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研究與實踐的多維視角丨滕璐陽：審美何以成為非遺傳承動力：都市手工藝愛好者的日常審美經驗表達

主持人語

非遺研究由“本體保護”向審美活化范式的拓展，使審美經驗如何嵌入日常生活也成為非遺領域值得探析的重要命題。滕璐陽此文，立足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現代性語境，透視了都市手工藝愛好者與非遺審美相遇、接受非遺并內化的具身邏輯。文章提出了非遺傳承的辯證路徑：一方面，民眾通過“陌生事物熟悉化”，對公共文化形態的非遺進行認知，在“過去—當下—未來”的歷時性框架中重構情感認同與意義系統；另一方面，借由“熟悉事物陌生化”，民眾在技藝實踐中不斷挖掘平凡生活的審美潛能，從而形成具有個體辨識度的生活美學。文章觀照都市手工藝愛好者的創造性表達，揭示了非遺從地方性經驗轉換為共享性資源的邏輯，為傳統工藝維系存續力提供了新的視角。

——專欄主持人：唐璐璐

主持人介紹

唐璐璐，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遺產理論與政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遺產旅游等。著有《朝向未來的遺產共同體：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協調機制研究》，譯有《文化遺產的觀念》，發表中外文學術論文、譯文多篇。

作者簡介

滕璐陽，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為現代民俗學、文化遺產。

審美何以成為非遺傳承動力：

都市手工藝愛好者的日常審美經驗表達

摘 要

目前，非遺的美學價值已得到廣泛認可。在此基礎上，還需要直面當代日常生活，探討民眾如何理解、接受與運用非遺審美，以反思審美何以成為非遺傳承的動力。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語境下，非遺經過創意轉化，從地方性的審美經驗上升為共享性的當代審美文化。面對經過公共文化構建的非遺，民眾一方面對其進行“祛魅”，通過激活想象力將陌生事物熟悉化，在“過去—當下—未來”的時間框架中重構非遺的意義系統；另一方面，民眾在實踐中不斷追求愉悅、新鮮的審美體驗，通過發揮創造力將熟悉事物陌生化，最終形成新的生活美學與更合意的日常秩序，達到運用非遺而不自知的趨于理想的狀態。至此，非遺從生活中來，又回歸到生活中的邏輯閉環得以形成。從這一角度而言，非遺意味著一種選擇，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是否將其作為構建美好生活的資源來使用，而只有當非遺能夠為民眾帶來幸福時，它才是有價值的、可持續的。

關鍵詞

非遺美學；日常審美經驗；傳承動力；

都市手工藝愛好者；生活美學

伴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保護工作的持續推進以及當下全社會對美育的重視，審美之于非遺活化與文化互享的意義逐漸受到關注，非遺美學研究隨之興起。現有成果充分肯定了非遺的審美價值，對其獨特的審美經驗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注意到審美在非遺傳承中的重要意義。但正如季中揚指出的，目前對非遺美學的考察大多落腳于對其合法性的論證，而忽視了跨學科的學術對話，對如何從美學視角具體展開研究缺少系統闡釋，因此需要借鑒審美人類學的理念與方法，關注非遺的審美創意轉化與日常審美經驗的表達機制，以推進非遺美學研究從價值闡釋轉向文化批評。作為一種當代審美文化現象，非遺保護實踐在根本上展現的是非遺通過審美重新融入生活的過程。這就意味著面向當代日常生活，探討民眾如何理解、接受與運用非遺審美，即日常審美經驗表達，是當下非遺美學研究的應有之義。

自2018年以來，筆者跟隨徐贛麗教授在長三角地區開展手工藝調研，對鋦瓷、剪紙、布藝、刺繡等都市手工藝的當代傳承實踐進行了系統考察。在田野調查中我們注意到，隨著非遺保護運動的推進，大量民眾被動員起來成為手工藝愛好者。他們通過媒體宣傳、社區培訓班、老年大學等途徑接觸到手工藝，并在持續追求審美體驗的過程中保持學習熱情，逐漸將技藝融入日常生活。這部分愛好者的日常實踐，生動展現出民眾對非遺審美的理解、接受和運用過程，為我們研究日常審美經驗提供了重要啟示。在此基礎上，本文將根據手工藝的現代轉型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進一步對非遺通過審美融入日常生活的過程機制與一般規律進行闡釋。

