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6日,日本商界一個時代宣告終結。
81歲的永守重信,以一封充滿詩意卻又耐人尋味的辭職聲明,結束了自己長達半個世紀的經營者生涯。“我們終于到了告別的時刻。愿我深愛的日本電產(Nidec)榮光永存。”這句話讀起來像是一位老將最后的軍令,悲壯而決絕。
然而,讓許多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位一生以“敢說敢做”著稱的商界梟雄,在人生最后一次謝幕時,卻選擇了沉默——沒有召開記者發布會,沒有在公眾場合親口解釋做假賬事件的來龍去脈,只是發表了一篇措辭優美、充滿自我肯定的聲明,便悄然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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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究竟是一位傳奇創業家應有的結局,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金蟬脫殼”呢?
日本過去有三大“經營之神”,分別是松下電器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本田公司的創始人
?本田宗一郎、京瓷公司的創始人稻盛和夫?。這三位被廣泛認為是日本戰后經濟奇跡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且均具備“白手起家創建世界級企業”的傳奇經歷。其中,?稻盛和夫?因在78歲高齡成功重建日本航空公司而進一步鞏固其“經營之神”的地位?。
如今,這三位“經營之神”均已經離世。日本商界又開始醞釀三大“現代經營之神”,推舉出來的三人,分別是優衣庫的創始人柳井正、軟銀集團創始人孫正義、日本電產創始人永守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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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孫正義、柳井正、永守重信
1973年,29歲的永守重信在京都自家住宅的車庫里,與三名伙伴共同創立了“日本電產”。彼時,公司既無資金,也無背景,有的只是永守本人近乎偏執的信念——要將這家公司做成世界級的企業。
他做到了。
在隨后的五十年里,日本電產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作坊,成長為年銷售額超過兩萬億日元、員工逾十萬人的全球電機巨頭。2021年,公司更名為”Nidec”(尼德科),宣示著其面向全球的雄心壯志。這一成就,在日本戰后經濟史上,恐怕只有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寥寥數人能與之比肩。
永守的經營哲學,簡單粗暴卻極度有效。他將公司文化提煉成幾句鐵律:“計劃未完成是罪,虧損是犯罪。“員工不敢請病假,不敢提前下班,不敢與老板唱反調。這種高壓文化,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曾被視為成功的秘訣。
與此同時,永守的另一張王牌是兼并收購(M&A)。他深知自家公司在核心技術研發上的局限,因此選擇了一條獨特的路徑:大量收購陷入困境的企業,以嚴苛的成本管控和效率改造,將虧損公司變成盈利機器。這套“永守式再生術”在業界享有盛名,也是日本電產規模快速擴張的主要驅動力。
然而,正如所有偉大的商業故事都有其反面,永守帝國的裂縫,也早已在成功的煙火中悄悄蔓延。
問題的核心,是一種被稱為“忖度文化”的組織病態。
“忖度”這個詞,在日語中原本是”揣摩上意”的意思,但在日本企業文化中,它往往演變成一種危險的組織行為——下屬不是依據事實和規則行事,而是猜測上司的心意,然后不惜一切代價去滿足它。
在永守的高壓統治下,這種文化被推向了極致。據一位老員工透露,公司內部流傳著一個詞“違算”——這是一種在總公司與子公司之間,通過調整交易時間點來人為操控財務數字的手法。當實際業績與計劃目標出現差距時,這筆賬被稱為“借款”,必須在下個季度“還清”。
一位前高管的證詞令人觸目驚心:“為了讓永守會長滿意,我們被要求‘想辦法’。那些游走在黑色邊緣的灰色地帶,也不得不當作正色硬撐過去。”
2025年5月起,日本電產的做假賬問題相繼曝光。涉事金額雖以中國子公司約兩億日元的案例為切入點,但公司內部的“數字美容”文化,顯然已是積習難返的頑疾。東京證券交易所隨即將其列為“特別注意股票”,這對一家頂級上市公司而言,無異于公開的恥辱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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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產總部大樓是京都最高的大樓
成功的基因,也是失敗的根源,歷史往往有著令人唏噓的對稱性。
永守重信的成功,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強烈的個人意志、高壓的執行文化、以及快速的兼并擴張。但恰恰是這三根支柱,在五十年后,成了壓垮帝國的三把刀。
強烈的個人意志,演變成了不可挑戰的權威。當一個組織的文化高度依賴單一領袖的判斷,反對意見便失去了生存空間。沒有人敢對永守說“不”,也沒有人敢如實匯報壞消息。公司改善計劃書中明確指出,“短期利益優先”和“優先遵循永守氏意向”的企業風土,正是這場危機的溫床。
高壓的執行文化,催生了系統性的數字造假。“計劃未完成是罪”的鐵律,在正常經營時代或許能激發斗志,但一旦外部環境出現逆風,它便會逼著員工鋌而走險。沒有人愿意成為那個“犯罪”的虧損部門負責人,于是灰色手段逐漸泛濫,最終變成了無法遮掩的黑色賬目。
快速的兼并擴張,掩蓋了技術積累的空洞。日本電產的研發中心設備寥寥,所謂的技術競爭力,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收購堆砌出來的外觀。當EV電驅動系統未能打入電動汽車的核心供應鏈、與斯特蘭蒂斯的合作以失敗告終,這層精心維持的“技術強企”形象便開始剝落。
2月26日,永守重信發表的那篇辭職聲明,在文學意義上堪稱優美。他談到“白色畫布”,談到“次世代的故事”,談到“我最后的祈禱”。字里行間,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形象躍然紙上,令人動容。
但細讀之下,這封信里有一個巨大的空洞:對于做假賬問題,他只字惜墨,僅以“慚愧の至り”(羞慚至極)一筆帶過,既無具體解釋,也無清晰的責任承擔。
更令外界質疑的是辭職的時機——就在第三方調查委員會發布報告前夕,永守突然宣布辭去名譽會長一職。這個時機只會讓外界觀感更差,難免讓人覺得是在“逃跑”。
這與他半個世紀以來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位曾經在股東大會上口無遮攔、敢于正面交鋒的“經營之神”,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公開說明中,選擇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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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產的故事尚未結束,甚至可以說,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客觀而言,這家公司的業務潛力仍然存在——EV驅動相關領域和AI數據中心的熱管理技術,都是未來的增長賽道。擺脫了“永守式忖度文化”的束縛之后,如果新經營團隊能夠真正建立起透明的公司治理、重建員工敢于說真話的組織文化,日本電產或許能夠完成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鳳凰涅槃。
但日本財經界已有聲音浮現,將永守與稻盛和夫相比較,認為前者長于賺錢,卻在“對社會的貢獻”這一維度上明顯遜色。這種比較或許有失公允,但它折射出外界對于這位創業家最終歷史評價的某種隱憂。
永守重信用半個世紀證明了一件事:憑借一個人的意志和執念,可以建起一座商業帝國。但他同樣用最后幾年證明了另一件事:當個人意志凌駕于制度之上,帝國的地基便已悄然松動。
“我的物語結束了,次世代的物語開始了。”
這句話,是告別,是托付,也許也是一種無聲的承認——有些東西,他確實沒能做好。
歷史最終會如何評價一生努力創造了一個傳奇神話的永守重信,或許要等日本電產真正走出陰霾的那一天,才能有答案。而那一天的到來,日本電產或許已經與他本人無關了。
讀徐靜波的一本書,了解日本企業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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