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殖民夢魘——德國洪堡論壇博物館的紛爭與救贖

作者：蘇珊·塔爾曼（ Susan Tallman ），藝術史學家，評論家

編譯：青弋主人

來源：紐約評論【 The New York Review 】2025年12月18日刊， 副標題為編譯者所加

請關注我們以獲得更多信息:

博物館一直在為其民族學藏品與殖民占領時期的主題重疊而道歉，但許多博物館仍難以明確其使命。

“畢竟，成就總是外來者取得的。是誰發現了北極？不是愛斯基摩人，而是外來者。是誰在嘗試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不是喜馬拉雅山區的當地人，而是外來者。我敢打賭，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汽車探險會增進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這將超越阿拉伯人自古以來的所有貢獻。”

“也許吧，也許吧，弗蘭克”，教授表示認可。

——維克多·阿普爾頓（約翰·威廉·達菲爾德的筆名），《神秘沙漠中的唐·斯特迪》（1925年）【譯者注：1925-1935年間美國陸續出版了15本以少年冒險家唐·斯特迪（Don Sturdy）為主人公的兒童小說，故事情節遵循一定的模式：異域探險，發現考古遺址，挫敗惡棍，獵殺野生動物，拯救生命，經歷風暴等困難，最終安全返回美國。】

《黃金之墓中的唐·斯特迪》封面

盡管這位教授顯然對代數和星盤的起源一無所知，但書中他被設定為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主要研究“失落文明的遺跡”。他和他的哥哥獵人弗蘭克與侄兒唐一起在撒哈拉沙漠中活動，從“黃銅之城”和“祖母綠洞穴”中為他的雇主——國際博物館和動物收藏公司追捕奇珍異寶。唐·斯特迪系列（1925-1935）經常被認為是印第安納·瓊斯故事的靈感來源，但唐并不是唯一一個由一位看似善良但全副武裝的學者陪同冒險的少年。大膽冒險的民族學家是二十世紀初的時代縮影。小說中的公司自有其原型，他們將真實的歷史與“古老而失落”的文化建構融合，而且并不太在意以何種手段獲取收藏品。

為了“增進世界的知識”，歐洲和北美的博物館驚人地大量收藏了以人體為原料的造物、人類遺骸和兼具這兩種屬性的東西（如木乃伊和被炮制而縮小的頭顱）。【譯者注：厄瓜多爾和秘魯的亞馬遜雨林中生活著吉瓦羅人（Jivaroan peoples），他們有獵頭并炮制縮小頭顱的習俗，在他們的宗教中縮小人頭能防止被殺者復仇。20世紀西方人對收藏縮小人頭的癡迷導致被炮制人頭的商品化，殺戮因而激增。20世紀末開始，一些西方博物館將收藏的縮小人頭返還南美，以順應去殖民化潮流。】這些機構出現的社會背景是：歐洲人及歐裔殖民者統治其他民族（而非被統治），或使其他民族成為其學術研究的對象（而非被研究），或掠奪其他民族的物品（而非被掠奪）。

縮小的頭顱，展出于美國佛羅里達州圣奧古斯丁的萊特納博物館。

在民族學學科理想化的自我愿景中，其宗旨是記錄我們物種的文化多樣性和進化歷程。但“進化”可以被、而且經常被扭曲，以暗示智人分為從原始到發達的不同等級。這種等級制度的發明者自然將自己置于頂端，民族學主題和殖民占領主題之間的交集不言自明。這段歷史現在令博物館倍感尷尬并公開道歉。但這些藏品仍然與我們同在。博物館對標牌進行了調整：不再使用“原始”這樣的詞匯，曾經驕傲地自居殖民地的寶庫的機構已經被重新命名為“世界博物館”。然而，超越陳舊學術觀念、文化傲慢和反動世界觀的博物館使命仍有待闡明。

