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為何“放過”佩澤希齊揚？——一場精心計算的戰略選擇

2026年3月17日至18日，以色列對伊朗核心決策層發動了堪稱“戰爭行為”的精確打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與情報部長伊斯梅爾·哈提卜相繼遇襲身亡。加上2月28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隕落，伊朗政權的“大腦”與“耳目”幾乎被系統性清除。

然而，在這場持續升級的“斬首”風暴中，一個名字始終未出現在美以的打擊名單上——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他不僅安然無恙，還在領導人接連遇刺后頻頻發聲，譴責美以侵略、誓言復仇、提出停火條件。

這不禁引人深思：在美以“無人享有豁免權”的獵殺宣言下，為何偏偏“放過”了一國總統？是情報失誤？是技術限制？還是——這本身就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戰略選擇？

一、佩澤希齊揚是誰？——“象征性”的一號與“實權”的邊緣

要理解美以的選擇，首先需要看清佩澤希齊揚在伊朗權力架構中的真實位置。

伊朗的政治體制并非典型的總統制。最高領袖才是國家的最終決策者，掌控著軍隊、革命衛隊、司法系統、外交政策與核談判等核心事務。總統雖名義上是“二號人物”，但其權力邊界高度受限，更多扮演著行政執行與對外發聲的角色。

佩澤希齊揚的身份更添一層復雜性。作為改革派代表人物，他在2024年當選總統時，曾被視為伊朗與西方緩和關系的希望。然而，2026年2月28日美以發動軍事打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后，權力重心迅速向強硬派和革命衛隊傾斜。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迅速鞏固地位，革命衛隊全面主導戰爭決策，而佩澤希齊揚則被推向了另一個舞臺——外交發聲筒。

從近期的公開表態可以清晰看到他的角色定位：他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時強調“伊朗并非戰爭的始作俑者”，呼吁國際社會譴責侵略；他在X平臺提出停火三條件——承認伊朗權利、戰爭賠償、國際保障；他與俄羅斯、巴基斯坦、埃及領導人通話，強調伊朗“致力于地區和平”。這些行為，無一涉及軍事指揮或安全決策，全部屬于外交與輿論戰的范疇。

換言之，佩澤希齊揚雖然頂著“總統”的頭銜，卻并非伊朗戰爭機器的實際操控者。他的生死，對伊朗的軍事反擊能力影響有限；但他的存在，對美以的戰略目標卻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價值。

二、留下他，比殺死他更有用

從戰略博弈的角度審視，美以“放過”佩澤希齊揚，很可能基于以下三重計算：

第一，他是美以對外傳遞信號的“活話筒”。 在拉里賈尼、哈提卜等核心人物接連遇刺后，伊朗需要一個公開發聲的渠道來表達立場、提出條件、與國際社會溝通。佩澤希齊揚恰恰扮演了這一角色。他提出的停火三條件——承認伊朗權利、戰爭賠償、國際保障——雖然被美以視為“不可接受”，但這些公開表態為美以提供了觀察伊朗內部動向的窗口。更重要的是，留下一個可以對話的對象，為未來可能的外交接觸保留了理論上的可能性。如果將他“斬首”，伊朗內部的溫和聲音將被徹底壓制，強硬派將完全主導敘事，美以反而失去了任何談判的空間。

第二，他的存在有助于維持伊朗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張力，加劇權力結構的復雜性。 在拉里賈尼遇害后，國際危機組織專家指出，德黑蘭失去了一位關鍵的平衡者，政權可能變得更僵化。而佩澤希齊揚作為改革派代表人物，其存活本身就在伊朗權力內部制造了一種微妙的張力——強硬派主導戰爭，溫和派負責外交。這種“分工”固然是戰時體制的自然產物，但也埋下了未來政策分歧的種子。如果戰爭持續、傷亡加劇，溫和派的聲音可能逐漸積累不滿；如果戰爭結束、進入重建階段，佩澤希齊揚這類人物的政治價值可能重新凸顯。對于美以而言，一個存在內部張力的伊朗，遠比一個團結一致的伊朗更容易應對。

第三，從輿論和法律角度看，“斬首”民選總統的成本遠高于“斬首”安全高官。 拉里賈尼和哈提卜的身份是國家安全決策核心成員，他們的遇刺可以被包裝為“針對戰爭機器的軍事打擊”。但佩澤希齊揚是經過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他的遇害將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尤其是來自俄羅斯、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譴責。在當前美國試圖組建“霍爾木茲聯盟”、爭取盟友支持的背景下，承擔這種輿論成本顯然不符合其利益。

三、“斬首”的真正目標：不是頭銜，是能力

回顧美以在此次戰爭中的打擊清單，可以發現一個清晰的邏輯：他們打擊的不是伊朗的“頭銜”，而是伊朗的“能力”。

從2月28日至今，美以的目標高度聚焦于三類對象：一是核設施與軍事基礎設施——如納坦茲核設施、導彈陣地、無人機工廠；二是安全決策核心——最高領袖、革命衛隊指揮官、情報部長、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三是戰爭執行能力——導彈發射車、海軍艦艇、防空系統。

這一清單背后，是美以對伊朗“戰爭機器”的精準解構：打掉核能力，防止伊朗獲得戰略威懾武器；打掉決策層，癱瘓指揮鏈條；打掉發射平臺，削弱反擊能力。而佩澤希齊揚，恰恰不在這一“戰爭機器”的核心運轉環節中。

正如美國官員向半島電視臺透露的，美以聯合戰役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安全與國防基礎設施”。總統府不在這一基礎設施之內；總統的行政職能，在戰時狀態下也基本被革命衛隊和最高領袖辦公室接管。

四、結論：一場精心計算的“放過”

綜合來看，美以“放過”佩澤希齊揚，絕非偶然的疏忽，而是一場基于多重戰略考量的精心計算。

從權力結構看，他不是戰爭機器的操控者，“斬首”價值有限；從戰略博弈看，他的存活為美以保留了外交溝通的窗口，同時在伊朗內部制造了溫和派與強硬派的張力；從成本收益看，“斬首”民選總統的國際輿論代價遠超其軍事收益。

因此，當拉里賈尼與哈提卜遇刺的消息傳遍世界時，佩澤希齊揚能夠安然無恙地站在鏡頭前，譴責侵略、提出條件、呼吁和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美以戰略選擇的結果——一個活著的總統，比一個死去的烈士，更能服務于美以當前的博弈目標。

然而，這種“放過”也蘊含著深刻的諷刺：在美以的棋盤上，佩澤希齊揚的價值恰恰在于他的“無害”——他可以是發聲筒，卻不能是決策者；他可以是談判對象，卻不能是戰爭引擎。這種角色定位，既是他得以存活的護身符，也是伊朗戰時體制下總統權力邊緣化的真實寫照。

當戰爭的天平持續傾斜，當強硬派全面掌控決策，佩澤希齊揚的“幸存”究竟意味著伊朗外交的余音，還是改革派最后的回響，或許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