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地方性與縣域現代化實踐——基于對太倉與晉江持續近三十年的調查

王春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教授

地方性與縣域現代化實踐

——基于對太倉與晉江持續近三十年的調查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 | 王春光

責任編輯 | 黃燕華

改革開放以來，縣域現代化雖然曾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領跑作用，但總體存在滯后問題，成為當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基于對百強縣市前十的兩個縣級市——江蘇省太倉市和福建省晉江市持續近三十年的調查，本文探討了地方性在四個維度上助推縣域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地方性的四個維度不但各自具有與縣域現代化的適配性，而且相互適配、相互形塑，進一步提升了地方性適配現代化的水平。這背后的關鍵機制是由地方性滋養出來的社會文化主體性成為推動縣域現代化發展和變遷的主導力量。從地方性中尋找社會文化主體性的培育可能，是中國更多縣域推動現代化建設可以借鑒的重要經驗。

縣域經濟和縣域社會最近又成為政府、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在傳統中國，縣域社會占主導地位，而進入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城市化時代，縣域社會的主導地位被城市社會所取代。雖然這并不意味著縣域社會的重要性降低了，但在一段時間內，城市基于多方優勢成為國家的發展重點，對縣域發展的重視程度相對下降；同時，縣域的一些發展劣勢也逐漸顯現，縣域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明顯擴大。有統計顯示，全國1431個縣的GDP總量在全國GDP總量中的占比逐年下降，從2014年的23.71%下降至2019年的21.38%，尤其2016年以后呈現顯著下降趨勢。當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著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邁進的時候，當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縣域現代化建設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日漸顯現。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縣域現代化建設何以可能？它們有怎樣的實踐邏輯和機制？縣域如何才能實現現代化？基于對江蘇省太倉市和福建省晉江市長達近30年的持續跟蹤調研，本文采用縣域社會學視角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性的解答。

一、研究的出發點

之所以關注縣域現代化，是因為不論從歷史還是從現有的社會結構來看，在中國，縣這個社會結構單元一直有著非常特殊的位置，是一個與其他國家有著明顯不同的重要的社會維度和結構因素（王春光，2016，2020）。在中國26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自從實施郡縣制以來，縣這個建制一直沒有發生變更；而其他建制（比如州、府、郡、道、都督府等）及其內涵都在不斷變更，沒有一以貫之的意義。就官僚體制而言，縣這個建制有著超穩定的綜合性功能。所謂“皇權不下縣”，說的就是有了縣這個建制就不需要再設立更小的建制。縣管轄著大片土地和大批人口，為皇權的穩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這個歷史現象背后的機理雖然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但它呈現出縣制所具有的獨特穩定功能：縣不但有相對獨立的經濟發展和保障功能，而且擁有獨特的社會運行機制，即作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和生活共同體，縣具有相對穩定的運行條件、基礎和因素。當然，這樣的運行機制是在縣制基本不變的歷史語境中形成的。生活在一個縣的人在日常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實踐中會形成共同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這在他們的生活方式、言語舉止、活動儀式、宗教信仰、神情表達和性格特質上都有明顯的體現。

縣域在當今中國依然有著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關系到中國現代化強國建設和全國人民的富裕與幸福。當前全國的2844個縣制單位（縣市區）涵蓋全國絕大部分國土面積（93%），其上居住和生活著全國一半以上的人口（7.45億），包括所有農村常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36%左右）和部分城鎮常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6%左右）。按戶籍人口來算，縣域容納了8.91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63%），其中有1.46億屬于外出流動人口（大部分是農村外出跨縣流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0.4%，占縣域戶籍人口的16.4%）。在改革開放后4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中，縣域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全國百強縣（市）”表現最為明顯：2020年，全國百強縣（市）以占全國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創造了高達95565億元地方生產總值，占全國GDP的9.6%，人均達到12.9萬元；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14.4%，工業發展優勢明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達到4.43萬元，居全國前列（呂風勇、鄒琳華，2021）。

然而，縣域的發展存在明顯的不均衡，縣域之間的發展差距甚至大于縣域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全國2844個縣制單位之間存在相當多樣的差異，體現在歷史、社會、經濟、文化、地理區位、人口結構和資源條件等方面。特別是與百強縣市相比，相當一部分縣域的經濟因為資源枯竭、缺乏大產業等原因，只能依靠“財政經濟”和財政轉移性收入來支撐，從而陷入人口外流、發展停滯甚至衰退的困境；更多的縣域雖然沒有陷入停滯和衰退的困境，但找不到更快、更好發展的空間、機會和重點。此外，縣域現代化差異與區域現代化差異存在明顯交叉。就2022年全國百強縣市的區域分布而言，江蘇（24個）和浙江（17個）就占了41個，中西部地區則只有少數幾個，縣域現代化的差距是區域現代化差距的主要影響因子。因此，推進縣域現代化發展是我國實現基本現代化并最終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必然選擇。但是，如此眾多的縣域究竟如何推進現代化建設？這并不是一個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縣域現代化面臨許多可知或不可知的、確定或不確定的困難和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從已有的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上做得比較成功的百強縣市那里尋找一些經驗或啟示呢？也許有人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百強縣市發展的機遇或其他條件其他縣域并不具備，而且它們的現代化建設還在推進中，尚未大功告成。但是，這些縣域畢竟有更豐富的現代化建設經驗，提前碰到過其他縣市沒有碰到的困難和問題，找到了一些有效的解決方案和做法，而且縣域現代化并不是完全沒有規律可循。

對于縣域或區域的發展差距問題，經濟學已經有不少研究。有研究者從地理區位優勢和政策先發優勢來解釋中東西區域發展差距，并從產業、收入和支出三個維度來解釋南北差距擴大的原因：北方工業相對落后是南北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南北收入差距體現為南方的勞動收入和企業盈利相對領先；南方在消費支出、貨物和服務凈流出上具有長期優勢，北方則過度依賴高投資、高積累的發展模式（劉學良等，2022）。筆者在與中西部地區的一些領導干部交流東中西發展差距時發現，他們大多認為地理區位與政策優勢是發展差異的根本原因，似乎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因。與此同時，一些經濟學研究在解釋區域發展差異特別是縣域之間發展差異的原因時，更多聚焦于經濟自身的內部結構，認為第二產業發展的差距是縣域發展差異的根本原因（方迎風，2022），或認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差距是根本原因（姚永鵬、韓粉霞，2021）。例如，有研究認為縣域的產業發展差異是河南省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二產業所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第三產業（焦文獻等，2021）。另有研究者指出基礎教育和人口增長是縣域平衡發展的主要動力（方迎風，2022）。還有研究者從歐美日本等國家的區域發展差距演變的不同形態（美國倒U型、歐盟倒S型、日本“擴大—縮小”波浪式交替出現）中發現了法律法規體系、區域協調發展管理機構、財稅金融政策和綜合行政手段的重要性（徐淑華等，2022）。

