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翰：世界中世紀史概要與學科發展概況

編者按

2026年3月3日，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劉明翰先生溘然長逝，享年94歲。

劉明翰先生1932年4月出生于黑龍江省綏芬河市。1949年9月起在東北大學（后改名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就讀本科、研究生。1954年8月畢業留校，先后任助教、講師，兼任資料室主任。1958年調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79年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暨山東省社會科學學科評委與歷史學科評審組副組長，1979年評為副教授，1983年晉升為教授。1987年調至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任文化基礎部主任、校圖書館館長等，兼共青團中央高級職稱評委會委員。198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2年被首都師范大學聘為世界中世紀史博士生任課導師。1993年作為專家引進至湖南師范大學，1998年退休。2008年7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聘任為中國國際文化書院歐洲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2013年先后被聘為山東大學兼職教授。2013年由北京師范大學任命為現職985工程特聘教授，2017年被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特聘教授。

作為我國著名世界史專家和世界中世紀史與歐洲文藝復興史學科奠基人，劉明翰先生成果卓著，著作等身。1960年至1963年在《山東大學學報》和《文史哲》雜志發表的《西歐封建制度的確立》《論胡司運動及其性貭》《關于世界上古史和中世紀史的斷限問題》《路德初論》等重磅論文，確立了其在國內世界中世紀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后，劉明翰先生的學術研究進入鼎盛期。1978年，他在《歷史研究》發表了《文藝復興的時代、巨人和科學》一文，較早吹響了世界史學科思想解放的號角。先后主持并完成“歐洲文藝復興史研究”“歐洲宗教改革時期社會與民生變遷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獨著《羅馬教皇列傳》《封建時代多元的精神文明》《日本女皇孝謙傳》《歐洲宗教改革史》等；合著《北京基督教發展述略》《人類文明之火》《文藝復興時代教育思想家》等；主編的《歐洲文藝復興史》(12卷本)2013年獲中國教育部全國第六屆人文社科高校優秀著作一等獎，《世界史·中世紀史》為20世紀80年代全國高校統編教材，《人類精神文明發展史》(4卷本)列入國家“十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另主編《外國史學名著評介》（5卷本）《亞美利加文明》《世界史簡編》《世界古代文明奇跡叢書》《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名家名作叢書》（6卷本）等20部；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刊物發表文章120余篇，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中世紀史研究體系，在歷史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劉明翰先生歷任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會秘書長、副會長、會長，中國德國史研究會副會長，2004年當選為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先后被選任為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民族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學術委員等。2017年被聘任為(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1988年受聘為德國弗賴堡大學講座教授。此外，參加了第16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斯圖加特大學、不來梅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日本橫濱大學講課，赴美、加、韓、瑞士及中國港、澳、臺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學。積極推動中外學術交流，為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拓展了國際視野,在國內外史學界享有崇高聲望。

劉明翰先生治學七十余載，執教于多所高校，躬耕教壇，桃李滿天下。特別是長期工作于山東大學歷史學院,是山大世界史學科發展的主要建設者與奠基人。他堅守立德樹人初心，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精心培育一代代史學人才，門下弟子多成長為學界中堅與骨干力量，為我國世界史學科人才隊伍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斯人已去，風范長存。為寄托哀思，本期公眾號特推送先生《世界中世紀史概要與學科發展概況》一文，以資悼念。

世界中世紀史概要與學科發展概況

一、世界中世紀史學科的重要性

世界歷史中,中世紀是一個特有的重要階段。“中世紀”一詞,最早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它是16 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的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們首先提出來的。由于他們崇拜希臘、羅馬古典文化,所以把古典文化衰落后至文藝復興前的這段時間稱為“中間的世紀”。17 世紀末,德國歷史學家凱列爾在他的名著《歷史全程》(又稱為《通史》)一書中,把當時人類的歷史劃分為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個時期,此后,“中世紀”這個概念在西方學術界長期沿用下來。

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一系列經典著作中都援用了“中世紀”概念,但他們賦予了新的科學內容,把中世紀視為封建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占統治地位的時期,主張中世紀是處于古代奴隸制社會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之間。今天,世界上歐洲、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民族和語言都是在中世紀時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如:歐洲的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英格蘭、俄羅斯、荷蘭、瑞士、捷克、波蘭,以及北歐的瑞典、丹麥和東南歐的塞爾維亞,以及阿拉伯各國、土耳其和非洲的馬格里布等國家。而亞洲的中國、日本、朝鮮、越南和印度等上古時已形成的諸國都是中世紀時更加繁榮和擴大的國家。

