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描述的一場歡樂酒會

“風雪送余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陶淵明這首《蠟日》小詩，亦如他的絕大多數詩篇，是簡潔明白的。蠟日，即臘日。“周曰蠟，秦曰臘。”《禮記·郊特牲》章說：“伊耆氏始為蠟。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李公煥、陶澍和古直諸家均引《禮記》此條作《蠟日》詩題解。他們都認為，《蠟日》一詩，陶淵明寫的是臘祭之日與鄉鄰（鄰曲）的宴樂之趣——燕飲之樂。

《世說新語·德行》記載：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漢魏時期，歆蠟日嘗集子侄燕飲，王朗也學之。有人向西晉名臣張華說此事，張華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據鄭玄注《儀禮·燕禮》，“飲酒以合會為歡也”。燕飲之樂，與其他禮儀之飲不同，旨在“合歡”，突出聚飲的私人性和歡樂意義。這就是魏晉名士所張揚的“放達”。“識度”，應指“見識”“氣度”，概括來講，就是士人所稱的“風度”。張華批評王朗效仿華歆的行為是學其“形骸之外”，而離其“識度”更加遠。這一方面在于魏晉人標舉個性，而模仿是失去個性的表現；另一方面，很可能王朗本人并不是一個放達的人，他對華歆“識度”的推崇，就是一個徒以外表為論的判斷。

陶淵明《蠟日》詩描寫的不僅是一個臘日祭歲的鄉鄰節慶酒會，而且與華歆的家庭酒會一樣，是一個脫離名教禮制傳統的酒會，即“合會為歡”的燕飲之樂。歲末風雪輕揚，盈門種植的梅柳帶來回春的消息。在酒會中陶然忘我的歡悅中，商山四晧的《紫芝歌》回蕩在詩人的胸間。“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古語“章”“商”通音，章山即商山。

《蠟日》所描寫的鄉飲歡悅場景和表達的對先世隱者的崇尚之情，在陶淵明傳世的詩篇中是通常而且顯然的。此景合此情，正是他辭官歸田所向往的“園林情”。“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日常生活中，陶淵明更多時候是深感孤寂的。他有許多獨飲的詩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索不獲展，厭厭竟良月。”讀這些詩篇，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位隱逸詩開山者的內心何等孤寂和沉痛。但是，讀他與鄉鄰會飲的詩篇，我們又感受到，回歸田里，與鄉鄰相與往來、酌酒閑話，對他來說又是何等酣暢和放達。

陶淵明當然不能期望園田間純樸的鄉鄰成為他孤潔心志的知音，所以他眷顧遠古的隱士，以遠逝的鐘子期為千古知音。“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然而，當他作為一個耕作田間的鄉人、作為一個會飲者，他就徹底融匯到鄉鄰的生活中。“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這個“雜亂言”“失行次”而“不覺知有我”的狀態，不正是《蠟日》所描寫的“未能明多少”的狀態嗎？“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正是“章山有奇歌”的義指所在嗎？

然而，清代圖書收藏家和書評家吳騫對《蠟日》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讀。他援引宋代學者湯漢對陶淵明的《述酒》詩的詮釋，認為《蠟日》“猶之乎《述酒》意也”。湯漢認為，陶淵明《述酒》詩作于永初二年（421年）劉裕弒主篡晉之后，“陶公此詩，憤其主弒國亡”“而忠憤激烈”。吳騫以劉裕篡晉弒帝史跡逐句解釋《蠟日》之后總結說，淵明為桓公曾孫，昔侃鎮荊楚，屢平寇難，勛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沉乎！“有奇歌”，蓋欲效采薇之意也。言己之悲憤，非言語所能盡，唯章山有奇歌，可以寄意，章山即商山，奇歌即四皓之歌，蓋欲效四皓隱于商山，不與新朝合作也。（《拜經樓詩話·卷三》）

吳騫將劉裕篡晉弒帝史跡比附《蠟日》詩句，有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在傳本《陶淵明集》中，該詩編排在《述酒》詩后（間隔《責子》和《有會而作并序》兩詩）。“其《蠟日》詩，舊亦編次《述酒》之后，而文清（湯漢）未注。予細讀之，蓋猶之乎《述酒》意也。”但是，總覽《陶淵明集》，集內詩文編輯并無嚴格且可以史實佐證的作年順序。學界較普遍認為《述酒》可能作于劉裕篡晉之后，因為該詩雖然多用隱語（廋詞），具體指述難解，確實表現了較為明顯的“忠憤”之義。但沒有任何可靠的文獻資料可以揭示《蠟日》作年。在作年不可確定的前提下，吳騫的“《蠟日》與《述酒》同敘‘忠憤’”之說是沒有前提的。更為重要的是，他逐句比對劉裕篡晉弒君，于《蠟日》詩句明顯穿鑿附會。

而民國學者潘重規的《陶淵明臘日詩解》（《國文月刊》第十五期，1942年）寫道：“千載之下，玩繹其辭，陶公之心，僾然如見。蓋陶公遺世獨立，慨想黃虞，觀世之攘竊篡奪者，不啻蚤虱之過睫。歲暮天寒，聚素心鄰曲，飲酒高歌，欣咸交集。靜觀大化，風雪凋年，而寒梅作花，一條獨秀。天地回游，時運固未有往而不復者乎？當其高歌答和，合意具伸，誦四皓之歌，明一往之志，意氣軒昂，壺觴遞進，酒中不已，竟忘觴酌之多少矣。蓋陶公胸次灑如，傲睨萬物，而復冥契沖和，此其所以發詠優游，而玩之有深味也。解者未能尋繹文義，強傅時事。言有求深而實淺者，此類是已。”潘氏的解讀及其對吳騫的批評是合理的。吳騫的失誤就是以詩為史，以史解詩。他既不懂得詩歌創作與歷史經歷的復雜關系，更不懂得陶淵明作為中華文明中的千古詩人的胸襟氣度和偉大的超越性，因而陷于歷史泥執。

解讀陶淵明的詩歌，固然不能脫離他生活的時代，何況晉宋易代是一個生活于其中者特別沉痛的時代。但是，如果不是將陶詩作為一個歷史教科書的解剖對象，真正要探索和發掘這位曠世詩人的思想精神和詩意魅力，更為根本的解詩途徑是深入閱讀、品味他的詩篇，從對這些詩篇的深刻感識出發來解讀它們。

陶淵明詩歌的獨特魅力，既不同于建安政治憂憤詩，也不同于魏晉玄學詩。其以真切自然的感觸生活、抒發性情和語言質實而韻致鮮活為獨特魅力。無論以憂憤詩還是玄言詩看待陶詩，都是對陶詩的誤解、強解。當然，也都是遮蔽甚至踐踏陶詩的魅力。

活讀勝于力解——這是歷史證明應踐行的解陶詩門徑。

原標題：《陶淵明描述的一場歡樂酒會 | 肖鷹》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圖片來源：新華社概念圖

來源：作者：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