經濟學主要從經濟角度尋找縣域經濟差距的原因和體現，忽略了這些經濟現象是怎樣形成的，比如，為什么一些縣域的第二產業發展會相對滯后？個別經濟學研究者從地理區位和政策優勢差異上去尋找答案，有的還將眼光瞄向教育和人口等方面的差異。經濟學不太重視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及作用，忽視了縣域更復雜、更系統的社會經濟乃至文化、區位等因素的作用及影響，尤其忽略了發展主體性特別是人的作用或者原因；僅僅從經濟角度來尋找縣域經濟差距的原因是缺乏解釋力的，而且不容易找到有效的對策。同樣，國際上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也大多以經濟因素解釋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比如羅格納·訥克斯（Ragnar Nurkse）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就是指“收入低—儲蓄低—資本投資少—生產率低”的惡性循環（訥克斯，1966），霍利斯·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基于工業化和經濟結構內部變化提出了四種發展模式（錢納里等，1995），西奧多·威廉·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是從人力資本這個經濟要素入手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舒爾茨，1990）。雖然現代化理論、世界體系理論以及其他發展社會學理論都試圖從社會文化中尋找國家之間的現代化差距，但它們更偏向于從外部去尋找答案和解決途徑。所有這些研究都不足以對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內部不同縣域之間的發展差距做出有效的解釋。本文試圖從地方性這一視角去檢視縣域現代化的動因和邏輯機制，以此進一步探索縣域之間發展差距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

二、解釋縣域現代化的地方性視角

相對于國家來說，縣域顯然屬于地方，那地方究竟是一個什么概念？社會學和人類學找到了地方性（placeness）這樣的概念來進行表述，地方性屬于社會文化解釋范式，顯然不同于經濟學范式。要了解地方性視角對縣域現代化發展差距的解釋力度，首先要厘清地方性與現代化之間的內在理論邏輯關系。

“現代化”已經成為眾人皆知的概念，但其究竟指什么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不同學科、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解讀。在社會學看來，現代化是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在發達國家，它指從16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帶來的深刻變遷過程；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專指追趕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過程（何傳啟，2002）。經濟學注重工業化、市場化以及由此引發的組織方式、經營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變遷，會用工業化水平、產業結構、勞動生產率、人均GDP、消費水平等指標來衡量現代化水平。哲學則采用抽象的反思方法來探索科技進步、城市化和工業化給人類帶來的價值及意義，尤其關注現代性、前現代性和傳統性等問題。社會學在吸收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視角與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對現代化社會的想象和看法，認為隨著科技、產業以及市場、價值觀念的革命性進步，社會形態發生全方位變化，出現了現代化社會形態。比如，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公平和開放的社會流動、社會組織取代家庭成為基本的社會單元等，這些變化都體現了理性化原則下的社會進步和變遷，即通常所說的現代性（吳忠民，2019）。這樣的現代性最先出現在西方國家和社會，表現為“西方現代性”：“如果說，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18~19世紀的‘科技大發明’是西方現代文明得以崛起并迅速騰飛的兩翼，那么，肇始于意大利文藝復興而最終成就于17~18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光榮革命’和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啟蒙運動的勝利，以及最為根本的是歐洲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及世界性擴張，則是西方現代性生成的根本標志”（萬俊人，2022）。當然，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晚于西方，也沒經歷過“地理大發現”等，而是采用了自己的方式，這體現了現代性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代化和現代性缺乏普遍性。中國作為現代化后發的國家，同樣需要科技發展、市場經濟發展、工業革命與全球化；當然，這些過程也會有中國自己的實現和表現方式。這里的問題是，外來的現代性因素如何與本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實現有效的融合、轉化和創新呢？這通常是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問題。雖然本文不重點關注這個問題，但討論和研究縣域現代化的過程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解答。

雖然有人在探討中國現代化歷史時會回溯到西方工業革命開始的16世紀明朝江南手工業和商貿發展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是中國現代化開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歷了曲折多難的發展過程，“直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期，中國現代化才真正進入其比較正常而從容快速的發展階段，至今已延續４０余年”（萬俊人，2022）。“只有從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這40年，中國現代化內生動力的‘正常發育’才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吳忠民，2019）。因此，本文中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變遷過程，改革開放則是開啟這40多年現代化的“金鑰匙”；這把“金鑰匙”最先是在縣域范圍使用的，而并未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使用。這是因為縣域比城市特別是大都市有著更多的改革需求、更強的發展動力和較小的改革成本，后者有著更堅固的計劃體制，其產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負擔更沉重，不利于推進改革和開放。具體來說，在縣域根本沒有任何像樣規模的國有企業，更多的是自負盈虧的社隊企業，在單位制內就業、生存的人數比例占比小，大部分人生活在農村；經歷了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他們仍然面臨眾多生活困境，甚至溫飽問題都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因此改革開放和發展正是他們所渴望的，也正是他們所積極推動的。由此，由改革開放所驅動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最先在縣域涌現和興起。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到農村工業化、小城鎮發展等，撬動了過去40多年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車輪”。這就提出了這樣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新的一輪現代化建設為什么從縣域開始？縣域有什么樣的條件和要素可以激發現代化動力？遠離大都市的縣域怎么會萌發現代性呢？從外部輸入的現代性與縣域究竟存在怎樣的內生親和關系呢？