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是中世紀的七世紀于阿拉伯產生并在西亞、中亞、北非廣大地區得到傳播;中世紀時期佛教在亞洲各地鼎盛;基督教則傳遍歐洲各地并出現羅馬教皇制和天主教(又稱羅馬公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并立的局面。中世紀時也是印度教和日本神道教盛傳的時期。通過學習和掌握世界中世紀史的基礎知識,必然知曉各個世界性宗教的來龍去脈及其主張。不了解世界中世紀史,就不可能知道資本主義是怎樣萌芽和產生的,早期殖民主義是如何使亞非拉廣大地區的人民被殖民侵略、逐漸淪入被奴役深淵的。世界中世紀史時期,有許多杰出科學家的偉大發明創造,文史學家的不朽巨著,有無數勞動人民的能工巧匠和政治改革家以及民族英雄們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學習之后能令人深受啟迪和教育。

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中世紀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從社會演變的縱向看,它是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前夜;從世界由分散到整體的橫向發展看,它是世界走向整體化進程的準備階段。這種時代的過渡性對于我們認識今日世界頗有啟發。經濟全球化是今日世界不爭的事實,它說明今日世界正從整體化向全球化過渡,人類社會是螺旋式向前發展,今日世界的過渡是更高層次的過渡。但與中世紀的過渡仍有相通之處,例如,今日出現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要走向世界,實現“復興夢”。中世紀后期曾有一些開始市場經濟的國家向海外探索,追求“大國夢”,但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了。它們的經驗教訓是有現實意義的,以史為鑒能使人明智。從中世紀演變出的人本主義也有現實意義,對照中世紀的黑暗使人更感到尊重人權與人性的可貴。

二、世界中世紀史的基本內容及其體系、分期的安排

中世紀的世界,各地社會經濟形態確實很不一致,但從縱向與橫向的世界全局考慮,這時期的研究與教學重點和基本內容應該是研究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形成、發展和解體的歷史過程。要闡述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人民進行生產活動和反對封建主剝削、壓榨而進行斗爭的歷史。中世紀時期知識分子、科學家和社會各個階層進行科學實驗,創建精神文明,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封建戰爭等內容均屬歷史范疇,有待研究和總結。

中世紀同古代相比,生產力有了提高,封建社會比奴隸制社會前進了一個社會階段,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等有進一步變化,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發展很不平衡。世界上,亞、歐多數國家封建制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有進一步發展,非洲北部的封建制逐漸形成,但非洲多數地區尚處于奴隸制社會或原始公社制社會末期。美洲的印第安人,除少數地區進入奴隸制階段外,絕大部分居民仍過著原始公社制生活。而澳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許多島嶼的居民絕大多數仍處于原始公社制社會階段。

中世紀總體上講是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時代。但由于各個民族、國家向封建制社會過渡的背景、條件和途徑、時間并不相同,有一些國家并未經過奴隸制社會,而直接向封建制過渡。各國的具體歷史過程互異,封建制各有不同特點。世界上多數國家還是有共同之處的,即封建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所以世界中世紀史的主要內容應該講封建的基本制度是怎樣在亞、歐大多數國家和非洲部分國家占主導地位的。

關于世界中世紀史的體系安排,歐美和蘇聯的一些學者曾流行“西歐中心論”和單純的“綜合年代法”,處處以歐洲為典型,視東方為特殊另類,把亞非拉的歷史作為陪襯,這顯然是錯誤的。“西歐中心論”是以“白種人至上”的“種族優劣論”為憑據,實質上是為西歐殖民侵略政策服務的體系。《世界中世紀史》縱橫幾大洲,涉及數十國,既不能面面俱到、零散羅列,也不能過分泛論,陷于散而空。在體系、排列上要注重這樣一些問題的界限:

1.無論是從東亞的朝鮮、日本開始敘述,還是以西歐法蘭克為開端,把西歐的莊園制、農奴制列為一種類型,都要注意與西歐中心論劃清界限;

2.根據史實進行分期,按年代順序闡述歷史,要同“綜合年代法”有所區別;

3.可以沿用東、西方的一些通用的王朝符號,但與帝王將相體系有所不同;

