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部長：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徹底解決二戰歷史問題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造成的深重苦難，在亞洲部分地區留下了難以解決的歷史問題。這些歷史問題需要慎重處理。新加坡希望日本可以思考如何徹底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新加坡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

3月6日，新加坡外交部兼內政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在通商中國名為“在變化多端的世界中廣交朋友：新加坡與東北亞”的特約講座上，發表了上述看法。演講稿全文附下。

地緣政治新格局

轉型中的世界秩序

過去幾十年，新加坡在以規則為導向的國際秩序中蓬勃發展。這套國際秩序所倡導的，是各國主權平等，開放的市場，以及對國際法的遵從。

這套我們所熟悉的國際秩序已經結束了。正如黃循財總理所言，世界正步入一個多極化、協調性減弱、競爭性加劇的新格局。如今，權力日益分散，戰略博弈越演越烈，國家之間的互信也遭受侵蝕。

全球貿易雖然還在運轉，但隨著供應鏈的重塑、經濟關系越來越受到安防和科技競賽等考量的主導，貿易形態會有所改變。這些改變，對于新加坡這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而言影響深遠。我們無法避免這些改變，只能審時度勢，沉著應變。

在分裂的多極世界里尋求應變之道

面對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各國都在擴大“朋友圈”，通過拓展伙伴關系來增強自身的韌性，以更好地應變。新加坡也必須這么做。在全球層面的協調日趨艱難之際，我們更需要積極發展能夠提倡穩定、開放與合作的區域性和諸邊網絡。

面對不斷演變的地緣政治格局，擴大合作是一種戰略必要。亞細安（中國稱“東盟”）始終是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這個組織并非孤立運作的，新加坡也不能只同亞細安打交道。

在東北亞，我們擁有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國、韓國和日本。它們都是“亞細安+3”（即“東盟+3”）合作機制的伙伴國。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大轉變，反映出了這三個國家的重要性。

如今，亞洲不僅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主要角色，更是全球重要的消費市場、創新樞紐和資本積累中心。亞細安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的研究結果凸顯了這個蛻變。2022年，“亞細安+3“伙伴國的需求，占全球終端需求的28%，是全球最大的集體市場。

這個數據反映了世界經濟重心已明顯向本區域轉移。對新加坡而言，在對全球保持開放之際，與“亞細安+3”伙伴國加深一體化，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有重要的影響力

我們先看中國。中國是距離新加坡不遠的大國，并對區域和全球局勢具有重要影響力，因此在我們的伙伴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是先進制造業、數碼創新及綠色轉型的引領者。去年是新中建交35周年。黃循財總理和CN政府首腦進行了正式互訪，并重申將延續兩國之間的深度交流。

黃總理就任后，除了亞細安以外首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中國。這充分體現我國對新中關系的重視。CN一把手和黃總理會晤時，雙方也重申了共同推進兩國之間“全方位高質量的前瞻性伙伴關系”。

幾十年來，新加坡深度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今后也會繼續致力于加強與中國的貿易、投資和金融聯系。隨著中國企業紛紛“走出去”，新加坡可成為它們進軍亞細安市場的樞紐。

（給出海考察團講新加坡經濟與規劃）

同時，我們一直鼓勵新加坡企業開拓中國市場，尋找新的商機。我們也鼓勵新中兩國人民通過旅游、教育及青年交流，進一步加深兩國之間的民間聯系。

除了雙邊合作，我們也在亞太經合組織和聯合國等區域和多邊平臺與中國協作，并共同應對更廣泛的全球挑戰。我們歡迎中國在綠色科技、數碼創新以及人工智能的應用與治理等新興領域發揮所長，開展建設性的合作。

新加坡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早期支持者，并積極參與“全球發展倡議”。

中國的大國擔當

中國也提出自身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中國的規模和在國際上的比重，代表著中國的政策對區域及國際的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變幻莫測的時期，中國作為大國，可以為國際體系發揮定心作用。