新一輪中國現代化首先在縣域興起這個問題并沒有被現有的現代化理論所關注，也是其無法解釋的。在它們看來，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是輸入型的，是按照從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小城鎮最后到鄉村的路徑推進的。偏遠的縣域、小鎮和農村不可能會是現代化的先行之地。在那些現代化并不很成功的國家，鄉村往往被現代化所遺忘，出現現代化“鄉村陷阱”，因而以廣大鄉村為腹地的縣域并不被視為現代化可能的“中興之地”。在世界體系理論和依附理論等左派現代化理論看來，從外部輸入現代化因素就會致使后發國家卷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因而難以實現其現代化目標；同理，作為后發地區的縣域在進入國家現代化體系后會成為作為先發地區的城市的附庸而得不到發展。有研究者擔心，“現代化所帶來的同質化過程，也可能會引發‘千村一面’的消極后果，使鄉土社會喪失地方特色，歷史文脈斷裂，地方性特征變異、消亡”（宣朝慶、王茹薪，2021）。但是，事實上中國的縣域現代化并沒有完全按照這樣的路徑運行，甚至有一些縣域的現代化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先導作用。那么，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假設，即后發地區或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并非都是現有的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被動接受方或者說“被現代化”者，而是存在從最初的被動方轉變為主動方的可能。它們會經歷“鳳凰涅槃”，獲得現代化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在國家層面體現為社會文化主體性，在地區層面特別是縣域層面則體現為孕育社會文化主體性的地方性。

現有的現代化理論在認識“西方現代性”時忽視了重要的一點：它并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在西方的地方性、傳統性和本土性中孕育的，存在著多樣性，也就是同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都有其內生的動力，包括人們的基本日常生活需求、市場經濟實踐以及由此產生的開放需求等。這表明二元對立的現代化理論對現代化的源起和推進的解釋存在明顯不足。實際上，地方性在現代化中一直沒有缺席，它正是孕育現代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土壤”。但是，在現代化研究中，地方性往往被視為與現代性和現代化相斥的對立面，這源于人類學對地方性的文化闡釋；人類學忽視了地方性的社會結構和變遷含義，尤其不關注地方性與現代化發展動力的關系。縣域現代化研究（主要是縣域社會學研究）可以修正人類學的這一研究偏向，更關注地方性對縣域社會變遷（尤其是現代化）的影響。

“地方性”自然與地方密切關聯，而地方自然是有地域邊界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出生、生活在某一地方的人們在行動上就一定受地方邊界的限制而無法超越地域邊界，人是有突破邊界的行動能力和意識的。同樣，在某一地方形成的地方性并不一定受地域邊界限制，而是能向邊界外擴散并從邊界外吸收其他地方的經濟社會文化要素。從這個意義上看，費孝通對地方性的解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說只是靜態的理解：“我想我們很可以說，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費孝通，1999a：319）。事實上，地方的邊界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限制作用。當處于靜止、非流動的狀態下，地方性無疑就是鄉土性，指的是在特定的鄉土中產生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特性。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交通信息技術的進步，地方的邊界會被突破，特別是隨著對人的行動的限制減弱，地方之間會出現各種交流，由于交流而形成的一些屬性和特性反過來會成為地方性，這種地方性與鄉土性有著明顯的差異。比如，盡管上海是大都市，具有與其他大都市相同或相似的屬性，但各大都市又有各自的風格和特點，所有這些相同屬性和不同的特點、風格構成了它們各自鮮明的地方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性不同于鄉土性、本土性和傳統性，它兼具這些特性，同時又超越它們。在英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蒂姆·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看來，地方本身就是被社會關系建構的，在對地方的描述性取向、社會建構取向和現象學解釋取向這三種研究路徑中，他更偏向于社會建構取向；他認為，地方是有地域邊界的，同時也是可跨越的，這里是有一定的社會規則、習俗的，彰顯了我們認為的“地方性”（Cresswell，1996，2004）。在這里，鄉土性自然屬于地方性，但是地方性并不只有鄉土性，在歷史跨界交流中形成的一些社會文化屬性也屬于地方性范疇。此外，地方性也不等于傳統性，如果鄉土性屬于傳統性，那么地方性也包含傳統性；但是，地方性又有超越傳統性的東西，就是從外部吸收進來與鄉土性融合而成的東西；比如上海的洋涇浜就屬于上海的地方性，它剛開始不是上海的傳統性，而是經歷了一段時間才轉換為傳統性。地方性與傳統性可以互相轉換，但還是有所不同：傳統性不限于地方，會在比地方更大的范圍呈現出來，在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上與地方性有著明顯的不同。相比傳統性和鄉土性，地方性具有明顯的多樣性、包容性和建構性，不僅具有歷時性，還具有共時性，不僅體現在時間維度上，還在空間維度上展現出來。“地方及地方性都是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的產物，會隨時空轉換不斷變化，從來就不存在單一的、靜止的地方性，地方性可以通過不同時空維度下內生與外向的社會關系互動得以再生產”（宣朝慶、王茹薪，2021）。正因如此，地方性比傳統性、鄉土性和鄉村性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開放性，與現代性存在著更復雜、更具彈性、更兼容親和的關系，盡管也存在一定的張力。

由此可以說，地方性顯然是指此地不同于他地的特性，正如人有人格，地方也有“地格”，地方性就是一個地方的“地格”，它不是由單一的特性構成的，也不是完全由獨特的特性構成，其中有一些特性會與其他地方相似或相同；這些相同或相似性與獨特性結合在一起，呈現出地方的鮮明特性，這就是地方性的系統性特點。具體地說，地方性的系統性體現在地理空間區位、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們的生活實踐等各個層面，它們是一個地方長期不斷建構形成的具有社會文化底蘊的表征，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再生產能力，“可以表現為對全球化霸權的解構，會隨著現代性的進入而逐漸重構并強化。由此言之，現代化成為全球化力量與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過程和產物”（宣朝慶、王茹薪，2021）。早期的現代化研究通常采用二元視角，把傳統性、鄉土性（或鄉村性）、地方性與現代性、城市性、全球化對立起來進行討論，后來的一些研究，特別是有關地方性的研究，拋棄了二元對立的視角，轉而采用融合、轉化和建構的視角（Harvey，1989，1996；Cresswell，1996，2006；馬西，2018）。這說明地方性不僅具有與現代性相轉換的能力，而且內在蘊藏著一些驅動和契合現代性的社會經濟文化因素。