一、日常生活審美化語境中的非遺美學

在長期關注“保護”“傳承”等現實問題的非遺領域，美學的出場相對晚近。當以理論思辨見長的美學與非遺遭遇時，其面臨的一大困境便是既往知識框架無法有效解釋非遺的審美經驗。自18世紀以來，在康德美學的統轄下，民間藝術就被排除在“美的藝術”之外，美的非功利性與強調個性、創造性的主張顯然與民間藝術的觀念相悖。此外，受精英文化傳統的影響，中國古典美學話語同樣貶抑民間藝術，將底層民眾的審美經驗視作低俗且需要被改造的對象。如果說經典美學屬于所謂的“大傳統”，那么普通民眾的審美經驗就是隱秘的、非符碼化的“小傳統”——它們不是前者的附庸，而是具有特殊的美學價值。因此，當我們從美學視角研究非遺時，就是在重新“發現”并肯定這些小傳統的審美經驗。它們根植于生活實踐，打破了康德式靜觀美學的二元對立，呈現出具身性（embodiment）與場域性（contextuality）的融入性審美模式。

正是這種與日常生活高度互嵌的審美經驗，為我們思考非遺的活態傳承提供了啟發。不同于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如高小康所言：“表現為一個文化群體特有的意象符號、地方性知識、想象力和情感體驗，也就是最根本意義上的審美經驗。”從這一角度來說，非遺活態傳承的核心就在于對非遺審美經驗的體知。這一論斷在實證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證。徐贛麗團隊指出，手工藝等非遺因契合了當下的審美風格和文化消費趨勢而深受城市新中產人群的青睞，它們有望成為新的生活時尚并在當代重獲新生；團隊在對手工藝愛好者進行考察時發現，對審美體驗的追求是很多人堅持學習技藝的動力，愛好者在創作中自由、即興、愉悅的審美體驗是他們收獲快樂與構建生活意義的方式之一。此外，筆者2019年在上海對傳承人開辦的鋦瓷學習班進行調研時發現，當下非遺的傳承不僅體現于身體技能的口傳心授，還體現在對審美外顯而直接的表達與體悟中。由此可見，審美已經成為非遺走進當代生活的重要方式。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非遺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風尚，還與當下正在經歷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社會思潮密切相關，這也提示我們需要將非遺美學置于更宏大的社會語境中來展開討論。20世紀80年代，立足于消費文化盛行的后現代社會，費瑟斯通正式提出了“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概念。其中包含著兩個相互轉化的過程：一方面，審美的態度日益被引進現實生活，大眾的日常生活被越來越多的藝術消費品所充斥；另一方面則是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即藝術與生活的邊界被抹平，審美泛化至生活的各個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飛速推進，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現象已在我國部分發達都市興起。民眾從家居布置、個人儀表到言談舉止，皆有意識地謀求某種審美的規劃與藝術效果的實現；與之相伴，審美突破了藝術的藩籬而呈現出世俗化趨勢，并全方位地滲透與改造著日常生活。如今，日常生活審美化已成為不爭的社會現實，其承認普通民眾都可以享受美的生活，并通過審美達成生活意義的重構與感性解放。

