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黃帝內經》可能寫于四川盆地

文/李后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黃帝內經》是中國最早的醫學典籍，從整體觀上呈現了自然、生物、心理、社會“整體醫學模式”，內容十分廣博。除醫學外，還記載了古代哲學、天文學、氣象學、物候學、生物學、地理學、數學、社會學、心理學、音律學等內容，并將這些知識滲透到醫學中，使該書成為以醫學為主體、涉及多學科的著作。

《黃帝內經》有三大懸案——何人寫的？寫于何時？寫于何地？

我們曾經指出，《黃帝內經》是對扁鵲醫學的解讀，屬于“科普讀物”“教師講稿”。 書中“黃帝”是““偽托”化名”，不是黃帝真人，是便于生動有趣闡述醫學道理，提高社會重視度和影響力。 研究表明，《素問》《靈樞》就是早已失傳的《扁鵲內經》《扁鵲外經》，但倉公從形式到內容進行了大量改編。 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天回醫簡》是重要的實物依據，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是重要的文獻證據。

關于《黃帝內經》成書時代，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先秦時期、戰國時期、西漢時期。學術界認為成書于西漢可能性最大。明代郎瑛從夏禹時儀狄造酒的傳說和“羅”出現于漢代等證據推斷《素問》產生于西漢時期。

《黃帝內經》寫于何地？也是學界探討的焦點。傳統觀點多將其與中原文化緊密聯系。然而，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歷史文獻研究與地域文化證據表明，四川盆地極有可能是這部醫學元典孕育和成書的重要舞臺。這個觀點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考古實物、藥材地理、歷史傳說與文獻記載的多重證據鏈。

一、從濛溪河遺址的重大發現看“本草”源頭

2024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距今約8萬至6萬年前的窗口。這個被譽為“舊石器時代資源寶庫”的遺址，不僅出土了全球最早的花椒證據，還發現了接骨草、筋骨草等藥用植物遺存。這些發現意義非凡，它們將古人類對植物資源（包括調味與藥用）的認知和利用歷史大幅提前。花椒，這個川菜的靈魂調料，其利用史可追溯至6萬年前；而接骨草等具有活血化瘀、療傷功效的植物的集中出現，表明遠古四川盆地的先民已有原始的醫藥知識。這為后世中醫理論的產生，埋下了最早的實踐種子。

二、從川藥與經方發現藥材地理的高度契合

《黃帝內經》以理論見長，但其思想根植于豐富的藥物實踐。巴蜀大地孕育了9055種中醫資源，86種道地藥材，數量與種類均居全國前列。四川盆地素有“中醫之鄉、中藥之庫”的美譽，川產道地藥材如川芎、川貝母、川黃連、附子、花椒等聞名遐邇。將《黃帝內經》中提及的藥材與四川特產藥材對比，可以發現大量重合。更重要的是，四川復雜多樣的地形和溫暖濕潤的氣候，孕育了從高山到河谷異常豐富的藥用植物資源，這為“嘗百草”、歸納藥性提供了絕佳的自然實驗室。成都平原作為盆地中心，水網密布、物產豐饒、氣候宜人，這種“天府之國”的生態環境，與《黃帝內經》中崇尚“天人相應”、講究陰陽平衡、順應四時養生的核心思想所描述的理想生存環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三、文史研究尋找黃帝、顓頊與岐伯的四川聯結

一系列歷史傳說與地方研究將中華人文始祖與四川盆地緊密相連。

黃帝出生于四川。黃帝家族與古蜀地關系密切。根據《山海經》等古籍記載及學者考證，黃帝所居的“軒轅之丘”被認為位于四川岷山區域。

顓頊在四川盆地。黃帝之孫、五帝之一的顓頊（高陽氏），據《史記》記載“降居若水”（若水即雅礱江），其活動范圍也在四川盆地西部。

岐伯與嫘祖在鹽亭。被尊為“醫祖”的岐伯，作為黃帝的醫學導師，《黃帝內經》以“黃帝問，岐伯答”的對話體寫成。大量地方史料和研究指出，岐伯故里在今天的四川省綿陽市鹽亭縣。同樣，黃帝元妃、蠶桑發明者嫘祖的故里也被廣泛認同在鹽亭。鹽亭因此被譽為“嫘祖故里，岐伯之鄉”。