4.雖另有中國歷史課,但闡述中世紀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重要貢獻,仍屬必要而不可缺。

世界中世紀史新體系發展建議:

1.應按地區和重大的典型專題劃分若干單元,將西歐、東歐、西亞、非洲與阿拉伯、伊朗、奧斯曼等封建帝國以及東亞的朝、日等分別組合為各個單元;

2.應適當增加亞、非、美洲的歷史內容以及東西方經濟、文化聯系的歷史比重;

3.應注重講述科技是生產力的內容,歐洲文藝復興、中世紀晚期自然科學的新紀元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作用;

4. 加強原始積累和對西歐早期殖民主義的剖析,揭露殖民主義者血與火的侵略,使亞非拉人民從此淪入被奴役的悲慘境地;

5.增加對中世紀晚期國際關系史的闡述,通過對西班牙、葡萄牙和奧斯曼帝國變化的史實,說明霸權不會持久,通過一系列國際條約、協定,對歐洲疆域的淵源以及基督教、伊斯蘭教中諸教派的分歧和爭端的由來,能進一步了解;

6.增加中世紀時中國與歐洲經濟、文化關系的內容,闡明14 世紀前中華文明居世界之首及其歷史上的重大影響。

關于世界中世紀史的上限開端時間,在《劍橋中世史》第一卷開頭,列舉過12 種有關的開始年代的說法。不過在我國史學界則主要有三種主張:

1.以中國最先進入封建社會的時間為上限,有的按西周“分封建國”時算起,亦有人以公元前475年戰國開始的年代或西晉統一(公元280 年)為中世紀時代的開端;

2.不同具體時間為上限的年代,而以公元3 至7 世紀歐亞多數國家奴隸制社會解體,陸續向封建社會過渡為上限。蘇聯科學院20 世紀50~60 年代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即倡此說;

3.仍以公元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一些新興封建國家產生為標志。

關于世界中世紀史的下限,國內外史學界的分歧甚多。外國學者中,有人主張以東羅馬帝國滅亡、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 年)為中世紀結束的斷限;有人主張以路德開始的宗教改革(1517 年)或以尼德蘭革命爆發(1566 年)為中世紀下限和世界近代史開端;也有人提出根據世界多數地區仍存在封建社會,以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開始作為中世紀時代結束的下限為宜;《劍橋近代史》第一卷,將歐洲文藝復興開始的14 世紀初作為中世紀史結束和世界近代史的開端。

關于世界中世紀史的下限和世界近代史開始的年代問題,近年來我國史學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20 世紀80 年代由國家教委組織16 所高校合作統編通用的《世界史·中世紀史》(由人民出版社1986 年出版) 主張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640 年)作為世界中世紀史的下限和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其主要觀點是以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為主要標志,認為歐洲文藝復興、新航路的開辟、歐洲宗教改革、三十年戰爭等事件都屬于封建制解體時期的反映;另一種意見的代表是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由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6 卷本《世界史》,其中古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出版)主張“地理大發現和文藝復興”的15 世紀至16 世紀為中世紀史結束和世界近代史的開端。關于歷史某段如何斷限是為了更好敘述歷史,如果從教學實際出發講通史,后者斷限有其優點;如果專講中世紀史,前者更有助于說清問題。

關于世界中世紀史內部的歷史分期,我國在20 世紀70 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沿用蘇聯的分期法,即按西歐的情況將封建時代的中世紀分為早(5~11 世紀)、中(11~15 世紀)、晚(16~17 世紀)三期,然后又用削足適履的方式,強行把亞洲的歷史內容肢解,壓縮成為零散的三期(三段),并入到西歐史的軌道之中。改革開放以后,史學界按照中世紀史的史實,以15 世紀末為斷限,將歐洲和亞洲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分為上行和下行的前、后兩大時期(非洲、美洲不宜分期)。前期是封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繁榮時期,后期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產生,封建社會進入逐漸衰落和解體時期。再者,15 世紀末和16 世紀初,西歐諸國對亞非拉廣大地區開始殖民侵略后,亞非拉許多國家和地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殖民侵略和反抗殖民統治者壓榨,這同15 世紀以前各國的社會矛盾已有所不同。許多學者認為以15 世紀末(1492 年)新航路的開辟為標志,將中世紀的前、后兩個時期加以大體的劃分是符合史實的,此后僅是屬于中世紀的晚(或稱為后)期,并非已是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近代史范圍。因為就世界范圍論,中世紀晚期封建制的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在各地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三、封建生產方式與封建國家的主要特點