至此，我們可以從中發掘非遺美學與日常生活審美化之間微妙的同構性：一方面，二者都重視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創造力，肯定日常審美經驗的意義；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快速發展為非遺融入當代生活提供了必要土壤，同時非遺又為日常生活注入了非均質的美。換言之，在消費主義社會中，非遺能夠成為當代人踐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文化資源。然而，僅僅停留于這一共識還無法充分釋放非遺美學的理論活力。正如王杰等人所言，我們還需要“借助對日常實踐的挖掘探索‘審美的人’在當代的表現形式”，通過考察特定文化語境中不斷生成的審美經驗，深入探索非遺通過審美融入當代生活的具體路徑。基于此，本文將以非遺的重要組成部分——都市手工藝為切入點，并根據愛好者的日常生活實踐，對民眾的日常審美經驗表達展開進一步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都市”概念不僅指地理空間，更意指一種蘊含消費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等特征的現代性語境。手工藝則指滿足民眾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手工技藝及其成果，強調手工制作的歷史性、獨特性、情感性與審美性，突出手工藝在生活中的多元表現形態。本文選擇手工藝作為例證有以下兩點原因。一方面，從發展歷程來看，手工藝大體經歷了從“有用”到“有意義”再到“好看”的三個階段，其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下社會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潮流，也意味著當代人越來越注重手工藝所體現的審美品位；另一方面，相比于由政府、地方精英等特定主體發起、集體共同參與的儀式與節慶類非遺，如祭祀大典、廟會等，手工藝是普通民眾能夠以個體方式、隨時實踐的非遺，其個體性、日常性的特征為探討非遺的審美經驗提供了方便合適的切入口。

二、非遺審美的創意化路徑

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語境下，非遺只有通過創意轉化才能消除地方性和歷史性的局限，從地方性審美經驗上升為可共享的當代審美文化。因此，非遺的審美轉化是我們探究日常審美經驗不可回避的“序曲”，民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了對非遺審美的理解、接受與運用。而這一轉化過程，需要從“共享性”特征，即非遺作為公共文化的層面來理解。非物質文化從特殊文化樣式的存在被命名為遺產，本質上是一種公共文化的產生機制，非遺因此具有了傳播、分享的可能性，并且因享有者越多而越有價值。在此基礎上的審美創意轉化，就是基于共享性原則向原社群邊界之外的民眾展示非遺價值的過程。其根本目的在于使非遺審美以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出來，增加非遺在公共平臺的能見度與可獲取性，進而帶動公眾對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其中，對審美意涵進行有意識的篩選與重構是極為普遍的創意轉化策略。在這一過程中，技藝的變遷歷史、中式審美及生活方式是重要的創意來源。例如，曾經在底層百姓生活與貴族賞玩文化中均占有一席之地的鋦瓷修復技藝，經過媒體、傳承人的敘事加工與創意實踐，在當代成為精致、殘缺美的代名詞，而民間鋦匠的歷史處境與鋦碗、鋦大缸等不那么“光鮮”的一面則被遮蔽。再如，沉寂三年、歸來仍是“頂流”的李子柒之所以如此受追捧，與其視頻內容的審美呈現密不可分。策劃團隊將漆藝、蜀錦等非遺融入田園牧歌式的中式生活美學，以感官愉悅、詩情畫意的審美意境塑造了文化“新傳統”，并喚起全球觀眾的情感共鳴。如此，傳統技藝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的“復調”的審美意涵就如同龐大的資源寶庫，創作者可以從中選取更符合當代人文化鄉愁的部分予以重構和呈現，從而拉近非遺與現代社會的距離。

當下，營造審美空間也是創意轉化的重要舉措。這一做法通過“再語境化”的方式，將非遺轉化為當代人易于理解、接受和體驗的審美意象，讓民眾直觀感受到非遺與當代生活的契合點。例如，蘇繡品牌“姚繡”格外注重打造生活化的展陳空間，將輕盈、透亮的刺繡作品設計成屏風樣式，以凸顯非遺在家居領域的廣闊前景。在全國各大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中，主辦方都會模擬生活場景搭建“非遺客廳”“樣板間”等美學空間，將非遺的運用方式具體化、可視化。這樣的布局設計與展陳方式向民眾表明，非遺不再是束之高閣、遙不可及的古老傳統，也不是從原有文化脈絡中抽離出來的被展示的藝術品，它可以成為與當代生活高度融合、兼具實用與審美價值的家居物品。目前，這一做法已廣泛地應用于各類非遺的展陳中。

