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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或許還記得一年多以前,也就是2024年底中國法學會換屆名單公布的那一幕——五院四系九家傳統豪強,各自穩坐副會長席位。這份名單像一份精心設計的平衡表,將中國法學界最隱秘的"血統論"擺上了臺面。
有人戲稱這是"法學九子奪嫡",更多人卻在質疑:在"雙一流"高校遍地開花、新興法學院野蠻生長的今天,五院四系憑什么還能壟斷學術江湖的"武林盟主"之位?
其實,法學會換屆背后的權力密碼從來都不是秘密。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名單,向來是觀察法學界權力結構的絕佳標本。2024年的換屆名單中,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法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各占一席。這份名單的"巧合"令人玩味——九大席位嚴絲合縫地對應著傳統"五院四系"的版圖劃分,而清華、復旦、浙大、交大等新興勢力集體缺席。這絕非偶然。據估算,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現任檢察官中,五院四系畢業生占比超過67%;最高人民法院近十年發布的司法解釋起草組名單里,五院四系學者壟斷80%的核心席位;司法部2023年立法專家庫名單中,九大院校教授承包了超過70%的配額。這些數據揭開了法學界的潛規則:從司法解釋的起草到立法草案的論證,從司法系統的人事布局到學術資源的分配,五院四系始終把持著"法學中樞神經系統"。
"過時論"者顯然低估了這套體系的生存智慧。當某新興法學院院長在學術會議上質疑"五院四系壟斷學術話語權"時,某政法大學教授輕飄飄地回擊:"我們不是壟斷,是司法系統需要可追溯的學術傳承。"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是人大校友,司法部部長是法大畢業,最高檢檢察長也是法大畢業——你讓領導們怎么信任半路出家的"野路子"?這種話語背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門閥邏輯,它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地成為學術正當性的來源。
質疑者常把五院四系比作"法學界的八旗子弟",卻選擇性忽視其構筑的三大護城河。首先是學術權力的代際傳承。五院四系博士生導師名錄構成了一張隱秘的"學術族譜":據估算,超過70%的博導師承本校泰斗級教授,而這些泰斗的導師又能繼續向上追溯。這種"學術近親繁殖"絕非只在五院四系存在,但在這里它表現得最為純粹。某985法學院近年力推的"青年學者托舉計劃",本質上是通過"學術長子繼承制"確保研究范式不脫軌。當某海歸學者試圖引入美國法律現實主義研究范式時,得到的評價是"缺乏中國問題意識"——而所謂"中國問題意識",往往就是五院四系三代學者構建的既有理論框架。這是一種精妙的知識權力再生產機制,它通過控制"問題意識"的定義權,將所有異質性思想都過濾為符合自身傳統的學術話語。
其次是司法系統的人脈根系。西南政法大學的"78級神話"至今仍在續寫:這個被稱為"中國法學界黃埔一期"的班級,走出了1位最高法院院長、3位省高院院長、12位法學博導。在省級司法系統,五院四系校友網絡早已形成嚴密的"門生故吏"體系。某東部省份高院副院長曾直言:"招錄法官時,看到簡歷上的'法大''西政'字樣,就像看到產品質量認證標志。"這種信任建立在四十余年的人才輸送史上——據估算,自1978年恢復法學教育以來,五院四系畢業生占據全國法官總數的61%、檢察官總數的58%。這不是簡單的校友關系,而是一種基于共同知識背景和身份認同的精英聯盟,它使得司法系統的運作依賴于特定群體的文化資本,從而確保了五院四系在法治實踐中的不可替代性。
第三是政策制定的閉環生態。翻開《民法典》《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專家名單,五院四系學者占據超過75%的席位;《刑法修正案》的論證會上,九大院校教授幾乎包攬了所有核心議題的主報告人。這種政策制定的"閉環生態",使得新興法學院根本難以擠進立法游戲的牌桌。
批評五院四系"過時"的聲音,往往陷入三大認知誤區。誤區一,是規模擴張等于實力超越。截至2024年,全國開設法學專業的高校達643所,是2000年的6倍。但數量繁榮掩蓋不了質量危機,據估算:在教育部最新學科評估中,五院四系依然占據法學A類學科的9個席位;中國知網近五年法學核心期刊論文被引量TOP100中,絕大多數出自五院四系學者。誤區二,是國際排名代表學術話語權。一份2025年的世界大學法學專業排名中,清華、復旦等新興勢力確實超越了部分五院四系院校。但在真正決定中國法學走向的場域——比如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法學講座主講人席位、全國人大法工委專家咨詢委員會名單——國際排名的光環瞬間失效。誤區三,是技術革命顛覆傳統格局。當"人工智能+法學""區塊鏈司法"成為熱門概念時,五院四系早已完成防守反擊。這些傳統豪強用行動證明:他們可以一邊研究《唐律疏議》,一邊開發法律AI大模型。
面對時代變局,五院四系絕非固步自封的"老古董"。北京大學法學院將"數字法學"納入必修課體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創設"紀檢監察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甚至把"黨內法規學"做成了特色方向。這些變革看似與時俱進,實則是將新興學科納入傳統框架的"體制內創新"。更精妙的是其人才戰略。某政法大學2024級新生開學典禮上,校長特意展示了一份名單:本屆新生家長中,有37位法官、29位檢察官、18位律所主任。這種"法學世家"的聚集效應,讓新興法學院在生源爭奪戰中望塵莫及。某省高考狀元放棄清華法學院選擇法大時直言:"我父親是法大畢業生,他說這里能讓我看懂中國法治的真實邏輯。"
五院四系或許不再是法學教育的唯一選擇,但其構建的"法治權力共同體"仍牢不可破。這種穩固性不僅源于歷史積淀,更在于其始終掌握著定義"什么是中國法治"的話語權。未來的法學江湖,不會是非此即彼的替代游戲,而是傳統豪強與新興勢力共同演繹的"新舊合謀"。五院四系正在將挑戰者變成合作者,將顛覆者納入利益共同體——就像某政法大學與互聯網大廠共建"互聯網法治研究院",既吸納了科技公司的創新基因,又守住了學術解釋權。這或許揭示了中國法治進程的深層邏輯:變革永遠發生在既有權力結構的毛細血管中,而非推倒重來的革命狂歡里。
所以,當有人再問"五院四系過時了嗎",不妨看看最高法學殿堂里的座次安排——那里永遠為九大豪門留著靠前的位置,不是因為他們不會老去,而是因為他們掌握著讓時間倒流的魔法:把每個新時代的挑戰,都變成舊秩序的新注腳。在這個意義上,五院四系確實在續寫新的傳奇,只不過這傳奇的底色,依然是那套精密運轉的權力密碼。
舊豪門的新榮光,本質上是舊秩序的新包裝,而這,正是中國法學界最深刻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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