也許沒有哪個機構比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更充分地體現了該領域過去的樂觀主義和今天存在的道德風險。該機構成立于1873年，其館藏源于普魯士王家珍奇館（Kunstkammer），其設計目的是服務于世界觀的分析。世界觀是一個群體理解世界的共同方式，從神的本質到工具的制造都囊括其中。該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收藏狂熱在19世紀80年代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當時德國成為全球帝國游戲的玩家，占領了非洲、東亞和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到1908年，巴斯蒂安的門徒費利克斯·馮·盧尚（Felix von Luschan）自豪地夸耀：“我們的博物館是最豐富的，尤其是在非洲領域，我們的館藏數量是其他任何機構的十倍。”

德國博物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

但該博物館在20世紀將面臨沖擊。其來自非洲和大洋洲藏品的重要藏品在1920年代通貨膨脹期間被出售，雖然大部分藏品在二戰期間幸免于難，但卻流散于西德、東德和蘇聯各地。1970年，一座優雅的新館在西柏林郊區的達勒姆啟用，毗鄰自由大學及亞洲藝術和歐洲繪畫博物館。兩德統一后，舊館藏重新匯聚。但在21世紀，達勒姆大樓被認為過于狹小偏遠。歷史悠久的博物館島作為展示德國學術的旅游場所得以復興，民族學和東亞藏品被安置在洪堡論壇，存放于重建的老皇宮之中。【作者注：有關這些決定及其后果，請參見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的《柏林：博物館田園詩的終結（Berlin: The End of a Museum Idyll）》，nybooks.com，2016年2月29日，以及《紐約評論》2023年5月25日刊《椴樹下的掠奪（Loot Under the Lindens）》。】【譯者注：博物館島是位于德國柏林歷史中心施普雷島北部的一個博物館綜合體，包括老博物館、新博物館、老國家美術館、博德博物館和帕加馬博物館。2022年位于博物館島上柏林宮的洪堡論壇博物館全面開放，囊括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和亞洲藝術博物館。】

洪堡論壇博物館2023年的面貌

在德國，洪堡論壇的相關資金、建設方式和館藏來源是爭議的焦點，尤其是移入民族學收藏的行為。普遍的看法是，這是在利用從德國殖民地偷來的物品來裝飾這座假宮殿，試圖為這場令人疑惑的普魯士懷舊活動注入多元文化的玩世不恭。這場地方性爭議的發生，正值國際社會圍繞如下問題展開爭議之際：囤積他人物品是否曾是合法行為，民族學是否合法，以及應當如何處理以民族學名義收集的物品。

在洪堡論壇引起的風波達到高潮之際，H·格倫·佩尼（H·Glenn Penny）的著作《在洪堡的陰影下：德國民族學的可悲歷史（In Humboldt’s Shadow: A Tragic History of German Ethnology）》【作者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1年】 以及戈茨·阿利 ( G?tz Aly) 的著作《壯麗之舟：對南太平洋文化寶藏的殖民盜竊 (The Magnificent Boat: The Colonial Theft of a South Seas Cultural Treasure) 》【作者注：哈佛大學出版社，2023年，由杰斐遜·蔡斯（Jefferson Chase）從德文翻譯】相繼于德國問世，現在這兩部書都已發行英文版。

二書的共同點是展現了博物館面臨的阻力，深入探討了民族學博物館及其藏品的歷史，并都提出了堅定的解決方案以指引博物館未來的前進方向。但雖然兩位作者都對洪堡論壇博物館持批評態度，他們在其他方面卻幾無共識可言。

《在洪堡的陰影下：德國民族學的可悲歷史》

《壯麗之舟：對南太平洋文化寶藏的殖民盜竊》

佩尼是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是民族學信仰的捍衛者，而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創始人阿道夫·巴斯蒂安則是他的偶像。如佩尼所述，巴斯蒂安在年輕時受到亞歷山大·馮·洪堡于南美和中美洲旅行中展現的精準觀察和全面視野的啟發，開始尋找“萬物的相互聯系”。洪堡從冒險中帶回了成千上萬的植物、數百種礦物和至少一罐鳥糞，而巴斯蒂安則收集人造物品的樣本。

