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青霉素，抵得上她六分之一的工資

一月初，配給又降了。

小崔拿報紙給我看，上面寫著：每人每天的口糧，從去年的三百八十克降到了三百克。不到六兩。新聞上說，去年糧食缺口六十九萬噸，今年只會更糟。聯合國那份報告我也看了——朝鮮一千八百萬人糧食沒有保障，一千零五十萬人營養不良，五歲以下孩子夭折，兩大原因，一個是腹瀉，一個是肺炎。

三百克。

兩頓稀的，可能都撐不住。

我把報紙放下，沒說話。窗外正下著雪，廠門口那條路又白了。

元旦剛過，廠里氣氛就不對。

先是崔姑娘。她比去年又瘦了，臉上那點好不容易養出來的肉，全沒了。中午吃飯，她還是老規矩——肉夾出來，用塑料袋包好，塞進飯盒里。饅頭掰一半，剩下的也包起來。可我發現，她連素菜都開始省了。盤子里的白菜，剩下一大半，拿筷子撥拉著，就是吃不下去。

“怎么了？”我走過去問。

她抬起頭，笑了一下，搖搖頭。

小崔在旁邊輕聲說：“廠長，她弟弟病了。肺炎。去醫院看了，藥太貴，一盒青霉素要二十塊。她這半個月的工資，全搭進去了。”

我心里一緊。

二十塊。崔姑娘一個月工資多少？一百二。干五年了，漲了幾回，也就這些。一盒藥，六分之一的工資。

“孩子怎么樣了？”

“燒退了，還在咳。大夫說得接著吃藥，不然怕反復。”小崔頓了頓，“可她沒錢了。”

那天下午，我把崔姑娘叫到辦公室，塞給她兩百塊錢。

她不要，拼命推，眼眶紅紅的，嘴里一直說“不行不行”。

我說：“這不是給你的，是借給你的。等你弟弟好了，慢慢還。”

她才收下。臨走，給我鞠了一躬，站直了，又鞠一躬。

我擺擺手，讓她回去干活。

可心里堵得慌。

一月中旬，事情來了。

先是新聞。安理會又開會了，說要制裁。朝鮮的煤炭出口被限了，紡織品出口也要禁。小崔給我解釋：紡織品就是咱們做的這種，衣服、布料，以后可能都出不去了。

我不懂那些，只管干活。可接下來幾天，訂單少了。

原本一個月三萬件，變成兩萬五，又變成兩萬。采購那邊來電話，說料子不好進，口岸查得嚴，貨車排隊等通關，一等就是好幾天。運費漲了，料子貴了，賬上那點盈余，一天天往下掉。

我沒跟女工們說。她們照樣上班，照樣干活，照樣把肉帶回家。可我知道，她們心里有數。

金明子大娘那幾天老來廠里。不是干活，是站在門口，往里看。我問她怎么了，她搖搖頭，笑著走了。后來小崔跟我說，大娘的兒子在礦上，礦上減產了，一個月只能上半個月的班。兒媳婦想去賣點東西貼補，街上都沒人買了。

“沒人買了？”

“廠長，”小崔壓低聲音，“聽說邊境那邊嚴了，東西進不來，也出不去。以前那些做小買賣的，現在都閑著。有錢也沒地方花，因為東西貴得離譜。”

我沒說話。

那天晚上，我去車間轉。燈還亮著，女工們都在，可沒人說話。機器轟隆隆轉著，她們低著頭干活，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崔姑娘在。她坐在第三排，手一刻不停。旁邊放著一個布包，鼓鼓囊囊的——那是她省下來的包子，明天帶回家給弟弟。

我走過去，她抬起頭，笑了。那笑容，跟五年前一模一樣——怯怯的，又暖暖的。

“弟弟好點了嗎？”我問。

她點點頭：“好了。謝謝廠長。”

“藥吃了？”

“吃了。”她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紙包，打開，里面是幾粒白色的藥片，“還剩三粒，一天一粒，吃完就好了。”

我看著那幾粒藥，心里一陣發酸。

一月底，發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廠門口來了個人。是個男的，三十來歲，穿著舊軍裝，臉黑黑的，站在雪里，一動不動。