我們期待繼續和中國密切合作，共同為全球和區域的穩定和繁榮做出貢獻。

韓國總統李在明訪問新加坡

新加坡與韓國的雙邊關系已開啟了新篇章。就在幾天前，韓國總統李在明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

（元宵前夕，黃循財與李在明撈魚生。圖源：MDDI）

黃循財總理則在去年11月正式訪問韓國。兩國也在紀念建交50周年之際，將雙邊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我們希望與韓國這個重要的伙伴國深化合作關系。

同為“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和韓國的發展歷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經濟發達、依賴貿易，也同樣重視創新和開放。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也是我們的共同目標。頻繁的貿易和投資往來為新韓兩國的關系奠定了扎實基礎。如今，我們互為彼此的十大貿易伙伴之一。

新加坡是韓國第四大投資國

對于新加坡企業而言，韓國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從總投資額來看，新加坡是韓國的第四大投資國。自2020年以來，新加坡對韓國的累計投資額增長了一倍以上。韓國對新加坡的投資也同樣地源源不斷，投資者涵蓋各領域的領軍企業，如現代汽車集團（Hyundai Motor Group）、樂天集團（Lotte Group）和韓華海洋株式會社（Hanwha Ocean）。

韓國建筑公司也參與了我國南北交通廊道和新地鐵路線等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兩國更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航天以及民用核能等具前瞻性的新興領域拓展合作。

韓國也在本區域扮演著日趨重要的角色。韓國是與全球供應鏈密切相聯系的主要貿易國。韓國也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經濟框架，以及其它促進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諸邊貿易安排。

作為一個科技發達的經濟體，韓國也為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和新興科技標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加坡、日本關系有三個階段

新加坡與日本之間有許多歷史交集，最早可以追朔到19世紀。當時日本商人來到新加坡這個蓬勃的港口城市定居，形成了一個人數不多但別具特色的社群。這是新日交往歷史的第一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新加坡被日軍占領。這是兩國關系中最黑暗的一頁。

不久前，也就是2月15日，我們舉行了全面防衛日的紀念活動。之所以將這一天定為“全面防衛日”，是因為新加坡是在1942年的這一天淪陷的。

（2月15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公祭。圖源：SCCCI）

華社成為日軍報復的對象

在隨后的三年零八個月，新加坡各族平民飽受苦難和摧殘。當年，由于新加坡華人社會曾出錢出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更成為日軍重點報復的對象。其中，最令人發指的是“大檢證”，這場暴行導致數萬無辜平民慘遭殺害。

對于這段慘痛的經歷，我們做了真實且詳盡的記載，并通過紀念碑、歷史文獻和展覽等方式，讓每一代新加坡人了解歷史的真相。我們銘記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反復揭開傷疤，而是為了確保我們永不忘記歷史的教訓。

（圖源：新加坡歷史博物館）

新加坡獨立后，我們必須決定如何處理和日本的關系。這是新日關系第三個階段的開始。

一半補助金，一半特殊貸款

當時的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華社，提出必須為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討回公道。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針對我國人民的訴求，新日雙方經協商后達成協議。日本政府答應以一半補助金、一半特殊貸款的方式，向新加坡支付總額5000萬元的款項。

（1967年2月15日，李光耀為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揭幕并獻花。圖源：NAS）

新加坡后來將部分資金用來興建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1967年2月15日，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為紀念碑揭幕時說道：我們聚集在這里，并不是為了重燃舊日的仇恨，也不是為了清算血債。我們興建這座紀念碑，不是為了提醒大家日本軍隊可能會再次侵略我們，因為世界列強的力量格局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在二戰之后，新的威脅出現了。這座紀念碑應當時刻督促我們，以長遠的眼光制定國家政策，確保我們擁有最多可靠且強大的朋友。

日本參與新加坡經濟建設

日軍占領時期對新加坡所產生最深遠的影響，莫過于激發了我們自己掌握國家命運的決心，讓我們充分意識到必須自力更生，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構建一個團結的多元種族國家。