佩尼的著作第一章開篇提及了1828年夏威夷國王卡美哈美哈三世贈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那件壯觀的羽毛披風。【譯者注：羽毛披風（'ahu 'ula）是夏威夷最迷人的物品之一。象征著統治者的權力和神性，通常由高級官員在典禮場合穿著。直到19世紀，夏威夷人還會交換羽毛披風，以建立重要關系或紀念特定人物。】該披風從皇家收藏品轉變為公共民族學展覽品的故事被用來說明一個核心觀點：珍奇館的本質是收藏詫異與驚奇之地——展品應當超越常規，而非有規律可循。而收藏大量相似標本的博物館則有可能揭示植物學、礦物學或動物學領域的共性與差異。

夏威夷國王贈予普魯士國王的羽毛披風

在巴斯蒂安的設想中，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將是一個承載人類思想史的博物館，就像柏林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是承載宇宙史的博物館一樣。他寫道：“一旦方案完備，只需安排好所有細節的統計工作，就萬事大吉了。”正如統計分析工作的普遍情形，材料（陶器、圖騰、長矛、羽毛披風……）越多越好。他不斷地向上級索要更多的空間，但他的收藏品卻遠遠超過了收納限度。

這種通過數量的積累來探求知識的過程，與卡索邦寫作《所有神話的鑰匙》有些相似。但不同于虛構的卡索邦對外部助力的回避，巴斯蒂安歡迎——實際上是在培養——形形色色的合作者。【譯者注：愛德華·卡索邦牧師（Rev. Edward Casaubon）是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小說《米德爾馬奇（Middlemarch）》中的虛構人物。他熱衷于將世界各地的神話加以整合以服務于其神學雄心，但由于不懂德語而無法跟蹤學術動態，其研究早已過時。他始終未能完成的著作《所有神話的鑰匙》成為枯燥且誤入歧途的吹毛求疵之象征。】佩尼欽佩地描述巴斯蒂安招募德國政府官員、海軍軍官和外籍商人來組成全球網絡，為他的博物館獲取文物。盡管巴斯蒂安原則上并不熱衷于殖民主義，但他認識到德國在“世界邊緣”的活躍可以使他的收藏事業受益。他的收藏愿望清單與軍艦相伴而行。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他還建議仿效拿破侖在埃及與學者合作的模式，讓民族志學者陪同在中國作戰的德國軍隊。

洪堡論壇博物館收藏的兩幅紫光閣功臣像，八國聯軍掠奪所得

巴斯蒂安的助手，后來成為該館非洲和大洋洲部主任的費利克斯·馮·盧尚同樣“務實”。對人類面部特征和文化的細致研究讓他確信人種“科學”是自吹自擂的胡說八道，但到20世紀初他仍然樂于在納米比亞搜羅德國第一次種族滅絕受害者們的頭骨。【作者注：參見托馬斯·羅杰斯，《德國殖民主義的漫長陰影（The Long Shadow of German Colonialism）》，《紐約評論》2023年3月9日刊。】他認為貝寧青銅器的水準“與當代歐洲藝術不相上下”，因此他在英國人洗劫貝寧皇宮后全力收購流入歐洲的贓物。

德國慕尼黑國家博物館收藏的貝寧青銅雕像，描繪了一位戰士或貴族

巴斯蒂安和盧尚都意識到殖民者所造成的破壞，如盧尚所言：“歐洲的影響就像腐蝕性的毒藥”。但對這些人類悲劇的認知反而促使他們收購更多藏品。許多民族學家認為土著文化無法適應變化，因此注定要滅絕。這些民族——如同唐·斯特迪的叔叔所追尋的“失落文明”——將被歷史抹去，除非有外部力量介入，保護他們的文物。巴斯蒂安和盧尚似乎把他們的行為看作是從燃燒的房子里搶救出東西，然而博物館學因此面臨質疑：這仿佛是以拯救之名行毀滅之實。

佩尼承認，巴斯蒂安和盧尚自愿與殖民當局、殖民者個人和軍方進行“浮士德式的交易”。然而，他故事中的反派并非這些可疑的采購者之一，而是柏林博物館在世紀之交的著名館長威廉·馮·博德（Wilhelm von Bode）。在巴斯蒂安理想中的博物館中，觀眾能集中閱覽大量標本并自行得出結論。但博德是一位藝術史學家。他的博物館理想是：物品清晰分類，突出展示杰作，以富有吸引力的展覽激發訪客的興趣。他對“令人難以忍受的過度填充”和“無意義的收購”民族學藏品非常惱火。

