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民一庭專業法官會議紀要：多次分包、轉包情況下農民工有權請求施工總承包單位支付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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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第三十條第三款和第四款規定：“分包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施工總承包單位先行清償，再依法進行追償。工程建設項目轉包，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施工總承包單位先行清償，再依法進行追償。”審判實踐中，對于多次分包、轉包情況下農民工是否有權請求施工總承包單位支付工資的問題，存在不同認識。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24年第18次專業法官會議討論認為：《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第三十條第三款和第四款規定適用于多次分包、轉包的情形，理由如下。

第一，從文義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第三十條沒有規定不能適用于多次分包、轉包的情形。

第二，從立法目的看，本條規定的目的是在施工總承包單位分包、轉包工程的情況下保障農民工的工資權益。為實現本條立法目的，多次分包、轉包的情形下，農民工工資權益亦應予以優先保護，不宜將本條規定的分包單位限定為與施工總承包單位有直接合同關系的分包單位。

第三，從實踐角度看，同一工程多次分包或者轉包在建筑市場客觀存在，在多次分包或者轉包的情況下，從總承包單位到農民工之間相隔的合同主體更多，法律關系更為復雜，農民工工資權益更難獲得保障，更需要依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第三十條規定予以特別保護。

第四，從政策導向看，這有利于督促總承包單位落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規定的農民工實名制管理、施工總承包單位代發工資等制度。

實務評析

多次分包轉包下農民工工資保障的司法明確與實務指引

建筑行業因其產業鏈長、用工模式復雜的特性，層層分包、轉包已成為長期存在的行業現象。實踐中，部分不法主體利用分包鏈條層層轉嫁風險，一旦中間環節出現資金斷裂、主體失聯等問題，農民工往往淪為工資拖欠的直接受害者，維權時面臨合同相對性限制、證據不足、責任主體難確定等多重困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24年第18次專業法官會議紀要的出臺，明確《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三十條適用于多次分包、轉包情形，這一司法認定不僅穿透了復雜的合同關系，為農民工維權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據，更對建筑行業合規經營提出了剛性要求，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與行業導向意義。

一、條文本義的解讀

《條例》第三十條第三款、第四款分別規定了分包、轉包情形下施工總承包單位的先行清償責任，但其核心爭議點在于，“分包單位”是否僅限定為與總承包單位存在直接合同關系的主體，多次分包、轉包中的下游分包主體拖欠工資時，農民工能否跨越中間環節向總承包單位主張權利。此前司法實踐中，部分裁判觀點受傳統合同相對性原則束縛，認為農民工與總承包單位無直接法律關系，僅能向與其建立用工關系的上游分包人或包工頭主張權利，導致農民工在中間主體“跑路”后維權無門，大量欠薪糾紛陷入僵局。

此次法官會議紀要從四個維度作出系統性回應，核心邏輯在于對《條例》第三十條不作限縮解釋，充分彰顯立法本意。從文義解釋角度，條文僅明確“分包單位”“轉包”情形下的總承包責任，未對分包次數作出禁止性或限制性規定，按照“法無禁止即允許”的法律適用原則，自然應涵蓋多次分包、轉包場景。從立法目的角度，《條例》作為專門保障農民工工資權益的行政法規，其立法初衷就是破解農民工“討薪難”問題，而多次分包、轉包中，農民工與總承包單位的法律關系更疏遠、中間主體更繁雜，權益受侵害的風險更高，若將責任主體限定為直接分包單位，顯然與“傾斜保護農民工權益”的立法精神相悖。

從實踐需求角度，建筑市場中多次分包、轉包的現象客觀普遍，部分總承包單位為規避責任，通過層層分包將工程交由無資質的個人或主體施工，一旦出現欠薪，便以“無直接合同關系”為由推諉責任。紀要的認定的本質，是通過司法干預彌補市場缺陷，讓總承包單位承擔起與其管理地位、獲利能力相匹配的責任。從政策導向角度，紀要進一步強化了總承包單位的源頭管理責任，倒逼其嚴格落實農民工實名制、工資專用賬戶、代發工資等制度，從根源上遏制違法分包、轉包行為，推動建筑行業規范化發展。這一解讀既符合法律解釋的基本原則，又精準對接實踐需求，為同類糾紛的裁判提供了統一指引。

二、實務維權路徑

紀要的出臺為農民工維權打通了關鍵通道，但在實務應用中，仍需明確適用邊界、厘清維權路徑，避免出現理解偏差或實操困境。結合建筑行業欠薪糾紛的常見場景，需重點把握三個核心要點，兼顧農民工權益保護與各方主體責任平衡。

其一，農民工主張權利的核心要件與范圍。農民工無需糾結于分包鏈條的復雜層級，只要能舉證證明其在案涉工程中實際提供了勞動，即可突破合同相對性，直接向施工總承包單位主張工資債權。這里的“工資”不僅包括基本工資，還涵蓋加班工資、獎金、津貼等勞動報酬，且無需區分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實踐中，農民工與下游分包人、包工頭多為勞務關系，此前部分裁判以“非勞動關系”為由駁回農民工對總承包單位的訴求，紀要明確后，這一障礙已不復存在。典型案例中，新疆某大渠改造工程經三次分包后，包工頭張某攜款“跑路”，拖欠20余名農民工工資共計80余萬元。農民工雖無與總承包單位的直接合同，但提交了考勤記錄、工友證言、施工現場照片等證據，司法所依據紀要精神與《條例》規定，促成總承包單位先行支付全部欠薪，后續總承包單位通過訴訟向張某及上游分包單位成功追償，既保障了農民工權益，又維護了總承包單位的合法追償權。