世界各國封建制度的類型和特點互有區別,而且差異很大,但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征基本上是類同的。生產的個體性質和小規模性是各國封建社會生產的共同特點。

關于封建社會經濟的特點,恩格斯曾概括地論述道:

中世紀社會:個體的小生產。生產資料是供個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產都是為了直接消費,無論是生產者本身的消費,還是他的封建領主的消費。只有在生產的東西除了滿足這些消費以外還有剩余的時候,這種剩余才拿出去賣和進行交換;所以,商品生產剛剛處于形成過程中;但是這時它本身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萌芽。

上述內容明確指出,封建社會中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因而商品貨幣經濟不可能得到較大的發展。

封建制比以前的奴隸占有制社會是一大進步,封建生產方式是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系的基礎是封建主本人或由國家占有主要生產資料——土地和不完全地占有生產工作者——依附農民和農奴。土地的封建主所有制與獨立的個體小農經濟相結合,以及農民由于耕種封建主的土地而對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和由于這種依附而被迫產生的封建主對農民的超經濟強制,便是封建制社會經濟的典型特點。

列寧曾將封建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加以對比,指出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有下述四點,即: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直接生產者被分予一般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同時他必須被束縛在土地上;超經濟的強制;技術的極端低下和停滯。封建社會中封建主階級及官府對廣大農民的壓榨是多方面的。農民生產的絕大部分產品,被封建主以封建地租以及名目繁多的捐稅和教會的什一稅等多種形式所侵吞。封建剝削主要是通過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的形式實現的。封建制形成的初期,以勞役地租占優勢,稍后實行的是實物地租,最后則以貨幣地租為主導形式。馬克思曾分析道:

不論地租有什么獨特的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某些地塊的所有權為前提。……在勞動孤立進行和勞動的社會性不發展的情況下,直接表現為直接生產者對一定土地的產品的占有和生產……一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的產物。地租在它的不發達的形式即實物地租的形式上,還直接是剩余產品。

封建經濟和封建社會的階級結構及階級斗爭決定了封建國家政權的性質。封建國家的政權形式,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別里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和差異。

東方各個地區的封建國家,基于封建土地國有制占優勢,由國家集中管理的水利灌溉設施在農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從奴隸制社會承襲下來的龐大的國家組織系統和官僚機構,因而往往在封建社會形成之初,便是中央集權的統治形式。

東方許多封建國家的情況亦多有區別。日本在大化改新前后曾全面學習中國唐代的經濟和政治,但1192 年鐮倉幕府掌握軍政實權后,形成了天皇同軍人幕府二元化的平行王朝的統治局面。中世紀的印度、印尼等國長期處于封建分裂的政治狀態,國家并未能統一集權。

而歐洲,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古代日耳曼人的各個“蠻族”國家處于各自獨立的分裂割據狀態。由于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和經濟的分散性,歐洲的諸公國、伯國、侯國各自林立,實際上互不隸屬。查理帝國時的“暫時性軍政聯合”,并未能持久。迄843 年凡爾登條約簽訂時終于分裂為三:即東、西法蘭克以及法蘭克中部地區和包括意大利在內的狹長地帶。這便構成為后來德、法、意三國的雛形。

歐洲各國由于社會生產力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政治狀況的不同,因而各國大體分為下述幾種類型:

一類是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國內市場的形成和市民力量的增強,西歐一部分國家,如:英、法、西班牙等出現了全國性的等級代表機關——議會的封建君主制,亦即“等級君主制”。迄15 世紀,這些國家逐漸發展為封建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自15 世紀末至17 世紀,這類國家封建君主和貴族占統治地位,確立了絕對君主專制政體,王權和領土擴大,推行重商主義和殖民貿易。

另一類是俄羅斯,它是在反抗蒙古人統治和奴役的民族獨立斗爭中,實現了莫斯科公國的統一,進而在1547 年確立了沙皇的統治。上述兩類國家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同集權國家是同步促進和形成的。