因此，在討論和研究縣域現代化時，我們必須考慮縣域的地方性問題。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從歷史和現實來看，縣域是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是一個比鄉村更大但又不同于城市社會的地方或區域，兼具城鄉的特征。在縣域范圍內，不僅散布著三百多萬個村落（自然村），而且還分布著五萬多個鄉鎮，包括縣城、中心鎮、普通小鎮等。不同主體有著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屬性。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具有一些城市性。有統計表明，全國有四個縣級市（江蘇的昆山、浙江的義烏和慈溪以及福建的晉江）的人口超過百萬，達到二線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標準；有的城鎮是工業城鎮，有的城鎮是服務城鎮，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城市性和現代性。所謂城市性，在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看來，就是城市生活所具有的特性，即城市生活區別于鄉村生活的特征；城市性就是一種現代性，指涉在由眾多異質的個人組成的相對穩定的聚居地中出現的社會活動的形式和組織，表現為人口數量多、人口密度大、人口異質性強三個特點，由此帶來文化多元和職業專業化等社會特性，區別于鄉村性或鄉土性（Wirth，1938）。在縣域范圍內，除了各種城鎮之外，還有廣大的鄉村地區，雖然現在的鄉村生活、生產、文化乃至其他方面或多或少已經受到城市性的影響，但是仍然以鄉村性或鄉土性為主要特征。所以，當我們討論縣域現代化的時候，不能只關注城市性而不關注鄉村性或鄉土性，同樣也不能避開城市性而只關注鄉村性或鄉土性。縣域兼具城市性和鄉村性或鄉土性。鄉土性或鄉村性與城市性，或者說現代性與傳統性在縣域范圍內并存且雜糅成地方性，這就是縣域的最核心特征。縣域既區別于純粹的城市，又區別于純粹的鄉村，在地方性上表現出多樣性和豐富性，這就構成了對各縣現代化多樣性的關鍵解釋：不同縣域地方性內在的各種要素之間配置不同，影響其現代化動力機制以及發展進展水平。

基于地方性理論以及長期的觀察和研究，本文將從四個維度展現縣域地方性與縣域現代化的關系，具體而言，也就是探討鄉村性、鄉土性與城市性、現代性在這四個維度上的體現如何影響縣域現代化：一是縣域地理空間區位特質，主要是指與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地理距離以及受大城市的輻射影響。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新一輪的現代化最先發生在縣域，但是從長時段現代化進程來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還是現代化的先行者和發達者；即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城市也是中國的工業和商業服務業重鎮，有更高的現代性、城市性水平。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一個縣域的現代化來說，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地理區位距離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影響變量。二是縣域社會流動性和社會組織特質，不同縣域有著不同的社會組織特質和社會流動性。有些縣域的家族、村社乃至同鄉傳統更濃厚，而有些縣域則少一些；有些縣域在歷史上就存在流動、遷移傳統，甚至存在跨區域和國際間的流動，而有些縣域則相對少一些、安土重遷一些。雖然這個地方性要素與其所處的地理空間區位有一定的關系，但它卻有著相對的獨立性。而社會合作、社會流動與現代化又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流動則是現代性的重要特質。三是縣域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精神特質，指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和需求。不同縣域的人們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有些縣域的生活方式相對比較保守，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單調生產生活，而有些縣域的老百姓則不滿足于現狀，也可能是由于生活資源匱乏而不得不去冒險或另謀生計。這樣一來，就養成了一些不同的商業文化、創業意識、打拼和冒險精神，與之相關的面子觀、財富觀以及人際觀也發生了變化。多樣的生活方式、精神氣質和價值理念總有契合現代性的要素，或者說可以從中孕育現代性，當然其中也存在阻礙現代性孕育和輸入的因素。這就是構成不同縣域現代化水平差異的另一個要素，即韋伯所提到的現代化精神問題。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質與社會流動性和社會組織特質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彼此相互影響和作用，又可以對現代化發生相對獨立的影響和作用。四是縣域政府治理特質。從現實觀察來看，不同縣域的政府治理是有差異的，有些縣域采取無為而治或者說少為而治的治理方式，有些縣域則是無所不管。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其他一些治理類型。不管怎樣，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既是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影響整個縣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縣域政府治理與縣域現代化之間的協調、配合程度對后者來說至關重要，在以強政府為特點的中國尤其如此。下文將從這四個方面構成的總體性上來深入地探索和闡釋縣域現代化何以可能。

三、地理空間區位的勢和位

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現代化呈現出從沿海向內地、從城市向農村、從南方向北方、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等漸次展開的地域空間特點。不可否認的是，現代化首先出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國來說有個引進的過程，不論是一百年前還是改革開放伊始，首先受現代化影響的還是沿海地區和沿邊地區，然后才是內地。在這個過程中，對一個縣域（或者一個地方）的現代化發展來說，地理空間區位特質顯然是個不可忽視的地方性因素。總體而言，凡是靠近東南沿海以及大城市的縣域都有著獨特、天然的地理空間區位優勢和地位，有更便捷的接近和接受現代化的可能性，反之則沒有這樣的優勢和地位，由此產生了縣域在現代化上的差距。

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兩個現代化的區域中心——上海和香港，它們是現代化的先行地和擴散中心。凡是靠近上海和香港的那些縣域都有更大的可能獲得優先的現代化發展機會。中國百強縣有三分之二集聚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百強縣的前十名幾乎都在這兩個地區，這并非偶然，其中地理空間區位特質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太倉市就是典型案例，它多年位列全國百強縣前十，與它毗鄰的昆山市更是長期位列百強縣之首，常熟市和江陰市也都位列百強縣前十；它們都分布在蘇南地區。蘇南地區和相鄰的杭嘉湖地區都得益于與上海的近鄰關系，一起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的先行地區之一。上海的工業化、科技教育、交通基礎設施、商業服務乃至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現代化發達水平都被視為中國其他地方現代化要模仿和追趕的目標。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太倉就憑借著地理區位優勢，聘請了上海國有企業中有技能的工人師傅和工程師，在技術上指導和幫助社隊企業，這些“星期日工程師”在蘇南社隊企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隊企業是改革開放后蘇南（包括太倉）鄉鎮企業的前身，為后者快速發展和蘇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工業化技術基礎。所以，那一帶形成了被費孝通教授稱之為“離土不離鄉”農村工業化的鄉村現代化景象，這也是中國工業化的嶄新特點（費孝通，1999b）。毗鄰上海不僅為太倉現代化提供了技術支持，還使其受益于蘇南地區總體性的現代化發展格局。

