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軍區原副政委范銀根：晉江地區剿匪記

福建省軍區原副政委范銀根

晉江地區剿匪記

范銀根

當福建沿海即將解放時，國民黨反動派潛伏下大批的土匪、特務和散兵游勇，妄圖以所謂“大陸游擊與臺、澎、金、馬島嶼之軍隊相結合”，不斷地對我進行騷亂和破壞。

1949年底，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軍區黨委決定：把剿匪和建設地方武裝作為1950年的中心任務，并以8個主力團的實力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剿匪斗爭。 當時我在二十九軍八十七師二六○團任政委。 我團于11月中旬就接到在晉江地區剿匪的任務，并由晉江軍分區直 接領導和指揮。11月16日，由團長胡俊杰和我率領全團2000余人，進軍匪患嚴重的戴云山區。 11月24日，解放了晉江地區尚未解放的縣城——德化，由此拉開了晉江地區的剿匪序幕。 在艱苦、復雜、反復的剿匪斗爭中，我團部隊足跡遍及晉江地區的德化、永春、仙游、南安、安溪等縣。我團三營（機炮連）還奉命去永安地區的清流縣執行剿匪土改任務。 剿匪共歷時1年半，在分區和縣級武裝的有力配合下，在地方黨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至1951年4月，基本肅清了晉江地區的土匪。在1年半中，我團共活捉土匪1496人，斃匪254人，自新土匪1183人，繳獲輕重機槍18挺、各種步槍1174支，卡賓槍24支，電臺2部，各種槍彈71672發；同時我團亦有19名同志 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們將永遠留在晉江地區，尤其是德化縣人民心中。

當年剿匪，不少具體生動的事例已經記不清了，但對一些重大軍事行動及主要經驗體會印象還是深刻的。現根據有關史料和部分同志的共同回憶整理并記述如下：

活捉劉子寬

劉子寬當年48歲，永春縣湖洋人，國民黨黨員，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瑞金分校畢業生。1930年任湖洋民團團長，1932年任福州督軍團長，1937年任張雄南旅部副官主任等反動職務。在我軍即將南下解放福建之際，1949年7月15日，湯恩伯、毛森在廈門召開“應變會議”，劉子寬參加了這次會議，并被任命為東南反共救國軍閩南軍區副司令兼閩中分區指揮官。會后即在湖洋設立大本營，召集德化縣縣長陳偉彬，德化慣匪頭子林青龍、林榮春等開會，聯絡南安、永春、仙游、大田、德化等縣股匪，成立所謂“反共聯防指揮部”，林青龍為總指揮，陳偉彬為副指揮，劉子寬直接轄有“閩中縱隊(劉自任司令)”、“先鋒縱隊”、“獨立大隊”等土匪武裝，活動在與湖洋毗鄰的德化縣東南地區；并策劃我地下游擊隊八支隊四團的康明琛、蘇玉英叛變。這些土匪武裝，反動氣焰十分囂張，攻打我新生的區鄉政權，殺害我工作干部，在我開展剿匪后，劉子寬仍兩次潛到德化的葛坑和瑞坂與林青龍、陳偉彬進行密謀策劃和頑抗。

1950年，我剿匪部隊確定集中力量，重點圍剿劉子寬，因他是危及多縣的匪首，擒賊先擒王，首先剿滅這個大本營有重大意義。8月17日，晉江軍分區司令員葉克守在德化下山屯召開會議，部署剿匪工作：第一步消滅劉子寬和他的直屬匪眾，第二步剿滅陳偉彬，最后消滅林青龍匪部；至于蘇玉英和康明琛，由我團三營一部配合大田縣武裝清剿。

會議后集中我團主力及德化、永春、永泰、仙游地區武裝計3000多兵力進行嚴密圍剿， 把劉匪主要活動地區完全包圍起來，方圓達30多平方公里。部隊白天在包圍圈里搜山，晚上伏擊。在我優勢兵力的集中打擊下，在短短兩個月中，劉匪部被殲滅許多。在霞碧鄉的戰斗中，一次就打死土匪14人，俘虜劉匪參謀長、秘書、報務員10余人，共消滅土匪22人。在強有力的軍事打擊下，我又組織了“土匪自新委員會”，積極做匪屬工作，動員土匪出來自新。在強有力的政策攻勢下，劉匪組織土崩瓦解，紛紛出來自新，其中一次竟達30多人。劉匪政治處主任曾捷成、中隊長曾炳煌被我部隊追得無處躲藏也被迫向我自新。

