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新：我與《中國文學編年史》的“遇合”

題記：
《中國文學編年史》屬于我們，屬于我們所經歷的那個時代，也屬于有著無限可能性的未來。

《中國文學編年史》

2006年11月11日，《中國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等數十家主流媒體作了報道，譽為“文學史界的萬里長城”，突出了它作為“第一部涵蓋古今、系統完整的中國文學編年通史”的學術史意義。

2008年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2009年獲湖北省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入選“新中國六十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成就展”；2010年入選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十年建設標志性成果；2012年入選“黨的十六大以來出版業發展成就”代表性成果……

作為《中國文學編年史》的主編，我與它的“遇合”，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那一幕幕場景，至今依然鮮活，歷歷在目。

一、20 世紀最后二十年間，我們急切尋找“文學史真相”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致詞。他指出：“只要能夠使人們得到教育和啟發，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都應當在我們的文藝園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這些話為20世紀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學術發展確定了基調。

1988年，《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拉開了理論探索的序幕。在歷史標準和美學標準之間，“重寫文學史”的倡導者選擇了美學標準，而對歷史主義表示懷疑。其旨趣與“文學自覺”“回到文學自身”等觀念互相呼應、互為注釋。

1996年，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年，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前者嘗試以人性論解讀文學的歷史演進，后者采取了還文學史以文學本位的文化學視角。其共通之處，是致力于尋找“文學史真相”。

我是七七級的大學生，即俗話所說的“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1982年1月本科畢業，留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迅即被這種熱烈的學術氛圍所感染。

《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注重“辨體研究”和“了解之同情”的學術理念逐漸成型，其早期的系統表達，是1993年9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

《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第一章的第一段，開宗明義，討論了辨體研究與尋找“文學史真相”的深度關聯：

文體本質上是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國古代文論對于辨體的興趣，并非建立在瑣碎的技術性的評價的基礎上，相反，它總是從大處著眼，力求宏觀地揭示出每一文體的屬性。因此，假如我們缺少感性的辨體能力或理性的辨體指導，對古代各種文體“一視同仁”，那是會鬧出笑話的。

“就舉一個文評史上的例罷。我們常說中國古代文評里有對立的兩派，一派要‘載道’，一派要‘言志’。事實上，在中國舊傳統里，‘文以載道’和‘詩以言志’只規定各別文體的功能，并非概論‘文學’。‘文’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區別于‘詩’、‘詞’。這兩句話看來針鋒相對，而實則水米無干，好比說‘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輔，好比說‘早點是稀飯’‘午餐是面’。因此，同一個作家可以‘文載道’，以‘詩言志’，以‘詩余’的詞來‘言’詩里‘言’不得的‘志’。”“西方文藝理論灌輸進來成為常識以后，我們很容易把‘文’理解為廣義的‘文學’，把‘詩’認為文學創作精華的代名詞。于是這兩句話就好比‘頓頓都喝稀飯’和‘一日三餐全是面’，或‘兩口兒同去北京’和‘雙雙同回上海’變成相互排除的命題了。……把外來概念應用得不很內行，就產生了這樣一個矛盾的錯覺了。”（錢鐘書《中國詩與中國畫》）

《錢鐘書集》

這里大段引了錢鐘書的話，是因為那時正興致勃勃地讀他的幾本大作，正好拿來作為佐證。

而基本學術理念的形成，實更多得益于對古代文論的閱讀。曹丕《典論·論文》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既注意到性格類型有種種不同，也注意到文體類型有種種不同，將兩者相提并論，它所包含的判斷是：某種文體與某種性格具有內在的聯系；唯其如此，對不同文類的傾心和擅長，就不只是一個技巧和訓練問題，而是意味著不同的人格和癖好。

從這個角度來考察“人”，比讀他們的自我表白可能更為準確。或者說，這種無意的表白比有意的表白更為可靠。

由此可見，從事辨體研究，乃是尋找“文學史真相”的需要。古人用不同的文體從不同方面來把握世界，今人要準確把握古人以及古人的文學，也需要留意文體之間的區別與配合。

第一章的第二段，以“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為例，具體討論了“小說史真相”被長期掩蓋的情形：

