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之后，一個教培創業者

作者 | 左希

責編 | 清和

題圖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驚蟄之前

2026年驚蟄，北方仍在落雪，南方則是濕冷的寒。節氣已經走到春天的門口，空氣里卻還沒有一點松動的意思。對許多教育創業者來說，這幾年仿佛一直停留在這樣的天氣里：期盼已久的春天被反復提起，真正的回暖卻遲遲未至。

春節前后，圈子里流傳著一個消息：一位國內頭部少兒國學品牌的創始人已經離世。沒有出處，也沒有權威媒體證實。能查到的公開信息，大多是2025年以來圍繞這家機構的另一類詞匯：爆雷、閉店、加盟糾紛、家長維權、創始人失聯。朋友圈里偶爾有人轉發，又很快撤下。

十年前的春天，我曾隨地方媒體參訪過那家機構。館舍不大，卻裝點得格外用心。那天，一名老師帶著孩子們吟誦《詩經·木瓜》，古箏聲輕輕鋪開，童聲在屋檐下回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那一刻，我幾乎相信，《詩經》里的美好世界可以在現實里重現：人們互相饋贈，彼此回報，人與人的關系建立在一種樸素而堅定的信任之上。十年之后再看，那段畫面像一艘帆船，停泊在上一個年代的港灣。

這些年，我見過太多創業故事的起落。成功時，人們以為一切順理成章；失意時，才意識到許多堅定如鐵的秩序其實并不牢固。一只羚羊可以輕快地越過草地和森林，卻未曾預料，有一天會被洪流逼上礁石。回頭是奔涌的水，向前便是懸崖。

在講述李靜之前，我常常會想起一個更早的時代。那是一個斯蒂芬·茨威格生活的時代。一個多世紀之前的維也納，一切井然有序。報紙從巴黎送來，小說在柏林出版，音樂會在布拉格舉行。很多人相信，文明會永遠向前，世界只會越來越好。以至于他在回憶錄里寫下：

“我們曾生活在一個有保障、無動蕩、可預見的世界里。”

很多年以后，昨日的世界迅速崩塌，戰爭、仇恨與邊界重新出現，他才意識到，自己曾經仰賴的秩序，只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李靜的故事，正是從這種偶然被打破的縫隙處開始的。

被“開盒”的創業者

2026年春節前五天，一條視頻忽然被推送到我手機上。

發布者自稱維權，把法院執行信息逐條展示出來，提醒大家關注“李靜”的財務狀況，“避免更多人踩坑”。這類視頻在今天的互聯網并不罕見。個人信息、判決文書、聊天記錄，被拼接成一次網絡開盒式的社會審判。

有人提醒發布者：公開展示他人的身份信息是否妥當？發布者回應得很直接：這些都是法院公開信息，并非私人泄露。也有家長留言說，孩子上過李靜老師的課，雖然不清楚糾紛細節，但仍愿意相信她，希望事情能用更溫和的方式解決。發布者回了一句：“你可以不信我，請相信法院。”那位家長回應：“李靜是為數不多的好老師，我愿意信她。”對方建議：

請去執行信息公開網上查一查。”

我點開了那條鏈接。屏幕上是冰冷的司法系統頁面：姓名、案號、執行金額、限制高消費，一行一行排列得整整齊齊。

幾年前封控時期，我曾在線上聽過李靜的一堂閱讀課。那節課，她帶著高年級學生讀路遙的《人生》。那不是一種傳統的語文教學。她沒有梳理情節，也沒有總結主題，而是反復讓孩子們停下來，去聽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每一次轉折時，周圍世界的聲音。有人聽見風聲，有人聽見腳步聲，也有人聽見遠處的火車。那一刻我意識到：原來當一個人的命運發生變化時，最先改變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聽見世界的方式