經過兩個月的軍政攻勢，劉子寬股匪絕大部分被我殲滅。劉子寬在我圍殲下，在山溝密林深山中竄來竄去跌斷了一條腿，只好坐著擔架帶著幾個隨從逃到湖洋附近錦洋的一個山洞中躲藏。10月19日下午2時許，我團三營營部通信班勤雜人員共19人，僅帶1支沖鋒槍、1支駁殼槍，到離營二里外庵坑嶺砍柴時，發現草叢在動，估計草中有匪，擔架班長張學芝即用沖鋒槍封鎖草叢，監視頑匪，通信班長盧文彬隨即派人報告營部。營部迅即帶部隊包圍，管理員陳勇沖進草叢把頑匪擒獲，原來他就是匪首劉子寬。劉子寬被活捉的消息很快傳出，民心軍心大快。

1950年12月15日，經上級批準，在湖洋召開公審劉子寬大會，永春、德化、仙游幾十里地遠的群眾紛紛趕來參加，幾十名受難群 眾上臺哭訴劉子寬的罪行。當宣布劉子寬死刑并立即執行時，數千群眾歡聲雷動，欣喜若狂，無不拍手稱快。

圍殲陳偉彬

匪首陳偉彬1900年出生，德化縣葛坑人，國民黨黨員，歷任國民黨軍隊副團長、福建省參議員，1949年2月任德化縣縣長兼民團團長，其父陳國華是國民黨獨立旅旅長。

陳偉彬在德化縣集政治、經濟、軍事大權一身；1949年7月到廈門參加了“應變會議”，回到德化后兼任反共聯防指揮部副指揮(亦稱 青龍刀指揮)，在德化派糧派款作頑抗準備；并派親信打入我游擊隊內部收集情報，殺害我地下黨工作人員。同年11月下旬，我團解放德化縣城時僅殲敵30余名，因陳匪事先得到情報，在我軍到達德化的前一天，即帶著他的政府人員和民團退到葛坑、楊梅、白葉和西戟一帶山區流竄，作垂死掙扎，其匪部約有400余人。

1950年10月，在我部重點剿滅劉子寬股匪后，就乘勝圍殲陳偉彬股匪。10月10日，我團二營營長邵勇、教導員黃明率四連和六連 執行圍殲任務。首先在德化的葛嶺與白葉的交界處擊斃了極為頑固的陳匪警衛排長陳金瓏及隨從3人。同時，陳偉彬的父親陳國華也被在尤溪剿匪的部隊活捉。陳匪聞訊慌忙糾集其全部匪眾400余人，妄圖截擊營救其父。正值我部抵達葛坑掘糞池、范樹格與敵遭遇，經激戰，陳匪部被我打得七零八落四處逃竄。

次日(12日)我分三路追剿，中路在白葉、長坑活捉了陳匪之妻林桂英及其子陳海榮等3人。陳匪帶其次子陳海濤化裝潛逃至尤溪與德化交界處的三都藏匿。在我軍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陳匪三連連長陳宣石(陳匪之兄)和陳匪親信連長陳福中帶機關槍2挺、步槍7支和短槍2支向我投誠。短短幾天內，就有130多名匪徒出來自新。至11月中旬，共計繳獲匪步槍86支、駁殼槍10支、機關槍2挺、收報機1架、子彈2000余發。至此，陳匪所部基本就殲。

陳匪見大勢已去，只帶一子化裝潛逃，從永泰到福州后乘船逃到敵占島烏龜島，與另一名逃到金門的匪首陳令德糾集逃匪400余名，又從惠安東北山腰之間登陸返回。但只竄到仙游縣園頭莊即被我軍包圍全殲，陳匪當場被擊斃。這條在我團圍剿中僥幸漏網的大魚，終于受到歷史最嚴厲的制裁。陳令德同時被活捉。