門衛老樸去問，他不說話，就站著。站了兩個多小時，凍得直哆嗦，還是不走。

老樸跑來叫我。我出去一看，不認識。

“你是？”

他看見我，往前走了兩步，然后撲通一聲跪下了。

我嚇了一跳，趕緊去扶。他不起，跪在地上，說了半天話。我聽不懂，但聽出了一個詞——“崔姑娘”。

小崔趕過來翻譯：“廠長，他是崔姑娘的哥哥。”

哥哥？崔姑娘不是說她哥前幾年出意外沒了嗎？

“不是親哥，”小崔聽了一會兒，“是一個村的。崔姑娘弟弟住院那陣，他幫著跑前跑后，借過錢給崔姑娘。后來……后來崔姑娘說，等發了工資還他。可他等不起了。”

等不起了？

“他媳婦快生了，”小崔聲音低下去，“難產，得剖。醫院要押金，五十塊。他拿不出來。村里人借遍了，湊了三十，還差二十。實在沒辦法，來求廠長。”

我看著跪在雪里的人，看著他凍得發紫的臉，看著他身上那件單薄的舊軍裝，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二十塊。

又是二十塊。

一盒藥二十塊，一條命二十塊。

我把他扶起來，讓他去門衛室暖和暖和。然后回辦公室，拿了五十塊錢，塞給他。

他不要，拼命推。我說：“不是給你的，是借給你的。等你媳婦好了，慢慢還。”

他聽了，愣住了。然后退后兩步，直直地給我鞠了一躬。抬起頭，眼眶紅紅的，嘴唇哆嗦著，想說又說不出來。

我拍拍他的肩膀，讓他趕緊去醫院。

他走了幾步，又回過頭，給我鞠了一躬。然后轉身，跑進雪里。

那天晚上，我去車間找崔姑娘。

她還在，坐在工位上，低著頭干活。旁邊那個布包，鼓鼓囊囊的——包子還在，她沒舍得吃，也沒舍得帶回去，就那么放著。

“崔姑娘，”我說，“你認識那個人嗎？下午來的那個。”

她抬起頭，愣了一下，然后點點頭。

“他幫你過？”

她點點頭，眼眶紅了。

“他媳婦難產，你知道嗎？”

她搖搖頭，臉色變了。

我把事情說了。她聽完，低下頭，半天沒說話。然后站起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布包，打開，里面是一沓皺巴巴的鈔票——五塊的，一塊的，毛票。

她數了數，抽出二十塊，遞給我。

“廠長的，還。”

我愣住了：“這不是給你的，不用還。”

她搖搖頭，把錢塞到我手里，然后坐回去，繼續干活。

我攥著那二十塊錢，攥了很久。錢是溫的，帶著她的體溫。

那二十塊，是她弟弟的藥錢。是她省了一個月的包子換來的。是她每天多干兩個小時的活掙來的。

可她給了。

給了那個幫過她的人。

二月初，年關將近。

往年這時候，廠里早該熱鬧起來了。發年貨，包餃子，女工們笑著鬧著，商量著過年怎么過。可今年不一樣。

車間里還是靜靜的。女工們低著頭干活，沒人說話。機器轟隆隆轉著，可那聲音聽著，像嘆氣。

我去食堂看。廚師在準備晚飯，鍋里燉著肉，冒著熱氣。可肉少了——不是他舍不得放，是肉鋪關門了，買不著。

“廠長，”廚師小聲說，“聽說口岸那邊全嚴了，飼料進不來，豬都殺了。鎮上最后一家肉鋪，上禮拜關了。”

