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李木生：木心的魯迅論

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黃發有 為《文學現場》題詞

木心的魯迅論

□李木生

關于《魯迅論》，木心說過兩次，都在《文學回憶錄》中。

一次在《文學回憶錄》下冊的《第三十九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一》，說“寫作，論你尊敬者，‘論’字放在后，如《塞尚論》、《魯迅論》。論你不很尊敬者，‘論’字可放前面，如《論某某某》。論不及水準者，不用‘論’，起個別的題目”。塞尚是“現代藝術之父”，木心曾將波特萊爾與塞尚并列，說“他在法國詩臺的重要性不下于塞尚之于法國近代繪畫史”。這里木心將《塞尚論》、《魯迅論》并提，雖是隨口說起，也足見魯迅在木心心中的分量。

另一次說到《魯迅論》，是在上冊的《第三十八講：十八世紀中國文學與曹雪芹》的最后，木心給他的學生們鄭重地說：“將來回國，想出兩篇論文：《魯迅論》，《曹雪芹論》。”這里，木心是從文學的考量上，將曹雪芹與魯迅并“論”。

這個鄭重的諾言，雖然沒有實現，可是我卻從木心的十幾部著作中，明晰地看到了他的《魯迅論》。

木心自視甚高，如他說：“但我還有一點點‘浩然之氣’，這點氣，其實是孩子氣。總歸是完了的。但我愿意和托爾斯泰、達·芬奇一起完。”他又說過：“我是一個人身上存在了三個人，一個是音樂家，一個是作家，還有一個是畫家，后來畫家和作家合謀把這個音樂家殺了。”他還說過：“我不是拓荒者，也不是精神領袖，我是一個不疲倦的實踐者，證見的是古與今的文化藝術應該貫通，東與西的文化藝術可以融合。”他還視肖邦與莫扎特為知己，如說到肖邦更高層次的愛國，自信地代肖邦言“我愛波蘭，我更愛音樂”。在這里，木心在與世界文學、繪畫、音樂的頂流站在一起。其實，木心的眼光與境界、胸懷與筆力，融貫中西、透徹著古今與未來，起碼與他的“自視”有著同等的高度。他是個謙遜的人，又是個高傲的人，而這種謙遜與高傲，也在他的魯迅論中栩栩如生。

在他所有能夠見到的著作中，除了一篇《魯迅祭——虔誠的閱讀才是深沉的紀念》、一篇《“乏”的乏味：涉及魯迅》專文之外，還有121處談到魯迅。將它們集中在一起，再細細地閱讀思量、分析歸納，或許能夠見到一個獨特新穎、與百年間的魯迅研究走著迥然不同道路的《魯迅論》，一個木心的《魯迅論》。

文體家的魯迅

《魯迅祭》，刊于2006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文化版。這是木心生前在大陸報紙刊發的僅有的一篇文章，也是他晚年最后一篇完整的文章——如此獨特重要的文章卻只占了一個版面的下半版位置，可見那時大家對木心還是比較陌生的。

17年過去，再讀這篇妙論，不能不感慨木心的慧眼獨具，他遠離魯迅研究的澎湃潮流，獨自辟出一條冷清的卻是自已的小徑：以“文體家”的魯迅去研究、去閱讀、去欣賞、去走進。文章開宗明義：“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文學家，不一定是文體家，而讀魯迅文，未竟兩行，即可認定‘此魯老夫子之作也’”——這段話，表達著木心《魯迅論》的重要方面。

早已有人注意到魯迅“文體”的多樣性，當代幾個重要作家、特別是孫犁也曾零星地談到過魯迅對于“文體”的獨特創造，但還沒有人能夠像木心這樣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如此準確深刻而又全面地論述魯迅的文體。一個作家能夠作為“文體家”傳之久遠，是不世出的，甚至是對于文學家頂級的贊譽。木心擔心國內文壇、尤其是讀者誤以為“文體家”是單項的、有些輕看了魯迅，緊接著便確鑿地說：“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在木心看來，紀德要比羅曼羅蘭高得多，當然，“文體家”的魯迅也就遠遠地高出于同時代的那些風云大家們。

小說，散文，散文詩，雜文，包括文論，甚至以打油形式寫成的新詩（帶點雜文味道的新詩）——“周氏兄弟古文根底好，卻不愿正面接受傳統，老作打油詩”（《文學回憶錄·第十二講楚辭與屈原》）——魯迅都以開創性文體的形式，面世與引領，開啟一個時代文學的樣式。

《魯迅祭》一文，是滿含著深情的，“五四”以來，文壇的那些蕓蕓大佬，鮮有入木心法眼者，只有魯迅讓他念茲在茲。木心對于魯迅的雜文多有商榷，甚至多次為魯迅惋惜，以為“先生用不著與此輩歹徒耗費時間精力”，但又能從整體上去體恤理解，“事實的正負然否的基本原則還是存在的，不可含糊的”，“或一槍刺于馬下，或連篇周旋到底，或投一光輝照澈來犯者的嘴臉，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從文體的角度，木心特別贊成《故事新編》，稱其為“文筆史筆兼施”，“超乎考據故實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是“最‘魯迅風’的文體”，更是“近百年來無人可以比擬的文學杰構”。

在《魯迅祭》中，關于文體，木心最看重魯迅的，還是那本薄薄的《野草》。他拿出《秋夜》篇詳細分析，以為是“驟爾不可方物”的“天才之迸發”，“它的藝術水準，可謂橫絕一時”，“論體裁，是西洋的散文詩；論文氣，是離騷、九歌的郁勃駘蕩”。“魯迅這種強烈的風格特征，即得力于他控制文體之為用。文體，不是一己個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礪，十年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圓熟，片言只語亦彪炳獨樹，無可取代，試看‘五四’迄今，誰有像魯迅那樣地一枝雷電之筆”。他尤其鐘情《秋夜》中“非常之藍”的背景與那個不朽的開頭，“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稱其為魯迅非常得意的“神來之筆，從沒有人用過此種類型的句法，乍看淺白、稚拙，細味精當凝練”。文體的獨創，更加在這些看似細小的字句或微末的地方閃閃發光，而這樣閃閃發光之處，在魯迅的文章中又是蔚然成林的。言傳本已奇崛，意會更加富麗，“神完氣足，寓意深長”。為說魯迅文體的獨步，木心還列舉《好的故事》《一覺》與《怎樣寫》，以為魯迅文字中自然呈現的文字的自畫像，也會像倫勃朗的幾幅自畫像一樣，將“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是可以“名垂千古”的。“有一點始終令我驚詫的是，魯迅的文章，上來就是成熟的，蒼勁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一發表，真有石破天驚之勢”，對于魯迅文體的獨到甚至獨步，木心可說是心悅誠服。

關于文體，除《魯迅祭》之外，木心還在《木心談木心·第三講續談薩特，兼自己的作品·<散文一集>序》里，講到魯迅的序、跋、后記，以為“新文化運動以來，以魯迅的序最好，跋、后記，都好”。這是有眼光的，在易被人忽略處有所發現。但接著木心又說魯迅“他不把這些作為文學作品看，還不完全自覺”，卻講得不夠準確。以魯迅對于文學的穎悟敏慧，之所以將序、跋、后記寫得如此好，甚至是“五四”以來的最好，正是他自覺到這種文體需要別樣寫法所達到的效果。在《木心談木心·第九講：談<素履之往>》中，木心再次談到，“魯迅，我最喜歡看他的序、后記。很見性情，很見骨子”。在《文學回憶錄·第十三講·楚辭與屈原》中，木心講到文學藝術與非文學藝術的界限，“這界限有大綱、有細節，都要把握緊、扣牢，不差錯”。這是內容的界限，更是文體的界限。木心卻從“越界”談魯迅的舊體詩：“魯迅也有許多越界，但畢竟天才，在暴政苦難中不予直罵直斥，寫一首詩，哭中華，哭烈士，但托之于藝術。”這種“越界”，會讓一種古老的文體呈現出嶄新的生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體”即是形式的，更是內容的。

木心在《文學回憶錄·第十三講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中，還從“文體”的源頭處，講到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墨子、韓非子、荀子，并分別給予“精煉奧妙”、“汪洋恣肆”、“圓融周到”、“莊嚴雄辯”、“質樸生動”、“犀利明暢”和“嚴密透辟”的評價，說“他們的用字，用比喻，都成專利，別人冒充不得”。正是這種源頭，“養育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直至兩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將，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木心自知自已也是一個“文體家”，一個在文體上與魯迅相通的“文體家”。在談到自已《<散文一集>·序》中的句子“好像要快樂就得這個樣子”時，調皮地說：“這句子，魯迅會喜歡的。”

