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芳問投誠的敵91師師長劉體仁：已決定投降，為何還要負隅頑抗

1949年10月中旬的廣東，天氣依舊潮熱，珠江水面卻顯得格外冷清。江面上的一艘小船緩緩靠岸，幾個剛剛脫離國民黨軍隊的軍官站在船頭，心里都明白，一場大局已定的較量，正在以另一種方式收尾。

這個時間點，北平已經易幟，南京早已失守，華東、華北的戰火退去，國民黨在華南苦撐殘局。廣州，看上去還算安穩，其實早被掏空。表面是綏靖公署、軍政機關依舊運轉，內里卻是人心渙散，各尋出路。

就在廣州城里城外同時上演著不同戲碼的時候，一段關于起義、投誠與“土共”“正規軍”的插曲，悄然展開。

一

10月13日，廣州城內，國民黨廣州綏靖公署里氣氛異樣。主任余漢謀叫來一批部下，辦公桌上攤開的不是作戰地圖，而是一疊疊現銀。

誰都明白，他沒有明說的話，其實比什么命令都清楚：仗打不下去了，前途各顧各吧。這種表態，某種意義上，就等于宣布放棄廣州。

彼時，解放軍的力量早已壓到廣東門口。由陳賡指揮的第四兵團、第五兵團（時稱第十五兵團），分別隸屬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再加上兩廣縱隊、粵湘贛縱隊、粵中縱隊等地方武裝，合計約22萬人，正沿著既定路線南壓。

而余漢謀能掌握的現成兵力，不外乎三個兵團，總數不過15萬。軍中士氣低落，將領心思各異，“鞏固粵北、確保廣州”的口號，早就成了一紙空文。紙面上的兵力對比尚且吃虧，更何況，這15萬里，真正還想拼命的能有多少，很成問題。

根據戰前部署，解放軍準備兵分三路：第四兵團沿粵漢鐵路南下，直逼廣州；第十五兵團經翁源、從化一線南下，對廣州形成合圍；地方武裝則向東莞、增城方向推進，切斷退路?？瓷先?，是一場大規模城市攻堅與追擊戰的起手式。

有意思的是，計劃得再細致，戰爭的變化卻往往超出預期。廣州，居然沒打起來。

二

10月14日，第四兵團先頭部隊進入廣州城區，看到的不是堅固的街壘，而是匆忙撤離后留下的辦公桌椅、檔案材料。警署、機關大門半掩，幾個留守人員規規矩矩等在屋里，等待交接。

防守一方選擇了徹底放棄。原本可能是一場惡戰的廣州戰役，變成了一次幾乎沒有槍聲的接管行動。

就在這一天，在離廣州市區北面六十多公里的三水鎮，另一個選擇悄然做出。原國民黨第39軍103師，在師長曾元三、副師長陳一匡、參謀長牟龍光的率領下，約4900人整建制宣布起義。

這里需要稍微梳理一下第39軍的來歷。第39軍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第八軍，后來改編為整編第八師，再恢復軍番號。下轄的第103師，原本是整編103旅，與新編第二旅在膠東地區合并成整編第八師。1948年9月，第八師改番號為第39軍，隨后被調入東北，參加遼沈戰役，又南下參與淮海戰役。

戰場上一敗再敗，卻始終沒有被打散，這支部隊的骨架還算完整。1948年底，第39軍自上海轉運廣東，主要擔任以曲江為中心的粵北防務。

到1949年10月初，粵北防線崩潰，第39軍被迫南撤。軍長程鵬奉余漢謀命令，率軍部和147師作為前衛，準備向湛江方向撤退，再設法轉海南島。91師為本隊，103師斷后。倉促間，隊形拉得很長，147師跑在前面，91師、103師掉在后面，分別滯留在鶴山、三水一帶。

就在潰退過程中，不同的念頭開始發芽，有些甚至已經長成了根。

三

從戰區形勢看，蔣介石政權的敗局已不難判斷。東北、華北、華東相繼失守，長江防線支撐不住，廣州幾乎成了“遲到的陪練”。對很多在南線苦戰多年的軍官來說，一路向南逃，只會離大陸越來越遠，也離原有的根越來越遠。

第39軍的三個師里，103師和91師的師、團級軍官，有不少是貴州籍出身，出身黔軍系統，彼此既是舊部，也是同鄉。103師師長曾元三、91師師長劉體仁，兩師參謀長牟龍光、龍驤等，都屬于私下常有往來的一圈人。