我沒說話。

晚上吃飯，女工們端著盤子，看著那幾塊肉，沒人動。過了一會兒，崔姑娘帶頭，把肉夾出來，用塑料袋包好，塞進飯盒里。一個接一個，都跟著做。

我看著那些飯盒，看著那些包好的肉，心里說不出的滋味。

她們還是那個習慣。不管多難，都要把最好的那一口，帶回家。

可這回，家里可能連稀的都喝不上了。

二月十五號，臘月二十八。

往年今天，廠里該放假了。可今年，我讓她們多上了幾天班——不是訂單多，是想讓她們多掙幾天工資。

下午四點半，最后一次發點心。廚師蒸了兩百個包子，白菜餡的——沒肉了，買不著。女工們排著隊領，一個一個接過去，放進布包里。沒人說話，沒人笑。

發完了，還剩幾個。廚師問我怎么辦。我說，給她們分了吧，一人多拿一個。

還是沒人多拿。她們搖搖頭，把包子讓給別人，讓給年紀大的，讓給身體弱的，讓給家里孩子多的。

最后，那幾個包子被包起來，放在食堂的桌上，用白布蓋著，等著明天發。

五點，下班。女工們一個一個走出廠門，走進灰蒙蒙的天里。

我站在廠門口，看著她們。

崔姑娘走在最后。她背著那個布包，鼓鼓囊囊的，腳步慢吞吞的。走到廠門口，她停下來，回過頭，看著我。

然后她走回來，從布包里掏出一樣東西，遞給我。

是兩個包子。下午發的，用紙袋裝著，原封沒動。

“這個，”她說，“給廠長。”

我愣住了。又是這句話。去年九月，她說過。去年十二月，她說過。現在，她又說了。

“怎么又給我？”我問。

她指了指布包，里面還有好幾個包子——那是她這幾天省下來的，帶回家給弟弟的。

“弟弟有。”她說，笑了。

我接過那兩個包子，攥在手里。包子是涼的，可心里熱。

可那熱，一下就涼了。

因為她接著說了一句話，用磕磕巴巴的漢語，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

“廠長，明年，不來了。”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

“為什么？”

她低下頭，半天沒說話。然后抬起頭，眼眶紅紅的，說了一串朝鮮話。

小崔在旁邊翻譯，聲音顫顫的：

“她說，家里實在撐不住了。弟弟病剛好，身體弱，需要人照顧。她媽眼睛不好，去年冬天摔了一跤，現在下不了床。她嬸……她嬸家那個孩子，就是上回在廠門口等了三天的那個老太太的孫子，也病了。村里好多孩子都病了，沒藥，沒錢，沒吃的。她是家里唯一的勞動力，必須回去。”

“回去能干什么？”

“種地。她說，至少地里長的東西，能讓孩子吃上一口。”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可什么都說不出來。

崔姑娘看著我，眼眶紅紅的，可沒哭。她笑了笑，又說了幾句話。

小崔翻譯：“她說，謝謝廠長。五年了，廠長給她吃的，給她住的，給她工資，讓她弟弟上了學，讓她媽吃上了肉。她說，這輩子，除了她媽，廠長是對她最好的人。”

我攥著那兩個包子，攥得手心都疼了。

“崔姑娘，”我說，“明年要是好了，你還能來嗎？”

她點點頭，又搖搖頭。

“來的，”她說，“好了，就來。”

然后她退后一步，直直地給我鞠了一躬。站直了，又鞠一躬。再站直了，再鞠一躬。

三鞠躬。

我站在那里，一動不動。

第二天，臘月二十九。

廠里最后一天上班。車間里空了好多——崔姑娘走了，還有幾個也走了。有的是家里老人病了，有的是孩子病了，有的是實在撐不下去，回去種地了。

剩下的女工，還是低著頭干活。沒人說話，沒人笑。

下午四點半，最后一次發點心。廚師蒸了包子，還是白菜餡的。女工們排著隊領，一個一個放進布包里。然后走出廠門，走進雪里。

我站在廠門口，一個一個看著她們走。

金明子大娘走過來，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小崔翻譯：“她說，謝謝廠長。她說，村里人都知道，廠長是好人。她說，等好了，還來。”

我點點頭。

她走了。

恩珠那天也來了。放學路過，跑進來看看。她穿著那件紫紅棉襖，頭發扎得整齊，臉蛋凍得紅紅的。我給她拿了兩個包子，她蹲在臺階上，小口小口地吃。

“廠長，”她抬起頭，“好吃。”

我摸摸她的頭。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

抽屜開著，里面是那些襪子——十五雙，從2012年到2016年，一年一雙，整整齊齊碼著。旁邊是那塊糖，紙上畫的那顆心，還看得見。

我把那雙新襪子拿出來——崔姑娘去年織的那雙，灰色的，針腳細細的。翻過來，看見里面縫著一個小布條，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漢字寫著：

“廠長 好人”

我攥著那雙襪子，攥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