他在文集《魚麗之宴》的《海峽傳聲》一文中，這樣說到自已的文體：“因為生性魯鈍，臨案試驗了如許歲月才形成了這樣一種不足為奇只供一己撥弄的文體。”木心不依不傍，甚至不入任何潮流，因為他對于世界藝術了然于胸，又清醒自已的藝術才華與肩上所負的使命，于是在他高貴而寂寥心上，就有了默然行進的“舍我其誰”的膽識。“甜酸苦辣都嘗過，詩甜，散文酸，小說苦，評論辣。我以咸為主，調以其他各味而成為我的散文，即：我寫散文是把詩、小說、評論融和在一起寫的。耶穌說：‘如果鹽失去了咸味，還有什么可以補償的呢？’我的散文之咸，就是指這種咸”，他在文學的甜酸苦辣之外，創造了一種有著鮮明木心印記的“咸”，一種人間至味、文學正味。

這種人間至味的獲得，他與魯迅一樣，也有著兩個源頭：中國和西方。《魚麗之宴》還有一篇文章《仲夏開軒》，說到自已“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國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騰過來的，而能夠用中國古文化給予我的雙眼去看世界是快樂的，因為一只是辯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而“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達到了不能增減一字的高度完美結晶，而古哲學家又都是一流的文體家，你倉促難明其玄諦，卻不能不為文學魅力所陶醉傾倒”。在《魚麗之宴·遲遲告白》里，木心又說“文體家先要是個修辭學家、音韻學家”。在這樣為之陶醉為之傾倒的中國古文化里“苦苦折騰”之后，他才能夠“只憑一己的性格走在文學的道路上”，并讓歐羅巴文化成為他的“施洗約翰”，而在美國的自我放逐，則成為他的“約旦河”。

正是在這種人間至味、文學正味之中，他與魯迅相通相知著。《魯迅祭》還有個副題《虔誠的閱讀才是深沉的紀念》，在這篇文章的最后，木心與讀者傾心道：“大哉魯迅，五四一人，凡愛讀魯迅文者都可能成為我的良友。”不僅勸讀，他還就“魯迅全集中我尤為欽佩喜悅的作品”，為讀者列了一個篇目表——《孔乙己》《故鄉》《社戲》《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秋夜》《雪》《好的故事》《一覺》《無常》《范愛農》《理水》《采薇》《鑄劍》《出關》《怎么寫》。

魏晉風度與魯迅

木心對魯迅多有欽服甚至將自已視為魯迅的知音——一個孤獨且寂寞的知音，但又對魯迅多有不滿、屢屢批評，尤其對于魯迅1927年7月23、26日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演講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持否定態度。

在《木心遺稿二》中，木心有些疾言厲色地說：“魯迅不是魏晉系統中人，思想、文章、生活都與魏晉風度無涉，他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不三不四，出言輕薄。我們作為后人、后來者，對于古人，萬不可占居高臨下的架子，好像古人都是傻瓜，活該遭今人嘲謔。魯迅的這篇演講稿，大大地有失忠厚之心。嵇康以死殉道，阮籍以不死殉道，都做到‘竭盡所能’，此之為‘厚’，而魯迅則‘薄’了。魯迅應該是、可以是‘厚’的，故為之太息。如果當時我在旁，我會說：‘周先生，這篇講稿可以不用，要么另寫一篇。’我想他會同意我的諫議的。蓋厚薄亦一念之差耳，魯迅性格的厚的一面亦多次昭顯于他的作品中。”雖疾言厲色，稱魯迅“出言輕薄”，但木心內心還是知道魯迅可以“厚”能夠“厚”而且常常“厚”的，所以才“為之太息”。

同樣的意思，還在《文學回憶錄·第十九講：陶淵明及其他》中，也有涉及：“我認為，魏晉風度，就在那些高士藝術與人生的一元論。這一點，世界上其他國家、民族的藝術家似乎都沒有做得那么徹底……所以，真想與魯迅先生談談。他在廈門大學的講演，《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實際是在廣州時的講演：作者注），真稱得上‘言不及義’。”另外，在《文學回憶錄·第十七講：魏晉文學》里，木心又在此事上耿耿于懷：“魯迅自己弄不清自己的心態。他愛魏晉，一說，卻成了諷刺取笑魏晉。”

其實，木生與魯迅，內心都有些向往與敬服“魏晉風度”，只是魯迅更多了一些痛惜。木心對“魏晉風度”的詮釋很特別很詩性，“中國從來沒有‘文藝復興’，中國最可貴的‘魏晉風度’（總的一個風度），魏晉并沒有產生大藝術家大思想家，只是一群高人合成了一個‘風度’，沒有宗主，沒有首領，但言談行為構成極高的大境界、大比賽，完全可以媲雅典學院，而魏晉風度的精神是一直不死”（《木心遺稿二》）。這種“大比賽”，在《哥倫比亞倒影·遺狂篇》中單用了一個“比”字：“風氣是大家好‘比’，一比，再比，比出了懔懔千古的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明……這種競‘比’的風氣之莊嚴淋漓，正是由于稍不相讓，才愈激愈高，愈澄愈清。神智器識，蔚為奇觀，后人籠統稱之為‘魏晉風度’。”比氣節，比風骨，比自在，比絕不同流合污，哪怕失去性命如嵇康。這個《遺狂篇》，非同小可，是木心讓自已胸中的“狂”潑辣辣地剖白于天下。“論參宰羅馬，弼政希臘，訓王波斯”……但他最后的歸宿還是中國，“那時我在華夏，魏晉遞嬗，旅程汗漫”，慨嘆“‘魏晉風度’寧是最令人三唱九嘆的了”。打鐵的嵇康嵇叔夜與鐘會鐘士季有了那段著名的“聞、見”對話之后，木心與嵇康，也有一段掏心掏肺的對話：“我不免咨嗟：‘鐘士季如此遭遇，其何以堪！’‘不若是，我何以堪？’叔夜進爾問道。‘子易我境，更有脫略乎？’對曰：‘與公一轍爾！’”“與公一轍爾”，沒有絲毫猶疑與怯懦，木心斬釘截鐵地選擇了與嵇康一樣的立場與道路。

但是，魯迅真如木心所說，對于以嵇康、阮藉為代表的“魏晉風度”只知“嘲謔”而“出言輕薄”嗎？無需臆測，只要從魯迅現在的文本一字一句地閱讀，就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魯迅非但沒有“出言輕薄”的“嘲謔”，反倒是與木心一樣，對于嵇康們以及“魏晉風度”，是懷著深愛與理解，對于殺戮嵇康的司馬氏統治集團，又懷著不容置疑的輕蔑與憤怒。

1928年12月30日，魯迅致孫濬的信中回憶說：“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什么樣的慨、什么樣的言？主要是殺人之慨，那時的司馬氏殺了嵇康，而魯迅演講的當下，廣州剛剛經過了“四·一五”的更大的屠殺，他的中山大學的學生，就有被捕被殺卻無法營救的例子。“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這是寫于1927年4月28日的《野草·題辭》）。雖然魯迅的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教職，有著多種原因，但這種屠殺以及屠殺下自已的無能為力，當然是其原因中重要的一個。魯迅是一次次地目睹著經歷著壓迫者的屠殺，一個寫下過《紀念劉和珍君》的人，怎么可能對于被屠殺者給予“嘲謔”？

寫于1935年5月5日的《再論“文人相輕”》，仍然舊話重提，將嵇康的死還原復盤：“古之嵇康，在柳樹下打鐵，鐘會來看他，他不客氣，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于是得罪了鐘文人，后來被他在司馬懿（實為司馬昭：作者注）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無論遇見誰，應該趕緊打拱作揖，讓坐獻茶，連稱‘久仰久仰’才是。這自然也許未必全無好處，但做文人做到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嵇康的送命，并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鐘會不去搬是非，也總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早在1933年2月7日至8日，魯迅曾寫下讓孫犁一哭再哭的至文《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被國民黨殺害的5位年輕的作家。文章的結尾處，悲憤交加的魯迅留下這樣泣血的句子，“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就是在這篇傳世之作中，魯迅又用向秀的《思舊賦》，悼念被殺的嵇康們：“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聽，“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就是向秀向子期《思舊賦》中的核心詩句。所以魯迅堅定地主張：“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木心稱自已是“古之遺狂”，從這個“遺”字溯源而上，是可以找到那個對生命有著“興高采烈”形態的嵇康。木心是在將一個置天地于度外的“鍛工雕塑”，立在心間也立在他的讀者面前。魯迅呢？不僅將一個生生死死的嵇康還原在世上，更將嵇康的殺害者們的兇殘之心與虛偽的嘴臉，用憎惡與痛恨之劍解剖于世代人的眼前。