《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

鄭振鐸等前輩很早便從西方引入了關于小說的三要素的理論：故事情節，人物形象，藝術上的想象和虛構。他們根據這一標準，確認只有傳奇系才是合格的短篇小說，《搜神記》《世說新語》《酉陽雜俎》《閱微草堂筆記》等筆記體作品被排除在外。

于是，矛盾出現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方面依據西方的小說觀念，以是否“故為幻設語”作為小說是否成熟的基本前提之一，提出了“唐人始有意為小說”的著名論斷；另一方面又從傳統的小說觀出發，跡其流別，在“傳奇系”之外，以相當充裕的篇幅討論了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唐人的雜俎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等。其具體操作與理論見解沒有合上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研究文言小說的學者，大都依循于魯迅左右，但過分發展了揚傳奇而抑筆記的傾向。這種以西洋的小說標準為衡量尺度的做法，其進一步的發展，便是在傳奇系和筆記系之外去尋找所謂“真正的小說”——比如已經有人談到《尚書·金縢》是“中國最早的小說”，《莊子》《史記》中的許多篇是“真正的小說”。

這種喜劇性的難堪局面，說明拋棄了我們本民族對于文言小說的傳統看法，只能導致學術思想的混亂。中國的文言小說與西洋小說原本就不是嚴格對應的品種，因而不能削足適履地套用其尺碼。

《中國筆記小說史》

這些話是在1992年寫下的，那一年我三十五歲，前一年評上了武漢大學的副教授。

在此之前，已發表了《魏晉南北朝小說中的仙、鬼、怪形象及其悲劇意蘊》《論唐人傳奇的文體規范》《論唐人傳奇之“奇”》《面向日常人生——盛期唐人傳奇的情感特征》《論晚明文言小說中的名士風度》《蒲松齡筆下的名士風度和佳人韻致》《情調：<聊齋志異>的一個重要審美范疇》《癡：<聊齋志異>的一個重要情感范疇》《<今世說>與王晫心態》《近情·幽默·魏晉風度——談談<閱微草堂筆記>》等二十余篇論文。

這些成果，幾乎都是“反思”的產物，字里行間，洋溢著尋找“文學史真相”的沖動。也許由于這些研究與當時的學術主潮關聯度極高，它們受到了關注，幾乎有一半篇目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轉載，《文學遺產》《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也轉載了部分篇目，《新華文摘》收目的有好幾篇。

時間又過去了三十多年，回頭再看這些話，依然能感受到當時那種熱烈的學術氛圍和筆者沉浸于探索之中的高度熱情。那是一個擺脫封閉的時代，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我就是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編年史》也是那個時代所孕育出來的。

二、湖南人民出版社促成了《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

韓愈《馬說》有這樣的警句：“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北宋黃庭堅的詩《過平輿懷李子先時在并州》也說：“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

《韓昌黎文集校注》

說到伯樂，不能不提湖南人民出版社，是該社促成了我與《中國文學編年史》的“遇合”。沒有熊治祁、李建國、曹有鵬等的青目和鼎力支持，這樣一部巨著不可能在2006年完成編纂，隆重問世。

1996年，武漢大學成立了虛體的中國文化研究院，我因為上一年破格晉升為教授，由學校安排做了副院長。

2000年，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更名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我的職務改為副主任。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名義上是實體，但幾位主任副主任，仍分別是文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哲學學院的教師，比如，我的編制仍在文學院，教學、科研考核也歸文學院負責。

陳文新教授著述

立足于文學院和中國文化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兩個學術機構，將文學史研究與文化史研究有機結合，便成了努力的方向，做一種新型的文學編年史的想法就是在這種語境中逐漸成熟的。

在我看來，史學研究同其他任何學科一樣，不能純粹靠搜集和羅列事實來進行。如何控制編年史的“文獻庫”傾向，如何將日益增長的知識置于一種體系中，使這些知識變得有意義，從而使文學史研究得以進一步深入，是當時一再思考的問題，體例設計方面的種種探索即基于這些思考。

例如時間序列的層級劃分。編年史通常以年為基本單位，年下轄月，月下轄日。這種向下的時間序列，有助于在鑒定史實及編輯史料時達到高度的精確性。

《中國文學編年史》在采用這一時間序列的同時，另外設計了一個向上的時間序列，即：以年為基本單位，年上設階段，階段上設時代。這種向上的時間序列，旨在將“長時段”納入視野，以便考察事態的演變。