再一類是德國和意大利等,由于自身經濟發展不平衡,工商業中心多在邊境并以對外貿易為主,缺乏全國性統一的國內市場,國內長期分裂,政治上未能統一。

此外,則是東歐和東南歐的許多小國家,處于神圣羅馬帝國或東羅馬或奧斯曼帝國統治下,長期受侵略、被奴役,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受挫。中世紀時,阿拉伯的哈里發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一度版圖橫跨亞非歐,這類國家屬于政治、經濟和軍事、宗教合一性的政權形式。

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中世紀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封建社會初期的階級斗爭規模較小,多局限于部分地區的范圍,斗爭的主要內容是自由農民反抗農奴化的斗爭。它的積極意義在于大體限定和制約了封建租稅的平衡性標準。在東歐,拜占庭的保羅派運動和斯拉夫人的托馬起義,以及阿拉伯帝國版圖內的歷次起義規模大、影響甚廣。

歐洲10~11 世紀城市興起后,階級結構和社會矛盾日趨復雜,階級斗爭亦增加了新內容——城市內部的階級斗爭。城市的階級斗爭大體經歷了為爭取自治權、城市行會反對城市貴族的壓榨,以及城市平民與農民起義聯合等階段。

1358 年法國的“扎克雷”起義和1381 年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為逐步推翻農奴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東歐的胡斯戰爭和斯坎德培起義是反外族侵略和反封建奴役相結合的偉大農民戰爭。1524~1526 年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是歐洲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決戰。德國農民戰爭后,農民處境的更惡化和某些地區“農奴制的再版”,不是農民戰爭造成的,而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后果。

中世東方各國的農民運動,以規模大、時間長、影響廣為其主要特點。中國從陳勝、吳廣起義到太平天國革命歷次農民戰爭聲勢之大、次數之多為世界歷史所罕見。阿拉伯帝國的穆康納起義、巴貝克起義、黑奴大起義及日本的山城國起義均彪炳史冊。美洲印第安人的鐵諾奇蒂特蘭保衛戰、“偉大印加”的戰斗旗幟,體現了被侵略、被壓迫民族不屈不撓地反抗殖民主義的斗爭精神。

四、封建時代的精神文明與宗教概況

社會文明的結構包括三個部分,即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三者的關系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最根本的。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者,物質文明最為重要,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精神文明能否發展所依賴的物質條件。但精神文明并非跟在物質文明之后亦步亦趨,它有時具有超前性,例如封建時代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并未確立時,便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先驅者《烏托邦》和《太陽城》的問世;閔采爾和康帕內拉等人的觀點和主張,是精神文明特點的體現。制度文明包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許多方面,它既存在于物質生產領域,也存在于精神生產領域,它有自身界定的范疇,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包括不及的,它有時表現為物質文明同精神文明聯系的中介。

精神文明指的是人類精神現象中的積極因素,包括人類改造主、客觀世界的積極成果,人類意識形態中的理想、觀念、成果、思潮以及各種載體。精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改造世界中形成的精神生產的肯定性成果,即人類精神覺醒的表現和成就。不同時期的精神文明都各有其突出的主張和重點。封建時代的精神文明是在封建的生產方式和封建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封建時代有占主導地位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精神文明,也有廣大農民和勞動群眾的精神文明。后者雖欠系統,但不斷發展。兩者之間一向有著激烈的斗爭,中外史實概不例外。

自古以來,科技歷來是精神文明的第一要素,是社會的第一生產力,又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主要動力。思潮、文化教育以及文學、藝術、史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等是精神文明的成果,而各項文教事業的設施、機構,如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則是精神文明的表現和載體。人們的心理、思想、道德、風尚、信念等均是精神文明思想建設的內涵。人類精神文明的終極追求主要在三個方面,即,人類自身的全面發展與解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碰撞與協調;以及人對自然的認識、改造與和諧。

封建時代不同階段中,精神文明發展的狀況和規律怎樣?精神文明發展過程中有哪些經驗教訓?封建時代有哪些思想家、理論家,他們的觀點和著述如何?這些都是應著重探討的問題。中世紀各國各地區精神文明的主要共同點是:由于封建主階級處于統治地位,他們為了發展地主階級的精神文明,維護封建制度,而把封建秩序說成天經地義,給封建壓榨蒙上了“神賜的靈光”。