威廉·馮·博德

這才是佩尼所痛切的“可悲歷史”：圍繞機構地產利用方式的爭論令民族學藏品從未獲得足夠空間來進行全體展示。他抱怨稱，藝術界的做法被強加給巴斯蒂安的博物館，“形式戰勝了實質”，迫使博物館背叛了其學術目的，選擇性地挑選材料和信息展出。鑒于這是一本關于德國歷史的書，你得為更恐怖的事情做好心理準備。【譯者注：該書后續章節涉及納粹德國及東德，作者可能認為這些是“恐怖”的歷史。】

而戈茨·阿利所著《壯麗之舟》的主題則是：謀殺、綁架、強迫勞動和人造饑荒——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德屬新幾內亞殖民當局對土著人民實施的消極種族滅絕。作為一名記者和歷史學家，阿利以其對納粹德國的研究而聞名，長于探討反人類罪，而非比較不同的世界觀。他的著作記錄了德意志帝國海軍服務于殖民地種植園主和商人的各種掠奪行為，重災區是盧夫島，這是隱士群島環礁中一個面積僅為兩平方英里的小島嶼。阿利稱：“德國侵略者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犯下了無數暴力罪行，但小小的盧夫島被毀滅的最為徹底。”

隱士群島（Hermit Islands）位于圖中左上角，其南大島為新幾內亞

1882年，在與反對建立德國貿易站的島民發生沖突后，德國海軍指揮部決定報復，命令軍艦以壓倒性的武力發動懲罰性攻擊。許多島民當場被殺害，更多人死于饑餓、洪水和流離失所。他們的主要村莊被蹂躪，房屋、船只、工具和食物儲備都被摧毀。盡管如此，仍有一些物品保存得足夠好，值得被送回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巴斯蒂安后來寫下這樣的話：“帝國海軍在大洋洲的卓越貢獻值得慶祝。”巴斯蒂安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盧夫島屠殺事件令人懷疑，盡管阿利和佩尼都不認為他會對“禮物”的獲得方式有“潔癖”。

阿利所謂“壯麗之舟” 在襲擊發生幾年后于盧夫島建成，后來成為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瑰寶之一：一艘長達五十英尺、雙桅的舷外支架船，從船頭到船尾都有精美的裝飾，組裝時不使用釘子，能夠運載數十人橫渡公海。不幸的是，等這艘船完工時，島上已經沒有足夠的人手來駕駛它。阿利半信半疑地敘述著這個故事。可以確定的是，在1903年，一位公司高管接管了這艘船——阿利認為他是在盜竊，正是他的公司在盧夫島上建立貿易站，引發了此后的悲劇。盧尚認為這艘船是非歐洲族裔技術和美學天才的又一證明，就買下了它。

盧夫船在展廳中

盧夫船被裝箱吊起運入洪堡論壇

對阿利來說，這艘船成為博物館本身的代名詞——它的存在令人震撼，同時也是德國歷史罪行的證明，并在當代遭受更強烈的審視：2018年，在洪堡論壇一面未完工的墻壁上，盧夫船被吊起的照片，被認為是文化更新的縮影，也被視為該機構傲慢的隱喻，如何解讀取決于你的政治立場。

阿利的著作仿佛針對佩尼的著作展開了道德的鞭笞。佩尼所推崇的、基于洪堡溫良哲學的、令人欽佩的學術守則，被阿利抨擊為“殖民主義之子”。佩尼所謂基于對象的“知識生產”，在阿利筆下是“將強制的收集重新闡釋為學術”。佩尼筆下受制于人的機構，被阿利界定為“恥辱柱”，其創始人絕非英勇的人道主義者，而是“巴斯蒂安盜賊網絡”的頭目。