與“長時段”的設計相適應，《中國文學編年史》還安排了一般編年史所沒有的論述內容。具體做法是：

階段與章相對應，時代與卷相對應，分別設立“引言”和“緒論”，以重點揭示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時代特征。其宗旨是：不只是用敘述的方法來羅列事實，而且嘗試在事實之間建立聯系，以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史家不能滿足于客觀地報導事實。

最初的設想，并不是做一部涵蓋古今、系統完整的中國文學編年史，而是做12到19世紀的文學編年史，即以元明清三代為主。

打算分兩個階段完成，先做16到19世紀，摸索經驗，探明路徑，接下來做12到16世紀。之所以限于12到19世紀，是因為我和我的弟子，其研究重點都在元明清三代，積累多，做起來幾乎就是水到渠成。

《明代詩學》

大概是在1999年底，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曹有鵬編輯，他做過拙著《明代詩學》的責編，來往較多，一次聊天中談到了這個想法，他一下子來了勁，鼓動我大干一場。

說到有鵬，不無巧合的是，他是武漢大學中文系1982級的學生，我留校任教，第一次做班主任就是帶他們班。

后來我曾問他，你對《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出版如此上心，是不是因為我做班主任時對你很好。他笑著說：“你對我才不好。那年寒假，我和另外四個同學提前離校，你不僅在會上點名批評，還把我們五人的名字公布在走廊里的墻上，貼了整整一個星期。”他說的這事，我一點印象都沒有，在我的感覺中，我對學生向來寬厚，沒想到還曾如此嚴格。

湖南人民出版社當時的社長是熊治祁，酷愛古代文學，有志于出版足以載入史冊的大書、好書。聽了有鵬的匯報，當即拍板，決定立即上馬。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計劃遠超我的設想，要做的不是12到19世紀的文學編年史，而是先秦到當代的中國文學編年史。這個計劃讓我振奮，也讓我心生畏懼。

《中國傳奇小說史話》

那時，我四十出頭，雖然出版了《中國筆記小說史》《中國傳奇小說史話》《明代詩學》等較有影響的書，但都是個人著述，也主持過“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和“中華大典”中的“明文學部二”，但其規模不能與《中國文學編年史》相提并論。

如果只做元明清三代，總共六卷，包括元代卷、明前期卷、明中期卷、明末清初卷、清前中期卷上、清前中期卷下、晚清卷，因為籌劃時間較長，該約請哪些作者，心里是有底的。

一下子增加了周秦卷、兩漢卷、兩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上、隋唐五代卷中、隋唐五代卷下、宋遼金元卷上、宋遼金元卷中、宋遼金元卷下、現代卷、當代卷等十二卷，難的不是體量增加了兩倍，而是這些領域的學者，平時交往少些，是否能約請到合適的分卷主編，心里沒譜。

那種焦慮，當然不至于令人一夜白頭，但確實壓得人難受，一時之間，吃飯不香、睡覺也不甜了。

情急之下，我竟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湖南人民出版社不僅要跟筆者簽一份總的出版合同，還要給各位分卷主編分別寄送一份蓋了出版社公章的約稿函，以示鄭重。這個要求是夠魯莽的，沒想到熊社長毫不遲疑就答應下來了。

我手頭至今還保存著一份當年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約稿函》，其內容是這樣的：

《中國文學編年史研究》

用編年的方式展現中國文學史，此前僅有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1985）、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1998）、曹道衡和劉躍進《南北朝文學編年史》（2000）等數種，先秦、兩漢、宋、元、明、清、現當代部分長期處于空缺狀態。編纂一部從先秦到現當代、完整而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學編年史》，這是第一次，在填補學術空白和提升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層次方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對中國文學學科的成長，必將起到顯著的推進作用。

素仰您造詣深厚，在學界享有良好聲譽，經與湖南人民出版社商定，特聘請您擔任 分卷主編。出版社、總主編和分卷主編在以下三方面達成共識：

1.分卷主編在2004年12月底之前交稿，稿件的內容、篇幅、體例、圖表均應達到出版標準；2.總主編一個月之內完成書稿的審讀，需要修改的部分，退回分卷主編，分卷主編在三個月之內完成所有修改工作；3.湖南人民出版社在收到總主編交寄的書稿后，六個月內出書（稿酬每千字四十元人民幣）。