封建時代是世界各個宗教最活躍、傳播最廣的時期。在封建時代,凡是反對或不滿在各國占統治地位的教會、教派者,凡是觸犯了宗教教條者都被斥之為異端或邪教。在“異端”中又分為許多教派,他們反對維護封建正統的教會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歐洲,如阿爾比派(其中有華爾多派和純潔派)、多里奇諾為首的“使徒兄弟派”、以約翰·保爾為代表的“羅拉德派”及胡斯派等,在中國,張角的“太平道”、張魯的“五斗米道”、直到明朝的白蓮教……都是異端的各派。大量史實證明,亞、非多次大規模的反封建斗爭,經常利用民間流行的宗教外衣作為組織和發動群眾的工具,這是一種較普遍的現象。

關于文明的問題,眾說紛紜。盡人皆知,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有明顯的不同。文明是文化的升華,文字的發明和應用是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文明起源于奴隸制社會。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一書中曾分析道:世界上共出現過21 個文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21 個文明中有六個文明是最早一代的。即: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米諾斯文明、古代中國文明、瑪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筆者認為:湯因比的劃分缺乏科學規律性,過分瑣細。中世紀的精神文明按思想、宗教和風尚等劃分,大體有下述文明地區。即: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儒、道、釋文明;以佛教為重點的東亞和東南亞文明;遍及東、西歐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例如,基督教文明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方俄羅斯與拜占庭東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是埃及、伊朗、阿拉伯、敘利亞文明的總稱。印第安文明包括了湯因比所述的墨西哥、尤卡坦、瑪雅、阿茲特克和安第斯文明。

封建時代精神文明的特征是,多元多線發展、地域性強,宗教因素作用大,15~16 世紀是發展變化的里程碑。古老的中國在封建土地國有制的前提下,從孔孟、董仲舒到朱熹為代表的維護帝王專制的儒學(其中亦有很多精華),長期居統治地位,三綱五常等維護封建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歐洲,從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基督教的名著都在鼓吹封建等級制是上帝的安排,教皇是上帝的代表等,充分說明它是為鞏固封建統治的精神文明。在西亞北非,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盛行,最高的唯一信仰是真主安拉,并以《古蘭經》為經典依據。

15~16 世紀是封建時代的轉折點。文藝復興、新航路的開辟、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學新紀元的開端,這四件劃時代的事件,是人類精神文明發展、變化的里程碑。

五、為世界整體化做準備,中世紀中國和世界的交流

約千年的中世紀使世界各地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發展。除美洲、大洋洲及南部非洲之外,整個歐亞大陸彼此之間通過陸路與海上的“絲綢之路”基本上已溝通了,并形成三大塊文明區,西方是信奉基督的文明區,東方是信奉儒學與佛學的文明區,中間是橫跨歐、亞、非三洲的伊斯蘭,阿拉伯文明區。這種態勢為世界的整體化做了重要的準備。三大區之間的交流,特別是東方大國中國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為這一準備所起的作用被后人忽視了,甚至被低估了。

中國在上古時期,農業文明與宗法制的社會結構的傳統,神本、人倫和民本思想,以及悠久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秦漢時代出現了大一統的文明格局。魏晉南北朝時,儒、佛、道多元文化的交融與整合,使中華文明輝煌燦爛。隋唐時代,中國主盟東亞,中外交流增多,科技與藝術豐富多彩,到處顯示出“何處春江不月明”的萬千景象。五代宋元時期,中國政治多元,海疆拓展,科技發達,中外交流出現新高潮。

14 世紀以前,中國早在商代已知用鐵,春秋戰國時中國紡織業已有手搖紡車,西歐13~14 世紀才出現手搖紡車,比中國晚約1600 年。中國古代中世紀時,勞動人民在江河上、在峽谷間曾建造無數橋梁,包括梁橋、拱橋和索橋三種基本體系,許多建筑技術乃世界之創舉。中國的古塔和石窟是佛教塑像、雕刻、壁畫等建筑藝術的突出成果。著名的塔有:嵩岳寺塔(登封,公元523 年建)、神通寺四門塔(濟南,611 年建)、大雁塔(西安,652 年建)、開元寺塔(河北定州寺,1001 年建)、佑國寺塔(開封鐵塔,1049 年建)等。著名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并使用漆料和漆器的國家。商代和西周時已用之涂飾兼防腐;隋唐時漆器制造藝術始傳至日本等國;明清時中國漆器種類擴大,遠銷世界各地。中國素有“瓷器之國”的盛譽。隋唐時瓷器生產繁榮,元明清時向多種彩瓷方向發展,成為珍貴藝術品。