在解決戰后賠償問題后，日本開始參與我國的經濟建設。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和貿易伙伴。日本的主要企業如東芝（Toshiba）、住友（Sumitomo）、三井（Mitsui）等紛紛落戶新加坡，不僅創造就業崗位，也向本地工友轉移了先進的科技與技術。

十年后，就有600家日本企業在新加坡營業，聘用超過1萬5000名員工。如今，在新加坡的日本企業已達5300家，聘用的新加坡員工超過10萬人。

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開展了生產力運動，推動我國經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當時，我們便是向日本取經的。此外，新加坡警察部隊也向日本借鑒了“交番”執勤體制，設立鄰里警崗，提升社區治安。就這樣，新日兩國建立起了互惠的合作關系。數十年來，雙邊關系越來越成熟。

（講座現場）

日本應該思考如何如何

徹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如今，新日雙邊關系即將邁向新的階段。黃循財總理將在本月內正式訪問日本。這屬于新總理上任后在亞太區域進行的介紹性訪問。我們將借此機會紀念新日建交60周年，并如我們同其他幾個重要的伙伴一樣，進一步提升雙邊合作關系。在這次訪問中，我們期待雙方在數碼經濟、綠色轉型、新興科技和安全等方面加深合作。

除了雙邊合作，日本也繼續在本區域扮演重要角色。日本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投資國之一。在雙邊官方發展援助方面，日本是最大的單一捐助國，提供了近三分之一的援助。近年來，日本也通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框架，支持東南亞地區的多個安全合作項目。

新加坡相信如果日本能夠與更多亞洲伙伴深化合作，為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更大貢獻，這會對區域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我們也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造成的深重苦難，在亞洲部分地區留下了難以解決的歷史問題。這些歷史問題需要慎重處理。

歷經八十年，光陰荏苒，世代更迭，全球戰略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新加坡希望日本可以思考如何徹底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日本能做到這一點，它就有立場為亞太區域做出更大貢獻，并參與構建和維護一個開放包容的區域架構。

我國領導人此前多次闡明這一立場，這也充分體現了新加坡的一貫主張：唯有以真誠態度銘記歷史、持續推進和解，區域互信才能夠真正得到鞏固。

理解政府立場背后的考量

全球秩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化與挑戰。這些動向無法逆轉，也將考驗本區域的團結與和諧。新加坡的首要考量始終是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將繼續加強伙伴關系，完善區域合作框架，并支持一切促進穩定和互利的合作。

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現實。中日韓之間存在一些復雜的歷史問題，這也形成本區域歷史背景的一部分。但正因如此，長期深度的交流更為重要。各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維護區域穩定的先決條件。

即便是關系再親密的伙伴，也不可能總是立場一致，這本屬常態。我國也時不時與朋友和伙伴，甚至是我們很重視的朋友和伙伴，持不同意見。畢竟，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獨立自主的國家，有我們自己獨特的文化和歷史，也有我們自身的國家利益。

當我們與伙伴國持不同意見時，國人應保持沉著冷靜，清楚什么最符合我國的利益，從而理解政府立場背后的考量。有了這份清醒認知，新加坡才能繼續以自信、一貫的態度和所有伙伴合作。

李光耀先生在1967年的一番話，在今天仍然具指導意義：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須讓新加坡廣結善緣，擁有最多強大且可靠的朋友。在這日益動蕩和多變的世界里，我們將始終本著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利益，繼續堅定而穩健地前進。

新加坡的立場是否前后不一致

觀眾甲：聽完您的演講，我想到最近網絡上對新加坡立場的一些問題，尤其是教育部長李智陞出席死難人民紀念碑的典禮上，他說“對于二戰時候日軍在新加坡所做的慘痛的經驗，我們是不能也不應該忘記的”。有些網民覺得新加坡的立場很像前后不一致。您覺得他們的說法是否有根據?