幾年之后，當我在手機屏幕上再次看到“李靜”這個名字時，那種感覺又回來了。只是這一次，聲音來自另一種地方：評論區、執行公告、維權視頻，還有不斷被轉發的截圖。

作為長期觀察教育行業的人，我很清楚：一個人的成功往往混雜著太多偶然與必然，也裹挾著太多運氣。一旦事情走向失意，現實的重量、人性的復雜，以及輿論的速度，常常會在極短時間內把一個人多年建立起來的秩序打碎。

視頻發布的第二天，李靜在她創辦機構的公眾號上發出一封公開信，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詳述債務形成的過程。兩天后，她坐到鏡頭前，幾乎不加修飾，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緩緩鋪開，那些不甚體面的細節，也一一攤在觀眾眼前。

很快，評論區出現了數百條留言。有合作過的老師，有曾經聽過她講課的家長，還有已經長大的學生。有人在留言區留下一句話：“心懷善意的人，一定會被世界溫柔以待。”

除夕前三天，我給李靜發去一條信息。沒有太多鋪墊，問她愿不愿意聊一聊，這幾年是怎么走過來的。她的回復來得很快，語氣仍舊溫和。

我們約在春節開工后的第一天。

四十九位股東

正月初九，長沙陰有霧，空氣濕冷。

李靜的出租屋月租三千。客廳的一半被改成工作區，桌上堆著課程資料和孩子們寫給她的信，另一半才是生活空間。幾年不見，她的樣子變化不大。依舊溫潤安靜，說話輕聲慢語。只是眼角多了一些細密的紋路，漂染過的頭發從發根處露出一截白。

寒暄過后，我很快提到那條在網絡上傳開的維權視頻。

這些年創業，李靜習慣在社交平臺記錄工作日常。講座結束后，孩子們會寫卡片，家長會送來鮮花。那些畫面被銘記在朋友圈里，像一種理想化的生活。掌聲和鮮花是極具迷惑性的，它們會讓人誤以為，世界原本就該如此

我問了一個一直好奇的問題：當風暴真正到來時，漩渦中心的人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為整件事歸因？“如果重新復盤，你覺得哪個階段，其實雷已經埋下？”李靜沉默了一會兒：“眾籌股份，是第一個雷。”

2018年前后，眾籌模式在創業圈迅速流行。教育行業擴張，不少創業者通過眾籌吸納資金，也借此匯聚人脈。

那時候，李靜在湖南做閱讀推廣已經八年。通過公益課堂和教育講座進入學校和家庭，積累了近萬名閱讀會員。

一些家長、朋友，還有個體投資人開始找到她。有人拿三十萬，也有人拿一萬。很多人說得簡單：他們認可閱讀這件事，也認可李靜這個人，希望能和她一起把事情做大。“最后一共有49位股東。”李靜說。

在教育行業里，朋友之間或志趣相合者眾籌一個項目并不罕見。每人幾萬塊錢，金額不大，大家心態也相對輕松：賺了更好，不賺也算幫朋友。像這樣吸納近五十位股東，在細分領域并不常見。這些股東大多是女性伙伴，其中一些人把她當作人生榜樣。

我問：“那49位股東，現在還剩多少？”“已經退了二十多位。”她說。

李靜提到其中一位股東。對方投了三十萬。后來退回十萬，又提出再退十五萬。按照最初的退股方式，對方還保有五萬的股份。但那十五萬產生了爭議，對方認為，那部分應該算作投資分紅，是她應得的收益。

“我把她當朋友，也感激她最開始的信任。”李靜說。她同意了。那位股東隨后立了一份借款協議，讓李靜簽字。李靜簽了。不久之后，對方又提出修改協議，把原本公司的借款改成李靜的個人借款。李靜也簽了。

她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二十五萬并不是一個無法承擔的數字，只要還能講課、還能工作，掙到這筆錢并不困難。“我當時真的沒有想太多。”她說。

她沒有想到的是，2025年中秋節之后，這位朋友把她告上了法庭，要求三日內還款。她更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無力償還而被強制執行，隨后被列入“限高”名單。

說到這里，李靜停了一下。

窗外的霧氣已經散了一些，街道上開始有車流經過。她看著桌上攤開的那份協議復印件，像是在回憶一段已經發生很久的事情。“那時候我一直覺得，只要我愿意承擔，事情總會慢慢解決。”