此外，深受消費者喜愛的體驗活動也是非遺審美轉化的一大路徑。通常，手藝人或經營者會提供設備、工具、原材料和教學指導，消費者親自參與核心環節以體驗手工技藝的魅力。以都市中最常見的陶藝體驗為例，制泥、修坯、上釉與燒造等枯燥、耗時長的工序由店員代勞，最有趣味性、最體現創造力的拉坯與彩繪環節則由消費者完成。盡管當前非遺體驗活動面臨著同質化與淺表化的質疑，但其能夠打破傳統手工藝落后、粗糙的刻板印象，以高度可及的方式讓消費者體悟非遺的審美價值與文化底蘊。根據《中華手工》2020年發布的數據，體驗消費熱度持續攀升，手工藝體驗項目的行業占比已躍升至第二位。可以看到，體驗活動借助商業模式高效地帶動了非遺的傳播與消費。

“胡尹萍個展：胡小芳和喬小幻”展陳空間中的編織作品。圖源上海明當代美術館。

總體而言，以上三種方式是當下較為普遍的審美創意轉化路徑。即在觀念層面上構建對非遺審美的整體認知，并呈現生活化的審美空間，再吸引大眾身體力行地參與其中，最終達成公共文化層面的非遺傳播。深入具體的非遺保護實踐，我們還能看到更多的創意轉化路徑，例如以網絡文學IP用“故事+情感”的方式激活非遺，通過創新設計和審美轉譯推動非遺與當代生活的聯結等。而萬變不離其宗，如王維娜所言，種種舉措均使非遺“從功能和空間上獲得解放，具有形式、功能與美感的協調統一”，進一步凸顯了審美在非遺“雙創”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審美創意轉化路徑有利于發揮非遺作為公共文化的價值與擔當。此處的公共文化不僅指非遺在宏觀層面獲得的制度承認與支持，還包含著非遺在微觀層面走向民眾生活的可能性。換言之，非遺經過創意轉化從地方性審美經驗躍升為共享性的審美文化后，其不僅僅是文化象征符號，還具備了轉化為民眾生活資源的意義——更為廣泛的人群會被非遺的審美經驗所吸引，從而在持續的關注中產生了解、參與和運用非遺的沖動。田野經驗表明，民眾對非遺的實踐已然超越了簡單的身份符號消費，他們會充分地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構建服務于個人生活的完整的、連續的審美經驗，主動挖掘非遺在生活中更加開放、靈活的可能性。

三、陌生事物熟悉化：

非遺審美的心理接受過程

如前所述，審美創意的轉化為非遺走向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而民眾接觸到作為公共文化的非遺后，如何去承接這份可能性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民眾始終以獵奇的態度看待非遺，或將其視作政府的宣傳工具與曇花一現的消費潮流，那么就表明民眾并未在心理層面真正接受非遺。此時，非遺只是宏觀的文化符號，其與微觀日常生活的關聯尚未被打通。然而，現實并未如此悲觀。通過對都市手工藝愛好者學習經歷的共性分析，我們梳理出了民眾在心理上接受非遺審美的內在過程與普遍規律。

通常，面對在不同場域以公共文化之姿頻繁亮相的非遺，民眾首先要經歷自我判斷與轉化的過程：把被賦予了多元價值、附加了浪漫化敘事的非遺拉下神壇，與個人的生活經驗建立關聯，轉化為自己可以理解的事物。本質而言，這是一個剔除泡沫、去偽存真的過程，是民眾對經過公共文化構建的非遺審美“祛魅”的過程，也是陌生事物熟悉化的心理接受過程。其中，非遺與個體生活經驗建立有效聯結的關鍵在于激活民眾的想象力，使其能夠在多元時間維度中重構非遺的意義系統。具體而言，就是“喚醒”記憶，以“過去”的經歷激活情感認同；“療愈”身心，以“當下”的感受豐富心靈體驗；“展望”美好生活，以“未來”的憧憬拓展文化想象。