佩尼和阿利一致認為洪堡論壇博物館的建立是一場鬧劇，但是出于截然相反的原因。佩尼對該博物館50萬件藏品中的大部分仍被存放在庫房中感到憤怒，阿利的憤怒則是因為此類藏品竟然還有繼續展出。阿利認為，被強行掠奪的物品與通過貿易獲得的物品沒有本質性區別，他認為“所有來自前德國殖民地的藏品均為非法獲得”，并提出了“證明或放手”的準則，博物館必須證明所有藏品的來源合法，或將其歸還于最具合法性的繼承者。他建議將盧夫船歸還給巴布亞新幾內亞，該國可以自行決定“將其收藏于博物館、出售或贈出”。

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他和他的哥哥、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是柏林洪堡大學及洪堡論壇博物館名字的由來

如果說阿利對幾乎所有人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那么佩尼則輕松自在到令人不安的地步。他喜歡講“土著人”的故事——比如夏威夷國王，一個德國家庭的危地馬拉廚師——他們仿佛樂于把自己的財物送給白人。他援引了1997年四位尤皮克長老訪問柏林的故事。【譯者注：尤皮克人（Yup'ik）是阿拉斯加西部和西南部的原住民，過去被視為所謂“愛斯基摩人”的一支。阿道夫·巴斯蒂安在1881年委托挪威人約翰·阿德里安·雅各布森（Johan Adrian Jacobsen）前往美國西北海岸，為民族學博物館搜集藏品，1883年雅各布森攜帶6720件物品重返柏林，其中三分之一來自白令海岸的尤皮克社區。二戰結束后，這些藏品被蘇軍運往列寧格勒。1978年這些藏品被送往東德萊比錫民族學博物館，兩德統一后又歸還給民族學博物館。1997年，美國人類學家安·菲納普-里奧丹（Ann Fienup-Riordan）策劃了四位尤皮克長老對柏林的回訪，這是尤皮克原住民對這批祖先遺產的第一次系統性考察。詳見安·菲納普-里奧丹所撰《尤皮克長老在博物館中：反向田野調查（Yup’ik Elders in Museums: Fieldwork Turned on Its Head），收錄于論文集《交易傳統者：約翰·阿德里安·雅各布森作為人與物的收藏家（Trader of traditions：Johan Adrian Jacobsen as collector of people and things）》，斯堪的納維亞大學出版社，2025年。】長老們查看了祖先制作的工具、衣物、玩具和武器：“（這些物品）遵照巴斯蒂安所指示的原則而收集……這是記憶與知識的豐饒之角，所有這些藏品作為關鍵環節共同構成了世界觀。”【譯者注：豐饒之角（Cornucopia）在古希臘神話中為女神阿瑪爾忒亞所有，能夠產出取之不盡的食物和飲料，后來成為豐盛與滋養的象征。其通常形象是一個大型角形容器，內含滿溢的農產品、花卉或堅果。】 長老們向博物館館長提供了關于面具的信息，但沒有要求歸還面具，盡管這些面具是沒有復制品的。“共享的知識生產過程才是最重要的”，佩尼對長老們的寬容表示贊許，但他對尤皮克人為什么得長途跋涉才能看到他們自己的造物避而不談。

1997年，尤皮克長老們和人類學家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檢查石刀

尤皮克人繪制的木面具，描繪了獵物守護者“圖恩拉克（tuunraq）”的面部，19世紀末于育空河流域搜集，現藏于美國達拉斯藝術博物館。

佩尼真正感到惱火的是展品的問題：他援引數據指出“1970年代的達勒姆博物館并非完美”，因為該博物館的南太平洋藏品中僅有略多于6%的部分得到展出。他認為存儲形同監禁，呼吁“是時候釋放藏品了”，并建議采用巴斯蒂安最初設計的帶玻璃櫥柜的開放空間，讓觀眾“全面感受作為整體的藏品”。

不過，正如大多數業內人士所知，6%的展出比例對于大體量的收藏來說并不算壞。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有10%的人類學藏品得到展出，而在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展出的比例不到1%。這些數字反映了地面空間和人力資源的局限。無論是否使用玻璃櫥柜來安置，都很難想象有人能“看清”五十萬件藏品的全貌。然而，展出的有限性并不影響上述機構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知識生產”場所。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貝特森收藏的巴厘島木偶戲道具