她停了一下，又說：“后來我才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這樣運轉的。”

理想主義者的成長

李靜是70后。祖籍安徽，出生在新疆，后來輾轉到湖南益陽讀書、工作。

她說起父親時，總會提到一個細節：在人群里，父親往往是最容易被認出來的那個人，或許是因為清瘦白皙的面容，也或許是那種沉靜的書卷氣。父親給她取名“靜”，希望她將來能夠“靜于諸境靜，高卻眾山高”。

童年的日子并不富裕，但李靜記得很多細致的溫暖。不大的房子里，早晨會有剛煮沸的牛奶；過節時會包“三起三落”的餃子；餐桌上常常是一盤切得細細的土豆絲，還有母親親手拉的面條。

母親是老師，性格爽朗愛笑，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解決。有時候夜晚停電，母親會帶她到院子里看星星，告訴她，如果迷路，可以通過星辰重新找到方向。

李靜從小成績很好。三好學生、優秀干部、老師眼里的“好孩子”。她說自己幾乎沒有叛逆期，更多的時候，只是安靜地讀書。

母親至今還保存著一張紙。那是1991年5月4日，李靜17歲時寫下的一份“愿望清單”。字跡整齊而娟秀，其中有一句話：

“我很渺小，但我向往崇高，因為我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又寫：“都說追求的過程是很苦的，必須經過肉體的磨難，但我堅信自己不會被痛苦吞噬，我要在痛苦中成為我自己。”三十多年過去，那張紙依然被母親小心地收著。

李靜后來的人生，大致沿著那份愿望慢慢展開。她讀完教育學碩士，又繼續攻讀博士。其間做過鄉村語文教師，也在益陽一所私立學校擔任過六年副校長。從教的那些年，她感受到許多溫暖。

一次師生聚會上，那些已經長大的學生圍在她身邊合影。有人挽著她的胳膊說：

“您是那時候少有的能發現每一個同學閃光點的老師。”

2010年，在家人支持下，李靜辭職創業，開始做閱讀推廣。她帶著孩子們讀小說、詩歌和人物傳記。一堂課下來，學生們討論得熱烈，她在一旁安靜地聽。

她說，閱讀最大的意義，不是理解一本書，而是慢慢學會理解別人。很多年以后回頭看，那些課堂幾乎像一種理想的縮影。在那個狹小的閱讀空間里，人們相信文學可以讓人變得溫柔，相信教育能夠改變命運，也相信人與人間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李靜也相信。

維也納，1900年

如果把時間向后推一百多年，歐洲大陸正處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季節。

1900年前后的維也納，幾乎是世界上最自信的城市之一。

清晨，環城大道的馬車在石板路上來回穿梭。報童抱著一摞剛印好的報紙，在街角大聲叫賣。劇院的海報貼滿櫥窗，音樂廳的晚場演出常常提前售罄。到了下午，城市最熱鬧的地方是咖啡館。

厚重的木門被推開時，門鈴會輕輕響一下。房間里彌漫著咖啡、煙草和油墨的氣味。墻邊掛著來自巴黎、柏林、倫敦、布拉格的報紙，整齊地夾在長長的報紙架上。

年輕的斯蒂芬·茨威格常常出現在這些咖啡館里。

那時的他還只是一個剛剛開始寫作的青年。17歲那年，他在《維也納日報》發表了第一首詩。詩本身并不出名，但當他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時，激動得徹夜難眠。

茨威格出生在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父親經營紡織業，母親出身銀行世家。家里從不缺錢，也不缺體面。按照家人的期望，他原本可以繼承家業，過一種穩定而舒適的生活。但維也納給了年輕人另一種可能。

在這座城市里，文學、音樂和思想幾乎像空氣一樣流動。咖啡館里可以遇見記者、詩人、翻譯家，也可以遇見剛剛從巴黎游歷歸來的畫家。一個年輕人想了解歐洲最新的思想潮流，只需要在咖啡館里坐上幾個下午。

