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經濟”已來，“就業友好”須攜手共筑

浦東具身智能標桿企業智元機器人展廳。 文匯報記者 袁婧攝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大各類政策對就業的支持力度，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

就業，民生之重。特別是當“智能經濟”到來，“人工智能+”進一步滲透入現實生產生活，如何實現“就業友好”，相較以往似乎更費思量——這也成為這兩天，兩會會場內外代表委員們關注的話題。

討論中，代表委員們提到，當前，我國經濟處在從速度規模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的關鍵期，人口結構變化、科技革命演進、全球經濟格局調整等因素，急速發展并深刻影響著這場轉型。快速變化中的內外部環境，落在就業領域，呈現出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的復雜態勢。加上智能經濟的發展，將加劇勞動力市場兩極化發展——技術含量高、創新導向明顯的高技能崗位需求快速增長，常規性、重復性的低技能崗位或將加速被取代。

與“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同時在報告中亮相的“就業友好”，其內核邏輯依然是將“就業優先導向”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推動經濟增長與就業擴容提質互促共進。通過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的廣泛深度融合，重塑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并在其間挖掘新崗位新機遇，促進生產力革命性躍遷和生產關系深層次變革。

“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上世紀黃炎培先生的這句名言，仍是當下時代發展的價值旨歸和應有之義。

AI能力和AI素養不可偏廢

隨著“智能經濟”到來，培養AI能力和AI素養越發重要。圖為上海市盧灣高級中學的人工智能實驗區吸引了許多對科創有著濃厚興趣的學生。 文匯報記者 袁婧攝

縱觀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與當年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基本持平。也就是說，高校應屆生群體是“就業友好”的重要“適用人群”。多位代表委員提到，當智能經濟到來后，以人機協同穩就業的前提，是人要足夠了解智能體、能夠使用智能體。

“高校需要建立匹配AI技術發展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讓學生實現AI教育和AI素養雙重全覆蓋。”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校長金力構想的“未來課堂”，首先要基于AI發展特點及人才培養需求“畫像”，針對不同學段、不同學科學生差異化設計教學內容，打造通識基礎、專業核心、學科進階、垂域應用等有機結合的課程體系。同時，拓展跨學科培養路徑，分類組合AI及AI+課程群，設立校內乃至跨校“X+AI”雙學士學位和博碩雙學位項目、AI+微專業等多類型人才培養項目，探索跨校、跨平臺的課程共享與學分互認，探索適合不同學生的AI+人才培養新模式。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中華職教社副主任李國華認為，智能經濟的發展將重構人才培養的底層邏輯，從“人做任務”向“人管理AI做任務”轉變。去年起蓬勃興起的OPC（一人公司），就是借力人工智能，成為當前新興的創新創業載體。有了技術加持，諸如合同審定、財務報稅、人員招聘等“復雜且必要”流程，可以把前道的案頭工作交給AI打理，讓創業者更心無旁騖地聚焦業務本身。李國華感到，那些具備AI“駕馭”能力的勞動者，尤其是應屆生，相較于以往，更能在智能經濟賦能下有信心有能力地開始創業，甚至搭上時代的順風車，成為未來的“瞪羚”“獨角獸”。

在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紀元教育集團董事長陳偉志看來，AI的發展催生了新的崗位能力需求：企業普遍青睞AI與傳統領域交叉的復合型人才，而對求職者專業背景的限制逐漸放寬。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人不能僅滿足于掌握技術工具，還要深耕某一垂直領域，成為“懂技術的行家里手”或“懂行業的AI應用者”。此外，對AI要保持“質疑后使用”的習慣，“保留人類必需的批判性思維”——這同樣是重要的AI素養。

技術紅利應惠及勞動者

近日，在以“智能時代”為主題的2026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來自中國的技術精彩亮相，在人工智能、云平臺等領域展示了中國技術的實力。圖為工作人員在聯想展臺交流洽談。 新華社記者 程敏攝

關乎“智能經濟”和“就業友好”的同頻共振，也是民心牽掛所在。網上的一句評論獲贊無數：“以后上科技項目、搞智能產業，得想想能帶動多少人就業。”光從字面理解，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是能夠產生積極的就業帶動力，有利于提升就業質量和擴大就業容量的可持續發展方式。