消滅林青龍

林青龍生于1889年(光緒十五年)，德化縣尊美村人，當時年已60余歲，長期盤踞在德化與永春、大田交界處的美湖、赤水、雙翰、陽山一帶，是聞名全省的集慣匪、軍閥、官僚、地霸四位一體的代表人物。他自1911年開始即從事打家劫舍活動，在軍閥混戰的國民黨統治時代，他運用各種手段，除掉與其對立的勢力，發展成為擁有上千人槍的反動武裝，林先后還擔任過縣知事、營長、統領官、團長、福建省參議員、反共救國軍閩中軍區司令兼德(化)大(田)聯防指揮部指揮官等職務。其堂弟林玉龍、胞弟林泰和及兒子林榮春、林榮中、林慰文等均擔任反動黨政軍職務，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反動家庭，其危害 時間達40年之久，殘害人民之多是德化歷史上獨一無二的。

其罪行據不完全統計，40年中殺害人民3000余人，燒毀民房，僅1922年和1933年間兩次火燒赤水街，就有300多戶700多人無家可歸。德化縣遍傳“瓷公雞慘案”的真實故事集中反映了林匪的極端殘暴和野蠻。德化縣雙翰米苔乾村有個村民叫蘇日稟，祖傳有只 瓷公雞，是件珍貴的瓷雕工藝品，從不輕易拿出，被人神化為太平豐年能啼叫報曉，眼睛炯炯發光，還能轉動。1930年林青龍建“金書樓”時，想奪瓷公雞鎮宅驅邪，因蘇日稟是前清武秀才，其子蘇加言是小學教員，沒有借口，便未輕易下手。恰當時十九路軍進剿林青龍未果移走了，林匪找到機會，于1936年舊歷十一月初抓了蘇加言，加以嚴刑拷打，揚言要槍斃他。蘇日稟含淚把17歲的女兒蘇莊送給林春和當兒媳，央他求情，林榮春不允，說要瓷公雞，蘇日稟無奈送上了瓷公雞；林又以不是活寶為由，要蘇家在年底前交1200塊銀元；蘇日稟為救子不得已典去田地和一個大媳婦、一個孫女，還向堂哥借 了一個女兒出賣，才湊上900元，又把蘇加言的妻子和一個剛出生10多天的孫子送到林匪處抵押， 要求贖回蘇加言。 林匪恐放虎歸山，留有后患，佯裝釋放蘇加言，在半途中將他殺害，又把蘇加言妻子賣往他方， 蘇日稟之妻邱堂因悲傷過度，于翌年正月初四活活哭死，蘇日稟精神失常，不久也死了。

在剿滅劉匪、陳匪后，1951年1月，我團一、二營和晉江分區警衛團一部分進駐美湖、大儒、洋坑、陰山、林地、赤水、雙翰、十八格、尤床、鉻春等地，為了防止林匪外竄，抽調德化、永春、大田、尤溪4個縣地方武裝配合包圍，并成立了聯合剿匪指揮部。這樣，整 個林匪活動地區完全被我剿匪部隊包圍控制，像撒網一樣進行反復搜剿，林匪被我打得潰不成軍。同時，從部隊和地方干部中抽調人員組成工作隊，深入各村發動群眾，組建民兵，動員深山中零散獨戶群眾遷到各大村落，進行封鎖，切斷林匪耳目和食糧；并開展政治攻勢，宣傳我剿匪的決心，宣傳我剿滅劉子寬、 陳偉彬的偉大勝利和我黨的政策，即首惡必辦、脅從者自新的不問、立功者受獎勵。在我工作隊宣傳和黨的政策感召下，被蒙蔽的群眾迅速覺悟，不斷有群眾向 我報告土匪活動情況，一些匪屬也紛紛進山動員其親屬向我軍自新。由于林匪失去了耳目，失去了糧食給養無法生存，匪眾紛紛下山向我繳械投降。匪首林青龍無處藏身，日夜在山溝密林中逃命，于1951年1月8日病死于蘇園村的湖仔厝內，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林青龍土匪生涯仍由其兒子林榮春繼承著。