部隊從粵北邊打邊退時，這些人已經在路上多次合計過前途問題。道理很直白：蔣家政權氣數已盡，跟著退到海南島、再退臺灣，以黔軍的出身，很難獲得真正信任，多半被當作消耗品用掉。與其等著被裁撤、被拆散，不如早一點選擇另一條路，保住部隊，也保住自己和士兵的命。

當時的談話里，有一句話說得很直白：與其去做“遠方的炮灰”，不如留在有根的地方。不少軍官在大陸還有家人，這一點也讓他們不愿輕易離開。

在這些反復思量中，103師率先行動。10月13日，廣州尚未宣告解放之前，曾元三就派出參謀侯祖松、林松基，秘密與第四兵團敵工部門取得聯系，具體商談起義條件和方式。

四

103師的起義本來部署得還算細致，不過戰場形勢瞬息萬變，一丁點不慎就可能造成誤會。

10月14日，第四兵團第14軍在軍長李成芳率領下，晝夜急進，追擊南撤的國民黨殘部。速度快，往往是優勢，也有可能帶來意外。

就在三水附近，103師一個營隔江看到解放軍部隊靠近，誤以為是追殲隊伍，先發炮擊。對面第14軍先頭部隊猝不及防，一度準備還擊。幸虧敵工部門及時出面聯系，加上曾元三已經明確下定決心，沖突才沒有擴大。

稍后，103師正式宣布起義，完成整建制轉變。敵工干部呂永禎陪同曾元三等人，乘船渡江前往第14軍指揮所。一船人，表面上剛剛脫離舊部隊，心里反而輕松了不少。

有個士兵靠在船舷上，笑嘻嘻地對身邊人說：“還是跟著師長當解放軍好，當國民黨兵，連個老太婆都找不上，人都躲著。”這句看似粗話，卻是真實心態的寫照。兵員來源多在底層，人情冷暖感受得尤其直接。

有意思的是，在做103師工作的時候，第四兵團方面并不僅僅滿足于這一師。按照當時的敵工設想，如果能把同屬第39軍的91師、147師一起爭取過來，等于把整個39軍的架子打包保留下來，對后續整編意義更大。

敵工部門向曾元三提出，希望協助爭取91師、147師。曾元三的反應很干脆：“91師劉體仁，我們之前交換過意見，可以爭取。147師就算了，他們走得遠了。”

從這句回應可以看出一點端倪：91師內部，其實已經做了不少思想準備，并非死心塌地要跟著一路潰退。

五

從人員結構和部隊出身看，91師和103師有不少相似之處。師長劉體仁，出身黔軍系統，長期在西南一帶任職，既了解部隊，也知道政局變化的厲害?；洷睗⑼酥螅呀浂啻魏透睅熼L裘建之、參謀長龍驤分析局勢。

他們的判斷，與曾元三等人并無二致：蔣介石的軍隊自東北潰退至今，連戰連退，到了華南已經是強弩之末。繼續退，既沒有明確的戰略支點，也沒有清晰的政治前景。對一個以地方軍閥出身的師長來說，能否保住部隊的骨干，反而成了更現實的考量。

在多次內部商談中，劉體仁甚至已經表了態：“再這么跑下去，結果只有一個。我們幾個人救不了這攤子，不如就此放下武器。”有些軍官還提出，趁著部隊尚完整，如果能主動與解放軍接觸，選擇有條件起義，比倉皇投降要體面得多。

從結果看，這個設想沒有完全落實，既有形勢變化太快的原因，也有認知偏差造成的誤會。

六

廣州一解放，解放軍各路部隊很快從“攻城”轉為“追擊”。南撤的國民黨部隊沿公路、鄉道向西南方向潰退。有些地方部隊、游擊武裝受命南下南上，從另一側切進來，準備封鎖退路。

在這一圈合圍鏈條里，粵中縱隊扮演了一個頗為關鍵的角色。粵中縱隊的前身，是抗戰時期在廣東中部一帶活動的游擊隊，建制不大，卻在山村、圩鎮扎下了根。解放戰爭時期，為統一指揮，當地黨組織整合各支游擊力量，成立廣南軍分委，部隊也逐步擴編，到1949年參加廣東戰役時，已經有六千余人。

按照作戰分工，粵中縱隊負責在江門、鶴山一線，堵截南撤的國民黨部隊。他們在地形、人情上頗有優勢，熟悉鄉道小路，也知道一些國民黨部隊的撤退習慣。

第39軍91師從鶴山一帶向西移動時，不期然撞上了粵中縱隊。雙方初次接觸時，粵中縱隊方面出于政治爭取的考慮，并不急于開火，而是主動派出聯絡員，希望做起義工作，讓91師就地放下武器，以保全兵力。