讓我們回到《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中，辭去教職本身就是一種態度，一種不合作的態度，就已經在將自已置于十分危險的境地。這個時候又被官方邀請演講，依林語堂的說法是國民黨在察試魯迅的立場。魯迅就是魯迅，迎險而上，推出“魏晉風度”的主題，卻又以“藥”與“酒”曲折周旋。曲折周旋只是形式，內容是分毫也不含糊的。毫不含糊地講述孔融、禰衡、何晏、王弼、嵇康的被殺，講述阮籍、劉伶的差點被殺，講述社會環境的險惡與士子文人們不妥協的特立獨行。那個“竹林七賢”，魯迅說其“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舊禮教的”，而反禮教、“非湯武而薄周孔”，也就撕下了統治者騙人的招牌露出其統治的猙獰來，殺意也是茂盛起來，“因此就非死不可了”。所以魯迅用一句話概括嵇康的死因：“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這些個“魏晉風度”濃郁蔥蘢的被殺者，罪名雖各有異，大多都有“毀壞禮教”這樣一項；不含糊的魯迅到底還要直指，“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殺戮異類，何患無詞。

魯迅借劉勰“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之說來概括魏晉文章：“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魏晉風度的再難呈現，木心在《遺狂篇》中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所謂雄漢盛唐，不免臭臟之譏；六朝舊事，但寒煙衰草凝綠而已；韓愈李白，何足與竹林中人論氣節。宋元以還，藝文人士大抵骨頭都軟了，軟之又軟，雖具須眉，個個柔若無骨，是故一部華夏文化史，唯魏晉高士列傳至今擲地猶作金石聲。”

對于“魏晉風度”，木心與魯迅其實有著高度的契合。木心對魯迅的非難與不滿，確實有了點草率。雖然他在《魏晉文學》一講中為魏晉風度開了個“回顧展”、“追悼會”，并列出一干人馬——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聞一多、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說“他們對‘魏晉文學’的態度，是不知‘魏晉風度’可以是通向世界藝術的途徑”；但他還是朦朧地覺得魯迅應當是個例外，或者干脆就從魯迅的身上嗅到了某種“魏晉風度”，那種“擲地猶作金石聲”的魏晉風度，才又講：“談魏晉風度，要談到自己身上。魏晉后至今，凡人物，都有魏晉風度：金圣嘆、龔自珍、魯迅；通往前面，老子、莊子。”

木心應當從更寬更長之處，想想魯迅對于“魏晉風度”的根本態度。單是對待“魏晉風度”代表人物嵇康，就能夠知道魯迅對嵇康們的深愛。是魯迅先生從時間長河之中撈救起已經漫漶不清的《嵇康集》，他于紛雜的佚失、錯舛、臆改、混羼之中，梳理、對比、校勘、抄寫，為世代的后人留存下一部充分體現“魏晉風度”的原典。從1913年10月1日的《日記》“借《嵇康集》一冊，是明吳匏庵叢書堂寫本”，到1935年9月17日收到臺靜農所寄的戴荔生校本的過錄本《嵇康集》、并于20日給臺靜農寫了回信“此書佳處，在舊鈔；舊校卻劣，往往據刻本抹殺舊鈔，而不知刻本實誤。戴君今校，亦常為舊校所蔽，棄原鈔佳字不錄，然則我的校本，固仍當校印耳”，陸續校勘《嵇康集》長達23年，校勘十余次，一筆一劃的手抄本三種，親筆校勘本五種。不僅為自已校勘的《嵇康集》寫下序與跋，另外還寫有《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等，可謂傾注了汩汩心血，其疼愛之心、追懷之意，以及紹續之志，日月可鑒。

口劍腹蜜是魯迅

木心總是稱比自已大46歲的魯迅為先生，先生來先生去，將心上那份厚實樸真的愛表達得自然淋漓。木心的學生陳丹青，還為魯迅專門寫過一本書，書名就是《笑談大先生》。木心與陳丹青，沒有對別人這樣稱呼過，更見這分愛的珍貴。

木心的魯迅論，有一個創造，就是用“口劍腹蜜”來概括魯迅這個人，真是新奇而準確。在那篇也將會成為魯迅研究名篇的《魯迅祭》中，木心脫口而出：“先生慷慨豪放溫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劍，先生口劍腹蜜，他的天性極其純良真摯，每見于其對幼年的回憶雜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讀來心為之酸，眼為之熱，是可傳必傳永傳的。”木心一下子就踏過“魯迅尖酸刻薄”的評潮，送上“慷慨豪放溫厚慈祥”的八字心語，更用“天性極其純良真摯”、“至情至性”來加深“口劍腹蜜”的先生之風。

在木心的著作中，還有三次提到“口劍腹蜜”。一次是《素履之往·白馬翰如》，“有口蜜腹劍者，但也有口劍腹蜜者”；另一次是《木心遺稿一》，“有口蜜腹劍者，很可怕，但也有口劍腹蜜者。毋絕望，我們活該不絕望”。這兩次地提起，一定也是想到了那個“慷慨豪放溫厚慈祥”的魯迅先生吧？

第三次是在《西班牙三棵樹·其十八》，將魯迅與二弟作人一并評介時，重提魯迅的“口劍腹蜜”：“周氏二杰，同始而歧終。豫才、啟明，初程各領風騷，中道分駛，志節判然。昔啟明作雨書之際，嘗自訴裴回於尼采?爾斯泰之間。觀其后隳，何足以攀躋前賢而作姿態。浩浩陰陽，本紀瀕末，山高水落，月小石出。大哉豫才，五四一人，口劍腹蜜，如火如荼，雖然懷疑與信仰豈兩全，要之終不免婦人之仁。啟明垂暮有長壽多辱之嘆，蓋文心猶存，觀照未息。”這評介是公允而確當的，說周作人“攀躋前賢而作姿態”，卻恤其長壽多辱之嘆時的“文心猶存，觀照未息”；說魯迅大哉豫才五四一人，卻不忘其“雖然懷疑與信仰豈兩全，要之終不免婦人之仁”，婦人之仁當然來自于“懷疑”的半途而廢和信仰的不能善終。至于說到他們兄弟二人對于民間文化的忽略并言及對于中國的愛，則真正是有些失之偏頗：“魯迅他們一味反封建反禮教，大概不以為這（民間文化）是值得注意的命題。周作人算是愛讀閑書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擺設，揀了芝麻，忘了西瓜。他們兄弟二人對中國有愛而不知怎樣去愛，最后還是談不上愛”（《文學回憶錄·第三十三講：中國古代戲曲二》）。對于民間文化，我倒覺得木心是從心里看不上眼的，而魯迅恰恰有著熱愛之心，木刻、年畫、社戲、箋紙、風箏等等，無不在魯迅的筆下有著精彩地描繪與涉及。木心還說到“魯迅到嶺南，初嘗楊桃，以為佳——我暗笑，想見其忠厚之態。彼亦人師也，當善視之”（《木心遺稿二·看不出有眼疾》），就連魯迅初嘗楊桃時的小家子氣也是“忠厚之態”呢。

不僅平等地指摘如“婦人之仁”，還會有揶揄：“舉世稱頌的事物人物，大半令我疑慮，而多次是此種疑慮顯出價值來……‘五四’以來，幾乎決計可稱是獨一無二的那位智者，對于‘黑暗’和‘光明’,及‘黑暗’與‘光明’之關系，在想法和講法上，他也未免老實到像火腿一樣。”（《即興判斷·寒砧斷續》）固然，這指摘也似有馬后炮之嫌，親歷親見過海市蜃樓，當然容易下判斷，而對在黑暗里摸索的人來說，世界風行的烏托邦，是難免要成為大家追索的目標。