地理空間區位特質并不是靜態的，而是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說，并不是地理空間區位上靠近上海或香港就能自然獲得現代化發展優勢，而遠離上海或者香港就無法獲得優勢，而且往往有些地理空間區位表面上看并無優勢，但是經人們的建構，就成了優勢。與太倉市不同的是，同樣位列全國百強的晉江市就沒有太倉市那么好的地理空間區位，既不與上海毗鄰，又沒有與香港接壤，按當地人的說法，晉江處于“四不靠”且對臺前沿的地理位置。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晉江交通非常不便利，既沒有高速公路，更沒有高鐵。雖然1955年興建的軍用機場1980年一度用于民用，但很快被關閉，到1993年才又重新被改建為軍民兩用機場，且在當時利用率并不高。而且，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泉州、廈門的工業化水平并不高，人才資源匱乏，不能像上海帶動太倉等周邊地區發展那樣給晉江的工業化提供那么多的機會和技術。但是，晉江人長期與海洋打交道，從海上“討生活”主要表現在商貿和移民方面。在地理空間區位上，晉江與臺灣隔海相望，咫尺天涯。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臺灣海峽出現了活躍的商貿活動，雖然是被當作走私行為來禁止的，但是阻擋不了那一帶人的參與，原來屬于晉江縣的石獅由此而聞名全國。1986年，筆者的首次晉江行就是到石獅，看到街頭擺著琳瑯滿目的皮帶、手表、收錄機、鞋、服裝等在售賣。有研究認為，凡是商貿活動發達的地方，都能打破“零增長”困境，實現“正增長”，變得富裕起來（張笑宇，2021）。由此可見，晉江市的發展得益于臨海以及與臺灣島相望，這一地理空間區位優勢在歷史上為晉江人出海下南洋、移民海外以及從事海上貿易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和機會。

從發展角度看，地理空間區位的作用由來久遠，并非始于當下。在歷史上，運河使得地處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揚州繁華似錦、富甲天下，而今在現代化進程中其作用就更為明顯，表現在更多方面，例如有一些看似并無優勢的空間區位卻可以建構出新的優勢。特別是現代化高速公路、高鐵以及飛機使得地理空間區位的優劣得以重組和變化，其勢和位就可以得到轉化，為更多的縣域現代化提供契機。

四、社會流動性和社會組織特質的動與能

地理空間區位的勢和位并不是既定的，而是由社會行動者來建構、挖掘和利用的。社會行動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往往立身于特定的社會組織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組織形態都能導向現代化。對此，馬克斯·韋伯曾有過探討。通過對家庭工業制與工業作坊與城市行會的關系的討論，韋伯發現城市行會不利于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他說：“新工業同行會關系的法律地位是不穩固的。它們和行會精神頗不相容，所以見疑于行會……在英國，行會是純粹的都市團體，行會法在市區以外無效。所以工業可以和家庭工業與作坊工業的生產程序相協調而在城市之外地方建立起來，結果直到1832年的選舉改革法時為止，新工業始終不能派代表參加議會”（韋伯，2006）。英國也是歐洲行會權力瓦解最早的國家，所以制造業得以最先獲得發展。在韋伯看來，誕生于中世紀的行會之所以與新工業不相容，是因為行會受國家權力和領主的干預，為“生計”而存在而不是為利潤而存在，采取的是非市場取向。中國的改革開放采用的是市場取向。社會組織是否存在市場取向對于縣域現代化自然也是相當關鍵的，因為只有市場取向，才有現代化發展的動能和活力。凡是現代化先行和先發達的縣域均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證。就從太倉和晉江來看，盡管兩個地方的社會組織形式有一些明顯的差異，其中，太倉以社隊企業（改革后演變為鄉鎮集體企業）等社會組織形式為主，晉江則以家族和鄰里為主要社會組織形式，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孕育市場取向。

太倉的社隊企業在計劃經濟時代之所以取得比較快的發展，自然得益于其所處的地理空間區位特質的優勢。太倉地處江南魚米之鄉、富庶之地，歷史上經歷過頻繁的遷徙，家族傳統并不明顯。在計劃經濟時代受“以糧為綱、全部砍光”的影響，太倉人不能從事工商貿易，因此他們的收入明顯減少。“（蘇南）60年代有一陣人們覺得工分不值錢了，‘大鍋飯’越吃越少了……到了70年代，出現了搶工分的現象。一鬧，才感到人口太多了。可是大城市進不去，鎮上又蕭條，在無奈何之下，一股無法再壓抑的力量促使了大家走上了發展社隊工業的路子”（費孝通，1999c：57）。費孝通教授接著還指出：“如果光是種田，那么江蘇一帶的人就無法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說，如果那里的農民不從事另外一種生產，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住在那塊土地上”（費孝通，1999d：310）。因此，當國家在農村政策上稍有松動，蘇南農村的集體組織優勢得以凸顯，就開始搶先創辦社隊企業，太倉也不例外。“蘇南地區各個鎮的工業都是從農機廠開始的。鄉辦五小企業（小農機廠、小水泥廠、小窯廠、糧食加工廠、軋棉花廠）”（王春光，2012）。包括太倉在內的蘇南地區紛紛憑借與上海毗鄰的區位，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相對較強的工業、技術以及消費實力等，紛紛開辦社隊企業。改革開放后，太倉的許多鄉鎮企業就是在這些“五小企業”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構成了太倉現代化建設的工業化基礎。因此，王春光認為，“由于近代歷史遺留下來的工業化、商業化基因仍潛藏在民間，由于計劃時代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建立了系統的現代國有工業生產體系，由于民間渴望著經濟發展和富裕，更由于現實生產和生活壓力的倒逼以及作為上海腹地的有利地理位置”（王春光，2012），太倉發展了起來。在20世紀70、80年代，社隊企業的組織優勢之所以得以體現，是因為它們是集體所有制的代表，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及改革開放初期，有著家族、家庭組織無法享受的政治合法優勢；因此，它們進入上海與國有企業交往以及開拓產品銷售市場時，有政治合法性作為保護傘。同時，社隊企業又不像國有企業那樣得到國家的資源庇護，也較少受計劃指標的干預，在市場上獲得盈利的取向和動力更強，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得以快速發展，發展出費孝通教授所說的代表中國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離土不離鄉”的蘇南模式。當然，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鄉鎮集體企業內部產權不明晰的組織劣勢顯現，競爭力受影響，于是它們紛紛改制轉型為民營企業。然而，由于太倉缺乏晉江那樣的家族組織形式，民營經濟缺乏家族的支持而得不到蓬勃發展。于是，太倉便憑借與上海毗鄰的地理優勢開始轉向招商引資，由此成為外資從上海向外轉移的投資熱土，吸引了大批德資企業入住，成為德資企業在中國最為集中的縣域。

