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東：通過改革和創新更好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

楊繼東 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3月18日中國經濟導報中國發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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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業融合”是我國目前推動制造業產業升級，服務業擴能提質，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一個重要途徑，最終能夠有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兩業融合”融合的關鍵，是通過技術的滲透、鏈條延伸、模式創新打破傳統的產業邊界，形成制造、服務的協同發展的新模式新業態，通過改革和創新更好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

目前“兩業融合”試點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已經出現一些新業態和新模式，比如“設計+技術服務+制造”，智能工廠、生產平臺、總包集成、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等新模式。“兩業融合”不是簡單的物理相加，而是最終實現1+1大于2的生態協同效應。

從“兩業融合”發展的戰略意義出發，基于產業發展的歷史趨勢、“兩業融合”的內在理論邏輯、其在技術應用、推動中國企業轉型、提升服務業占比及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等方面對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以及增強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這四個維度，“兩業融合”對于中國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兩業融合”包括六大新趨勢：其一，“兩業融合”已從前期的概念探索階段步入實質性推進階段；其二，制造業自身的轉型升級成為推動“兩業融合”的關鍵動力；其三，產業結構已步入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新階段，尤其體現在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其四，產業地理集群優勢正逐步向“制造+服務”協同生態轉型；其五，在“兩業融合”推動下，新業態與新模式蓬勃發展，成為融合進程中的重要載體；其六，中央與地方政策對推進“兩業融合”的支持力度持續增強。

我們需準確認識“兩業融合”融合所面臨的四大挑戰。一是技術性挑戰，尤以數據孤島與標準缺失為甚，具體包括數據壁壘難以突破、核心技術受制于人、設計標準不統一以及對接困難等問題。二是要素性挑戰，涵蓋復合型人才匱乏、金融服務匹配度較低等方面。三是結構性挑戰，表現為高端服務業嵌入制造業的深度不足；諸多服務同質化嚴重，缺乏特色，難以精準匹配制造業需求；標準體系更新滯后，阻礙跨行業融合；協同生態尚未健全，互利共享的有效機制未能建立。四是制度性挑戰，其核心在于政策壁壘與監管滯后。具體表現為跨部門政策協同不足，制造業與服務業分屬不同管理體系，政策制定時缺乏統籌銜接，導致融合項目在審批、資質認定等環節面臨多重標準約束。

如何去推動“兩業融合”發展？從實踐層面上有五方面重要舉措。

第一，政策引導。在科技服務、工業設計加制造，平臺服務加制造，質量服務、現代物流、節能環保加制造等“兩業融合”關鍵領域，政府需制定明確的政策框架，例如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專項基金支持以及行業標準規范，引導企業或相關行業清晰識別發展方向，激勵其積極投入融合創新，確保資源有效配置和戰略目標實現。第二，數字賦能。必須大力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入應用，結合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生產過程的智能化升級，例如通過大數據分析優化供應鏈、利用物聯網提升設備互聯互通，從而加速數字化轉型，提升整體效率和競爭力。第三，推廣融合發展的典型模式。包括服務型制造、平臺化協同等。服務型制造強調將產品與服務深度融合，提供全生命周期解決方案；平臺化協同則借助數字平臺整合上下游資源，促進信息共享與協作創新，這些模式為“兩業融合”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路徑。第四，構建兩業深入融合的良性生態機制。龍頭（鏈主）企業應發揮引領作用，帶動上下游中小企業協同發展，通過建立產業聯盟、共享技術平臺、優化供應鏈網絡，構建開放共贏的生態系統，增強整個產業鏈的韌性和附加值。第五，不斷增強人才支撐。通過系統化的技能培訓，如跨領域課程設計和實踐項目，完善“兩業融合”人才評價機制，例如設立專業認證體系，同時優化人才服務保障，包括引進激勵政策和職業發展支持，以培養更多具備復合能力、能推動融合進程的專業人才。

從理論層面上，推進“兩業融合”應重點遵循以下四項原則。

第一，遵循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應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避免因補貼導致資源錯配；同時鼓勵企業自主探索融合路徑。政府需聚焦彌補市場失靈，通過制定融合發展的標準體系、破除行業準入壁壘、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促進政企溝通，及時反饋經營主體的訴求，讓市場主導與政府引導形成協同合力，推動“兩業融合”向縱深發展。

第二，降低由產業邊界模糊所帶來的制度性成本。兩業融合的本質是產業邊界逐漸消融，要求要素能夠實現跨行業乃至跨區域流動。目前融合過程中的核心障礙，在于跨界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應著力打破行業分割，打通信息壁壘，建立跨界的信任機制與標準體系，從而降低企業在融合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搜尋、談判與監督成本。

第三，清晰界定產權并建立有效激勵機制。“兩業融合”常伴隨知識產權與服務模式的創新，因此必須加強對相關產權的保護，產權界定在此過程中尤為關鍵。

要針對“兩業融合”中涌現的新型知識產權形態，如服務型制造中的技術專利與服務流程組合產權、跨行業數據產權等，制定明確的歸屬認定規則，避免因權屬模糊引發糾紛。同時，建立多元化的激勵機制，對企業在融合領域的研發投入、知識產權轉化應用給予稅收減免、財政補貼或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支持，降低創新成本。為“兩業融合”的創新活動營造穩定、公平的制度環境。

第四，推動治理模式轉變。“兩業融合”的廣度與深度從根本上受制度供給的影響，其成效取決于能否有效降低跨界交易成本。需要構建與新業態新模式相匹配的激勵與治理結構。例如，通過建立跨部門統籌推進機制，并構建包容審慎的監管框架，實現產業治理規則從“管行業”向“管場景”的轉型。打破工信、發改、商務等部門之間的行政壁壘，建立常態化的跨部門聯席會議制度，針對“兩業融合”中的共性問題如數據互通標準、跨界服務資質互認等開展協同攻關，形成政策合力。讓治理更具針對性和靈活性，為“兩業融合”融合掃清制度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