從結果看，這個設想，很理想，也很合理，卻沒被接受。對話沒有談成，接著就是槍聲。原本可能通過交涉解決的問題，變成了一場硬仗。雙方都有傷亡，戰場一度膠著。

七

值得一提的是，從戰斗過程看，91師此時已經不是一支有強大戰斗意志的整編部隊。長期潰退、缺乏補給，加上頻繁聽到“某軍起義、某軍被殲”的消息，士氣早就降到谷底。

然而對上粵中縱隊時，他們卻還是選擇了頑抗。這種矛盾的表現，讓后來趕到前線的第14軍軍長李成芳很不理解。

第14軍從另一側機動包抄，在完成對91師的合圍后，戰局迅速明朗，91師被迫放下武器。戰斗結束后，在接觸、談話的過程中，李成芳提出了他心里盤桓已久的疑問：既然已經考慮脫離原部隊，為什么不更早選擇和平方式，而要和地方武裝拼一場？

當面，他問劉體仁：“之前擋你們的是粵中縱隊，為什么不在那時候繳械，而要打起來？”

劉體仁的回答，頗出人意料，又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觀念差異：“對面是游擊隊，算不上正規軍。講句實話，還以為是‘土共’，不愿意向他們投降?！?/p>

在舊軍隊的一些軍官心里，長期存在著“中央正規軍”和“地方武裝”的等級觀念。哪怕自己已經打到這份上，仍舊習慣性把戰場對手分出三六九等。

李成芳聽完，只能苦笑，搖頭說了一句：“什么‘土共’‘洋共’，到了現在，還不都是人民解放軍?！?/p>

這一問一答，說起來簡短，卻把兩支部隊在觀念上的差距，暴露得很清楚。

八

從政治意義上講，“起義”和“投誠”，只差兩個字，性質卻截然不同。

103師是事先與解放軍達成協議，按計劃整建制起義，政治主動性更強；91師則是在戰場上被包圍后，明確表示不再為國民黨效力，屬于投誠。這一差別，在當時的文件和評價中，都有清晰體現。

不過，從解放軍方面的處理結果看，兩支部隊最終得到的實質待遇并無太大差異。這一點，也體現了當時對俘虜、起義部隊的整體政策：重點在于爭取、團結，而不是糾纏標簽。

1949年10月15日，四兵團發出命令，將原103師、91師合并，統編入第14軍序列。原有軍官被分為兩個學習組，集中到廣州市郊五眼橋一帶學習、整訓，進行組織改編和政治教育。原103師政工處長劉啟超因暗中活動，企圖策動不穩分子鬧事，被及時發現處置，整體上并未引發更大風波。

對曾元三、劉體仁等師團級軍官來說，這一階段既是政治審查期，也是適應新政權、新軍隊制度的過渡期。身份、立場、職務，都在重組。

九

10月19日，廣州城內的哥倫布大餐廳里，燈光明亮，氣氛卻并不輕浮。這是一場為歡迎第39軍中起義、投誠軍官而設的宴會。四兵團司令員陳賡親自出席，與曾元三、劉體仁、陳一匡、牟龍光等同席。

席間，陳賡提到103師起義的經過，對曾元三、陳一匡、牟龍光評價頗高，用了“同等功勞”四個字，肯定他們在關鍵時刻所作的選擇。這種公開肯定，對剛剛脫離舊部隊的軍官來說，無疑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政治上可以被接納，前途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

不過，從態度上看，起義與投誠，確實有細微差別。曾元三屬于主動與解放軍聯系，按約定時間、方式起義；劉體仁則是在戰場壓力下，做出投誠選擇。對這樣兩類人，解放軍在政策上同樣寬大，但在評價上仍有層次劃分。

有意思的是，在起義前的談判中，曾元三曾被征詢一個頗為敏感的設想：能否利用自身與其他國民黨部隊的關系，牽制甚至控制第23軍，以擴大起義效果。

對此，他給出的回答頗為坦率。他說，蔣介石當年對自己算是有提攜之恩，“這一口井里的水總還是喝過的”。要他帶頭起義，可以；要他回頭去“挾持”23軍，“做缺德事”，卻不愿。說得更直白一點，他愿意負責自己這一路的選擇，但不打算強行把別的部隊拖下水。

這種態度，既有舊式軍人的“義氣”成分，也是一種自我劃線的方式。他明確表示：自己要改變立場，是為自保、為部隊考慮，卻不愿擔上“背后捅刀”的罵名。對當時不少舊軍官而言，這種心理并不罕見。