指摘呀，揶揄呀，更見一家人的親近，也就能夠見他人所不見。比如木心的發現魯迅的“豪俠”之氣，并從心底欣賞與欽服。“凡浪漫時代都敬重豪杰。司馬遷的《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直接影響唐傳奇。司馬遷就是大豪俠，為李陵仗義一事，我以為最是豪俠。歷史上的昏君、妖妃、貪官、污吏在，更使歷代百姓盼望豪俠，哪怕是在小說里透一口怨氣惡氣。沒有一個時代不向往豪俠，秋瑾、魯迅，都應列為豪俠”（《文學回憶錄·第二十九講中國古代小說（一）》）。將秋瑾與魯迅并列，不也是贊其為“魏晉風度”的傳人嗎？在那樣黑暗的時代，武者的豪俠已屬不易，而文者的豪俠更為稀罕。這個被木心稱為“豪俠”的人，為被絞死的李大釗的《守常全集》寫《題記》，直言“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4省的并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是豪俠；他寫《白莽作《孩兒塔》序》，剖露心跡，“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 時，是豪俠；不顧死神索命，為被國民黨殺害的瞿秋白編輯出版《海上述林》并將稿費送給秋白的夫楊之華，是豪俠；給日本女詩人山本初枝寫信，表示“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是豪俠；為女傭撐腰、請律師，甚至直接與女傭兇狠的男人對峙，也是豪俠。

想到魯迅的這個人，往往也會連帶地想到他的二弟周作人，何況同是“五四”時的大家。木心對周作人有著清醒而又溫情地理解，也可以說是一種恕容，絕不輕慢。比較集中地提到周作人而映帶魯迅的是在木心的詩集《云雀叫了一整天》中，共有7次，除“知堂詩素錄”、“知堂注”各一篇外，其余5次全是提到“知堂回想錄”或以“知堂回想錄”作副題。在《知堂詩素錄·濕點心》這首詩最后，說到周作人“一見糕團就顯出情分來/魯迅也是喜愛糕團的”；詩還不盡興，又加了兩行暖如春風的注：“見魯迅先生愛吃糕團（又是先生），更覺可親可敬，世界大同。”木心愛魯迅，因沒有崇拜心，總見家常與知己間的絮語，更顯真與美、坦與誠，也就能夠平等地指摘。“‘崇拜’，是宗教的用詞，人與人，不可能有‘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關系——居然會接受別人的崇拜，必是個卑劣狂妄的家伙，去崇拜這種家伙？”——木心在《瓊美卡隨想錄·嗻語》中說道。這才是真知灼見，魯迅也多次說過類似的話：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木心是孤獨的，一種行走于人跡罕至處的孤獨。少時孤獨，那只“青藍得十分可愛”的越窯小碗早已沉于河底，老來孤獨，彌留之際驚悸地呼喊“不要讓他們抓我”是孤獨的絕唱；三次坐牢是孤獨的，23年的流浪美國是孤獨的。為什么孤獨？因為“但凡一牽涉到文學藝術，我就想入非非，胡天野地，極盡自由之能事”（《木心遺稿三》）。他又享受著孤獨，不管是講課、寫作，或者散步，常會在孤獨中想到另一個孤獨者魯迅。寫自已的《童年隨之而去》，會想到“這種東西，和魯迅的《朝花夕拾》，是至情至性”，兩個人的心靈與文字，就這樣相互“掩映”著。

木心的喜歡魯迅，是從少年時開始的，“我十幾歲的時候，一上來就討厭胡適之、徐志摩。魯迅罵一個，我開心一番。因為我小，嘴和筆都不管用，但我信魯迅先生，他無私、有理。我很想端一碗蓮子紅棗羹，說：‘周先生，吃了再罵。’”木心還說，“若徐志摩者，魯迅恥之，余亦恥之。‘詩哲’之稱，可見時代之幼稚。魯迅刺徐志摩，句句中；徐志摩諷魯迅，句句落空”。他又講，“有人說，魯迅的論敵都配不上魯迅。我反而想到，凡我愛過的人都不值得我愛”，魯迅呢？一定是惟一的例外吧（以上引自《木心遺稿三》）。在《木心遺稿二》里，木心就談過類似的問題：“記得少年時，魯迅所討厭的以及非常討厭的那些人，我也討厭以及非常討厭。魯迅所喜歡的以及非常喜歡的那些人，我不在乎以及非常不在乎”，他說“我在少年時已經比魯迅還要孤獨，所以自得其樂起來就特別樂，樂不可支地支了半世紀”。晚年，木心回到中國烏鎮，還在那篇《魯迅祭》中說：“凡與魯迅筆戰過的人，后來的作為、下場都不見好，甚而很可恥，益顯得魯迅目光的犀利精準，魑魅魍魎一一難逃魯迅的雷電之筆。”

被海內外大贊的《上海賦》里有魯迅：“只有上海人才知道‘亭子間’是什么東西，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幾乎每部片子都要出現亭子間的場景，魯迅的‘且介亭’，大概也著眼于租界亭子間自有其‘苦悶的象征’性。”《木心遺稿三》里，木心還談到，“大學者所應作的兩本書（公正評估）1．寫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文士的敗績：康有為、梁啟超、辜鴻銘、章太炎、魯迅、周作人、陳寅恪、瞿秋白、胡適之、林語堂、錢穆、陳獨秀，2．寫‘五四’后直到當代的詩人”，其實還應加上一個人：馮雪峰。馮雪峰的“敗績”有著另外的歷史映照，而他的“敗績”又大多與魯迅有關。同時，木心又會向學生們講起“魯迅古文底子好，用起來還是舒服”，講起與茅盾談起魯迅的胡須與文章，都是“濃”且“好”，當然還要為魯迅抱不平，聽到什么“中國高爾基”、“中國左拉”，“頓時要反質：為何不聞有俄國‘魯迅’、法國‘茅盾’的呢？”（《木心談木心·第一講：<即興判斷·塔下讀書處>》）。他還鼓勵他的學生們要走出去看世界，仍以魯迅為樣子，“魯迅、茅盾、徐悲鴻，都知道從小鄉鎮游到大都市去”（《文學回憶錄·第八十講：垮掉的一代續談》），“冰心到過美國，高爾基嘛到處流浪，魯迅去過日本”（《文學回憶錄·第七十九講：垮掉的一代再談》）。想想木心在1982年底去國赴美之時，正是自已徹底翻身、身負上海市工藝美術家協會秘書長與一個美術刊物主編之時，而且也是中國剛剛開始復蘇的年代。他不為眼前的這些所動，他甚至不再介意四年囚禁地牢、十二年強勞苦役、三十年失去自由的時光，他已經將生命化入在宇宙的洪荒中，洞察著世界藝術的大海，他要孤獨地去到那個大海上自由地泛舟。他曾說“繪畫是我的女兒，文學是我的兒子，我流亡海外，賣兒賣女過日子”（《木心遺稿二》），這是他真正的解放，自已對自已的解放，而那個口劍腹蜜的魯迅，就常常地對他微笑。“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活到現在，只能自費出國”，這是他在《文學回憶錄·第三十八講十八世紀中國文學與曹雪芹》中說過的話，一種雖寂寞卻又不乏同道的話。

魯迅之死是一個大的關節，木心多有涉及。雖語言有過激處甚至不貼合當時的實際處，但他只是在對祭奠與中國的實際發出著莫大的感慨，對于魯迅自已，并未有絲毫貶抑。在《即興判斷·寄白色平原》中，他這樣評價：“回憶我們的少年期，以為但丁、哥德總是沒有人敢惹他們的，惠特曼在本國乘車一定不必買車票，魯迅逝世，‘文壇巨星隕落’，全壇泣血稽穎——后來才知道他們都是處于庸夫歹徒的圍困之中，在種種夾縫間辛苦求生。”從魯迅之死，透視魯迅生時的環境，種種的圍剿，種種刪刈，還有身體的衰弱病痛與超常的勞作強度，無不迫壓著魯迅，加速地走向死地。木心還在《文學回憶錄·第七十二講薩特再談》中重提舊話：“回想魯迅之死，抬頭的抬頭，抬腳的抬腳，后來哪個成了器？當時送喪者也算得萬人空巷，都哭，發誓要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什么‘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什么‘路是人走出來的’，現在呢？尸身上蓋的旗——‘民族魂’。一個國家靠一個人來作魂，莫大的諷刺，而且肉麻。”這段評肯定要引發諸多不同意見，甚至是激烈反對的聲音。路固然是人走出來的，可是，走出了一條什么樣的路呢？這個走出的路能代表魯迅的“遺志”嗎?木心迎面而問“現在呢”？當時抬棺者16人：胡風、巴金、黃源、鹿地亙、黎烈文、孟十還、靳以、張天翼、吳朗西、陳白塵、肖乾、聶紺弩、歐陽山、周文、曹白、蕭軍，扶靈守夜的則有蔡元培、宋慶齡、茅盾、內山完造等人。如果說如魯迅這樣的大器當然是沒有，但畢竟這些人都各自經歷過共同的又是各人的苦難，也熬去了余生，并各自都有最后的振作，不能籠統地概括為都“不成器”。但是，如果跳開在圈子之外想想，也許木心的這段有些刺耳的話，或許魯迅聽了會微微點頭的吧？至于身體上蓋的那面旗，此一時彼一時，木心后來不是也在說“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為真理而戰，為正義，為民族，為軒轅（中國）而奮斗不息”嗎？（《魯迅祭》）根本是，“當‘良心’‘靈魂’這種稱謂加之于某個文學家的頭上時，可知那里已經糟得不堪不堪了”（《瓊美卡隨想錄·嗻語》）。