那是一個讓人很容易產生信心的時代。鐵路把歐洲連接在一起。銀行系統穩定可靠。維也納、柏林、巴黎之間的旅行像城市通勤一樣自然。

人們相信科學會解決問題，相信文化會讓社會變得更文明，也相信世界會一年比一年更好。那時的歐洲人很少會去想象，幾十年之后，這個看似牢固的世界會在極短時間里迅速崩塌。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茨威格正在奧地利的一個溫泉小鎮度假。街上的人群依然悠閑。報紙的頭條寫著外交摩擦和軍事動員，但大多數人仍然把戰爭當作一種遙遠的可能。

人們談論戰爭，就像談論一場不太可能發生的天氣變化。”

幾天之后，歐洲全面動員。那個曾經看起來無比穩定的世界，再也沒有恢復過原來的樣子。

世界改變之時

李靜回憶起2020年的時候，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困難。

“那一年大家其實還挺樂觀的。”她說。疫情剛開始時，很多教育機構把停課當成一種短暫的中斷。線上課程迅速興起，各種直播工具被反復嘗試。朋友圈里仍然充滿各種培訓海報和課程預告。

許多人相信，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冬天。

在那段時間里，閱讀反而顯得格外合適。家長在家陪孩子，書店和課程平臺都在推閱讀內容。很多機構把閱讀當成新的增長點。“雙減前后，其實閱讀項目是有一段小繁榮的。”李靜說。

那時候，李靜的機構也在擴張。加盟校區增加，課程體系不斷更新，講座和教師培訓排得很滿。同行們也陸續涌入這個賽道，一些人把閱讀當作政策風險較低的替代項目。“現在回頭看，那時候大家都太樂觀了。”李靜說，“總覺得最難的已經過去了。”

真正的變化，是慢慢顯現出來的。疫情持續的時間比所有人預想的都長。線下活動反復停擺，機構的收入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與此同時，教培行業的政策環境也在迅速變化。原本依賴預收費運轉的商業模式，開始顯露出巨大的壓力。

“疫情前收的錢，其實都是欠下的課債。”李靜說。“很多孩子買的是160課時的年卡，兩年才能上完。”當線下課程被迫暫停時，這些學費并不會消失，它們只是變成一種延遲兌現的承諾。

“后面幾年基本上就是在還課、還債。”那段時間，李靜做了一件很多同行都沒有做到的事情。她開始主動退股。從疫情開始到后來幾年，她陸續退還股東資金接近三百萬元。“我沒有領公司一分錢。”她說。

有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可能抑郁了。手抬不起來，身體像被什么壓住，但她不敢停下來。她開始拼命講課。給老師講閱讀教學，給家長講家庭教育，也給孩子講文學和寫作。有時候一天連著幾場直播，結束時聲音已經完全沙啞。“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孩子、對不起家長的事情。”她說。“所有的課消、所有欠下的債，都是我在扛。”

有位老師告訴她，“我們都知道你很難，但我們不敢問，我們只想把課上好，讓你少操一點心。”那時候，她仍然相信，只要把課繼續上好，事情總會慢慢過去。就像多年前，她在課堂上帶學生讀《人生》時說過的一句話：

命運會有起伏，但人總能找到新路。”

后來她才意識到，有些時候，改變的并不是路，而是整張地圖。

焚書之夜

1933年5月10日的夜晚，柏林歌劇院廣場上燃起了一堆火。

那不是普通的篝火。一群身穿學生制服的年輕人，把一箱又一箱書從卡車上搬下來，然后扔進火堆。

火焰越燒越高。圍觀的人群越來越多。有人鼓掌，有人歡呼，也有人站得遠遠地看。學生們輪番高聲宣讀一份名單：那些被認為“腐朽”“墮落”“不符合德國精神”的作家。

隨后，他們把這些人的書一一丟進火里：托馬斯·曼、海因里希·曼、弗洛伊德、愛因斯坦，還有茨威格。

那一刻，火焰照亮了廣場四周的雕像和屋頂。夜空被煙霧染成暗紅色，紙張在火里卷曲、破裂，發出細碎的爆裂聲。

茨威格當時不在柏林。他后來從報紙上看到這一幕的照片。照片里，人群的表情興奮而專注，仿佛正在參加某種節日。多年以后，他在回憶錄里寫道：

當書籍被焚燒時，人們仍然認為那只是象征性的行為。”