蜀山氏在四川。“蜀山氏”是古蜀國的早期稱謂，昌意（黃帝之子）娶蜀山氏女昌仆而生顓頊，這進一步鞏固了黃帝家族與古蜀的血緣和政治聯盟。

這些傳說并非孤立存在，它們共同勾勒出一幅上古時期重要人物在四川盆地頻繁活動的圖景，為《黃帝內經》可能在此地由黃帝與岐伯等探討、總結而成，提供了深厚的人文背景。2018年11月成都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的珍藏版《黃帝內經》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四、天回醫簡是漢代蜀地醫學鼎盛的實證

2012年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的“天回醫簡”，是新中國迄今發現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整的漢代醫學簡書。經研究，這批醫簡被認定為失傳的扁鵲學派醫書，其抄寫年代早于《黃帝內經》成書。醫簡中記載了成熟的醫學理論、診斷方法和大量方劑，證明在西漢早期甚至更早，四川地區已存在高度發達的醫學體系。而《黃帝內經》可能是在扁鵲醫學（即天回醫簡所代表體系）基礎上，經過整理、闡釋而成的“科普讀物”。天回醫簡的出土，以實物證據表明成都地區在漢代已是醫學重鎮，擁有傳承和創作高級醫學文獻的土壤與能力。

五、四川具有名醫輩出的沃土

四川歷史上名醫輩出，如宋代著有《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唐慎微（蜀州晉原人），清代著名醫學家張驥等。這種深厚的醫學傳統并非偶然，它與四川豐富的藥材資源、獨特的盆地生態以及可能自上古時期就延續下來的醫學探索精神一脈相承。

六、國內學者觀點的匯聚

四川盆地的考古表明，有距今240萬年的巫峽人、距今35萬年的遂寧桃花河遺址、距今20萬年的稻城皮諾遺址和眉山壇罐山遺址，還有距今8萬年～6萬年的資陽濛溪河遺址群、距今3.5萬年的資陽人、距今2萬年的濛陽五塊石遺址、距今1.3萬年的成都羊子山古祭臺、距今6千年的茂縣營盤山古城遺址和距今4.7千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遺址、距今4.5千年的“寶墩文化”等等。著名文史學者宋翔認為，四川盆地是華夏文明的母體，《山海經》和《詩經》寫于四川，黃帝、嫘祖、岐伯等重要人物均與蜀地密切相關。大邑地方史專家張支富等長期關注并論證黃帝、顓頊、大禹與四川的淵源，認為大邑是大禹早期活動基地。這些研究雖多在地方文化或民間史學范疇，但為“黃帝內經可能寫于四川盆地”的假說提供了豐富的線索和視角。由政協四川省委員會編寫、由天地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的《川藥》卷，對此提供了豐富的例證。

我們認為，川藥是“順應天時、調和陰陽”的東方智慧。“《黃帝內經》可能寫于四川盆地”這一觀點，擁有一個從考古發現到地理物產，從歷史傳說到出土文獻，從人物地緣到學術傳承的立體證據網絡。資陽濛溪河遺址揭示了遠古的藥學萌芽；四川得天獨厚的藥材資源與生態環境為醫學實踐提供了天然寶庫；黃帝、顓頊、大禹、岐伯、嫘祖等關鍵人物與四川的深厚淵源，構成了理論創作的人物核心；成都天回醫簡實證了漢代蜀地醫學的輝煌高度。盡管《黃帝內經》的最終成書是漫長歷史時期多人智慧的結晶，但四川盆地極有可能在其思想孕育、材料積累乃至早期編纂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重新審視四川盆地在中華早期文明特別是醫學起源中的地位，不僅是對歷史的一種多元解讀，更是對巴蜀文化深厚底蘊的一次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