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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陜西道監察御史趙開心,針對當時朝臣對攝政王多爾袞行跪拜之禮,向年幼的順治帝上了一道奏疏,看似平平常常,實則是既維護了年幼的順治帝,也沒有觸怒如日中天,掌握實際大權的攝政王多爾袞,并且還使多爾袞的地位更進一步。
“陜西道監察御史趙開心奏言:
本月初五日朝期,諸臣跪迎攝政王,王至即回,是徒知尊王而不知王之尊朝廷,宜其艴然而返也。
初七日,鴻臚寺官,復令謝恩諸臣,至端拱門行禮,夫以皇叔之親,而兼攝政之尊,原與諸王有異,即臣民寧肯自外于拜舞,第王之恩,皆皇上之恩,中外莫不傾戴,豈區區在此拜跪之間。
故群臣謁見王時,正當限以禮數,辨其衣冠,與朝見皇上之禮不同,庶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所以尊皇上之心,此儀制宜定者也。
稱號必須正名,臣見上諭,皆稱攝政叔父王,夫叔父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臣以為當于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辦而體統尊,此名義宜定者也。疏上,下禮部詳開儀注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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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的第一句就是指出要討論的核心事件,即是群臣跪迎當時的實際掌權者攝政王多爾袞,導致多爾袞不快而返。
至于多爾袞為什么不快呢?
因為當時清朝剛剛入關一年而已,多爾袞雖然掌握大權,但對外沒有消滅南明,對內沒有徹底壓服八旗內部不服從自己的各派勢力,因此多爾袞依舊需要盟友兩黃旗的支持,而兩黃旗是支持清太宗皇太極之子清世祖順治帝的,只不過因為當時順治帝年幼,沒有親政能力,所以他們與支持順治帝繼位的多爾袞結為盟友,支持多爾袞為攝政王。
因此被群臣跪拜,變相享受到皇帝的待遇,多爾袞的內心肯定是高興的,但不能表現出來,反而要表現出生氣,以表示自己沒有僭越之心,以此來穩住支持年幼順治帝的兩黃旗等勢力。
多爾袞雖然表現得體,但在明末清初的混亂局勢下,能在朝堂上待住的大臣大多都是有兩把刷子的,順治帝年幼,多爾袞這個攝政王正是春秋鼎盛之時,他的權威隨著清朝成為全國性政權,一直消滅其他政權而日益加強著,照這種趨勢,多爾袞早晚會成為真正的皇帝,順治帝最后也是被廢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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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之后確實是這種趨勢,多爾袞權勢越來越大,都成了皇父攝政王,當了皇帝的父親,那么以父廢子也是沒問題的,只不過隨著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突然死去,這一切戛然而止,順治帝才得以親政。
因此當時除了兩黃旗這種皇帝親領之旗,還有與多爾袞有怨的諸王大臣,大臣們大多是趨炎附勢攀附于多爾袞,想要成為新的從龍大臣。
所以按照這種趨勢,群臣跪拜肯定不會因為多爾袞面上表現不快而結束,反而會愈演愈烈,成為常態化,最后被朝野上下所接受,屆時攝政王和皇帝所享受的待遇一般,更是會加速多爾袞篡奪皇權的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前明崇禎朝進士出身的趙開心,出于儒家禮法熏陶,認為應該維護順治帝這個年幼皇帝,并沒有攀附于多爾袞,所以他選擇挺身而出,要將這種不好的趨勢給糾正過來。
因此在一開始將事情講出來以后,趙開心直接對這件事下定義,說道這是群臣只知道尊崇攝政王,卻不知道攝政王是尊崇朝廷尊崇皇上,因此是不高興的返回,先把尊崇皇帝的大帽子給多爾袞戴上,并且諷刺這些趨炎附勢的大臣,人家攝政王都知道尊崇皇帝,你們卻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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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開心隨后說道在初七日,鴻臚寺官員又命令前來謝恩的眾臣到端拱門行禮這件事。
說道多爾袞以皇上叔叔的至親身份,又兼有攝政的尊貴地位,本來就和其他諸王不同。所以臣民愿意對他行跪拜之禮,但是攝政王所施的恩德,其實都是皇上的恩德,天下之人無不傾心擁戴皇上,有著這份擁戴之心,哪里會在乎這區區跪拜之間呢。
這是巧妙的替順治帝這個皇帝爭取最高權威,潛意思就是多爾袞之所以被群臣跪拜,本質上還是因為他代行了皇權,所以才獲得了群臣的尊崇,因此群臣尊崇的對象應該是皇帝,而非攝政王多爾袞本人,因此“傾戴”在心而不在于形式,不必過分注重于向攝政王向高規格大禮。
鋪墊完以后,趙開心繼續說道因此群臣在拜見攝政王多爾袞時,應當嚴格規定禮儀,區分衣冠服飾,應該與拜見皇上的禮儀有所不同,這樣既不失去群臣尊崇攝政王的心意,也成全了攝政王尊崇皇上的本心,這是禮儀制度方面應當確定的。
趙開心這些話說的有些狠,雖然他是向順治帝上奏疏,但是順治帝年幼,并沒有親政能力,說白了這道奏疏就是向多爾袞上的,因此他還是留有余地的,在說完狠話以后,開始抬高多爾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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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稱號必須端正名分,我見到上諭都稱“攝政叔父王”,“叔父”是皇上的叔父,只有皇上才可以這樣稱呼,如果臣子百姓都這么叫,就是尊卑不分了。