十

新中國成立后，這些在1949年做出關鍵抉擇的原國民黨軍官，大多迎來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下半場。

曾元三在貴州出身，起家于黔軍，后來一路做到第39軍103師師長。起義之后，并沒有被立刻安排帶兵，而是逐步轉入地方工作。他先后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擔任參事，擔任貴州省政協常委、民革貴州省委副主委等職務。1986年去世，享年78歲，葬禮儀式莊重，身份也獲得了官方確認。

與他相比，劉體仁的道路要平緩一些，也短暫得多。1949年10月，91師在鶴山投誠后，他繼續擔任原職，隨部隊參加追擊作戰，后來又跟隨大軍推進到南寧方向。

不過，他有長期的胃病，身體狀況不佳。戰后不久，便申請離開部隊，返回貴州休養。地方政府對他的生活與善后予以照顧。1954年，他在貴陽病逝，由當地人民政府出資安葬。

從軍事生涯的光彩程度看，劉體仁并非名將，甚至在史料中留下的記載也不算多。但在那段風云激蕩的歲月里，他在關鍵節點上所做的選擇，決定了一個整師官兵的命運。哪怕過程頗為曲折，甚至因為對“游擊隊”“正規軍”的偏見，打了一場完全可以避免的硬仗，最終還是站到了歷史發展所要求的位置。

十一

回頭看廣州戰役的整個過程，會發現一個有些出人意料的特點：解放軍在兵力、士氣、戰略態勢上已經占據壓倒優勢，但真正的激烈戰斗并不多。廣州城幾乎是“空城”狀態就被接管，廣東境內的大規模戰斗，大多發生在追擊和堵截階段。

這種情況，并非偶然。一方面，國民黨高層在華南地區的部署，本身偏向保存力量、伺機南撤；另一方面，大量中下級軍官、士兵，對政局變化有自己的判斷，不愿為一場看不到希望的戰爭繼續拼命。這就為起義、投誠提供了土壤。

在這種大背景下，103師的主動起義，91師的被迫投誠，與其說是孤立事件，不如說是眾多類似案例中的一個縮影。只是，在這個縮影里，多了一段關于“土共”“正規軍”的曲折插曲，多了一句略帶諷刺意味的對話，也多了一點人情世故味道。

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回憶中，當時國民黨軍內部對解放軍的認識，并不一致。有的軍官不會把解放軍和早年在地方活動的游擊隊區分太清楚，有些人則仍舊習慣性地給對手貼上“土共”的標簽，把是否“正規”作為衡量敵我乃至投降對象的標準。

91師拒絕向粵中縱隊繳械，正是這種觀念的具體體現。哪怕自己已經準備脫離舊體系，仍然希望把“投降的對象”選在一個更“正式”的對手身上。在他們看來，向陳賡率領的第四兵團，向第14軍這樣的“正規部隊”放下武器，要比在山嶺里向地方游擊武裝舉手投降，體面得多。

從現代的視角看，這種心態有些迂腐，甚至有些可笑。但放在當時軍隊內部的等級觀念之中，這種思路并不罕見。也正因為如此，當第14軍完成包圍之后，劉體仁很痛快地宣布投誠，而對粵中縱隊的勸說卻一直不買賬。

十三

從結果上講，起義也好，投誠也罷，真正被歷史記住的，往往不是在宴席上的祝酒詞，而是那些在關鍵節點做出的選擇。103師如果不提前與解放軍接觸，極有可能在追擊戰中被當作普通敵軍殲滅；91師如果在粵中縱隊的攔截下堅持硬拼，很可能遭到更嚴重的損失，甚至完全失去整編基礎。

這兩支部隊的結局，既體現了當時解放軍“化敵為友”的政策，也折射出舊軍隊內部在面對大勢時的多重心理：有人看準了趨勢，提前“下車”；有人被迫在槍口之下才轉身；也有人寡言少語，不愿“挾持”別人，寧可只為自己負責。

從1949年華南戰局的全盤來看，廣東戰役的最后結果并不出人意料。廣州的解放、廣東內地的接連轉變，都只是時間問題。真正值得細細咂摸的，是在這種“必然結果”走向實現的過程中，那些出身各異、處境不同的人，在大浪面前做出的抉擇與取舍。

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曾元三，還是劉體仁，都給后人留下了一些具體而微的細節：有人親自派出參謀去談起義，有人堅持不肯牽扯其他部隊，有人因為固有觀念寧打不降地方武裝，有人因一身舊病退出軍界回鄉。大勢之中人的身影，看似渺小，卻構成了那段歷史的真實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