德國心理學家維利·黑爾帕赫曾指出，人們通常會對兩種事物產生興趣：一種是與其日常生活相關、對其有影響的事物；一種是完全陌生或充滿“異域風情”的事物。愛好者在接觸手工藝的過程中，這兩種感受都存在。更準確地說，非遺首先給予愛好者的是陌生化的印象。無論是“發現布還可以這樣玩”，還是被鋦瓷、剪紙作品所震撼，愛好者在初識這些技藝時往往伴隨著陌生化的審美體驗。而當愛好者親自動手實踐時，他們就會意識到那些復雜的作品都是從穿針引線、剪裁線條、打磨釘子等最基礎的步驟做起。這一過程無疑掀開了非遺的神秘面紗，將愛好者逐漸從陌生化的認知中解放出來：那些精美的布藝、剪紙、鋦瓷被化約為生活中更為常見的縫紉、裁剪、上釘等基本技能而被接納。這種熟悉感一旦建立，愛好者就會由此進一步延伸，使得過往經歷中的更多記憶被喚醒。例如，布藝愛好者會在某個瞬間想起兒時見過長輩使用類似的針法縫補衣服；鋦瓷愛好者會發現當下修補瓷器的技巧與過去農村修補水缸的方法通用；剪紙愛好者會想起曾經在集市中見過的繡花鞋墊紙樣；等等。換言之，愛好者大多會從自身經歷出發，將非遺與過往生活中的熟悉之物建立關聯，而所有記憶幾乎都離不開長輩的身影，以及由此生發的對兒時生活的眷戀。這意味著“祛魅”不僅是認知轉變，還是記憶喚醒的過程。當下的實踐正推動愛好者將曾經的習焉不察從記憶庫中“挑選”出來，為如今的技藝學習提供注腳與參照。這種記憶回溯由于長輩身影（特別是女性長輩）的閃現，會使愛好者產生更為熟悉、親切的情感體驗，并進一步加深對非遺的情感認同，從而催生出更強勁的驅動力。

除了回溯過去、喚醒記憶，實踐非遺的過程更加直接地指向當下的時間占有與心靈體驗。相比于純粹靜觀的精英藝術，手工藝展現的是基于視覺、觸覺多重體驗所形成的身心融通的審美經驗。這種多感官的沉浸式感受，能夠帶來日常生活中彌足珍貴的“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一種因高度專注而達到身心合一、物我兩忘的暢快境界。正因如此，愛好者將手工藝視作一種錘煉身心的修行方式，享受著動手制作時“放松”“舒服”“專注”的身體感受，以及精神與心理的松弛狀態。顯然，沉浸于技藝的過程為當代人提供了區別于被電子產品裹挾的日常經驗，讓人們在高度專注中對自己的身體、精神有了更加清晰和敏銳的感知，由此調節了身心關系，豐富了內在的心靈體驗。這樣直觀的接觸與體悟讓民眾意識到，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遺存，離開聚光燈后它們依舊可以真實地與當下“此時此刻”的生活發生關聯，可以鮮活地存在于個體的生命體驗中；非遺所蘊含的情感、想象力并非靜態、抽象的符號化存在，那些審美經驗依然可以在當下的生活情境中發揮作用。

此外，基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愛好者還有可能將非遺與未來生活進行關聯。第一類是對應用場景的想象，即愛好者在初步實踐技藝時，對自己將要完成的作品有所期待，并非常在意作品的去處。例如，他們在制作前已經思考過作品要放置于哪個房間或送給哪位親朋好友，還會由此想象作品為家居環境增色或對方收到禮物后的反應。而另一類則是對技藝實踐可持續性的憧憬。愛好者在偶然參與體驗后，可能會產生多次嘗試、繼續堅持的沖動。他們會考慮將手工藝納入更長遠的生活規劃，想象著如何安排業余時間，優先學習哪些技法、完成哪些作品。以上兩類心理活動表明，當代人對非遺的理解與體悟具有指向未來的延展性，包含著對未來的感知與憧憬，并且是可掌控、可預期的。一方面，愛好者只要投入時間，就會收獲技能水平的提升，且回報周期較短；另一方面，愛好者可以自主決定實踐的頻率和周期，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可掌控的狀態會讓愛好者更有信心，進而無所顧慮地投入非遺實踐中，更有可能觸發積極的行動。

