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當年我是山村赤腳醫生，離開第二故鄉的情景我終生難忘

知青往事：當年我在山村當赤腳醫生，第一次接生我嚇得不知所措

似乎就在轉眼間，我已從一個愛撒嬌的小女孩成為了一位白發老人，回憶起我的這大半生經歷，我很感慨，記憶最深刻的是我十六歲到貴州山區插隊落戶當赤腳醫生的那段知青經歷，第一次給村里的一位大嫂接生，我竟然嚇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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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沈小梅，1969年春天和同學們一起乘坐知青專列離開了上海，我們要去遙遠的貴州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離開上海時，在醫院工作的媽媽給我帶上了一些常用藥，還有紗布、碘酒等一些醫療用品，還給我帶了兩本有關醫學和醫療衛生知識的書籍。媽媽說業余時間學習一下醫療知識，以后興許就能用得上。

滿載上海知青的專列一路向前，碾過江南的水田，碾過皖贛的丘陵，一路向著貴州遵義駛去。車窗外的風景越來越陌生，青磚黛瓦變成了連綿青山，吳儂軟語換成了聽不懂的鄉音，可我們這群十七八歲的姑娘小伙，心里涌動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熱血，只覺得前路皆是榮光，全然不知即將面對的，是怎樣清苦又滾燙的歲月。

知青專列駛進遵義站時，春日的陽光灑在黔北的土地上，空氣里飄著陌生的草木清香。短暫休整后，工作人員拿著名冊分派，我們上百名上海知青，被塞進了幾輛解放牌汽車的車廂里，一路顛簸著“各奔東西”。山路彎彎曲曲，車輪碾過碎石子，揚起漫天塵土，窗外是望不到頭的大山，層巒疊嶂，云霧繚繞。不知晃悠了多久，汽車終于停在一個山坳里，領隊的同志喊了一聲：“楊家溝的到咯！”

楊家溝，這個藏在黔北深山里的小山村，就此成了我九年知青生涯的家。我們十幾名同學被分在了楊家溝六隊，隊里的羅隊長是個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的莊稼漢，操著一口濃重的貴州方言，嗓門洪亮得很：“女娃子些，莫怕，隊里給你們騰了屋，先住下，慢慢就習慣咯！”他領著我們走到幾間破舊的木房前，木窗欞被歲月熏得發黑，屋里除了床鋪、木桌，再無他物。這就是我們在楊家溝的臨時住處，簡陋，卻藏著山里人最實在的善意。

那時的楊家溝，窮得叮當響，是真正的“靠山吃山，山空人窮”。一日三餐，基本見不到半點油星子，主食永遠是紅薯、高粱面窩頭和貼餅子，就著一碟咸得發苦的腌菜，便是一天的伙食。偶爾能挖到點野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我們這些從上海來的知青，從小吃慣了精細米面，初時咽不下粗糙的雜糧，可餓上幾頓，也就不管不顧了。

比起生活的苦，勞動的苦才是真的磨人。春耕播種，夏耘鋤草，秋收挑擔，冬閑修田，樣樣都是重體力活。我們這些城里長大的孩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剛參加生產勞動那段時間，我們真的是壓腫了肩膀磨破了手掌，不光我們女生累的抹眼淚，他們男生勞動一天回到住處，也是累的不想吃飯。

好在楊家溝的鄉親們都很淳樸很善良，隊長給我們安排最輕松的農活，社員們也經常幫我們知青干農活，給我們送咸菜送青菜，有的老鄉還給我們送雞蛋，鄉親們的關愛和照顧，令我們心生溫暖。

經過了兩年的勞動鍛煉，我們慢慢適應了山村艱苦的生活環境，也漸漸學會了干各種農活，身體也強壯了不少。空閑時間，我就一邊自學高中課程，一邊翻看從上海帶來的醫療方面的書籍，同學們誰發燒了或皮膚劃破了，都來找我，我有退燒藥止疼藥，也能處置簡單的外傷，就連隊里的社員，誰有個頭疼腦熱，都來找我，好像我就是一個醫生。