“智能經濟到來，強調就業友好，就是更注重高質量發展和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有機統一。”當前，人工智能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和戰略支撐，但隨著AI技術加速迭代與規模化應用，其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影響日益凸顯。全國人大代表、東方財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其實建議，要把高質量發展作為高質量充分就業的基礎，大力支持“就業友好型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賦能制造業、農業、服務業等傳統領域，帶動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技術進步與就業創造同向發力。在他看來，會使用AI工具、又能把它融入具體業務的復合型人才，往往更容易被崗位需要。

當前，“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正從制造業向服務業乃至全產業鏈深化擴散。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丁光宏認為，先進制造業、高端服務業急需高技能人才供給，缺口巨大，而部分高校畢業生仍在從事與專業不匹配的工作，存在一定的人才浪費。

他也發現，依賴共情力、道德判斷、決策能力等“人際連接型”職業，AI尚不能替代，如醫生、職業教練、談判專家等。“不管是用人單位，還是求職者，都要有一雙‘善辨的眼睛’，找準賽道”。

“勞動者要擁抱新技術，技術紅利也應當惠及勞動者。”李國華建議，盡快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尤其要覆蓋低技能勞動者、農村轉移勞動力等，通過針對性培訓讓他們進入就業“蓄水池”。同時，完善人力資源需求預測與發布機制，定期發布急需緊缺職業目錄，引導勞動者個人職業發展與培訓資源選擇，讓更多人享受技術發展的福利。而高質量充分就業又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為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奠定基礎，形成“就業穩定—收入增長—消費升級—產業擴張—就業擴容”的良性循環，最終反哺社會發展。

政策“組合拳”減少“內部耗散”

用戶在 DeepSeek手機客戶端上提問。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攝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到“加強財政、金融、就業、產業等政策協同”。

“這讓我聯想到上海科技館內的一個展項——能量流動。”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技館館長倪閩景說，能量在食物鏈中傳遞，層層大幅遞減，但若各層級能高效協同、減少耗散，整個生態系統的生產力將成倍放大。同理，政策協同的邏輯與此相通，其目標正是減少“內耗”，讓每一份政策資源、社會資源、供給資源等都精準滴灌到創新與人才的根部。

他認為，這不是簡單的政策疊加，而是一場深刻的“化學反應”。過去，各自為戰的財政投入、金融工具、產業導向、就業市場就像分散的實驗室，難以合成顛覆性創新成果。報告要求“深入挖掘政策結合點，創新實施工具”，正是要打破這些壁壘，構建一個響應快速、支撐有力、生態循環的創新政策體系。

比如，財政資金可以更大膽地投向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金融工具則能敏銳地識別并放大這些早期成果的產業價值，而產業政策與就業市場的聯動，能讓培養的人才順暢流入最具活力的新質生產力領域，“充分放大‘組合拳’效應，才能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

其實認為，要同步實現產業發展和穩就業兩大目標，必須通過構建全面、有效統籌的政策體系，關鍵在于形成“金融支持產業和人才發展、產業發展帶動就業、就業需求反哺產業”的正向循環。

例如，可以將AI產業真實需求嵌入就業培訓體系，提供人工智能技能培訓專項貸款、學習補貼等金融工具，幫助勞動者更平穩地適應AI時代的就業結構調整。又如，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就業補助資金投入，重點支持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穩崗擴崗等等。

陳偉志認為，政策“組合拳”將有效規避智能經濟大背景下“就業極化”問題，為大規模替代人力的行業設置轉型緩沖期。通過密切關注外部環境變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對就業的影響，有序推進相關行業就業替代和轉換，保障就業形勢總體穩定。

“如果勞動者使用AI出了問題，誰來承擔責任？”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姚卓勻提醒，智能經濟對傳統就業權益保障也帶來挑戰，如隱私泄露、深度偽造、人臉識別濫用等，需要各方集思廣益，以法之名、以政策合力來規避新問題中隱藏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