由此可見，非遺雖然來自“過去”，但立足于當代人的感受及其心理接受過程，可以發現非遺被賦予了包含“過去—當下—未來”的完整的時間意識：它凝聚著過往的生存智慧與經驗，極有可能觸發民眾昔日的生活記憶；它也可以被民眾切實地體驗，在“加速社會”中涵育著當下的身體與心靈；它還可以被憧憬與想象，指向充滿期待、比當下更合意的未來。需要注意的是，愛好者在接觸手工藝的過程中未必同時產生以上三方面的變化，但只要其中之一被激活，就意味著他們已經在心理與思維層面開啟了熟悉化的過程，不再將非遺視作高高在上、不可觸碰的陌生之物。一旦民眾能夠結合個體經驗在“過去—當下—未來”的時間框架中闡釋非遺，他們就極有可能在過往記憶的回溯、身心合一的生命體驗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中進一步實踐非遺。

四、熟悉事物陌生化：

非遺生活美學的形成

當愛好者逐漸熟悉非遺、萌生興趣后，就會不斷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實踐，從而通過更高頻率的親身參與來判斷能否產生持久動力，并將非遺納入既有的生活秩序。曾有研究指出，愛好者在實踐中收獲的審美體驗及其對審美的追求是學習動力的主要來源。結合具體的創作過程進一步探究，我們發現練習技藝、制作作品并非枯燥乏味的過程，相反，愛好者會不斷收獲陌生化的審美體驗。這不僅能夠激發他們持續學習的動力，還會帶動他們形成自己的生活美學，即愛好者在日復一日的技藝實踐中培養出一種感性的能力，能夠發現平凡的日常生活背后的潛力，在熟悉的事物中獲得新鮮感，并以這種方式充盈個體生命與生活。本質而言，這就是熟悉事物陌生化的過程。但不同于文學與藝術創作中主張顛覆常規的“陌生化”理論，本文強調的是內含于創作過程的新鮮的審美體驗以及由此關聯的審美超越性。事實上，這一陌生化過程，正是非遺在生活中存續的關鍵。其推動民眾發現、承認非遺的價值并以審美的態度整體感知日常生活，形成新的生活美學與更合意的日常秩序，達到運用非遺而不自知的趨于理想的狀態。

聚焦于技藝過程，陌生化的體驗首先來自創作中的審美經驗調動。手工藝既是展現技能水平的身體實踐，也是反映個人趣味的審美實踐。相比于更加客觀、更易衡量且勤加練習就能提升的技能水平，手工藝的審美是相對主觀、難以比較的，同時也為民眾的創造性表達提供了廣闊空間。這一點，在布藝愛好者的實踐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得益于現代發達的布藝產業，愛好者能夠非常便利地獲取原材料，他們將各種布料組合搭配，根據個人喜好“隨意”裁剪，拼縫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樣。除了技能水平外，材質、色彩、圖案、拼貼方式等因素共同決定了作品的呈現效果。這一復合疊加多重變量的制作方式使創作過程充滿無限可能，極大激發了愛好者的創作熱情與創造力。在訪談中，愛好者普遍提到會花費較多時間進行色彩、圖案搭配，有時只是細微的調整，也會得到意想不到的驚喜效果。類似的經歷同樣發生在剪紙、鋦瓷等愛好者身上。他們所期待的不僅是技藝的進步，還是反復調適審美的過程。即使技藝不夠精湛，他們也可以享受自主調動審美經驗帶來的陌生化體驗，即新鮮、刺激與身心愉悅的感受。

布藝展位。圖源第十四屆亞洲拼布及編織節。

美國民俗學家邁克爾·歐文·瓊斯指出，藝術研究者關注繪畫和雕塑時，以天賦、新穎和獨創作為評價標準，但這只是審美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全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裝飾和設計，實際上都可以被理解為傳統審美行為，并且感官上的愉悅作為動機或回報顯得非常突出。加拿大民俗學家波丘斯認為，手工技能涉及定性經驗（審美）的創造，人們可以采取特定群體公認的任何形式進行創造，而創作中的技巧運用會在群體成員中引起令人期待的積極的審美反應。在當下，“群體”指涉的范圍越來越小，甚至可以直接指向個人。因為愛好者的創作就是對自我的定義與表達，審美之于他們意味著直觀判斷與感官愉悅，評判標準就是“自己喜歡”。正是這種自由發揮、不斷變化、超越自我的狀態，即建筑于熟練技能上的陌生化感知，促使愛好者產生源源不斷的創作動力。這也是很多人在技能駕輕就熟之后仍樂此不疲地創作作品，并愿意為“做得好看”而付出心力的原因。