所以我認為應當在“叔父”之上加一個“皇”字,稱為“皇叔父王”,這樣上下名分分明,也維護了朝廷的體統尊嚴,這方面的名分稱號應該及時確定。
不過趙開心這樣說的隱喻意義更重要,就是在隱晦的說,你攝政王再大,即使尊為皇叔父攝政王,也在皇權之下,這一點一定要確定下來,一定要搞清楚這點。
攝政王多爾袞是一個聰明人,知道趙開心的用意,心中自然是很不高興的,但是為了表現自己沒有僭越之心,只能是公事公辦,以順治帝的名義,將奏疏下發給禮部,命令禮部開列詳細禮儀制度,再上奏回報。
最后多爾袞雖然因此升級為“皇叔父攝政王”,但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對于趙開心并不喜歡,認為這個前明降臣是不受控制的,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但是還不能馬上打壓報復他,那樣顯得自己有僭越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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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多爾袞先是在不久之后將趙開心升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示自己是大公無私。
等到了順治三年(1646年),隨著權勢進一步加強,再加上已經隔了一段時間,所以多爾袞借著“私囑上疏”之事,直接將趙開心革職罷官,是一擼到底,此后趙開心坐了5年的冷板凳。
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帝正式親政以后,趙開心因為之前的維護皇權之舉,因此被復職,并且得到順治帝的優待,被升為從一品的左都御史。
順治帝對趙開心的優待程度,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說給予了對方一塊仕途上的免死金牌。
在順治九年(1652年),因為趙開心的兒子趙而忭為南明隆武朝的舉人,所以并沒有參加科舉會試的資格,而趙開心不甘心兒子仕途無望,于是為兒子請求參加會試的資格,結果經過禮部討論以后,不只是被拒,還被奪職,更是被定為永不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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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終歸念著趙開心的好,并且認為他有清名,下諭曰:“開心有直名,畀風憲重任。不言國家大事,乃庇子瀆奏,辜朕望實深。朕念開心大臣,一事差謬,遂永棄不用,心終未恝然。召還京。”
就這樣趙開心打破“永不敘用”的限制,被重新啟用,不過他的好運氣也是到此為止。
順治十一年(1654年),趙開心疏諫“屏斥畋游”,本來這四個字并沒有什么,但是因為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有著狩獵習武的傳統,在入關以后,更是強調保持尚武的精神,所以是觸動了順治帝敏感的神經,認為趙開心是在指桑罵槐,因此說道:“講武習兵,乃祖宗立國大法,何謂畋游?開心常談淺見,沽名塞責,殊負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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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又以“尋以名夏獲罪,責言官不先事舉發”,將趙開心降為從三品的太仆寺卿。
順治十二年(1655年),趙開心擔任戶部侍郎,好不容易仕途有所起色之時,在清初惡政逃人法方面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上疏“暫寬隱匿逃人之罪,以免株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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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認為逃人法乃是維護滿洲之根本的嚴法,沒有商量的余地,對于趙開心的疏言自然是大怒,將其嚴厲指責,趙開心被降為正六品的太仆寺寺丞。
雖然趙開心沒有被“一棒子打死”,但之后也是被順治帝持續打壓,最后在順治十六年(1659年)擔任只是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
在仕途的低落時期,也不知趙開心是否會后悔,當年為了維護順治帝的最高權威,在群臣都是攀附攝政王多爾袞時,他冒險站出來的決定,也許會,更也許不會。
因為這是他所在時代的局限性,皇帝既然具有最高權威性,那對于臣子自然有著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決定權,既然選擇忠于皇權,那么皇權給予的獎勵,自然是坦然受之,皇權反復無常的懲罰,也自然要坦然受之。
順治帝死后,在康熙元年(1662年),趙開心的仕途再次迎來轉機,被升為總督倉場的戶部侍郎,加工部尚書銜,在起起落落之間開始再次起之,但還沒有進一步施展抱負,在當年趙開心便是死于任上,結束了兜兜轉轉的復雜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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