您如同意以上約定，請在半個月內以書面形式回復我們（回函請寄：430072武漢大學中文系陳文新）。謹對您的合作與支持致以由衷的感謝！

《中古文學系年》

這份蓋了出版社公章的約稿函，在約請分卷主編的過程中，確實起了作用，雖說困難依舊很多。

2006年2月，在被批準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獲得國家“985”項目資助的基礎上，《中國文學編年史》又列為湖南出版集團“十一五”期間出版產業重點工程的第一號，獲得200萬元的資助,同時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此時，熊社長已經卸任，在任的李建國社長全力以赴，抓這套書的出版，他的熱情和投入，和熊社長不相上下。

2006年11月初，《中國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在即，為了讓這套大書及時送到各位專家和領導手上，李社長拍板，用飛機把幾十箱書從長沙運到了北京，那筆費用據說不少。

2006年11月11日，《中國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召開，所有籌備工作也主要由湖南社承擔。

座談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馮其庸、中國社科院名譽學部委員鄧紹基、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張慶善、武漢大學副校長胡德坤、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長李建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黨組成員、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周慧琳、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潘云鶴、中央委員、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朱建剛等先后致詞或講話，高度評價該書的出版。座談會的成功舉辦，是對《中國文學編年史》的認可，也是對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認可。

2009年，筆者獲批擔任教育部“馬工程”重點編寫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首席專家，2017年又獲批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首席專家。

對我來說，這兩件事都延續和光大了主持編纂《中國文學編年史》的事業，也讓我經常感念湖南人民出版社當年的巨大支持。

《集部視野下的辭章譜系與詩學形態》

三、六年歲月，在如履薄冰中度過

《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要說勞累，倒不那么可怕，不到五十歲的人，年富力強，加班加點，夜以繼日，都算不了什么。真讓我至今還感到后怕的，是沉重的心理壓力，那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從2001年到2006年，一直伴隨著我。

在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之前，我主持過一個集體項目，“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結項成果即2003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叢書”。那個項目的主要承擔者，都是本教研室的老師，平日交往多，溝通很是方便。

《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導論》

即便如此，仍發生了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一個承擔子課題“清代神韻派研究”的老師，平時問起進度，總是打包票，一副壓根兒不用人擔心的樣子。

在規定的交稿日期還剩兩個月時，我當面問他，他說只差兩萬字了；一個月時，我電話問他，他說只差五千字了；一個星期時，他突然在電話中告訴我，電腦崩盤，一個字也沒剩下，嘗試恢復，毫無效果。其結果是：“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叢書”對外預告的是七本，后來實際出版的只有六本。

見識過“清代神韻派研究”的流產，我深知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所要面對的困難是多么巨大。

困難之一，《中國文學編年史》的分卷主編，有不少是外地的專家或本院比我年長的老師。

外地的專家，如西北師大的趙逵夫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趙伯陶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的諸葛憶兵教授、北京大學的汪春泓教授（他后來去了香港嶺南大學）、陜西師大的霍有明教授、曲阜師大的張玉璞教授，本院的專家，如熊禮匯教授、孫東臨教授、於可訓教授、張思齊教授，都比我年長，熊禮匯教授還是我的本科老師。

這些專家，尤其是外地專家，平日難得見面，溝通的主要方式是打電話。記得當年每隔兩周就要電話問候校外年紀較大的專家，說您最近身體怎么樣？是不是很忙？是問候，也含有提醒的意味，就是請您記得編年史的事兒。

這里不能不提趙伯陶先生。他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問極好，為人更好，需要加持的時候，總是想起他來。

《七史選舉志校注》

比如，《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中的《七史選舉志校注》，就是請他做的，又快又好。《中國文學編年史》中的“明末清初卷”，也是請他做的。

如果說校外專家有哪幾位是一點兒也不需要擔心的，第一個就是伯陶先生。他的編纂進度，他在編纂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他的創獲，我幾乎沒有不清楚的。不是有意去了解這些，而是兩人的交流親切自然而有效率。他比我大八九歲，總是像兄長一樣關心我，也像兄長一樣扶持我。

我的弟子中有四人擔任了分卷主編，從元代到清末，余來明、何坤翁、魯小俊、王同舟，各負責其中的一卷，多的兩卷。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幾卷我不大擔心，是因為他們做事，我心里有底。