進一步來看，愛好者由此形成的審美經驗不只在“動手做”時發揮作用，其會泛化至各個方面，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訴求融為一體，成為愛好者在熟悉、平凡、重復的日常生活中收獲非凡、愉悅、趣味的實踐方式。哲學家杜威認為，藝術以人的經驗為源泉，要從日常生活中去感受美。這表明，客觀世界經過人的意識活動才被賦予審美的意義。對于愛好者來說，學習手工藝恰恰賦予他們一雙“發現美的眼睛”，使他們既可以通過作品營造美的生活，又能夠以審美的態度整體感知生活。其中，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愛好者善于將自己制作的作品融入家居空間以裝點生活。比如，剪紙愛好者喜歡制作掛件，會定期更換窗花；布藝愛好者通常會制作與生活用品相適配的鑰匙包、杯墊、收納盒和茶席等；鋦瓷愛好者則通過修補與改造老物件來營造古樸、自然的家居環境；等等。在他們看來，相比于市場上批量生產的工業制品，自己做的東西不僅好用，還更賞心悅目。因此，愛好者不會等作品的實用功能下降后再更換，而是根據歲時節令或在特定時間“上新”。這就意味著這些作品之于生活具有錦上添花的作用，而親自挑選材料、設計樣式、搭配顏色并定期更換，無疑是愛好者在生活中持續獲得新鮮感的便捷方式。

如此便不難理解，愛好者在養成做手工藝的慣習后會不自覺地更加在意生活中“美”的事物。他們會下意識地搜集好看的圖片以激發靈感，平日看到獨特的配色和造型也會聯想到作品創作，甚至對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枯枝、落葉也會予以特別關注。從這一角度來說，手工藝實際上提供了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幫助人們以審美的視角重新審視司空見慣的事物，從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獲得新奇的體驗與感性的力量。正如《雅致生活》中所指出的：“人生是百無聊賴還是充滿活力，其中的區別在于日常生活能否使人心情爽朗，而日常生活如何升華成一種更為充實的人生體驗，則取決于其細微之處能否令人愉悅。”毫無疑問，通過這種審美地感受生活的態度以及善于在瑣碎的日常細節中捕捉美的行為，愛好者實現了“詩意地棲居”。在此基礎上，一種以非遺為核心的生活美學得以建立：一方面，愛好者在手工制作中不斷追求陌生化的審美體驗，感受技藝內在的豐富性以保持學習動力；另一方面，愛好者將審美經驗泛化至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實踐中，為熟悉的事物賦予感性力量，收獲積極的審美價值。由此，愛好者形成了審美地標記日常生活的方式，非遺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當非遺在生活中被民眾自如地運用時，其本身又回歸到一種融入性審美的狀態，被重構為當代人的生活美學。至此，非遺從生活中來，又回歸到生活中的邏輯閉環已經形成，只是生存語境、享用人群及其創作動機發生了變化。不同于非遺作為地方文化時內含的特定區域的集體性認同，當其走入都市更廣泛的愛好者群體中時，這種文化認同首先表現在個體層面，即只有個體認同了非遺，才愿意接納其進入自己的生活。因此，非遺對超越地方源語境的文化主體而言，意味著一種生活選擇——個體有權利決定是否把非遺視作構建美好生活的文化資源而運用。

結 語

當下，非遺的美學價值已得到廣泛認可。但審美究竟如何推動非遺傳承，如何從美學角度對非遺展開研究，還有待更加深入、持續的探索。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背景，結合都市手工藝愛好者的日常生活實踐，對民眾如何理解、接受與運用非遺審美進行了分析。

