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為什么唯有中國才有延續千年的方志傳統？||王欣

為什么唯有中國

才有延續千年的方志傳統？

王 欣

近期發布的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在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明確提出，。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全國第三輪地方志書編修試點全面啟動之年。各地修志氛圍日漸濃厚，社會各界對方志的關注度逐步提升。站在第三輪修志加快推進的重要節點，我們更有必要深入思考：在世界諸多文明之中，為何唯有中國才有延續千年的方志傳統？

一

梁啟超先生曾評價：“最古之史，實為方志。”中國方志起源之早、延續之久、記載之詳、體系之備，在世界文獻中獨樹一幟。回溯歷史，中國地方志發端于先秦，成型于漢魏，成熟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復興于當代，最終形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修志譜系。

回溯世界文獻史，古希臘有城邦記載，古羅馬有地理撰述，近代以來西方各國亦有地方記述。受中華文明浸潤，日本、朝鮮、越南等國雖有類似文獻，多為模仿借鑒，卻未能形成長期穩定、全國統一、官修主導的制度與傳統。這一差異，主要在于文明形態和治理傳統的不同。

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歷代中央王朝將修志作為治國理政、統攝四方的重要舉措。秦漢郡縣制的確立，為后世修志奠定了制度基礎，東晉成都人常璩所著《華陽國志》便是這一時期成型的早期方志代表；隋唐一統，圖經地志成為朝廷治理疆域的重要依據；宋元以降，方志體例日趨成熟，官修格局基本形成；明清兩代，朝廷多次下詔修志，確立“凡郡必有志”，將修志納入國家制度，實現省、府、州、縣全覆蓋，使方志真正成為維系國家統一、記述地域歷史的官方文獻，綿延千年而未曾中斷。

《華陽國志》（圖源：成都方志館）

對此，方志學界早有學術共識：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獻形式。清代史學大家章學誠指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譚其驤、來新夏、倉修良、王家范等著名學者均明確指出，古今中外，唯有中國形成了體例嚴謹、官修不斷、一脈相承的方志傳統。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道：“中國歷代編纂的地方志，其記述之廣、體系之完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同類文獻都無法相比的。”延續千年的方志傳統為中國所獨有，早已成為中外學界公認的定論。

二

地方志在中國延續千年，最根本的支撐是大一統的國家結構與長期穩定的行政體制。秦統一天下后推行郡縣制，形成中央與地方層級清晰、穩定有序的治理格局。行政區劃長期延續、行政體系有序運轉，為修志提供了穩定的記述空間與制度支撐。中央治理天下，需掌握疆域、戶口、賦稅、物產、民風、山川；地方官員理政一方，需通曉一地沿革、民情與治理得失。方志正是在這一治理需求中發展成熟，成為服務國家治理、輔助地方施政的重要文獻。

成都市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捐贈的《蜀藏》，陳列于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文華堂的國家書房。

三

支撐地方志千年不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 “資治、存史、教化”的文化傳統。著名方志學家來新夏在《方志學概論》中提出，方志具有資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在中華文明漫長演進中，方志記述始終與治理實踐、道德教化深度融合，形成“以史資政、以文化人”的優良傳統。地方志自形成之初便兼具施政參考、存史留證、教化鄉里的多重功能，既契合國家治理需要，又深植鄉土文化根脈，因而得到官方與民間共同重視，得以相傳。

四

從中國史學整體格局看，國史 —方志—家譜相互銜接的三級記述體系，賦予地方志不可替代的地位。著名方志學家倉修良在《中國方志學史》中指出：“國史、方志、家譜，是中國史學的三大支柱。”國史記述國家大政，方志記載一方全史，家譜傳承宗族根脈。三者彼此支撐、上下貫通，共同構成中華文明完整、連續、系統的歷史記憶體系。地方志上承國家歷史，下接地方社會，既是國家歷史在地域的具體呈現，也是一地最系統、權威的歷史記載。

綿延千年的方志傳統為中國所獨有，并非偶然，而是國家制度、治理體系、文化精神、史學傳統共同作用的歷史產物。它既是一方之全史、文明之載體，更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統一性、包容性的生動體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地方志事業在繼承傳統中接續發展。2006年國務院《地方志工作條例》的頒布實施，標志著地方志工作正式納入法治化軌道，實現了依法治志的歷史性跨越。從第一輪、第二輪新方志編修，到當前全國第三輪地方志書編修全面啟動，這不僅是賡續千年文脈的文化工程，更是保護傳承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大事業。

深刻理解

方志從何而來、為何獨有

才能賡續傳統、服務當代

使這一中華文明獨有的文化瑰寶

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進程中

煥發新的生機與力量！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 欣（成都市地方志工作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