相對而言，晉江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太倉那么好的社隊企業發展條件。一是因為晉江地處對臺的最前沿，國家沒有在那里投入大量的資金發展產業；二是因為晉江遠離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但是，晉江由于地處偏僻，家族和鄰里傳統氛圍濃厚，普遍存在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家族或者只有一個姓氏的現象，較少受歷史上各種戰爭的影響。這決定了晉江人的社會組織表現為費孝通所說的以個人為中心不斷向外推展和延伸的“差序格局”。家族和鄰里傳統有利于他們抱團謀生。晉江“人稠地狹”且土地貧瘠，歷史上晉江人都向海上謀生，因此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成為他們的重要謀生手段。他們早有以家族關系、村舍鄰里關系從世界市場上獲得生存和發展機會的傳統。早在清朝和民國時代，晉江人就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興辦家族企業。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剛起步，晉江人的家族和鄰里抱團辦企業的“基因”得到了激發，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態勢。當然，這里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太倉等蘇南地區之所以在計劃時代有社隊的發展，且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紛紛興起，也與它們濃厚的商業文化傳統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社會流動性有著直接關聯。

五、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質的積淀與支撐

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化精神的支撐。在韋伯看來，沒有新教倫理的支撐，現代化就不可能在歐洲發展，而中國之所以沒有像歐洲那樣率先出現現代化發展，就是因為缺乏類似新教倫理這樣的精神，儒釋道缺乏新教倫理的現代化精神氣質（韋伯，2006）。雖然韋伯的觀點已經遭受很多學者的批駁，但是他看到了現代化需要一定的文化精神這一點。雖然文化精神與現代化究竟誰先誰后這一雞與蛋的關系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我們從中可以延伸到對縣域現代化的認識。

韋伯只是從宗教中尋找現代化精神氣質，事實上，這樣的氣質不僅存在于宗教信仰中，還存在于日常生活方式中。進一步而言，即便宗教信仰也是體現在日常生活方式中的。在中國，不同縣域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們是否真正擁有現代化所需要的一些精神文化氣質呢？許多縣都在提自己的精神，特別是那些先發達起來的縣都覺得有本地的精神發揮作用，比如“敢為天下先”“敢吃苦、敢闖、敢冒險”“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等，晉江就把“愛拼敢贏”作為重要的晉江精神。雖然這些精神大同小異，有時候“有點大”，但是落到日常生活中去觀察老百姓的行為和精神氣質，確實會發現一些獨特的縣域精神氣質，這與他們的現代化實踐都有一定的關聯性。

就拿太倉來說，歷史上那里就是中國商貿最為繁榮的地方之一，上海開埠尤其是進入近代以來，太倉及其周圍的蘇南人被帶進了農商和農工兼顧的生活實踐中。在民國時期，當地人去上海做工是很普遍和正常的。“蘇南人在上海做工，家仍在鄉下，平日寄錢回家。上海的鈑金工無錫人特多，有人稱之為‘無錫幫’，在上海機電行業中獨占鰲頭”（費孝通，1999c：61）。太倉人也是如此，還有人在周邊的常熟、蘇州和無錫等地從事商貿。因此，從商從工在他們看來并不違和，相反，禁止他們這樣做是他們不適應和不高興的。他們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養育成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才不興（費孝通，1999c：61）的這樣一種農工商的文化意識和精神。

同樣，晉江人的工商文化意識和精神也由來已久。歷史上，晉江人從地里謀生較為困難，加上兵荒馬亂、土匪橫行以及自然災害頻發，他們從隋唐開始就出海謀生，到宋朝時泉州商貿非常活躍，商貿活動漸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化育出善于經商的強烈的商貿意識和精神。那里村村有海外華僑華人，有些村甚至絕大部分人都出國謀生。有記載說1923年晉江的金井鎮坑西村有80%人出走他鄉，流落南洋，他們基本上是去海外經商，即使從事農業，也是經營性的農業（王春光，2022）。晉江在海外的華僑華人達300多萬，遍布世界各地，移民最多、最集中的是東南亞各國和地區。晉江不同鄉鎮華僑華人在海外的分布還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菲律賓以龍湖、深滬、英林等去的人為主，而新加坡、馬來西亞則以東石、安海等鄉鎮去的人為主。晉江的華僑華人有一些明顯的特點，他們對祖籍地的家鄉意識和認同很強，一直以家族的組織方式居住和行動，且世世代代與祖籍地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比如，他們會給留在祖籍地的親戚朋友寄錢，賺了錢會回到祖籍地或流出地捐錢修學校、橋梁、宗祠、廟宇以及救濟鄰里，還會翻新或者新建家宅祖厝等。向海外流動、移民給了晉江人實現社會經濟地位改變的機會，也給晉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影響，強化了晉江人“愛拼會贏”的意識，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意識到可以從流動、移民和商貿中創造財富。大量華僑華人向國內家人和親戚寄的錢成了不少晉江人的“閑錢”，在改革開放大門打開后，這些錢成為晉江經商創業的“原始”資本。晉江人長期積攢的“三閑”（閑屋、閑人、閑資金）就有了發揮作用的機會和空間，為他們創辦家庭作坊提供了最亟需的資金、人力和場所。這“三閑”的閑金和閑屋與華僑華人直接關聯，其中閑金主要是華僑華人寄來的僑匯，而閑屋主要也是華僑華人的祖厝或者他們賺錢回來修的房子。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初期，晉江的一些華僑華人回到家鄉，開始直接投資辦廠，晉江的鞋服產業最早還是他們帶頭興辦起來的。事實上，在計劃時代之前，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晉江華僑華人就曾回晉江投資電力、紡織、商業、地產、金融和海產等，商貿已經相當活躍。這樣的工商投資的文化意愿、意識和行為再次被改革開放激活，同時晉江當地的居民也從中獲得了辦實業經商的動力、意識和機會。