奇怪的是，這兩本書都未提及牛津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館，盡管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族學博物館之一，也可以說是最接近實現佩尼和阿利各自愿望的博物館。皮特·里弗斯博物館收藏的大部分展品都安置于巴斯蒂安風格的玻璃櫥柜中，置于一個開闊中庭，四周環繞著陽臺，陽臺上有更多玻璃櫥柜，其中更多藏品琳瑯滿目。該館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藝術博物館，其展陳方式更類似于柏林自然歷史博物館對洪堡礦物收藏的處理。而且，皮特·里弗斯博物館的策展人丹·希克斯一直是歸還理念的前沿倡導者，他在2020年出版的廣為人知的著作《野蠻的博物館：貝寧青銅器、殖民暴力與文化歸還（The Brutish Museums：the Benin Bronzes, colonial violence and cultural restitution ）》中呼吁“對每個人類學和‘世界文化’博物館締造于白人之手的基礎設施進行物理拆解”。

兩位作者對皮特·里弗斯博物館避而不談的原因可能是，該館展示了他們的提議在現實中面臨的阻力：那些密集的展示柜也只不過使該館得以展示約5%的藏品，而希克斯的作品雖然引發了關于歸還文物的廣泛討論，但該館實際返還的文物卻并不多。現實的復雜性是作家難以忍耐的。佩尼和阿利的著作并不是嚴肅的政策論述，更接近于短促而尖銳的雜志評論，試圖利用洪堡論壇的新聞熱度，為增加說服力而擴充成書。在德國，兩位作者都因為作品中的事實錯誤及粗糙和曲解而受到專家的批評。

皮特·里弗斯博物館的著名展品，北美原住民海達族的圖騰柱（Haida totem pole）。

丹·希克斯（Dan Hicks），牛津大學考古學院當代考古學教授，皮特河博物館世界考古策展人。

這令人遺憾，因為他們提出的問題對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很重要。這些收藏應該服務于誰？我們應該怎么做？揭露過去的惡行固然重要，但現在最好的彌補方式是什么？阿利希望以正義之名揭露和批判柏林的文化機構，并剝奪其藏品。他對這些藏品流向何方、能夠令什么人獲益考慮甚少。佩尼以知識之名倡議將這些藏品硬塞進一個公共空間進行整體展示，但他從未說明這要如何實現。

然而，他們對民族學根源的分析都恰巧正確：它既是殖民主義的寵兒，也是理解人類心理結構的高尚嘗試。就像許多不幸福婚姻的后代一樣，民族學也在尋求“治愈”，這是一個在討論殖民主義和收藏活動時經常使用的詞。一方面，它意味著彌補盧夫島等地社區所受創傷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也指向一種精神分析性的嘗試，迫使機構直面自身黑暗的過去。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備受爭議的前館長克萊芒汀·德利斯在2010年對她的機構描述如下：

這是一具新陳代謝嚴重衰弱、器官損傷、循環通道堵塞的復雜軀體。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妥善的療養，但也得實施徹底的手術。

克萊芒汀·德利斯（Clémentine Deliss），現任劍橋大學藝術史全球人文教授、柏林KW當代藝術研究所副策展人。

德利斯休克療法的一環是將該館重構為世界各地的當代藝術家和設計師的實驗室。使用館藏中被忽視和未充分利用的部分來創造新意涵是頗為誘人的想法。幾十年來，藝術博物館一直在邀請當代藝術家與它們的藏品“玩耍”，將晦澀的物品帶入公眾視野，激發觀眾的興趣，并引導他們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熟悉的物品。然而，德利斯的干預使她與文物保護人員以及仍然與這些物品的原初含義息息相關的人們發生了沖突：她被告知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游客會對澳大利亞時裝設計師在模特身上展示土著面具感到“震驚”，卻漫不經心的回答道：“這種組合是當代文化挪用與融合的典型模式，在今天的年輕一代中很普遍。”