3月12日，我剿匪部隊在大張白馬廟圍殲盧振溏、盧有悅股匪，殲敵22人。自2月10日至3月15日，共爭取瓦解匪大隊長以下80余人，俘虜排長以下12人，基本上殲滅了盧振溏、蘇子厚、蘇才邦、林青獻四小股土匪勢力。3月31日，匪首林榮春在我圍剿部隊和民兵的追剿下，向永春方向逃竄。我軍民奮力直追，林榮春在追崩山為我民兵林其珠擊斃。

4月9日至10日兩天，我部在大田、尤溪兩縣地方武裝配合下，對股匪陳鳴高、陳鳴鳳、盧有悅進行搜剿，活捉了德化民眾自衛團上尉連長陳鳴鳳和高飛龍。經過十多天靠野菜充饑，走投無路，陳鳴高、涂開云被逼向我自新，匪團長徐登云在三福鄉一個破窖內上吊自殺身亡。至此，這股盤踞德化殘害人民四十年的慣匪完全消滅了。是役，我共繳匪輕機槍7挺，各種長短槍600多支、子彈1萬余發。從此，德化山區的人民徹底解放了，終于撥開了烏云見到了青天。

擊斃蘇玉英

蘇玉英是年46歲， 德化縣雙翰鄉人，少時讀書略通文理，長得嫵媚，嫁與濟陽匪首涂有清為妻，其丈夫1931年曾任福建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故蘇亦稱涂太太)。 涂有清后因通情報給民軍首領張克武被陳國輝繳械，并被捕入獄，靠蘇玉英的謀略將其丈夫救出。但因土匪內訌，涂有清出獄后沒多久 就被林青龍的殺手殺死在大田縣城。丈夫死后，蘇玉英挖出其丈夫埋藏的槍支，拉起了一支土匪隊伍，在當地派糧派款，以資她的揮霍和抽鴉片之需。

1949年我大軍渡江南下后，我閩西南的地下黨組織派人向她宣傳時局和我黨政策，勸她起義。她鑒于形勢，答應受編為“閩粵贛 邊區縱隊四團八支隊”，并于6月9日率部參與第一次解放大田縣城的戰斗。 由于她匪性不改，肆意橫行，7天后，就調回濟屏鄉。1949年12月，特務康明琛、蘇輔德、涂達德猖狂活動，組織反共救國軍，蘇玉英便死灰復燃，于月底糾集部卒在坑頭自然村動員反叛上山為匪，到處殺人搶劫，兩次伏擊我過路的解放軍，并伙同康明琛、曾文光、蘇輔德等到新橋集合，妄圖東山再起。新橋聚匪被我軍打散后，蘇玉英潛回大田縣屏山鄉后坑村設卡控制往來商販，強繳稅款，搶劫旅客財物，無惡不作。

1951年初，我團三營八連配合民兵進入愛門街，對蘇匪進行清剿，蘇匪即化整為零潛伏于山林。由于各地群眾對蘇匪深惡痛絕，使之糧路斷絕，迫使匪眾紛紛投降自首，只剩下蘇玉英、蘇輔德頑抗到底。不久涂達德在小姑山被我團包圍而自殺，蘇輔德潛回德化雙翰又被我民兵包圍而自殺于自家炮樓上。最后，蘇玉英于1951年2月底被我八連和民兵在潘林村山上擊斃，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至此，盤踞在戴云山的土匪肅清了。

通過回憶這段難忘的剿匪實踐，我的主要體會有如下幾點：

(一)剿匪的勝利是靠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

剿匪開始，由于土匪活動殘酷猖狂，有些地方區政府被攻打， 甚至包圍縣政府，我部隊不得不全面出擊，用奔襲的辦法，打擊土匪，支援地方政府。在開始這一階段是必要的，打擊了股匪的囂張氣焰，穩定了人心，使地方黨政機關得以正常開展工作。在開始短短的一個半月中，我部殲滅股匪1700多名，繳獲各種槍支900多支，取得初戰的勝利。但在隨后的半年中，由于土匪針對我軍的行動特點，改變了活動方式；而我方則一度分兵把口，平均使用兵力，使剿匪出現相 持狀況。這不符合毛主席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軍事思想。在上級的正確指導下，8月，晉江軍分區司令員葉克守在德化下山屯召開了剿匪會議，總結了前8個月的剿匪經驗教訓，確定集中優勢兵力和組成強有力的工作隊，進行重點圍剿，一塊地區一塊地區，務求肅清土匪，不給反復，因此取得活捉劉子寬、消滅林青龍等股匪的重大勝利，至1951年4月勝利地完成了晉江地區的剿匪任務。

