,朔爾茨以此表明,他在提供重型武器初期的謹慎態度源于其就職誓言——他的誓詞是面向德國人民,而非烏克蘭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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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的經驗表明,向選民解釋“聲援烏克蘭符合德國利益”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即便這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烏克蘭是在抵御一場違反國際法的侵略戰爭,而美國在這場沖突中本身就是進攻方。
無論人們如何從道德角度評價弗里德里希·默茨的立場,但在政治層面上,這種抉擇最終可能被證明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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