從太倉和晉江的現代化實踐中可以看出，縣域現代化并非從天而降，而是需要一定的內在沃土和相應的“種子”，那就是社會流動和社會組織特質、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精神特質。從其他一些現代化后發的縣域中，我們也能看到相應特質的缺乏帶來的影響。費孝通教授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意識到這一點：“一項先進的生產技術能否引進來發生提高生產力的效果不能單憑主觀努力，還要看是否具備必要的社會條件”（費孝通，1999c：59）。太倉人在長期生活中不只是從事農耕生產，還從事手工業和商貿活動，特別是與上海這個現代化中心有著千絲萬縷的日常經濟、社會交往；他們品嘗過發展經濟作物、工業和商貿帶來的甜頭，積累了一定的非農生產組織和技能經驗，培育了相應的非農文化精神和觀念；因此，盡管在計劃時代國家嚴格管控農村非農發展的情況下，他們也以各種理由和方式去發展社隊企業。同樣，在晉江，人們早已不僅僅從土地中謀生，移民、商貿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構成了現代化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土壤。社會傳言說，晉江人從娘胎里就知道怎樣做生意，主要是因為周圍的人都知道不從農業之外去謀生是生存不下去的；他們就浸泡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里，因此只要行動限制一放開，他們就知道怎樣做、做什么了。在長期的遷移和貿易生活中，晉江形成了中原文化、移民文化、佛教文化、穆斯林文化、海洋文化、民間宗教文化等多文化的雜糅，這使晉江人認識到世界有更多的選擇機會，也有了更多的認知支持。所以，一方面，晉江人很“傳統”，很“儒家”，重視家庭、家族、鄰里和老鄉等傳統資源；另一方面，他們又不保守，愿意去改變，去興工從商，能認知到金錢、技術和新鮮事物的價值等。

六、政府治理特質的激勵性

制度經濟學和經濟社會學越來越重視從路徑依賴、信用成本和規范等方面去探討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美國著名學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一書中認為，“（良好）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能夠激勵人民以個體身份積極從事生產，以便積累國家財富”（戴蒙德，2017:50）。對中國的現代化來說，政府治理則是所有制度中最為重要的制度。改革開放就是中國政府在治理上做出的放權讓利的重大調整，由此帶來了中國的重新現代化。所以，政府治理的變化會影響政府對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激勵性。將這個問題的討論落在縣域層面，治理制度對縣域現代化的激勵性同樣是不可忽視的。

不同縣域的治理特質存在明顯的差別。在戴蒙德（2017）看來，并不是所有制度對社會財富創造都具有激勵作用，他指的能發揮激勵作用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同樣，能激勵縣域現代化發展的是良好的縣域治理特質，而良好的縣域治理特質也不只有一種，戴蒙德（2017）列出的良好制度就達十二種之多。而不同類型的良好治理特質需要相應的其他因素來匹配才會顯示出來，進而表現出區域性和階段性特點。

從對太倉和晉江兩個地方較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來看，在改革初期，太倉的政府治理屬于全能型，什么都管。尤其在經濟領域，從計劃時代的社隊企業發展到改革后的鄉鎮集體企業，太倉當地政府一直扮演著企業家和經理人的角色，社隊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都是縣政府、鄉鎮政府（之前叫人民公社）或村委會和村組（之前叫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投資興辦的。為此有研究者稱其為地方公司主義（Oi，1992）。在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策背景下，基層政府和集體出面辦企業有很強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相對容易獲得基本上由國家壟斷的生產資料，也相對容易將產品銷售出去，盡管多數產品都是在當地銷售的。同樣，在其他領域，基層政府的作用也十分明顯。比如，由于掌握了經濟資源的生產和分配權，太倉當地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因此太倉的民眾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執行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另外，農村三級合作醫療體制并沒有因為改革開放尤其是人民公社體制解體而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因為政府和集體有比較好的經濟條件支持其運行。為什么全能型、無所不管的地方政府有興趣創辦企業呢？這是因為政府官員都是本地人或在本地有很長時間的工作經歷，自然也受到當地的工商文化熏陶，他們意識到發展工商業會給政府和集體帶來比農業更多的經濟收入，這是推動他們行動的一個重要動因。

與太倉不同，改革開放初期，晉江采用了少管而多助的治理方式，這里的“少管”指當地政府和絕大部分村集體不直接興辦企業或從事其他經濟活動。這是因為在計劃經濟時代，晉江地處對臺最前沿，國家基本沒有在那里投資經濟，所以當地國有經濟很不發達，政府和集體并沒有多少財力，即使到改革開放時期也無力去興辦企業。相對而言，民間有僑資等方面的收入以及長期形成的濃厚工商文化，當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民間投資興業的積極性便得到極大的激發。然而，由于國家在民營經濟發展上的保護和激勵政策非常短缺，加之原有政策的延續和政治意識觀念變遷的滯后，民間參與和發展經濟處處受到掣肘甚至打壓。晉江各級政府采用了背書、保護并在職權范圍內調整政策這樣的“多助”策略，而不是打壓、設限那樣的做法，扮演了庇護者的角色。最明顯的例證是，早在1980年晉江政府便在全國率先出臺了允許開放小商品市場、允許長途販運、允許鄉鎮企業供銷員收取業務費及允許集資辦企業等活躍經濟的規定，還舉辦了面向全國的商品展銷會（王春光，2022）。這些規定和做法為當地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和政策保護，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等方面均走在前列。

在不同時期，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策略會進行調整。在太倉，從20世紀70—90年代，當地政府和集體從自身作為經濟主體轉變為推動經濟（集體鄉鎮企業）改革的主體，完成從企業的主辦者向招商引資和服務者的角色轉變，實現了經濟模式和方式的轉型。同一時期，晉江的地方政府從民營經濟的政策和政治保護者、庇護者轉向民營經濟的規范者、引導者和服務者，推動企業質量立市、創建知名品牌和鼓勵企業上市籌資，接著又推進晉江企業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創新創業和現代高科技產業發展。顯然，太倉與晉江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差異是植根于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因此體現的是地方性特質；這樣的特質雖然有差異，但只要它跟其他地方性特質相契合，就能激發其他特質的活力和優勢。

由此可見，地方政府治理特質對縣域現代化的作用在于激勵，不能替代社會和市場的功能，但是缺乏激勵功能有可能會阻礙社會和市場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當然，后者也在倒逼前者的改革和改進。政府治理特質的可塑性和可變性是存在的，也是縣域現代化的需要；反過來說，政府治理缺乏可塑性、可變性則有可能就是縣域現代化難以推進的一個重要障礙因素。政府治理特質與地方性其他要素之間的相互適配問題是其發揮激勵作用的路徑和機制。