許多歐洲知識分子最初也是這樣想的。他們相信狂熱只是暫時的。相信德國這樣一個文化深厚的國家，不可能真的走向野蠻。但變化來得非常快。書店開始下架某些作者的書，出版社不再接受他們的稿件，報紙和廣播里出現新的名單。有些朋友開始沉默，也有人開始轉身。

茨威格后來回憶說，那段時間最讓他震驚的，并不是敵人的攻擊，而是身邊一些人的突然改變。那些曾經一起討論文學的人，忽然變得小心翼翼。有些人不再給他寫信，也有人勸他“暫時不要回來”。

世界并沒有在一夜之間徹底崩塌，但某種看不見的東西，已經開始消失。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寫下過一句話：

最初失去的，不是自由，而是信任。”

許多年后回頭看，他才意識到，那堆在柏林廣場上燃起的火，其實是一種預兆。它不僅焚燒書籍，也焚燒了一個時代原本相信的東西。

名單之上的人

李靜后來常常回想一個時間點。

2025年中秋節。那天，她收到一條微信。發信人是幾年前一起做閱讀項目的股東之一。對方說自己每天都在為她祈禱，希望機構能重新振作，還說改天要去看看她。

李靜當時很感動。那段時間，她正在處理一連串股東退股和借款糾紛。事情越來越復雜，但她仍然相信，人與人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

幾天之后，法院的人上門了。后來執法人員告訴她，那位股東曾經專門詢問過她的地址。“她問地址，是為了方便我們找到你。”

那一刻，李靜說自己有點愣住了。

最早起訴她的人，是一位直營校長。2021年，對方先以勞動糾紛索賠二十萬元。調解之后，李靜支付了兩萬多元。但事情并沒有結束。

對方隨后提出新的訴求：校區分紅五十萬元，以及股份補償一百五十萬元，并申請財產保全。賬戶被凍結，機構運轉幾乎停擺。幾輪拉扯之后，李靜前后支付了將近四十萬元。“她最初投了一萬塊。”李靜說。

第二個起訴她的人，就是最初投入三十萬元的那名股東。到糾紛發生時，對方已經拿回二十五萬元。但她要求李靜再簽下一張二十萬元欠條。后來，對方用這張欠條提起訴訟，再追索二十五萬元。兩筆合計，五十萬元。

那段時間，李靜頻繁出入法院。校區要維持運營，老師的工資不能停，課程必須繼續。她開始四處借錢。有時候一天之內要處理好幾件事情：接律師電話、安撫家長、安排課程、處理校區問題。“那幾年幾乎看不到路。”她說。

黑到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在法院調解時，有工作人員對她說，這類案件每天都會發生很多起，“很多人就是靠打官司賺錢。”也有律師專門代理這類案件，一年可以接幾百個類似訴訟。誰耗不起，誰就會選擇付錢了事。

很多事情，就是在那個階段同時發生的。事業陷入官司糾紛，婚姻也走到了盡頭。2022年，她的丈夫提出分居。兩年后，兩人正式離婚。

李靜那時才慢慢意識到，事情已經不再按照她熟悉的方式運轉。“以前我一直很內疚，總覺得辜負了別人的信任。”她說，“我后來才明白，自己其實是愚善。”有些事情，并不會因為善意而停止。

世界改變之后

那封公開信發出之后，李靜并沒有預料到會有太多回應。她只是想把事情講清楚。

在公開信里，她把債務的來龍去脈一點一點寫出來，也解釋了為什么要把所有糾紛都接到自己身上。她寫道：

這些年，真正與這筆債務捆綁的，只有我自己。”