14 世紀以前,中國的精神文明長期在世界上領先。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及其西傳,加速了阿拉伯世界及歐洲的發展。中國火藥、火器的制造技術,12 世紀已在中亞應用。恩格斯指出:

在十四世紀,阿拉伯人把火藥和火炮的使用方法經過西班牙傳到了歐洲。

中國發明的指南針,12 世紀時已應用在航海中。中國明初以前的造船術和航海遠超威尼斯、熱那亞及阿拉伯,在世界上是領先的。鄭和下西洋(1405~1433 年) 時的大寶船長約44 丈(約140米)、寬18 丈(約57 米),載重量千噸以上,遍訪亞非30 余國,馳名世界,比迪亞士、哥倫布、達·伽馬等開辟新航路要早半個世紀。哥倫布1492 年駛往美洲時最大的“圣瑪利亞號船”只有17 米長、6 米寬。總之,14 世紀明朝建國之初的中國是世界上經濟、文化和科學最發達的國家。此前,世界上重要的發明和科學成就約300 項,其中出自中國的約為175 項,占57%以上。

中世紀時,雖然中國同個別外國封建統治者之間也有軍事沖突,但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始終是中國同各國之間關系的主流。中國同亞洲的朝鮮、日本之間,長期有著活躍的商貿和文化聯系。中國的儒學、佛教對朝鮮、日本的傳播有重大影響。日本的孝謙女天皇曾號召應“以唐為師”,日本從630~894 年間先后曾任命過19 次遣唐使。新羅和日本來中國的留學生(僧)歸國后,曾積極推行過效仿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日本在鐮倉幕府、室町幕府和織田信長之后,豐臣秀吉在16 世紀末侵略朝鮮并妄圖再入侵中國,稱霸亞洲,最后以可恥的失敗而告終。

東、西方經貿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自兩漢至隋唐,從洛陽、長安經西域的南北二道,后來增加了一條“北新道”,共有三條陸路。中國唐朝的興盛,阿拉伯帝國的擴大,使“絲綢之路”從8 世紀起有了大發展,不僅有陸路,而且有了海路,714 年廣州設置了中國第一個海外貿易機構市舶司。曾任宰相的賈耽(730~805 年)寫出地理書,記有7 條海路,其中重要一條是從廣州經印度到波斯灣的巴格達,再經也門到東北非地區。此外,另有一條中、韓、日之間文化與貿易交流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即從山東半島“極海之處”的登州、萊州通往朝鮮、日本的商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宋元是海上絲綢之路大發展時期,泉州、杭州也都建市舶司,航線遍及東南亞、南亞各地,特別是從波斯灣向非洲發展,經貿活動達到桑給巴爾、基爾瓦、莫桑比克的克利馬內。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從沿海又傳到非洲內地。所以朱思本于1311~1320 年繪制的“輿地圖”非洲是倒三角形。這比當時西方人對非洲的認識要先進的多。明初鄭和的航行又將“海上絲路”發展到頂點。

中世紀的中外文化交流保留記載的重要人物有:唐朝的杜環,他是走訪中東、非洲地區的第一中國人。762 年沿海上絲路回國后著有《經行記》,記錄了其見聞。西方國家來華的第一人,要推威尼斯的馬可·波羅,他于1271~1295 年來華巡游、任職。他的游記是西方人認識中國的入門之作,影響很大。之后不久,中國旅行家汪大淵于1328~1339年訪問了亞非數十國,他的《島夷志略》大大擴大了中國人的世界視野。接著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于1346 年來華,他的游記不僅將中國信息傳至西班牙,而且越過大沙漠傳至馬里帝國,15 世紀初,隨著鄭和航行的文人作家,馬歡、費信、鞏珍的游記對中國人了解世界和中外文化交流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13~14 世紀時,羅馬教廷屢遣教士來華,在中國南北各地建立教堂布教。羅馬教皇希望元朝信奉和推廣天主教,13 世紀又幾次派使者要求同中國元朝聯合夾攻已占耶路撒冷基督教圣地的伊斯蘭教勢力,未獲結果。元朝也在1288 年和1336 年派遣專使赴西歐通好于羅馬教廷。對于16—17 世紀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的評價問題,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應把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同鴉片戰爭后來華的傳教士區別開來。應肯定前者在“知識傳教”路線下,起過西學東漸傳播文化的積極作用。（節選自《歷史教學》，2016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