七、余論：地方性的內部適配和社會文化主體性

本文將現代化的討論從國家層面推到縣域層面，嘗試從后者中尋找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更具體的路徑和機制。如果將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現的改革開放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再次出發，那么就可以看到縣域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縣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重新出發的先發地。然而，在過去40多年，縣域現代化總體上滯后于城市現代化，成為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的短板和關鍵；只有縣域實現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目標才能實現。不同縣域在現代化水平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一些縣域現代化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那么它們為什么能獲得如此好的發展呢？它們的相對成功有什么奧秘，對其他縣域有怎樣的示范效用呢？基于對太倉市和晉江市持續近三十年的跟蹤調研及其與其他一些縣市的比較研究，我們提出用地方性視角去理解縣域現代化實踐的機制和邏輯，深化了對地方性與縣域現代化的關系的認識。

首先，縣域現代化是鑲嵌于地方性之中，反過來說，地方性并不排斥現代化，其自身有可能蘊含著許多現代化基因，比如文化基因、組織基因乃至治理基因。但是，這些基因并不會自動轉化為現代化的動力，而是需要一些外部因素的激發和影響。地方性的動態開放為縣域現代化提供了可能和機會。其次，從地方性的四個維度來看，一個縣域現代化要想獲得較好的進展，僅靠一個維度是不夠的，甚至有些維度對現代化來說并非有利因素，但是如果放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就有可能轉化為有利的維度和因素，它們之間就產生了天然混成的相互支持的關系，而不會相互抵消或互為阻礙。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即地方性的四個維度從各自的角度來看也許都有利于現代化，但是它們在一起也有可能出現相互排斥、抵消的不利效應。這就涉及地方性內在的適配問題：地方性四個維度之間的嵌套關系是理解縣域現代化能否順利推進和成功的關鍵。由此，這里又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那些現代化發展不甚理想的縣市區是不是因為它們的地方性與現代化發展存在不適配，或者它們的地方性各要素和維度存在互相抵消、彼此阻礙、無法協調？而那些現代化發展跟太倉和晉江一樣好的縣市區，是不是也是由于地方性與現代化的適配以及地方性內部各因素和維度的適配比較好呢？雖然本文不一定能充分地作出解答，或者說將從兩個案例中獲得的發現進行推廣，但地方性的適配問題是一個對縣域現代化發展的動力、條件和機理具有一定解釋可能性的有價值的研究問題。

所謂適配性表現在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地方性與縣域現代化之間的關系。縣域現代化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地方性特質，其中每個特質都得有利于現代性、城市性與鄉土性、鄉村性實現有效的融合，產生新的發展需求、動力和機制、路徑。在太倉和晉江的現代化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不僅僅是現代性的不斷輸入衍生、后擴散和豐富，而且鄉土性、鄉村性并沒有消失、退隱；相反，后者與前者以融合后的新樣態出現，比如家族與企業的融合、現代慈善與村莊的融合、村莊與企業的融合、外來人口的本土化等，從而對現代化產生了增強的效應。當然，并不是每個地方性的特質對縣域現代化來說都是有利的特質，但是，它有可能間接影響其他特質，從而轉變為有利的特質。從相反方向看，如果地方性的四個維度之間存在相互抵消，或者它們不具有促進現代化發展的特性，那么就意味著這些維度與現代化是不適配的，即使它們內部之間是相互適配的，也會強化其與現代化的不適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地方性與現代化之間在整體上的適配才能產生推動縣域現代化的積極效應。

另一個層面則是地方性各個要素和維度之間的適配性與縣域現代化發展的關系。不同縣域的地方性要素和維度是有差異的，那么為什么不同的地方性因素和維度都可能可以推動縣域現代化發展呢？這得益于地方性維度之間的組合或者配置而產生的現代化發展動力，這是適配性的另一種含義。單從某個地方性要素和維度來看也許是劣勢，比如晉江在地理區位上顯然不如太倉，無法幫助晉江像太倉那樣從上海或者香港那樣的現代化區域中心獲得現代性支持，但是這并沒有影響晉江的縣域現代化發展，因為它通過海上商貿、海外移民等來形成自身的現代化發展動力。也就是說，對縣域現代化來說，不僅需要地方性內部四要素和四個維度相互支持和嵌套的關系，而且它們之間存在相互轉換和形塑的影響關系。因此，地方性內部各要素和維度之間的適配性不僅指彼此之間的相互支持，而且意味著相互之間的影響和形塑，從而構成了地方性與現代化的適配性問題。

跳出太倉和晉江案例，從其他縣域尤其是現代化發展沒有那么好的縣域來思考縣域現代化也會發現，地方性要素內在的適配性并不一定都有利于當地的現代化發展，原因可能是地方性缺乏與現代化的適配性（即第一個層面的適配性問題），比如地理空間區位上遠離大城市，而且也沒有更便捷的接觸和獲得現代性的途徑，其他特質也相應地缺乏與現代性對接的條件（比如缺乏工商文化傳統），盡管其地方性內部各要素之間是適配的，也是相互形塑和影響的。由此可以斷定，地方性與現代性的適配性問題是導致縣域現代化發展差異的主要原因。當然，如果從地方性四個維度中的主要維度上給予積極干預，也許就能對其他維度進行形塑，給縣域現代化帶來新動能。

進一步對太倉和晉江的案例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地方性的四個因素和維度關鍵體現在人們的生活、社會和經濟實踐中：一方面地方性塑造了當地人一些獨特、自主的社會文化觀念（工商文化觀念和流動觀念等）和能力（組織手工生產、工業和商業的能力和技巧），另一方面他們又憑著這樣的觀念和能力，利用現代性帶來的機會拓展實踐。從社隊企業、家庭作坊到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乃至參與外資經營，從鄉村工業化到工業園區，從鄉村社會到城市社會，這些發展都充分展現了社會文化主體性的價值（王春光，2019）。一位晉江知名企業家表示，他從一個“泥腿子”、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業勞動者發展成一家非常現代化的企業老板，最深的體會是不斷去探索和學習。這就是晉江地方性的核心——社會文化主體性。正如布達佩斯學派代表人物阿格妮絲·赫勒(Agnes Heller）所認為的，主體性體現在四個方面：自我意識、選擇能力、責任感和實踐智慧；人的主體性是在體現文化的生活實踐中獲得和實現的（張藝川、張三萍，2022）。這種在地方性的生活生產實踐中獲得的主體性會反過來將地方性與現代性進行有效對接和匹配，進而推動縣域現代化的歷史性變遷。因此，觀察一個縣域的發展潛力，除了看大的社會結構是否能提供相應的機會外，還需要對地方性能為當地塑造出什么樣的社會文化主體性、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這種主體性的形成做出有價值的判斷。反過來說，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文化主體性就蘊藏和滋養于地方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