文章發出后的幾天里，她的手機不斷收到新的留言。很多人只留下幾句話，說記得她當年在課堂上講過的故事。有個學員帶著五萬塊現金找到她。對方把錢塞到她手里，說多少能幫襯一點。李靜沒有收。

還有一位家長擔心她沒有地方住，主動提出讓她去住家里閑置的一套老房子。李靜也謝絕了。有幾位老朋友上門，拎著幾袋日用品，衛生紙、洗手液、廚房清潔劑。那些東西在客廳地板上堆成一座小山。

李靜笑著說，那大概是她這些年收到過最實用的禮物。

事情確實已經變得很糟，但世界好像并沒有完全變壞，它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樣簡單。“我可能真的是個很糟糕的生意人。”李靜說。她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

但應該勉強算是個合格的教育者。”

1942年2月，巴西彼得羅波利斯。

那是一座安靜的小城，坐落在里約熱內盧附近的山間。氣候溫暖，空氣濕潤。許多流亡者在那里短暫停留，希望在戰爭結束之前找到新的生活。

斯蒂芬·茨威格也在那里。那時的他已經輾轉流亡多年。奧地利被吞并，德國出版市場關閉，他曾經熟悉的歐洲文化網絡在戰爭中迅速瓦解。朋友分散在世界各地，人們沉默，或者消失。

那一年，他完成了回憶錄《昨日的世界》。在書里，他回憶起那個已經消失的歐洲：咖啡館、音樂廳、文學沙龍，還有那些曾經相信文明會不斷進步的人。

1942年2月22日夜里，茨威格和妻子寫下遺書。信中說：

我向所有朋友致意。愿他們能夠看到黎明，而我已經過于疲憊。”

很多年以后，人們仍然會引用他的一句話：

我們曾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穩定的黃金時代。”

那句話像一枚火漆印，留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里。

長沙的冬天慢慢過去。采訪結束，李靜告別，走向她的車。那是一輛老款特斯拉。在創業最好的時候買的，已經開了多年。

按照法院判決，她還有五十萬元債務需要償還。這些年里，房子、存款、婚姻都已經成為過去，但日子還是照常流淌。

“悲觀者永遠正確，樂觀者永遠前行”是一個廉價的邏輯安慰：失敗時，它把正確留給悲觀者；成功時，又把功勞歸給樂觀者。這樣一來，判斷不必接受檢驗，行動也不必承擔責任。一個永遠正確的說法，往往只是因為它從不真正面對現實。樂觀與悲觀沒有高下，樂觀可以虛妄，悲觀也會輕率。真正要緊的，不是選擇了哪種情緒，而是判斷是否接近事實，行動是否承擔后果。

在許多習慣的敘事里，苦難似乎總要通向某種希望。仿佛只有在結尾指向光明，它才獲得講述的正當性。于是，沉重被解釋為成長，挫敗被理解為必經。但對許多普通生命來說，苦難首先只是苦難。它未必孕育意義，也未必必然通向更好的結果。力量有時并不來自樂觀，而來自對處境的清醒承認；絕望也未必是軟弱，它有時只是對現實的誠實。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人第一次真正開始思考：生活為何如此，命運為何如此

對個體來說，人生從來不是積累，而是在無常秩序里，認領屬于自己的一份命運。在不可控的洪流中，選定立場、守住邊界、承擔后果。人所擁有的，不是某些東西，而是，你選擇成為誰，以及，為此付出的全部

李靜說自己現在更像一個“蛙人”。以前經常飛來飛去，到不同城市講課、做培訓；現在慢慢潛下來，只想把閱讀這件事再做得扎實一點。

她的行程表上仍然寫著很多城市的名字。只不過這一次，她準備自己開車去。從長沙出發，一站一站過去。地下車場的燈光有些昏暗。她坐進駕駛位，稍感生疏地把車倒出來，停在出口前等閘門抬起。

“以前總覺得世界很大。”她說。

現在發現，它其實也沒有那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