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協議已經簽了，律師問我確定嗎，那一刻我想起了丈夫說過的三個字

律師把協議推過來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桌上放著一杯沒喝完的綠茶，茶葉沉在杯底，水已經涼了。

我低下頭看協議最后那一行，簽名欄里已經有了陳建國三個字，寫得很隨意，像他平時在超市收銀臺簽賬單那樣。我在他名字旁邊簽了自己的名，李秀珍，三個字，筆在紙上帶著輕微的摩擦聲。

律師說，確定嗎。

我抬頭看他，他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戴眼鏡，說這句話的時候表情是職業性的，不帶任何判斷，就是在走程序。我知道他一天要問好幾個人這句話。

就在那一秒鐘，我想起來了。

陳建國說過"隨便你"這三個字，是在我們結婚第七年，我說想去老家看我媽，他在沙發上看電視，沒回頭，說，隨便你。

那是個普通的周五晚上，我站在客廳中間，手里還拿著洗碗布，沒擰干，水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

我和陳建國是廠里介紹認識的。那時候我在棉紡廠做質檢，他在隔壁車間開機器，高高的，話不多。我們談了不到一年就結婚了，父母那邊都沒什么意見，兩家條件差不多，也沒太多可計較的。婚禮辦得簡單，在鎮上的飯館包了兩桌，喝了點本地的散裝白酒，就算過了。

頭幾年其實還好。他不是壞人，不打人，不賭錢，每個月工資交到我手里，自己留點煙錢。我媽說，這種男人現在不多了，好好過。我也覺得是，好好過。

我們買了房，是個兩室一廳，在五樓，沒電梯。生了女兒小慧，我媽過來幫帶了兩年，再后來廠子效益不好，陳建國先下崗，去跑了幾年貨運，我后來也內退，在小區門口開了個小賣部。

日子就這么過著。

你要說哪里不好，也說不出來，就是有一種感覺，慢慢的，像磚縫里的水，往里滲，等你發現的時候，墻已經潮了。

陳建國這個人，不跟你吵架，但也不跟你說話。不是不說，就是說不到一起去。我說小慧最近成績下滑了，他說小孩子都這樣，不用管。我說樓上的老王家把走廊堆滿了雜物，要不要去說一聲，他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說今年冬天要不要換個厚點的被子，他說現在的也夠用。

每次我說完，他說完，就結束了，不往下走。

我后來就不怎么說了。

有一回我生病，發燒燒到三十九度，自己騎車去醫院掛了水，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家里燈都開著，他在看電視，桌上擺著他自己吃完的飯，給我剩了半碗米飯，沒有菜。我站在門口換鞋，他說，回來了。我說，回來了。

就完了。

我沒哭，也沒跟他說什么。把剩下的半碗飯熱了熱，就著前兩天剩的一點咸菜吃了，然后去睡了。

要說哪一件事讓我決定離婚，其實也沒有一件事。

是那個隨便你。

說完隨便你之后的這幾年，我回去看了我媽，我媽后來去世了，我辦了后事，哭了很多，他去送了葬，回來什么都沒說。小慧考上了外省的大學，走的那天我送到火車站，回來家里就剩我們兩個了，他說，安靜了。我說，嗯。

我們兩個在這個房子里住著，像兩個都不開窗戶的人，各自呼吸各自的空氣。

我大概是在小慧走了以后的第三年開始認真想這件事的。我那年五十一歲，還在開小賣部，每天進貨、理貨、收錢、找零，偶爾跟街坊說幾句話。有一天傍晚我在盤貨，數到一箱方便面少了三包，對不上賬，蹲在那里反復數，數了好幾遍。

數著數著，我就想，我還有多少年。

不是想死，就是這么一想。我媽走的時候七十二歲，我爸更早，六十五，我現在五十一，往后數，快的話也就二十年。這二十年，我要在這個房子里跟一個說隨便你的人再過二十年嗎。

我把方便面放回去，鎖了門，走路回家，一路上沒多想別的。

晚上我跟陳建國說，我想離婚。

他在看手機，抬了一下頭，說，為什么。

我說，我覺得我們過不下去了。

他說，哪里過不下去，不是好好的嗎。

我說，我不覺得好好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想清楚了嗎。

我說，想清楚了。

他放下手機，看著我，表情我說不清楚是什么，不是憤怒，也不是難過，就是一種我見過的表情，他想事情的時候就是那樣，眼神是空的，往一個方向看，但不是在看那個方向。

他說，行，你說離就離吧。

手續辦起來比我想的順，也比我想的難。

順是因為他沒鬧，配合，該簽的簽，該去的去，房子歸我，他的車和存款他拿走，小慧那邊兩個人一起去跟她說的，小慧哭了，他說你媽決定的，我尊重她。

難是因為那些日子我睡得很輕，半夜經常醒，醒了就躺著，不想事，就是睡不著，天花板上有條細縫，跟了這房子二十多年，我每次醒都看見它。

離婚前最后一個月他還住在家里，我們兩個繼續住著，分開睡，吃飯也不總在一起，他有時候回來晚，我就自己先吃了。有天早上我起來，看見廚房水槽里泡著一只碗，他前一天晚上回來自己吃了點東西，碗泡在那里，沒洗。

我把那只碗洗了。

就那么洗了，沒想別的。

律師問我確定嗎，我看著那杯涼掉的綠茶，想起隨便你這三個字。

不是那三個字讓我傷心，是那三個字說出來之后，我站在客廳中間的那一會兒。洗碗布里的水一滴一滴落下去，我沒動，就那么站著，等著，等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也許等他說，你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他沒說。

我說，確定。

律師在協議上蓋了章，把我那份遞給我。我疊好放進包里，站起來，往外走。推開門的時候外面有點刺眼，是下午的太陽。

我在門口站了一下，包里有那張紙，有我的名字，也有他的名字，就這樣了。

回家的路上我路過了我們住了二十三年的小區，門口那棵梧桐樹落了葉，保安在門房里坐著打瞌睡，我沒進去，繼續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鐘，我在路邊的一個餛飩攤坐下來，要了一碗餛飩，加了辣，坐在那里等。

攤主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頭發有幾根白的，圍著圍裙，手腳很快，一邊包一邊跟旁邊的人說話，說得很熱鬧，笑起來聲音很大。

餛飩端上來，我低頭吃，很燙，我還是一口一口吃完了。

結賬的時候攤主說，你一個人？

我說，一個人。

她說，行，一個人也挺好的。

說完她就去收拾別的桌子了，不是安慰我，就是隨口一說。

我把錢放在桌上，起身走了。

路邊的樹葉還在落。

你說這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