(二)要始終依靠群眾，深入發動群眾。

這一點，是取得剿匪勝利、鞏固剿匪成果的關鍵。部隊優良的群眾紀律即是人民軍隊宗旨的反映，也是執行“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工作的前提。我團二營機槍連七班是一等功臣班。有段流傳的快板說得好：新區老百姓，一時受敵騙，對我有顧慮，有話放肚里，稻草席子明明有，向他借時“不曉得”，班里同志不冒火，不用稻草墊油布，門板不借睡地鋪，勤掃地，挖泥溝，有空就挑水，一夜行軍很艱苦，又幫群眾去割稻，行動感動老百姓，連聲稱贊解放軍。七班同志們，抓緊時間去宣傳，政策道理講分明，老百姓開顏笑，從此態度轉變了，稻草席子送過來，門板床鋪來安排。

部隊在剿匪中有時以班排分散執行剿匪發動群眾的任務，他們在實踐中提高了政治覺悟、政策水平和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培養造就了一批部隊干部和骨干。

工作隊隨著部隊也進村，將剿匪、反霸、土改、建政結合起來，首批派出的以后勤處長夏美仲擔任德化縣六區區長，以后又派出政教任啟賢等一批營干部去任區委書記的土改隊，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新區一般都是土匪、地主、惡霸結為一體的，他們對人民殘酷剝削、殘忍鎮壓；人民對他們有深刻的仇恨，但激發出他們的階級仇恨，鼓起他們的斗爭勇氣一般需要一個過程，必須搬掉壓在他們頭上的“石頭”。以德化為例，我們鎮壓掉150余名有民憤、有血債、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地主、惡霸分子，使人心大快，害怕報復的顧慮消除，埋在人民心中的仇恨爆發出來，接著進行土改，組織農會，建 立鄉村政權，發展民兵武裝，這就布下了剿滅土匪的天羅地網。土匪一有動向，就有群眾來報。我們的耳目多了，情報靈了；土匪完全孤立了，沒有吃的，無處藏身，這就為我們徹底消滅土匪制造了條件。 在剿匪中，民兵也參加了斗爭，有些土匪頭子就是被民兵擊斃的，至于剩余的個別散匪，消滅他們就不需要主力部隊了。

