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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彈
“袁子彈是真名,諧音就是‘原子彈’。我媽媽起的名字,她希望不會重名、一鳴驚人。”袁子彈笑著說,“我后來做了編劇,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為都以為是筆名。”電話那頭,袁子彈笑聲爽朗,極富感染力。在職場上,她是編劇、作家,有著《歡樂頌》《山花爛漫時》這樣的現象級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長在非常幸福的家庭,她也將這份愛傳遞給了下一代。
多年創作,袁子彈以親身經歷見證影視劇中女性形象的“松綁”,她始終以筆為刃,描摹著真實、立體、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專訪袁子彈,聽她聊“大女主”的內核,聊女性創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與成長,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篤定與堅守。
“大女主”沒有模板
張桂梅當之無愧
近年來,“大女主”成為影視創作的高頻詞。提起這個詞,大眾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優渥的條件或強大的氣場,仿佛堆砌起這些符號,就足以定義一個獨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彈看來,這些元素更多只能稱為外在的“姿態”,而非一種“態度”。她認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態度,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能成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對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許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鮮,是否傳遞給人一種高知、時髦的感覺。但事實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個很普通的媽媽,也可能是個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強勢,也可以溫柔但堅定。”
在袁子彈眼中,“大女主”從沒有標準模板,決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與人生經歷。“‘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動力,有解決問題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個輔助崗。有很多影視中的女性形象,她作為故事的中心,卻不是事情的主要解決者,所以才帶給大家很多關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彈直言,塑造大女主,重點是要展現她的能力,而非單純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獲得成功,這對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個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別人來解決問題,那這個‘大女主’是有僥幸性、隨機性的。‘大女主’最強的能力,一定得是解決這件事的能力。”
事實上,‘大女主’這個詞的泛濫,現在常常引起部分人反感。袁子彈笑言:“我也擔心大家認為這是個刻板的詞,但其實我覺得無論創作還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為本位,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種視角,我挺喜歡。”
《山花爛漫時》中的張桂梅,是袁子彈心中當之無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動了無數山區女孩的人生。創作這個角色時,袁子彈做了大量功課,將筆墨聚焦于張桂梅如何“讓山區女孩上學”這件事。“我們不是寫張老師的全傳,而是集中描寫她做這件事的過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終怎么做成。但我們也沒有回避愛情和其他各種情感對她的影響,她是優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這才是一個完整的、真實的張老師。”
在創作過程中,袁子彈不僅被張桂梅的堅韌與執著打動,更被她的“平凡”與“偉大”所打動。“張老師最好的一點,就是她沒有因為做著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樣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細節,比如跟閨蜜相處很可愛、隨口聊起老公時也非常可愛。心里盛放著珍貴的情感,卻不必讓所有人都知道,這才是真實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業,有情感,有自己的堅守,也有平凡的溫暖。”
社會越來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綁”
從2016年的《歡樂頌》到2024年的《山花爛漫時》,袁子彈親身經歷了影視劇中女性形象不斷突破、不斷被“松綁”的8年。回憶起《歡樂頌》的創作,袁子彈坦言,彼時的創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傳統的女性觀念、婚戀價值和社會輿論。“那時無論是對女性的要求,還是社會給女性的機會、個性的范圍,都比現在窄得多。”
《歡樂頌》中的安迪,曾因理性處理弟弟的問題被質疑“人設崩塌”,大家覺得安迪不夠仁慈、不夠善良,沒有把親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彈看來,一個女性能夠不那么情緒用事,用理智選擇問題的“最優解”,本就是一種強大。
袁子彈切身體會到,如今社會在不斷給女性松綁,大家對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了很多。“我們可以完全接受一個女生的故事里沒有男生的參與,不以婚戀為主體,甚至不以婚戀為結果。各種各樣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覺得奇怪,甚至能共情,這就是最大的進步。”袁子彈說,這種松綁,讓女性角色回歸了“人”的本質,“現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我們允許女性角色有弱點,有不完美的地方,而這才是最真實的人性。”
袁子彈認為,國產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其實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國人的生活走在影視劇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經松弛得多了,影視劇里卻還有很多美化和掩飾。好在我們現在慢慢跟上了,而這一切離不開很多女性的努力,當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真正的女性力量
從來都是“人”的力量
談及當下被頻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彈有著不一樣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強調“女性力量”,因為真正的力量,從來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擁有力量的話,女性最好能盡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這個點。”
袁子彈認為,女性的共情能力、協作能力是獨有的優勢,卻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張桂梅老師,她搞教育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團結了所有能團結的人,領導、學生、家長、小商業主,不分男女,這就是她的力量。但說到底,這還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時候我們不把女性力量單拎出來討論,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袁子彈說。
對于當下熱議的“服美役”“容貌焦慮”“年齡焦慮”等話題,袁子彈的態度格外松弛:追求美,從來都不是錯。“追求談戀愛、追求美都沒問題,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有人愛工作,有人愛美,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問題?”袁子彈覺得,“服美役”這個詞本身就很過分。“如果單純變美就很高興,那‘服美役’又怎樣?維持長期的美麗需要意志力,需要鍛煉、節食、忌口,一個人能為自己的目標竭盡全力,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沒問題,只要想清楚代價,愿意付出,又不影響別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彈看來,女性的自在,莫過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興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絕不責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覺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要捍衛別人打扮的權利,這才是最好的狀態。讓每個女性成為她想成為的樣子,就夠了。
通常來講,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彈選擇犧牲的是娛樂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體的舒適,精神的亢奮對她而言更重要。同時,她也強調,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為一個從容的母親,一個能在家人需要時冷靜處理問題的人。工作中獲取的能力、毅力和社會關系,都在幫助我更好地應對家庭問題。”
從小被愛滋養
更懂得如何愛與被愛
袁子彈的性格里,有著一股不受束縛的勁兒和篤定的自信,而這份特質,源于父母對她毫無保留的愛與包容。她坦言,從父母身上學到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被純粹的愛包圍的感覺”,“父母讓我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很值得被愛,給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從沒有因為她是女孩,就設定特殊的要求,“身邊很多女孩會被要求聽話、做家務,但我的父母沒有,他們讓我自由競爭、自由發揮。我從小話多、愛講道理、愛頂撞,他們也沒有指責,反而縱容了我的天性。”
這份“甘愿培養氣焰”的愛,讓袁子彈在成長中始終擁有“自由生長”的底氣,也讓她堅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樣,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愛,讓我一方面沒有約束,一方面充滿自信,我知道,不管我變成什么樣,他們都會愛我,這種底氣,是我人生中最珍貴的財富。”
如今,袁子彈也成為了母親,被愛滋養的成長經歷,讓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兒觀。她坦言,成為母親后,會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夠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雷蘊含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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