1971年秋后，縣里要舉辦赤腳醫生培訓班，消息傳到楊家溝，鄉親們不約而同地推薦了我。羅隊長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梅女娃子，你心細，又愛看書，去縣里學本事，回來給我們楊家溝人看病，再好不過咯！”帶著鄉親們的期盼，我踏上了去縣城的路。幾個月的培訓，我拼了命地學，記筆記、學診療，把書本上的知識和實踐結合起來，腦子里的醫療知識，一點點變得扎實起來。

培訓學習結束后，我成了楊家溝大隊的赤腳醫生。那時的赤腳醫生，不脫產，白天依舊要下地干農活，收工之后，才是我看病的時間。新建的知青點，成了楊家溝最簡單的衛生室，藥箱里只有幾樣常用藥：安痛定、大青葉、阿司匹林、黃連素、紅藥水、紗布等，卻承載著全村人的健康希望。山里人得的病，大多不復雜，頭疼腦熱、拉肚子、磕磕碰碰的小外傷，我都能對癥處置。若是遇上嚴重的病癥，我便勸他們趕緊去公社醫院，不敢耽誤半分。

除了給人看病，我還成了隊里的“獸醫”。隊里的耕牛病了，隊長急得團團轉，喊我：“小梅，快切看看，牛兒可是我們的命根子喲！”我摸著石頭過河，照著人的體重比例推算藥量，竟也治好了牛瘟、感冒、拉稀等疾病。社員家的雞鴨鵝狗生了病，也都抱著來找我，我忙得腳打后腦勺，從早到晚沒有閑的時候。可我從不覺得累，反而心里滿是歡喜——每當看著鄉親們病痛解除露出笑容，看著治好的耕牛重新下地耕田，看著活蹦亂跳的家禽回到主人家中，我便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苦累，也皆是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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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夏天，黔北的太陽烤得大地發燙，山里的蟬鳴聒噪不休。二隊的羅桂英嫂子要生孩子了，家里人急得團團轉，偏偏村里的接生婆去了城里兒子家，一時半會回不來。桂英嫂子的婆婆火急火燎地跑到知青點，拉著我的手就往她家走：“小梅醫生，你快切（去）幫幫我們，桂英要生咯，你可是我們村里唯一的醫生喲！”

當時我一下子慌了神，我雖是赤腳醫生，可還是個沒出嫁的姑娘，從未接過生，連看都沒看過，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我連忙勸她：“嬢嬢，接生我不懂，還是送桂英嫂子去公社衛生院吧，安全些！”可老嬢嬢把頭搖得像撥浪鼓，操著貴州方言說：“使不得使不得，女人生娃娃，哪有去醫院的，傳出去要被人笑話咯！你莫怕，你學過醫，肯定得行！”

拗不過老人家的執著，我硬著頭皮跟著去了。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手心全是冷汗，只記得書本上和培訓時學過的接生知識，可我……

到了桂英嫂子家，老嬢嬢手腳麻利地燒了一大鍋開水，把臉盆、剪刀放進鍋里高溫消毒，我也趕緊洗手、消毒，站在炕邊，緊張得大氣都不敢喘。老嬢嬢看我渾身緊繃，笑著安慰我：“不怕不怕，桂英這是第二胎，頭生快得很，二生更快些！”

桂英嫂子躺在炕上，臉色蒼白，卻異常堅強，一聲疼都不喊，只是咬著牙用力。沒過多久，孩子的小腦袋露出了半個，我嚇得渾身哆嗦，站在原地手足無措，腦子里一片空白，全然忘了該如何動手。老嬢嬢見狀，連忙讓我躲開，她挽起袖子，粗糙的雙手輕輕捧住新生兒的腦袋，緩緩一托，孩子便順利降生了。“快剪臍帶！”老嬢嬢喊我，我拿起剪刀，手抖得如同篩糠，遲遲不敢下手。老嬢嬢接過剪刀，“咔嚓”一聲，麻溜地剪斷了臍帶。