其二，總承包單位先行清償責任的性質與追償權行使。需明確的是，總承包單位的先行清償責任屬于“墊付責任”，而非最終責任。紀要明確，總承包單位支付工資后，有權向實際欠薪的分包、轉包主體全額追償，包括工資本金、利息及追償過程中產生的訴訟費、律師費等合理支出。司法實踐中，總承包單位的追償權行使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已實際向農民工支付工資，二是能舉證證明實際欠薪主體及欠薪事實。贛縣區某住宅項目中，總承包單位將工程分包給A公司，A公司又轉包給包工頭曹某，曹某拖欠農民工工資120萬元后失聯。總承包單位先行向農民工支付工資后，向法院起訴A公司與曹某，提交了工資支付憑證、分包合同、曹某出具的欠薪欠條等證據，法院最終判決A公司與曹某連帶向總承包單位返還墊付工資及利息，充分保障了總承包單位的追償權。

其三，舉證責任的合理分配與證據收集技巧。農民工作為弱勢一方，舉證能力相對較弱，實務中需把握“輕量化舉證”的原則，核心在于證明“實際提供勞動”與“欠薪事實”。具體可提供的證據包括：包工頭或分包單位出具的欠條、結算單；施工現場考勤記錄、工牌、工作服；工友證言（需2名以上無利害關系工友作證）；工資發放記錄（如銀行流水、微信轉賬記錄）；施工現場照片、視頻等。若農民工無法提供書面證據，可向當地勞動監察部門投訴，由監察部門介入調查取證，固定施工、欠薪等關鍵事實。而總承包單位若主張減免責任，需舉證證明已盡到管理義務，如嚴格審核分包單位資質、落實實名制管理、足額存儲工資保證金等，否則可能在追償時面臨不利后果，甚至需承擔部分過錯責任。

此外，需注意例外情形：若農民工與某一分包單位已就工資支付達成有效仲裁裁決或法院判決，且該裁決、判決已進入執行程序，原則上不得再就同一筆工資向總承包單位重復主張，避免權利濫用。同時，農民工主張權利的時效為三年，從知道或應當知道工資被拖欠之日起計算，需在時效內及時維權，避免因時效屆滿喪失勝訴權。

三、建工企業的合規警示與風險防范

紀要的認定顯著提升了總承包單位的法律風險與管理責任，對建工企業的合規經營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施工總承包單位而言，與其被動承擔墊付責任后追償，不如從源頭建立風險防控體系，杜絕違法分包、轉包行為，規范工資支付流程，實現風險前置管控。結合行業實踐，建議從三個層面構建合規防線。

嚴格把控分包環節，杜絕違法操作。總承包單位應建立健全分包單位準入機制，嚴禁將工程分包給無資質、無資金實力、無用工管理能力的單位或個人，優先選擇具備相應資質、信譽良好、過往無欠薪記錄的分包單位。在分包合同中，需明確約定工資支付責任條款，明確分包單位拖欠工資時的違約責任，如扣除保證金、解除合同、追償損失等，并約定總承包單位對工資支付的監督權限。同時，加強對分包環節的動態管理，嚴禁分包單位擅自轉包、違法分包工程，定期核查分包單位的施工進度、資金狀況及工資支付情況，發現違法分包、轉包行為及時制止、糾正，避免風險蔓延。

規范工資支付全流程，落實法定制度。嚴格執行《條例》規定的工資專用賬戶、代發工資、工資保證金等制度，將工資支付與工程進度款支付掛鉤，避免資金被挪用。具體而言，需在銀行開立工資專用賬戶，專項用于支付農民工工資，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強制要求分包單位按月提交工資支付表，經總承包單位審核無誤后，通過專用賬戶直接發放至農民工本人銀行卡，實現“工資直達”，杜絕中間環節截留、克扣；足額存儲工資保證金，或購買工資支付擔保，應對突發欠薪情況，確保農民工工資能及時足額支付。同時，妥善留存工資支付憑證、考勤記錄、實名制登記信息等資料，至少保存3年以上，以備核查。

建立風險預警與糾紛化解機制，主動防范風險。總承包單位應配備專職勞資專管員，負責施工現場用工管理、工資核算、糾紛協調等工作，定期排查分包單位的工資支付情況，對資金周轉困難、存在欠薪苗頭的分包單位，及時采取暫停工程款支付、督促補足資金等干預措施，避免欠薪問題擴大。在施工現場醒目位置設立維權信息告示牌，明示總承包單位名稱、工資專用賬戶信息、投訴舉報電話等內容，方便農民工及時反映問題。對于已出現的工資糾紛，應主動介入協調，優先通過協商、調解方式解決，避免矛盾激化，同時做好證據固定工作，為后續可能的追償或訴訟做好準備。

此次法官會議紀要，既是對《條例》立法精神的精準詮釋，也是對建筑行業欠薪糾紛司法裁判規則的統一規范，有效破解了多次分包轉包下農民工維權的法律困境。對于農民工而言，明確了維權方向與核心依據，降低了維權成本；對于建工企業而言，劃定了合規紅線，倒逼其強化內部管理、規范經營行為。長遠來看，這一司法認定將推動建筑行業形成“總承包單位負總責、分包單位守底線、農民工權益有保障”的良性生態，為建筑行業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法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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