從過程視角來看，非遺通過審美進入更廣泛的民眾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套相對結構化的路徑。首先，非遺通過創意轉化，從地方性的審美經驗上升為民眾易于理解與接受的共享性審美文化；其次，民眾對經過公共文化構建的非遺進行“祛魅”，通過激活想象力將陌生事物熟悉化，在“過去—當下—未來”的時間框架中將非遺與個人生活經驗建立關聯；再次，民眾在實踐非遺的過程中不斷追求愉悅、新鮮的審美體驗，通過發揮創造力將熟悉事物陌生化，從而形成審美地標記日常生活的慣習；最后，非遺審美突破地方性的局限，與消費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社會語境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部分民眾的生活美學，進而回歸到融入性審美的模式。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我們能夠發現當前非遺保護實踐中可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在審美創意轉化環節，無論是重構審美意涵還是打造體驗項目，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恰當的方式展示非遺與當代生活的契合度，從而引起消費者的審美共鳴，激活非遺在微觀層面走入民眾生活的可能性。因此，非遺的審美創意轉化不能僅滿足于獵奇心理，更要注重打造持久的影響力與吸引力。此外，還要提升非遺在社會美育等公共文化活動中的亮相頻率，通過社區、市民夜校、老年大學等平臺廣泛增加民眾認識非遺并對其祛魅的機會。一旦民眾產生興趣并試圖在生活中實踐非遺，一切都將變得順理成章。他們會主動發揮創造力，各取所需，以個人最喜歡、最舒適的方式運用非遺。目前，日常生活審美化就是非遺融入生活的良好契機，而當非遺不能滿足生活需求時，民眾自會將其排除在日常實踐之外。在此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層層篩選、層層遞進的過程，即不是所有非遺都能進入當代人的生活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會將非遺視作構建生活的文化資源。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們要充分尊重民眾的選擇權。政府能做的有效舉措，就是增加民眾展示創造力成果的機會，如同上海每年都會舉辦市民文化節一樣，給予民眾創造力充分的肯定和激勵。

雖然，民眾接受與運用非遺的過程在結構上具有相似性和普遍性，但具體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非遺的審美意涵則呈現流動性、生成性與混雜性的特征。非遺在不同時空具有不同的文化內涵與表現形式，其審美意涵也會隨之發生流動與變化。當非遺從共享性的審美文化經過重重“關卡”進入生活美學的范疇時，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生活境況構建出獨一無二的意義腳本。這一腳本正在每日的非遺實踐中不斷生成，且生動地體現于民眾的創造力中。民眾會對非遺審美進行判斷與轉化，從中選取合適的資源為己所用，且由于無須堅守特定的風格，作品中往往融合了多重審美，審美意涵具有一定的混雜性。事實上，正是這些特征加之民眾想象力、創造力的發揮，使得集體記憶的跨代復活和跨文化體驗成為可能，非遺才有機會走入更多人的生活，幫助人們實現“詩意地棲居”。

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視從美學角度研究非遺，根源在于現代性語境下審美重要性的凸顯。自19世紀以來，現代審美意識的發生與發展就被賦予了“救贖”的意義。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轉向，也在探討“美究竟對我們做了什么”“我們為何如此渴望美和藝術”“如何成為真正的（審美的）人”等一系列攸關人類生存與命運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的非遺美學研究，不是追求美的學問，而是直面審美問題，關心民眾對非遺審美的理解、接受與運用，其包含著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對人類生存境況的觀照，具有推動文化互享與互鑒的意義。就此而言，非遺的“發明”實際上為當代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無論是原社群內部還是外部的民眾，人人都有權利決定是否將非遺作為構建美好生活的資源使用，而只有非遺能夠為生活帶來幸福時，它才是有價值的、可持續的。因此，我們希望非遺美學能夠滿足更多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務于未來更合意的日常生活。從這一角度來說，本文的研究僅是一個探索性嘗試，未來可以結合其他更多案例，對非遺審美的創意轉化路徑與文化主體的審美經驗展開深入討論。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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