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50年南京梅園新村的午后，徐寄萍在丈夫的行李里翻出半包北京來的煙絲，她看著丈夫王勛那雙滿是老繭的手，怎么也想不明白，這個一口湖南話的普通干部，剛在中南海跟毛主席吃過飯，你真認識毛主席，嗯，是親戚，王勛沒說話，拿了個粗瓷碗，倒了碗茶，我是他堂弟。
這句話像塊石頭砸進水缸，徐寄萍想起結婚十年，丈夫每晚都對著賬本算來算去，煙廠那幾年賺的銀元能堆滿三間屋，可家里連塊像樣的床板都買不起，更別說一九四九年進城，組織給安排的干部宿舍，他偏偏挑了城郊一間破平房。
1946年，江蘇東臺，華中野戰軍的后勤部長愁軍餉沒著落，王勛脫了軍裝，進了煙廠當老板，白天和工人一起晾煙葉，夜里趴在賬本上畫子彈的數目，外頭人都說他是個會算賬的買賣人，沒人曉得他每次收到毛澤東的親筆信，就躲到倉庫角上，一遍遍摸那信封上的火漆印。
1957年北京下大雪那天，王勛把內蒙古的氣候資料一張張鋪在桌上，妻子知道他又要走，可沒想這一走就是三十年，呼和浩特的冬夜里，他還留著在煙廠時的老習慣，拿紅藍鉛筆一遍遍核對商業廳的報銷單，有同事私下說，毛主席的堂兄弟，怎么偏往苦地兒鉆，他卷著煙，低聲回，三哥當年打天下，靠的就是這股子愣勁兒。
徐寄萍后來常跟街坊說起那個改變她人生的下午，王勛一說出“毛澤全”三個字，她就看見丈夫眼里那點光，不是當官的那股傲氣，倒像是當年在韶山挑著柴火走山路的樣子，1983年王勛快走的時候，把所有立功證書都鎖進鐵皮箱，跟孩子們說，別嫌爹當了一輩子窮干部。
這些舊事如今翻出來，像一杯放涼的茶，慢慢有了滋味，那會兒人心里頭只認公家，有人就默默當個不起眼的零件，四十年沒挪過地方，最親的人，未必天天在跟前，但總在后頭，一步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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