沈穎：這跟我剛才發言中引述的那一段話是同樣的。那就是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1967年在為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揭幕的時候的一段發言。當時他說我們聚集在這里，建這樣一個紀念碑，其實并不是要提醒大家日軍會再次來侵略我們。因為即便是在1967年，當時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世界列強也發生了改變。那么在二戰之后，新的危險產生了。所以，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應該時刻地督促我們，以長遠的眼光來制定國家政策，讓新加坡擁有最多既可靠又強大的朋友。

建國總理的這一段話很準確地概括了我國對日本的一貫清晰的立場。我們是銘記歷史的，不過我們銘記歷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復地去揭開傷疤，我們要的是深刻地吸收歷史的教訓。而對我們來說，二戰的經歷給我們最大的激勵就是一定要自力更生，我們要爭取并且捍衛新加坡的主權獨立自主。而且這個教訓我覺得一直到今天還啟示著我們。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我們和許多不同的國家，包括日本進行交往，進行合作，這是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

（部分觀眾與沈穎合影。圖源：李玲）

民眾是否理解外交立場和考量

觀眾乙：新加坡第四代領導班子（黃循財內閣）接班后，我們應該如何延續新加坡一貫的那個外交路線。此外，你認為新加坡民眾，尤其是青年，是否真正理解國家在外交上的立場和考量呢？

沈穎：我國的第四代領導班子確實延續了我國一貫的外交方針。這包括我們廣交朋友，維護那些提倡和平、穩定，還有多邊或者是雙邊合作的包容性框架。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形勢是世界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我們所熟悉的國際秩序已經結束。在這樣一個變化多端的時期，我們需要本著新加坡的國家利益穩健地前進，穩健地適應當前的一些變化。

我覺得剛才你還提到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國人對于外交政策的理解。我國領導人有很清楚的認識，那就是國人的支持是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基石，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說國人清楚地了解我們的國家利益，對政府信賴，而且也非常的支持我們保持內部的和諧和團結，還有我們作為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社會的本質；那么我們的外交立場就可以很堅定，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政府包括外交部會持續地在很多不同的場合和國人交流外交政策，包括比方說像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場合。我們想要秉著一種開放、安全，還有坦誠的交流，讓大家有機會能夠發表自己的一些想法，政府也有機會把我們的立場，還有背后的考量同國人進行溝通。我們也知道在外交政策方面，可能大家有時候會持一些不同的意見，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國人對新加坡的基本國家利益一定要形成共識，這是最重要的。

朋友們吵架打架，新加坡怎么辦

觀眾丙：部長好，我在新加坡生活了31年，所以我親眼看見新加坡在變化多端的世界中廣交朋友并從中受益。所以我今天想問一個直接、簡單而又純粹的問題，就是新加坡有很多朋友，但這些朋友之間不一定是朋友，他們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敵人，有些一會兒是朋友，一會兒是敵人。所以問題是：當新加坡的朋友們起糾紛，有爭執，吵翻天，甚至要打起來的時候，新加坡怎么辦？這個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沈穎：剛才我提到，我們希望能夠廣結善緣，其中包括了我們是秉著原則的同多國進行接觸。與此同時，我們支持開放的對話，而且也要建立多元的伙伴關系。這是外交的一貫作風。您可能在這兩星期的國會辯論當中，可能也有聽到我們外交部長維文部長提到新加坡希望在與多國進行交往的時候，我們希望作為一個對世界有用，但不是一個被利用的國家。我們雖然面臨很多的變化，可是我們并不抱著消極或者是宿敵的態度，我們非常積極而且盡量一貫地進行我們的外交。

剛才我提到我們的多元化伙伴關系，就包括我們同亞細安各國和主要大國建立起各層次的伙伴關系。當我們有這些不同合作關系網絡的時候，如果我們的這些朋友之間出現一些緊張的局面，總體來說對話和合作還是可以進行的。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靈活的方式，這也是一個可以促進互信的方式。那么新加坡也希望盡我們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夠盡量地為以規則為導向的國際事務處理方式盡一份力。

ABC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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