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暮的周揚去看望遲暮的陳伯達，兩人病逝于同一年

遲暮的周揚去看望遲暮的陳伯達，兩人病逝于同一年，在文學史的長河中,有兩位耄耋老者相繼離世,這并不算什么新鮮事。但是,當你發現他們竟然是周揚和陳伯達時,難免會產生一種唏噓之感。這兩位老者在晚年時期的際遇可謂是天壤之別,一個仍在權力核心，另一個則身陷囹圄。不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是通過一次會面重拾了幾十年前的交情。周揚甚至幫助陳伯達發表了《求知難》一文,給予了精神上的慰藉。然而命運捉弄,最終兩人都未能等到。那么,這兩位一度耀眼的"筆桿子"在夕陽下究竟說了些什么?

俗話說"文人相輕"嘛,對于陳伯達和周揚這兩位老前輩來說,自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和上海時就已經相識結交,之后又一起奔赴延安。那時候兩人都是從事文學方面的地下工作,志趣相投,算是老相識了。

解放后陳伯達主要在北京負責黨的宣傳文化工作,擔任過不少"副"職,地位顯赫。周揚則在上海一帶主政文壇,職務也是層層疊著。倆人歲數相仿,又是同行,看似應該是竹馬恰同學少年,不過實際上私下里的交往卻不多。

一直到六七十年代的動亂年代,陳伯達遭到殘酷迫害,鋃鐺入獄達十年之久。等到八十年代初獲釋后,周揚這個老朋友馬上就主動要求會面。別看周揚在文革中也曾一度遭到沖擊,不過畢竟還握有文化大權在手,當時陳伯達已經是個身敗名裂的"階下囚"了,周揚竟然還愿意以朋友的身份會面,這在當年可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1982年的一個夜晚,在北京東郊的一處普通住宅區,一個曾經響當當的老革命家被一輛小車接走,在公安的陪同下來到了西單絨線胡同的一處四合院中。在這間曾經是民國大師黃炎培老宅的院子里,陳伯達與周揚相見了。

哥倆熱火朝天地敘了四個小時之久,就如同當年延安歲月般投機且親切。陳伯達甚至拿出了自己近期寫就的幾篇文章請周揚賜教。看來這位老人雖然遭盡磨難,但對于文學創作的熱忱卻從未減弱過。回到家中,陳伯達由衷地對兒子說,周揚還是那個和藹可親的老朋友。

誰也沒想到,轉眼間陳伯達的一篇署名"紀訓"的散文《求知難》竟在《讀書》雜志上公開發表了。原來這是周揚看過那幾篇手稿后,親自同意在黨內刊物發表的,給予了陳伯達莫大的鼓舞。對于正重新走進文壇的陳伯達來說,這無疑是沐浴著理解與認可的一縷暖陽。

可惜天不遂人愿,兩位老人約定的再次會面最終沒能實現。1983年陳伯達住院,1984年周揚病危;1989年7月,周揚與世長辭,臨終前陳伯達還寫就一副挽聯以作紀念。9月,陳伯達也因病去世,就這樣匆匆一別,難留下什么悠悠歲月的懷念。

這就是兩位老者在暮年時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一段動人故事。生前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文壇領袖,卻也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磨難,最終都僅存一腔抱憾而去。不過當年那一面之緣,那一筆一劃的溫暖情誼,卻是最好的詮釋了'文人相輕'的本真含義。在那個年代,中國文藝界經歷了幾多波折,陳伯達和周揚只是滄海一粟。但他們的交往給后人留下了一種寶貴而動人的精神品質:那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懷揣著人文關懷,用智慧溫暖彼此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