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市場碎片化與技術滯后正在拖累歐洲（上）

為什么歐洲雖資本充沛，卻未在科技領域占據領先地位？近日，《評論匯編》刊發《歐洲不缺資本——缺的是規模》（Europe Does Not Lack Capital —— It Lacks Scale）與《歐洲面臨的真正生存威脅》（The Real Existential Threat Facing Europe）兩篇深度評論，相互印證指出，歐洲的癥結在于27套割裂的規則扼殺了單一市場的規模效應；歐洲真正的生存威脅源于創新不足造成的技術滯后，其根源同樣是僵化的監管制度與萎靡的創新生態。歐洲的繁榮未來，取決于能否有勇氣徹底打通市場壁壘、重塑創新體系。

原文 ：《市場碎片化與技術滯后正在拖累歐洲》

編譯 |楊逸 楊勇

圖片 |網絡

市場割裂：資本充裕卻沒有統一市場

歐洲普遍認為，本土缺乏科技巨頭是因為缺少催生它們的資本。這一觀點并未抓住核心。盡管它能讓投資基金和初創企業獲得更多融資，卻回避了一個根本性問題：歐洲經濟體擁有全球最高的儲蓄率之一，為何私人資本在此地的投資卻如此稀少？

新成立的“歐洲擴張基金”（Scaleup Europe Fund）便是絕佳例證。該基金由歐盟委員會、歐洲投資銀行及大型私人投資者聯合發起，旨在為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半導體等戰略技術領域的創新企業提供后期成長資本。與以往一樣，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將投入其中，但要解決的卻是結構性而非金融性問題。

對私人投資者而言，風險如今已實現全球化。在波士頓或上海創辦工業初創企業或深度科技公司，難度與在巴黎相差無幾；同樣，充滿活力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幾乎可在任何地方涌現，韓國、以色列、瑞士等小國已證明了這一點。但美國風險投資家能提供持續支持和人脈網絡，為企業打開進入美國這個擁有3.3億消費者的大陸市場的大門。市場規模并非萬能，但早期切入如此龐大且具備償付能力的市場，無疑是決定性優勢。

這正是歐洲遠遠落后的地方。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科技公司及估值最高的20家初創企業中，沒有一家來自歐洲。考慮到歐盟27個成員國擁有27套獨立的監管和勞動法體系、27個稅收系統、27個公共采購市場及27個衛生部門，這一結果并不意外。一位在本國迅速獲得許可的企業家，在鄰國可能仍要等待兩年才能拿到同樣的審批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如何實現規模擴張？正如意大利前總理恩里科·萊塔（Enrico Letta）2024年向歐洲理事會提交的報告所強調的，歐洲單一市場僅停留在紙面，尚未真正落地。其缺乏真正的規模效應，遠比任何關于可用資本的抽象討論更能解釋歐美之間的估值差距。沒有真正運轉的單一市場，歐洲的儲蓄便無法流入歐洲大陸的實體經濟。

只要當前的投資回報和退出條件不變，引入更多公共資金只能是有限的補救措施。當美國投資者入股歐洲初創企業時，不僅能自動為其打開美國市場大門，還能提升該企業的商業潛力。這也是大規模融資輪次絕大多數由美國投資者主導的原因。

歐洲自身儲蓄充裕，但分配不合理。家庭持有的大量金融財富往往投向低風險產品或房地產，而大型機構投資者則受監管規定限制，這些規定不鼓勵投資非上市股權——盡管此類資產對創新至關重要。即便不削弱這些保障措施，部分未使用杠桿的市場參與者仍可承擔更多長期風險。

將部分儲蓄導向創新并非不可能，但這需要修改規則。只要在歐洲投資科技的預期收益依然偏低，儲蓄者就會傾向于選擇政府債券，而非前沿科技初創企業。在不改革經濟模式的情況下強制進行資金重新分配，只會制造虛假的活力。大量資金將涌入增長受限的體系中，創造的實際價值微乎其微。因此，開放市場必須先于資金轉移。

即便最優秀的初創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也難以持續發展：每個國家都在保護本國龍頭企業，行政壁壘又阻礙了真正具有歐洲特色的企業涌現。如果歐洲想在科技領域取得更好發展，最終必須敢于完成拖延了20年的事情——落實真正的單一市場，否則歐洲無法聲稱擁有一個可與美國比肩的市場。

此外，歐洲還需糾正一個常見誤解：即顛覆性創新僅來自初創企業。事實上，初創企業的首要任務是生存，這需要通過快速找到市場、客戶和收入來實現。而激光、全球定位系統（GPS）、生物技術、新材料等真正的突破性成果，都源于愿意承擔長期風險的投資支持。

誠然，這類重大突破往往由國家、基金會或資源雄厚的獨立機構推動。但就歐盟的公共研究資助框架“歐洲地平線計劃”（Horizon Europe）而言，該計劃存在治理過度政治化、補貼分散、官僚主義嚴重、忽視顛覆性創新等問題。若不加以改變，歐洲將繼續維持現狀：實驗室和大學每年催生成百上千家初創企業，但僅有少數能實現突破。

而正因為歐洲在大多數技術領域處于落后地位，它反而擁有重新布局的機會。歐洲可將相當一部分預算——至少10%的研究經費——分配給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這些項目應比國家機構或歐洲地平線計劃更靈活，且不僅面向初創企業。

歐洲缺乏的不是資金，而是政治勇氣、雄心和執行力。只有培育出這些特質，歐洲才能從空談轉向行動；也只有到那時，歐洲才能在技術領域加速發展。

[巴黎高等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安托南·貝爾戈（Antonin Bergeaud）、歐洲聯合顛覆性倡議主席兼科學主任安德烈·洛瑟克魯-皮特里（André Loosekrug-Pietri）、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Jean Tirole）/文]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3月18日三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2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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