思想者的魯迅

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木心說“在文學上應稱為‘魯迅時代’。這是從兩方面來認知來肯定的，一是魯迅的文學成就為一時之冠，二是魯迅的思想風格在當時是先進的”（《木心遺稿三》）。此為木心從中國與世界那時的文學現狀出發，對思想者魯迅的基本肯定。

先進在何處？用盜火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形容魯迅至為恰當。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20卷本《魯迅全集》，創作僅占7卷，翻譯卻有10卷，大大超過了創作。從東歐到北歐，從美國到蘇俄，再到亞洲的日本，從文學、文藝理論到哲學，魯迅將自已的視野放在世界人類精神創造的前沿，熬盡心血，為被壓迫被損害的同胞留下了300萬字的翻譯作品，也讓自已成為“五四”時代最有分量的思想者。

木心從魯迅寫于1907年的《摩羅詩力說》，就看清了魯迅反抗壓迫的天性：“魯迅，是一個人物。他早期的思想宣言《摩羅詩力說》，就對拜倫大為贊揚，以為要救中國，必須提倡‘惡魔精神’，可惜魯迅先生的抱負只在反帝反封建，可惜他剛剛開始懷疑，就找到了信仰。拜倫的個人至上，純粹的獨立，純粹的自由，其實就是尼采的超人意志。拜倫是本能的天性的反抗。”（《文學回憶錄·第三十九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一》

木心對于思想者的魯迅又是“可惜”的，說魯迅只知反帝反封建，剛一懷疑便因找到了“信仰”而丟失了懷疑的精神。這里，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可用來分析透視魯迅那時的思想狀態，亦可以用來理解與商榷木心的“可惜”，這個人物便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木心更在《文學回憶錄·第十三講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中，深化了也具體了這種“可惜”與批評：“魯迅早年受尼采啟示，他的才華品格也合乎尼采，后來半途而廢，晚年魯迅，尼采的影響完全消失。為什么？儒家思想勢力太大。司馬遷不接受老子，魯迅放棄尼采。”木特別推崇寫下6卷本大書《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的勃蘭兌斯，贊同他在丹麥大講尼采，并說“中國沒有這樣的人。魯迅是戰士，蔡元培是教育工作者”，雖然“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評得很中肯”（《文學回憶錄·第五十二講：十九世紀波蘭文學、丹麥文學》）。“我與尼采爭吵十次，和解十一次”的木心，甚至很不滿意魯迅說“尼采一臉兇相”，并判定魯迅“不解西方人種的特性之美”，還為尼采的長相熱烈辯護，“尼采的五官、頤、顎、額，都很雄美，目光炯炯”（《木心遺稿二·看不出有眼疾》）。在《文學回憶錄·第七十講：存在主義一》中，木心還說過：“中國的魯迅、王國維，都崇拜過尼采，后來一點尼采的影子也沒有。”尤其在《文學回憶錄·第七十講：存在主義三》里，木心更加深入地闡釋過，講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是“一種美味的滋補品”，也講到“中國近代的大思想家，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瞿秋白、胡適、魯迅”，講“中國的教育家，啟蒙師，思想家，是誰？最杰出的是魯迅”。講了這些之后，木心便在人類更廣闊的背景下申明魯迅他們的局限——他們“想的都是如何救中國，中國國民性是什么”；“把生命問題縮小了，是‘救救孩子’……這些‘五四’時期的老人．后來連‘救救孩子’也不說了”；“魯迅的世界觀、宇宙觀，有一度和佛教" touch "（觸摸）了一下，就避開來。尼采也碰過一下，避開來。他們都急著要去建立他們的人生觀”。關于文學評論，木心還對魯迅有過這樣的判斷：“‘五四’以來，中國夠分量的評論家一個也沒有啊！出了一個戰士，魯迅先生，出了一個教育家，蔡元培先生……魯迅沒有擔當這些，熱心于枝枝節節，說得再好，還是枝枝節節……魯迅在文學上缺乏自己的理論，也缺乏世界性的藝術觀。談繪畫，談到木刻為止。對音樂，魯迅從來不談。”（《文學回憶錄·第五十七講：十九世紀日本文學》）

關于尼采，木心幾乎是憤怒地批駁過魯迅，在《木心遺稿二》中，“魯迅心中黑的毒的又一次發作是他評價尼采，說：‘尼采自比太陽，最后他發瘋’，尼采幾時直接說自己是太陽？這是栽贓，尼采假查拉斯圖拉。周先生，這是藝術哎，那你寫耶穌，不是也好把你說作自比救世主？而且‘瘋’是‘病’，病是值得同情的。病非錯，非罪，非自愿，用‘發了瘋’來攻擊尼采，何其卑劣。尼采哲學至今猶光耀于世界。”

但是，木心也有他的矛盾之處，或者說他一直就敬佩著魯迅像尼采一樣的“異端性”。《木心遺稿三》中有段曾讓我思之再三的話：“都已分析過魯迅與其當時的好一批文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人生觀上的明顯對立，但都沒有從‘文學’上看出魯迅與其當時和現在的整個文學的理念和方法上的嚴重對立。”他還這樣表達過，“越是高貴的地方 他越顯得高貴 在任何異端面前，他都是異端”（《云雀叫了一整天》）。這里的“他”，是尼采，是魯迅，也是木心自已。

木心也可能不知道，早在1920年魯迅就翻譯了尼采《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后來的譯本有的是《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并作《譯者附記》。魯迅所譯的這篇序言里，尼采的思想與魯迅的思想正有著高度的契合，“我愛人類”，“上帝已經死了”，“人類是應當被超越的”，“超人他便是這閃電，這瘋狂”，“我愛那些大輕蔑者”，“我愛那精神與心兩俱自由的人”——懷疑，否定，批判，反抗，推翻，重建，魯迅與尼采不能不產生強烈的共鳴。

也許，木心這里所說的“半途而廢”與“尼采的影響完全消失”，是指1927年來到上海之后的魯迅。他的相信階級論，他的對于蘇聯的贊同與期望，他的參加“左聯”，包括他翻譯普列漢諾夫與盧那察爾斯基的各自的《藝術論》。但是魯迅真的“放棄尼采”了嗎？從魯迅堅持到死的“懷疑、否定、批判、反抗、推翻、重建”精神，或許我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即或他已經跳出尼采，并在不斷的“拿來”之中讓眼界更加具有世界性從而淡了尼采，但尼采對他的影響一直存在，況且魯迅也一直葆有著對于尼采的欣賞。而且對于那些激進的急切地打著“革命”旗幟的東西，魯迅始終抱著冷靜、審視、懷疑甚至劃清界線的態度。而他所受到的來自“革命”陣營的“戰友”的圍剿鞭笞、明槍暗箭，正是他受傷最深、精神最痛的所在。“從前年以來，對于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這些話來自寫于1930年的《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我甚至發現，魯迅有一個自已的“尼采年表”。