對于支持者來說，德利斯是將生者的需求置于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已故民族學家的想法之上。但她對過去的漠不關心或許不僅是對收藏者的漠視，對物品的制造者亦如是。2015年德利斯突然被解雇，這使她成為改革者眼中的烈士，盡管她的同情者主要是在當代藝術界，在那里，賦予舊事物新的意義是工作的一部分。【譯者注：關于克萊芒汀·德利斯的理念，可參考訪談《后殖民博物館實驗室，克萊芒汀·德利斯與喬安娜·索科沃夫斯卡的對話（Postcolonial Museum Laboratory, Clémentine Deliss in conversation with Joanna Soko?owska），德利斯的著作《代謝的博物館（The Metabolic Museum）》，及她創立的策展平臺“代謝博物館大學（Metabolic Museum?University (MM?U)）”的網站。】

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2012年展覽《交易風格——世界時尚對話》的部分展品，克萊芒汀·德利斯實踐的一部分。

在德利斯的挫敗之后，關于治愈博物館歷史創傷的言論依然常見。有時這意味著給予某些博物館藏品來源地的代表一定程度的權限：邀請他們參與研究，進入公共討論小組，或以新的藝術創作回應收藏品及其歷史。很多時候，這類反思不過是表演悔恨的吵鬧姿態。將藏品從博物館中移出并送還原主的案例極其罕見。

或許是為了回應佩尼和阿利的尖銳批評，洪堡論壇舉辦了一個名為“開放非洲藏品：物品挪用與想象非洲”的展覽。文物和藝術品被塞進展示柜里，柜子上印有殖民地及收藏家的信息如姓名、日期、地點等，簡直像是在公開驗尸報告。關于每件藏品，我們所能了解的只有庫存編號。因為我們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時候、為了什么制造這些物品，展品被捂住了嘴——武器、占卜盤、滿是釘子的魔力雕像（Nkisi Nkondi），不過是無名犧牲品的無聲合唱。【譯者注：魔力雕像（Power Figure）被稱為“Nkisi Nkondi”，意為“靈魂獵手”，是一類人形或動物形的木雕像，剛果人認為這類雕像具有神力，可以在宣誓、驅邪、訴訟、復仇等活動中發揮作用。這種雕像后來傳播至美洲。】這樣的展覽并不理想。

美國底特律藝術學院藏剛果“魔力雕像”

為追尋“（所謂的）失落文明的遺跡”而實施的暴力行為是鐵證如山，無可置疑的。西方機構擁有的這些遺物遠遠超出了公平的限度。佩尼錯誤地認定了塵封的罪惡——真正的悲劇是，民族學家積累了過多的、超出其合理利用能力的藏品，這剝奪了其他地區的人們探究自己的意義、歷史、經驗和“知識生產”的機會。在柏林增加展示空間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問題不在于西方博物館是否應該歸還部分藏品，而在于應當歸還多少，以及通過何種法律和社會機制歸還。這個問題過于復雜，不是本文所能解決的。但即使窮盡我們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讓博物館中的所有藏品都回歸原鄉。那么，應當如何對待無法返還的藏品？至少，我們應該尊重這些物品的制造者，即使他們可能早已去世，也應該尊重他們的繼承人。因此，有必要考察他們有關造物的設想與技巧、熱愛與悲傷，以及他們投入創造的身心能量。

2024年12月5日，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將其收藏的人類遺骸歸還澳大利亞昆士蘭托雷斯海峽群島烏加爾島（Ugar Island of the Torres Strait Islands）的原住民。

洪堡論壇博物館已經做了一些提高透明度的好事：一個花費六年時間完成的數字化項目已經建立了588000個檔案頁面，詳細說明了藏品的來源和收購歷史，可供網絡訪問，美中不足的是只有德語版本。民族學博物館及其毗鄰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一起推出了“協作博物館”項目“CoMuse”，通過該項目，“這些物品當下的收藏機構和來源社區之間的物質關系，以一種敏感而公正的方式，在所有相關者面前被重新激活。”時間會證明這一切是否只是表面功夫。與此同時，有一點非常明確：“外來者”需要對自己的過去做一些解釋，并更多的傾聽原住民的聲音。

2024年7月3日，泰國詩琳通公主參觀洪堡論壇博物館所展出的“三界書（Traiphum）”彩繪手稿，于18世紀的泰國吞武里制作。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5/12/18/the-plunderers-dilemma-museums-susan-tallman/

請關注我們的主號、副刊及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