（三)發揚部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就能無往而不勝。

剿匪是極其艱苦的，現今曾參加過剿匪的老同志樊錦文、繆靜、李社松等同志回憶說：“剿匪實在太苦了，三年解放戰爭也沒有這樣苦過。”戴云山區山高、路滑、氣候無常。二六○團政治處1951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各級指戰員們在那寒風吹刮的嚴冬，濕而連綿的黃梅季節和亞熱帶的酷暑里，忍受著極度疲勞、饑餓和各種疾病的侵襲，披星戴月日以繼夜活動在崇山峻嶺之間，為人民除害。部隊每人背著幾十斤重的裝備走著山路，時逢雨季山路積水很多，一雙新鞋只跑了三四天就破了；鞋不夠穿就學穿草鞋，因長期泡水，不少同志腳趾都潰爛了。山路夜間更難走，七連一個班一天晚上一口氣走了四五十里山路，下山時都踩到水田里去，變成了泥人；還有的從三四丈高處滑了下來，爬起來又一聲不響的跟上部隊；兩天兩晚都沒有休息，有的連隊連續追擊土匪十多天直至殲滅了敵人。在深山里老百姓很少，鍋灶也很少，又沒有糧食，有時飯就吃不上，七連有一次只攤到每人二兩米、五六片地瓜干來充饑。三連在追剿劉子寬時一天只能吃到一 頓飯，爬80里山路，有的同志餓得把生米放在水壺里泡一下充饑。山區氣候變化大，驟冷驟熱，行動又頻繁，生病的同志多，僅五連一個班就有7個同志打擺子。由于嚴重營養不良，部隊還有不少同志患了夜盲癥，夜間靠其他同志牽著走路，山路難走，尤其夜間更難，部隊不少戰士一手提槍一手支棒，提起這只腳，滑下那只腳，汗水浸濕了全身，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但他們仍愉快地唱起歌兒：‘我的寶貝有兩樣，一根棒兒一根槍， 槍兒消滅劉子寬， 棒兒撐我過高山崗。’”由于部隊具有艱苦卓絕而忘我的斗爭精神，才追殲得土匪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剿匪不僅是極其艱苦的，更是斗智斗勇的戰斗。土匪在我集中打擊后，即分成小股，晝伏夜出活動。為有效殲滅小股敵人，我亦以班排為單位，分別進行潛伏，伏擊小股敵人。如一連的同志在伏暑季節，太陽似火焰，埋伏在蘆葦叢中，汗流浹背，任憑蚊叮蟲咬，一動不動，30個小時沒吃到東西，忍饑挨餓等待土匪出現。三連在下山屯伏擊中，連下了3天雨，干糧也沒有了，全體黨員一致表示任務不完成堅決不下山。四班7月在大巴山伏擊戰，連續3天伏在草叢中，終于在第三天夜里20多名土匪過來了，我們的同志都沉著不慌，聽指揮槍一響，按照預先分工，機槍、沖鋒槍、步槍準確射擊，一次就打死、打傷、活捉匪中隊長以上18名，并從俘匪中了解敵情，接著將另一股(一個中隊建制)土匪撲滅。

艱苦磨煉了部隊戰斗意志，增強了對土匪的仇恨， 恨不得一口氣撲上去把土匪消滅。 我四連二班班長黃思忠是不怕死的典型例子。 1951年1月11日，獲悉陳偉彬殘匪排長陳長庚在尤溪、德化交界處二十三都附近藏匿，黃即飛快地帶一個班去剿滅。當接近到30米處發現了敵人，便猛撲上去，兩個土匪嚇得魂不附體，想溜時，黃思忠的沖鋒槍班里機槍開火了，兩個土匪當即斃命。另一個拿駁殼槍的匪首陳長庚和3個土匪一面開槍頑抗，一面向后逃命。黃思忠只身逼近匪首，因路滑，后面的戰士掉隊了，這時黃的沖鋒槍因出故障打不響，腳上又負傷， 4個土匪的槍口又對著他，黃思忠把生死置之度外，抱著誓死消滅敵人的決心，不等后面部隊，勇敢機智地撲向匪兵的機槍手。剛沖幾步，突然背后響起槍聲，回頭一看，發現離他不遠的一個凹地里露出兩個人頭，用駁殼槍、湯姆槍向他射擊，他想，拿駁殼槍的一定是匪首，打死他自己犧牲也甘心，就撲向匪首。這時肩上、腰上、右手臂都負了傷，沖鋒槍右手拿不住了掉到地上，就用左手抓匪首的駁克槍，在將抓到時，匪首又向他臉上開了一槍，黃忍住劇痛，抓住匪首的駁殼槍提起來猛向匪首頭上砸去，匪首昏過去了。旁邊的兩個土匪被黃思忠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震撼住了，嚇得呆若木雞，隨后班里同志趕上來擊斃了這幾個匪徒。黃思忠昏倒了，在昏迷中他的手仍指向前方， 要戰友們消滅殘匪。戰后黃思忠被評為一等功臣、福建軍區剿匪模范，四班也榮立一等功。

正因為部隊在剿匪中高度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克服了無數的艱難險阻，在一年半的時間就完成剿匪任務。

1951年7月，我團在德化縣城召開慶功大會，共表彰了一等功臣1名、二等功臣47名、三等功臣645名，四等功臣1297名，集體一等功5個，集體二、三等功15個。德化縣為紀念剿匪勝利，特別制作了剿匪勝利紀念章，發給參加剿匪的每一個同志。大會上，我向同志們發放紀念章，內心深為這些可愛的戰友驕傲，是他們艱苦奮斗不怕犧牲，才有最后的勝利。（選自2009年第18期《福建黨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