早在1907年，魯迅就寫下兩篇富涵思想之礦的重要文論《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而這兩篇文論，都隆重地談到尼采。“德人尼佉氏（尼采），則假察羅圖斯德羅之言曰，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返而觀夫今之世……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又無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來葉者也”（《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則開首便引用尼采語以領全文：“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淵深，其非遠矣。”，文中自然仍有論述：“尼佉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于蠻荒，野人狉榛其形，而隱曜即伏于內。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1908年作《破惡聲論》，對尼采有大段論說，這里摘其要：“至尼佉氏，則刺取達爾文進化之說，掊擊景教（基督教：作者注），別說超人……惟首唱之士，其思慮學術志行，大都博大淵邃，勇猛堅貞，縱許時人不懼，才士也夫！”1918年寫有《渡河與引路》，是致錢玄同的信，這樣說到尼采：“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 尼采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但以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1919年，寫《隨感錄·四十六》，談偶像：“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所以現在才有比利時的義戰 ，與人道的光明。那達爾文易卜生托爾斯泰尼采諸人，便都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因為他們都有確固不拔的自信，所以決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嘲罵。”1920年譯尼采《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并寫《譯后附記》，1921年寫《譯文序跋集·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有“然而綏惠略夫卻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來”這樣的句子。1924年《論照相之類》，就有了被木心拿出來批駁的那句話，“尼采一臉兇相，勖本華爾一臉苦相”。1925年《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以尼采等人為例，深刻地論述了破壞與建設的關系，是一篇重要的文章：“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并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在1925年，在致許廣平信時，尼采又出現，“高長虹很能做文章，但大約因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響之故罷，常有太晦澀難解處”，說到尼采文體的特色。1926年有兩篇文章談到尼采，一是《有趣的消息》，講楊蔭榆與章士釗之流利用古人與外國人的說法為自已的劣行辯護，“勃朗寧夫婦豈不是講戀愛的模范么，勗本華爾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作者注：尼采在他所著的《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就有“婦女必須服從”、“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時候，不要忘記帶一根鞭子”的謬論）。第二篇是《無花的薔薇》，“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里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里的幾頁’”，看來那時已經有人在稱魯迅為“中國的尼采”了。曾被木心在《魯迅祭》中推薦過的文章《怎么寫》，寫于1927年，“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在這里，魯迅提出了一個文章不朽的樣式：恰如冢中的白骨。1929年《哈謨生的幾句話》，說起挪威的哈謨生廣受歡迎的原因，“大約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氣息，正能得到讀者的共鳴”。這一年，魯迅還留下了《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這樣說到尼采：“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的余波，從我這里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里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于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幾天。”1930年撰有《“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記述尼采們在中國的時髦與冷落，“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尼采的則只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在這里，魯迅顯然是在期待尼采們的著作能夠在中國有著更全面的翻譯與流布。1933年有《由聾而啞》發表在《申報·自由談》，端出青年聾啞的現狀：“用秕谷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 ‘末人’（作者注：平庸畏葸毫無希望的人）。”由此，這個曾經呼吁“救救孩子”的勇者，又在文末吶喊：“甘為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斗，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里面去!”1933年，魯迅還寫有《祝<濤聲>》，以尼采諷刺那時流行的作家：“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只要幾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藝家，當然只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呀。”寫于1934年的《拿來主義》，是封閉的中國打開門扃向世界借鑒的標志性文章，里面也就出現了被木心批評的文字：“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到了1935年，魯迅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中，從多個側面重提尼采——講自已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但魯迅又實事求是地分析這種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并直言自已這些小說曾經受過他們的影響“1834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 1883年頃，尼采 也早借了蘇魯支的嘴，說過 ‘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雖受影響，魯迅并不諱言自已比他們好與強的地方，他以《狂人日記》為例，“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又以長虹的狂飆運動與《狂飆》周刊，細說從“超人”到“虛無”的失敗：“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于使周刊難以存在……在這里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于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

在將近三十年的漫長歲月里，魯迅在他的文集《墳》《熱風》《華蓋集續編》《準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南腔北調集》《二心集》《三閑集》《兩地書》《譯文序跋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等14部著作里，或細或粗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地論說過尼采。看來，木心所說魯迅的“半途而廢”與“尼采的影響完全消失”當是缺乏依據的。至于木心說“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魯迅，都曾反孔，最終還是籠罩在孔子陰影里。中國的集體潛意識就是這樣的，奴性的理想主義。總要找一個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獨立”（《文學回憶錄·第四十九講：十九世紀德國文學、俄國文學》）——在這里，木心大概忽略了“五四”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現實；其實，魯迅正是用他的一生與他的全部著作，在詮釋“完全獨立”的真諦。

文學的魯迅

木心的“文學的魯迅”概論。“藝術水準，可謂橫絕一時”（《魯迅祭》）；“魯迅的文學，無疑是‘五四’以來第一人”（《文學回憶錄·第五十三講十九世紀挪威文學、瑞典文學》），“自‘五四’新文化以來，論‘才華’，唯魯迅、張愛玲二位”，“魯迅有才而窄（世界觀），張愛玲有才而偏（人生觀）”（《木心遺稿二》），“‘五四’新文化時期，那么在文學上應稱為‘魯迅時代’……魯迅的文學成就為一時之冠”（《木心遺稿三》）。這種肯定，又是建立在思考與批評之上的，如直言“三觀”確立中魯迅所存在的缺陷，“宇宙觀決定世界觀，世界觀決定人生觀，人生觀決定藝術觀、政治觀、愛情觀……魯迅他們，是從人生觀半路殺出來的，世界觀不成熟，更沒有宇宙觀。他們往往容易為政治觀說服，拉過去”（《文學回憶錄·第七十一講：存在主義三》）。在《文學回憶錄·第五十講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再談》中，木心談到文學家的上下兩個層次：“一個是思想的心靈的層次，對宇宙、世界、人類、人性的絕望，另一個是現實的感覺的層次，是對社會、人際、遭遇的絕望。”在此，他遺憾地談到魯迅：“高爾基、魯迅、羅曼·羅蘭，有下面的一個層次，而對上面那個層次（即對宇宙、世界、人類狀況、人性本質），未必深思，一旦聽到看到共產主義可以解決社會、生活、人際關系、個人命運，就欣欣然以為有救了。”而面對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對于魯迅與魯迅文學的批評、謾罵、誤讀與神化、“捧殺”，木心寒靜不移，不隨波不逐流，堅定地認為，“魯迅與當時的作家和當今的作家，是對立的。看不到這個對立性，那你也在這個對立面里——要么你是文學，魯迅不是文學，要么魯迅是文學，你不是文學”，“都已分析過魯迅與其當時的好一批文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人生觀上的明顯對立，但都沒有從‘文學’上看出魯迅與其當時和現在的整個文學的理念和方法上的嚴重對立”。這種文學上的對立，木心還有過具體的舉例，“魯迅是有文學天才的，‘寂靜濃到如酒，單這一句，郭茅巴老曹，一個也寫不出”（《木心遺稿三》），這是從文學語言上體味。他深知魯迅是一個獨立的大寫的人，以自已全副的生命與天賦，忠誠地又是不為世俗甚至潮流所裹挾地感知感受感悟。同時，木心又以自已的《童年隨之而去》談到魯迅的“至情至性”：“這種東西，和魯迅的《朝花夕拾》，是至情至性。”至情至性，這是從文學的根本上考慮。在這里，木心是以魯迅的文學為尺度，衡量整個中國的現當代文學。這是木心在落潮時宏觀大海全境的一種認識或曰結論。

木心評《阿Q正傳》。在《文學回憶錄·第三十八講十八世紀中國文學與曹雪芹》一章中，木心將《阿Q正傳》以整個中國文學為背景，放在一百年的文學紀年中去考評。他歷數屈原、李白、杜甫，再到曹雪芹的《紅樓夢》、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長生殿》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黃仲則的詩、紀曉嵐、袁枚的筆記等等。但是從1891到1991年呢？木心問：“有什么文學？”緊接便自問自答：“《子夜》?《家》?《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不能比。比較起來，只有《阿Q正傳》。可惜質薄量少。”質薄未必，量少卻是肯定的。在《魯迅祭》中，木心又說：“魯迅的文章，上來就是成熟的，蒼勁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一發表，真有石破天驚之勢。”木心還看到了阿Q身上的“犬儒”味道及其對于統治者的作用，“這種急智，這種犬儒，阿Q使上海人立于不敗之地。出于托庇、立威、愚民的需要，君權神授的觀念一直是歷代霸主的開山一招”（《木心遺稿二》）。

