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傍晚,晚霞照在會仙河公園里。我和先生并肩走著,運動鞋踩在公園里晚霞鋪滿地的路上。他忽然側過頭問:“你從來沒見過你的奶奶?”我停下腳步,望著遠處的穿鏡山,輕輕點頭:“是的,從小到大沒見過。”
父親的聲音仿佛從歲月深處傳來。那年我七歲,坐在老家堂屋的門檻上,看他用砂紙打磨舊犁。“那時候家里窮啊,”他的手指在犁鏵上摩挲,“你奶奶是被餓死的。”陽光透過窗欞,在他皺紋縱橫的臉上投下明暗交錯的光影,我看見他喉結滾動了一下,“你還有個四叔,是個退役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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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放下犁,從墻根摸出旱煙袋。“你四叔聰明得很,過目不忘。”他點燃煙絲,煙霧繚繞中眼睛亮起來,“在街上看見別人挑著大印走,回家就能刻出一模一樣的。部隊里的操練動作,看一遍就會。”煙鍋在鞋底敲了敲,火星濺在青磚地上,“退役第二年就得了肺結核。那時候哪有什么好藥?眼睜睜看著他瘦成一把骨頭……”他的聲音突然哽咽,煙袋從指間滑落,在地上滾出清脆的聲響。
我記得那天父親蹲在門檻上哭了很久,肩膀一抽一抽的。“你奶奶走得早。”他用袖口擦著臉,繼續說:“我那時候才十歲,最親的就是你四叔。他總把省下的窩窩頭分給我……”秋風卷起地上的玉米葉,在院子里打著旋兒。父親抬頭望著天空,云絮緩緩飄過,很可惜地說:“他還沒來得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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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像暮色一樣籠罩下來。父親忽然又開口,聲音低得像耳語:“你還有個六姑,長得可俊了。”他撿起腳邊的小石子,在地上畫著什么,“那年她十三歲,餓得實在受不了,看見別人燒木薯,就跟著吃了。中了毒,沒捱到天亮……”石子在地上劃出歪歪扭扭的線條,像個破碎的月亮。
我數著父親說的三個親人:奶奶、四叔、六姑。他們的名字在我舌尖打轉,卻連模糊的輪廓都拼湊不出來。父親是1940年出生的,比共和國還大九歲。他總說自己是“舊社會的尾巴”。那些關于饑餓的記憶,像刻在骨頭上的花紋,永遠不會磨滅。
我出生在70年代初,記憶里最深刻的是糧票的顏色。母親把糧票仔細夾在戶口本里,每次買米都要數了又數。但我從未體會過真正的饑餓,米缸里永遠有吃不完的大米,過年時糖果能裝滿玻璃罐。直到上大學,看到歷史課本里的老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空空的米缸,才隱約懂得父親那些故事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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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陪父親回老宅子,堂屋的梁上還掛著當年的竹籃。他指著籃底的補丁說:“這是你奶奶縫的。”陽光穿過竹篾的縫隙,在地上投下細碎的光斑。“那時候要是有現在的白米飯,”他忽然笑起來,眼角的皺紋擠成一朵花,“你奶奶就能看著你長大,你四叔說不定能當工程師,你六姑……”他的聲音漸漸低下去,手指輕輕撫摸著竹籃的紋路。
先生遞來一瓶水,打斷了我的思緒。“想什么呢?”他問。我望著遠處嬉戲的孩子,他們手里拿著彩色的氣球,笑聲像風鈴一樣清脆。“沒什么,”我接過水瓶,“只是覺得能生在這個時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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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卷起地上的落葉,在空中打了個旋。我想起父親常說的話:“你們這代人,是泡在蜜罐里長大的。”以前總覺得這話老套,現在才明白其中的分量。那些從未謀面的親人,用他們的生命鋪就了我們的和平歲月。就像這秋天的落葉,腐爛在泥土里,滋養著來年的新芽。
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先生牽起我的手,溫度從掌心傳來。我忽然想,等我們老了,會不會也給孩子們講起今天的故事?講起那些饑餓的歲月,講起那些從未見過的親人,講起和平的可貴。
遠處的路燈亮起來,昏黃的光籠罩著回家的路。我握緊先生的手,腳步變得堅定。那些逝去的生命,從未真正離開。他們活在父親的眼淚里,活在老宅子的竹籃里,活在我們每一口安穩的飯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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