可新生兒落地后，一聲不哭，臉色發青，我嚇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正要上前施救，老嬢嬢已經動作麻利地提起孩子的雙腳，摳出嘴里的污物，輕輕拍了拍小屁股。“哇——”一聲響亮的啼哭，劃破了屋里的緊張，母子平安！我懸著的心終于落地，再也忍不住，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不是委屈，不是害怕，是劫后余生的慶幸，是對生命的敬畏。

從那以后，村里誰家媳婦生孩子，我都必定叫上桂英嫂子的婆婆。她不懂醫術，卻有著最豐富的經驗，是我最靠譜的幫手，也是我無聲的老師。我跟著她學接生，學照顧產婦和新生兒，從手足無措的小姑娘，慢慢變成了鄉親們信賴的接生員。那些在土坯房里迎接新生命的日子，成了我知青歲月里最羞澀最難忘的記憶。像我這樣一個未婚姑娘做接生員的，怕是沒幾個。

時光匆匆，春去秋來，寒來暑往，我在楊家溝的土地上，一待就是九年。1978年的春天，一封來自貴州大學醫學系的錄取通知書送到了我的手上。九年知青生涯，九年山里歲月，我從一個懵懂的上海少女，長成了鄉親們離不開的赤腳醫生，如今要離開這片養育我的土地，離開待我如親人的鄉親們，心里滿是不舍與酸楚。

離開楊家溝那天，全大隊的鄉親們都自發地來到村口送行。男女老幼，擠滿了山路，手里提著雞蛋、臘肉、新蒸的玉米餅，都是山里最珍貴的東西。羅隊長紅著眼眶，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梅，去了大學好好學，以后成了大醫生，莫忘了我們楊家溝喲！”桂英嫂子拉著我的手，抹著眼淚說：“我家四個孩子，三個是你接生的……”鄉親們圍在我身邊，一聲聲叮囑，一句句不舍，熟悉的貴州方言，聽得我淚如雨下。大隊里為我送行的拖拉機緩緩開動，鄉親們站在山路上，不停地揮手，身影越來越小，直到消失在青山云霧里，我的淚水，早已打濕了衣襟。

后來，我從貴州大學醫學系畢業，從事醫療工作幾十年，從一名赤腳醫生，變成了專業的醫務工作者，救治過無數病人，見識過各種疑難雜癥，可我始終忘不了楊家溝的山，楊家溝的水，忘不了山里淳樸的鄉親，更忘不了桂英嫂子的婆婆——那位沒讀過書，卻用最樸實的經驗，教會我迎接新生命的老人。

退休之后，我數次回到楊家溝，回到這個魂牽夢繞的第二故鄉，大山依舊巍峨，鄉親們依舊熱情，可那位慈祥的老嬢嬢，早已長眠在這片土地上，我再也沒能見上她一面，只能在她的墳前，獻上一束山花，訴說無盡的思念。

半個世紀的歲月匆匆而過，當年的知青少女，如今已是白發蒼蒼。可每當閉上眼，1969年的春風便會拂過耳畔，楊家溝的黃土、木房的說笑聲、鄉親們的方言、老嬢嬢的笑容，便會清晰地浮現在眼前。那些在大山里吃苦流汗的日子，那些被鄉親們溫暖呵護的時光，那些用青春守護生命的歲月，早已刻進了我的骨血，融入了我的生命。

那九年的知青歲月，是我人生中最苦的時光，也是最亮的光芒；楊家溝的鄉親，是我異鄉的親人，也是我一生的牽掛。歲月流轉，世事變遷，可那份刻在黔北大山里的深情，那份藏在藥箱里的溫暖，永遠不會褪色，永遠在我心里，如波濤洶涌的大海，久久激蕩，不曾平息。

圖片來自網絡（圖文無關）

我是插隊知青沈小梅，我永遠是楊家溝的女兒，永遠是那個背著藥箱，走在山間小路上的赤腳醫生。第二故鄉，是我今生放不下的牽掛。那段知青歲月，是我一輩子都難忘的回憶。

講述人：沈小梅老師（上海老知青，退休前是省立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教授）

執筆創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