木心嚴厲批評魯迅的“林黛玉觀”。“魯迅自剖心中有黑的毒，未虛詞也，《野草》中流露了痕跡。他收斂了。寫到梅蘭芳，他顯得是個鄉愿，藝術外行。最可惡的是輕率地用林黛玉作為典型而隨便拉出來示眾。肺病，不勞動，依賴人家，心地狹隘，愛情至上，那么曹雪芹何必要寫《紅樓夢》?《紅樓夢》何以如此之偉大？黛玉、寶玉是此書的主角，其人性的深度，后世發掘不盡，哪里容得了諷刺家的橫加污蔑。魯迅鄙視林黛玉，魯迅敗落，原因就在于魯迅自己心中黑的毒的發作”（《木心遺稿二》)。言之鑿鑿，又言之成理，“黑的毒”，“橫加污蔑”，還有“敗落”，豈止是嚴厲，還有火焰一般填膺的義憤。魯迅當然承認林黛玉是美的，但說她是一種“病態的美”，還在與梁實秋論戰的時候，說過一段被人們不厭其煩地引用復引用的話：“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絕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木心曾贊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評得很中肯”。在這部史略中，《紅樓夢》專列一章，有大段關于寶玉與與黛玉的摘引，顯然有對于寶、黛悲劇命運的關注與痛惜；亦有“黛玉失恃，又善病，時來依外家……寶玉純樸，并愛二人無偏心，寶釵渾然不覺，而黛玉稍恚”的專門評述；更有“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總的體悟與“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的總論。細察起來，在總體上，魯迅雖然不如木心那樣對黛玉有著心底的深愛與疼惜，卻也并沒有格外的“污蔑”，甚而還有著深切的體諒與同情，那“悲涼之霧”，不僅是寶玉“呼吸而領會之”，還有黛玉。至于《紅樓夢》，他們著共同的認知：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品，對“女一號”的否定即是對整部書的否定，深刻如魯迅者豈能不知？

木心推崇《故事新編》。被魯迅稱為“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的成仿吾，曾經試圖用“淺薄”與“庸俗”砍殺了《狂人日記》《孔乙已》《藥》，唯獨將《不周山》列為有缺陷的“杰作”。魯迅輕蔑地看了一眼成仿吾，反倒將《不周山》從《吶喊》集中抽掉、換了個《補天》的題目而收入在《故事新編》中。木心當然也與魯迅一樣輕蔑著成仿吾們，管他什么杰作不杰作，只是傾心著自已的所愛：“魯迅先生《故事新編》是文筆史筆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據故實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諧趣橫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資恭維了——這無疑是魯迅的成熟之作，巔峰之作，近百年來無人可以比擬的文學杰構。”（《魯迅祭》）木心評魯迅的《非攻》，“寫墨子，寫得很好，很幽默，但幽默救不了中國。獨裁，專政，如是戰亂的、短期的，可能是純粹野蠻，像一場急性病，而帝制的長期的統治，一定得偽善，形成一套禮表法里的中國式的做法”（《文學回憶錄·第十五講先秦諸子：孔子、墨子》）木心最有獨到的眼光，他看到“魯迅看世界，什么都以諷刺的角度對待。那么多東西要諷刺，怎么忙得過來呢……他的一生，很像那場楚漢之戰，奇的是既要打敗項羽，又要打敗劉邦，耗時六十年，他儼然勝利了”——愛魯迅又同情他，為他一生的辛苦而惋惜。而劉邦、項羽一起打，不正是彰顯著魯迅的獨立之立場嗎？“儼然勝利了”，“儼然”令勝利打了折扣，可又畢竟勝利了，勝在魯迅的文學，如《理水》與《采薇》，“魯迅所寫雜文的題材，充作朋友閑談的話題，相對大笑，笑完人散，獨自寫他的虛構的莫須有的小說，如《理水》、《采薇》之類的東西，這樣才真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師”（《木心遺稿三》）

魯迅的好多單篇，都讓木心喜愛與欽服，會在他漫長而不凡的生命里，引發回還不已的漣漪。僅一篇《魯迅祭》，便排出一個長長的隊列。對《好的故事》，愛不釋眼，忍不住大段地引用原文，又意猶未盡地評贊：“此一段的繪畫性之強，畫家也該欽服，知先生之不盡也”；由作家的“畫筆”又舉例《一覺》，還是忍不住大段地引用原文，說魯迅“有意無意地作出了‘文字自畫像’，恬漠而莊嚴，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還有魯迅的《怎么寫》，仍然忍不住大段地引用原文，眉里眼里盡是欽服，“‘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是我至愛之句，只有魯迅寫得出”。即使單篇文章，木心在文學之外，還會顧及到中華民族的命運。如他這樣評說魯迅的《非攻》：“魯迅那篇《非攻》，寫墨子，寫得很好，很幽默，但幽默救不了中國。”(《文學回憶錄·第十五講先秦諸子：孔子、墨子》)

關于魯迅文學的雜論。木心明了魯迅文字的源流，“魯迅之為魯迅，他是受益于俄國文學的影響，寫好了短篇小說。他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也一流。但他接受得有限，成就也有限”（《文學回憶錄·第五十三講十九世紀挪威文學、瑞典文學》）關于翻譯，“魯迅主張‘硬譯’，從理念上說，倒是非常的對的。譯俄文為中文，就要完全俄式俄化，這樣才使中國讀者懂得俄國”；關于周氏二兄弟的文字，“魯迅的文字功夫好，稍有小疵。周作人的文字功夫好，太平穩亦疲”；魯迅與徐志摩，“魯迅刺徐志摩，句句中；徐志摩諷魯迅，句句落空。中國古文名篇，篇篇值得讀，中國今文則只讀魯迅就夠，還可以看看張愛玲”；講愛羅先珂落魄的寂寞，“魯迅《鴨的喜劇》中，敘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淪居北平，其實是一種落魄，他嘆道‘寂寞呀，寂寞呀，沙漠似的寂寞呀’，誠是值得同情的”（以上《木心遺稿三》）。關于文學評論，“魯迅沒有擔當這些，熱心于枝枝節節，說得再好，還是枝枝節節。讓魯迅評論，他也擔當不起來。丹麥的勃蘭兌斯把近代歐洲文學統統讀過，統統來寫，寫成《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套書。魯迅在文學上缺乏自己的理論，也缺乏世界性的藝術觀。談繪畫，談到木刻為止。對音樂，魯迅從來不談”（《文學回憶錄·第五十七講：十九世紀日本文學》）。魯迅與契訶夫，“魯迅說契訶夫的小說是‘含淚的微笑’，中學水準。我以為，文學不需要含淚，也不需要微笑。藝術是不哭，也不笑的”（《第五十一講：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續談》）。為人生與為藝術，“魯迅真的是為人生而藝術嗎？他的人生觀還是比較狹隘的。他對人生的回答，還是比較起碼的。徐志摩真的為藝術而藝術嗎？他和藝術根本是一種游離的狀態，沒門兒。他的出國，不過是旅游，他的東西，沒有點，沒有面，沒有線。所謂江南才子，他不過是‘佳人’心目中的‘才子’，魯迅根本瞧不起他。他的所有東西都是浮光掠影。總之，一個文學家，人生看透了，藝術成熟了，還有什么為人生為藝術？都是人生，都是藝術”（《文學回憶錄·第三十九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三》）。最后，關于魯迅的雜文，木心說：“魯迅的大量諷刺文，對象太具體，今日沒有人看了。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題。攻擊上帝的，是尼采。攻擊宇宙的，是老子。他們從來不肯指具體的人、事。原則：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體的。”在另一處，木心還說過 ：“以黑色的心態，用文字幽默，是悲憤痛苦的幽默。魯迅的幽默有類似傾向，但魯迅不能稱為絕望者。他有紅的成分，黑多紅少，魯迅是紫色幽默。”（《文學回憶錄·第八十一講：黑色幽默》）但堪可告慰的，我們還是從魯迅的雜文，看到了具體的歷史風貌、從細微末節處真實地呈現出那時的真實的中國社會與各式百態的活的嘴臉。魯迅的雜文，也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開創式的、寒氣逼人又熱氣騰騰的文體，甚至關涉著國運與民生。

關于文學，我還想將魯迅的《祝福》與木心的《壽衣》稍作比較。一篇在《彷徨》中，一篇在《蕰莎墓園日記》里，兩位女主角，祥林嫂與陳媽，都是寫得極好的小說，有著經典的意味。祥林嫂與陳媽，又都是守寡而再婚的底層傭工，卻走著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壽衣》中的陳媽，是一位忠仆，遇到良主，知疼知熱知尊重，雖經坎坷，終是好人好報，臨死主人還為其備下了好的棺木、衾衣、整套殮葬的物件。死時，“陳媽是笑的，很清楚地說了句：‘我也有這樣的壽衣啊。’”而《祝福》中的祥林嫂，“總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死在除夕的雪夜里，是“被人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木心畢竟沒有跳出良主忠仆的中國古代文學的舊轍，而魯迅，卻將那時中國悲劇的現實和盤托出。《壽衣》，帶著貴族的氣息，而《祝福》，則籠罩著平民的味道；一個是曲折精致的故事，一個是演繹著中國深刻本質的悲劇；一個是玩味文學，一個是讓悲憫彌漫于天地之間。