余來明此前協助編纂《中華大典》中的“明文學部二”，大量閱讀明代文獻，如果做明代，當然更順手一些。由于全局的需要，讓他去做元代，他也樂意。在元、明兩代的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他后來都卓有建樹，當與這一時期的積累有關。

魯小俊主編了清前中期卷上、清前中期卷下，后來繼續拓展，把這一方面的經驗和書院文學研究相結合，成功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書院文學活動編年史》，已成為相關領域的一流學者。

《清代佛教文學史》，魯小俊主編，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困難之二，《中國文學編年史》是一套以時間為序的編年史，一卷都缺不得，只要有一個分卷不能完稿，整套書就全泡湯了。即使十八卷都全了，如果某一年或某幾年漏了，也同樣不能竣工。

那段時間里，也許是心理壓力太大，竟然做了這樣一個夢：《中國文學編年史》的十八卷書稿，終于齊了，我高興地交給了出版社。就在如釋重負、陶然怡然之際，出版社突然告知：其中的一卷全是空白。我就這樣被驚醒了，背上都是冷汗。那種無從擺脫的心理壓力，不是親歷者，是很難體會到的。

感謝各位分卷主編的支持，《中國文學編年史》終于如期完成，僅僅發生了一個小的插曲：兩晉南北朝卷和隋唐五代卷上之間，漏編了一年。大約兩晉南北朝卷的主編以為，這一年可放入隋唐五代卷上，而隋唐五代卷上的主編，則以為這一年可放入兩晉南北朝卷。這種兩可的情形，多出現在改朝換代之際。幸好發現及時，熊禮匯教授和他的弟子閔澤平全力以赴，補好了漏洞。

困難之三，那個年代，還沒有數據庫和電子搜索手段，所有的資料搜集和真偽鑒別，都依賴紙質文獻的搜集和閱讀。

其工作量和難度之大是不難想見的。比如，凡例規定，以公歷標注生卒年月。這個看似尋常的要求，做起來卻真不輕松。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陳貞慧來說，據黃宗羲《陳定生先生墓志銘》，“生于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月九日”，所對應的公歷時間為1605年1月27日，所以他的生卒年標注為“（1605-1656）”，糾正了此前多種工具書如《辭海》等的錯誤。

《黃宗羲全集》

這種情形在《中國文學編年史》中不知凡幾，匯集起來，足以編成一本單行的工具書。再如，中國文學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寫論文、專著，都是可以回避的，而編纂《中國文學編年史》，卻無從回避。

以明代的傅汝舟來說，一個在正德年間，一個在明末，此前經常被當作一個人看待，清末陳田就在《明詩紀事》的按語中說：“丁戊山人詩初矜獨造，晚遁荒誕，擇其入格者錄之，亦是幽弦孤調。山人享大年，具異才，談佛談仙，亦作北里中艷語。初與鄭少谷游，晚乃與茅止生、卓去病、張文寺、文太青倡和，支離怪誕，無所不有。少谷集中無是也。論者乃專謂山人刻意學少谷，何哉？”

假如《中國文學編年史》回避疑點，直接采用陳田的說法，也可能不會有人挑剔，但嚴謹的學者，不可能敷衍了事。經過反復探究，事實終于弄清楚了。

《明詩紀事》

鄭善夫（1485-1523）號少谷，以學杜著稱，學鄭少谷的是正德年間的傅汝舟；文翔鳳號太青，萬歷三十八年（1610）進士，與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

兩個傅汝舟之間相距百年之久，陳田想當然地將兩人合為一人，說他“享大年”，又說他前期學鄭少谷，后期學竟陵派，讓人想到今人常說的一個詞：“扯”。糾正這種“扯”的錯誤，難度極大，卻是《中國文學編年史》編纂中常做的事。

在《中國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上，鄧紹基先生說：“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有關中國文學史的大型工具書、大型總集和大型著述，不斷出現，由于它們或開辟創新，或規模空前，或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具有這樣那樣的新面貌、新特色，所以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的重要文化成就的標志之一。由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為總主編的十八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就是規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經過六年的努力，終于順利完成，嘉惠學林，功德無量。”

《鄧紹基論文集》

謹以鄧先生的話結束此文，以表達我們對那段歲月的感懷，對學術的虔敬，對《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