木心與魯迅

魯迅與張愛玲，是木心最為贊賞的兩位中國現代作家，沒有之三：“中國今文則只讀魯迅就夠，還可以看看張愛玲。”（《木心遺稿三》其實，木心的心底，似乎還有一個潛臺詞，即自已的東西也是可與他們二位一樣，“可以看看”的。這不是傲慢或者自戀，而是一種深知與深信。這種深知，從他預測魯、張對他的態度就可知道：“魯迅是不會善視我的，背后斥我為‘資產階級’。張愛玲是瞧不起我的，她會轉身借用了蘇青的話：‘我又不是寫給你看的。’剩下來的便是我對魯迅的敬重和對張愛玲的賞嘆……哲學是懷疑，神學是信仰。哲學家有信仰是降卒，神學家有懷疑是異端。”（《木心遺稿二》）顯然，木心還深知他與魯、張，都是文學上的“異端”，逸出在千帆競駛的主河道之外，獨駛在帆影罕至的航道上。

1881年的魯迅與1927年的木心，在文學的源流上，交叉很多。童年時代，都有著出家的經歷，“袈裟、芒鞋、法號，皆備齊”。木心認為“研究佛經，是東方智者和知識分子的一個‘底’”。他對佛教與佛典都有透徹的解悟，當然也清楚魯迅所受佛教的熏染，“佛教吸引中國最有學問的人去研究，說明佛經的文學性、哲理性之豐富。近者如章太炎、魯迅，都涉入”（《文學回憶錄·第九講東方的圣經》）。在講《楚辭與屈原》時，木心告訴他的學生們，“三國，漢朝，魏朝，皆受《楚辭》影響，直到清末文學家、魯迅，都受《楚辭》影響”，“而周氏兄弟古文根底好，卻不愿正面接續傳統，老作打油詩。我也受《楚辭》影響。《哥倫比亞的倒影》、《九月初九》,都是賦。洋裝賦《夏夜的婚禮》，用《九歌》方式寫”。還有莊子，“中國文學的源流，都從莊子來。若不出莊子，中國文學面孔大不同。有莊子，就現在這樣子。漢的賦家，魏晉高士，唐代詩人，全從莊子來。嵇康、李白、蘇軾，全是莊子思想，一直流到民國的魯迅，骨子里都是莊子思想……我也曾在莊子的范疇里待了很久，然后才施施然走出”（《文學回憶錄·第十六講 先秦諸子：孟子、莊子、荀子及其他》）。

木心特別看重老子，以為他是真正與宇宙接通的人，并與老子一樣恨著這個世界又愛著這個世界，并最終是絕望了的。其實，魯迅橫眉俯首間，也是恨著這個世界又愛著這個世界，他的《出關》，就交織著這種愛恨打架的痛苦。木心不這樣看，他說“魯迅寫《出關》也是依照通常的傳說，加上摩登的挖苦，旨在諷刺世道。我來寫，就寫老子出關，一不是遁隱，二不是仙去，三不是旅游：他老人家是去自殺的。他在出關之際，內心的矛盾痛苦達于極點”（《文學回憶錄·第十四講先秦諸子：老子》）。

可是，這種對魯迅與木心都發生著巨大影響的精粹，都在現當代“巨大的斷層”前中斷了，轟毀了。木心說魯迅時，是有悲憤在的，這樣一個“越界”又繼承中國古文化的巨人，也在這個觸目驚心的斷層前被扭曲了、改造了，是“大悲哀”。木心如此繁復地念叨魯迅，即是還存著接續中國古文化的希冀，“我結結巴巴還是想要繼承漢文化、古文化”（《文學回憶錄·第十三講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并隱約地覺得與魯迅聯手或可令中國古文化的精華尚存一息、進爾緩過勁來以圖發揚光大。

這種文學的源流，當然更有世界的江河湖海。早在《摩羅詩力說》，拜倫與雪萊就已隆重登場，木心也敘說自已，“我小時候心目中的詩人，就是雪萊、拜倫、普希金。秀麗，鬈發，大翻領襯衫，手拿鵝毛筆——那時看到這副樣子，就覺得是詩人，羨煞”，并記得“魯迅《傷逝》中涓生的屋里，墻上掛著雪菜的肖像”（《文學回憶錄·第三十九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世界的娜拉走了，中國的娜拉呢？也走了，木心曾說秋瑾是中國第一個走出去的娜拉，又說許多中國的娜拉去了延安。但木心從這里說開去，認為“靠文學藝術來解決社會問題，開始就打錯算盤。我從來不想靠筆濟世救人。魯迅，論文學改造國民性，完全失敗。可是魯迅的文學，無疑是‘五四’以來第一人”（《文學回憶錄·第五十三講十九世紀挪威文學、瑞典文學》）。十月革命前后那批知識分子的創作與命運，同樣對魯迅與木心，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木心回憶，“共產主義不愛普希金的，不容克里斯朵夫的，我要走的路，被截斷了。怎么辦呢，想了好久，決定退出文藝界，去搞工藝美術，不太積極，也不太落后，盡量隨大流，保全自己”，他給學生們講到此處，又拉來魯迅作見證，“魯迅先生說過，俄國的革命詩人，撞死在革命的紀念碑上”（《文學回憶錄·第六十五講未來主義，表現主義及其他》）。時間無情，水落石出，更見出魯迅與木心的遠見。

魯迅說“救救孩子”，木心說“救救魯迅”；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木心說“地上本已有路，走的人太多了，也便不成其為路”（《木心遺稿二》）。時過境遷，殊途同歸。木心言“在條條生命的田壟上/禾秸似的人轉瞬被刈光”（《我紛紛的情欲·五島晚郵》），魯迅言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紀念劉和珍君》）。他們都直面過死。木心是回到內心，“這個‘內心’，便是‘寧靜海’”（《素履之往》），昏迷過去四五天終于醒來的夜，魯迅喊醒許廣平，“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這也是生活”……》。木心說到死后的墓與碑，“我的墓志銘——之一：這里埋葬著一個慈悲而毒辣的人。之二：繆斯啊，你也該休息了吧……眼前是曲折的路，心中是筆直的悲傷”（《木心遺稿三》）；魯迅則是“趕快收斂，埋掉，拉倒”（《死》）。還有那野性而自由的雪——魯迅，《野草·雪》，“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是雨的精魂”；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我》，“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

《木心遺稿三》中有一段木心落筆時就以為不會發表的文字，堅決地以為自已的文學背景強過魯迅，更不要說其他人了：“我孤獨，這只是在中國人的眼里的表象，我的背后有歐羅巴文化，中亞細亞文化，乃至瑪雅文化，東南亞文化……而魯迅，沒有這個背景，而各種文化中最有力的支持我的力量來自音樂，魯迅偏偏是無心也無知于音樂的。雖說五四時期的中國文人都昧于音樂、繪畫（郭、茅、巴、老、曹，都不涉音樂）。”即便是繪畫，魯迅也“只到木刻為止”。在這里，木心沒有虛言。他的自立于潮流與體制之外，這些強大的文化背景是他不倒不餒的根本性力量所在。但是說到魯迅——哪怕“無知于音樂”——從各自的文學創造來衡量，魯迅的雄厚與深刻，仍然是木心所不能及的。

“我祖籍紹興，魯迅文字中常夾越俗”（《木心遺稿二》），在木心的內心深處，他是為有魯迅這樣一位鄉黨而欣卞而熨貼，并清楚自已也是與魯迅一樣能夠為紹興增光的一個。《豹變》一書也有這樣的敘述：“流浪多年后，木心悄然歸來，認真告訴別人：他是‘紹興希臘人’。”中國的紹興與歐洲的希臘，是世界上兩個厲害的地方，兩個誕生過別樣人類文明的地方。

這個“四年囚禁地牢，十二年強勞苦役，三十年失去自由的人”，這個曾經創下過“十二年不說話的黃金記錄”的人，這個“漫游世界隨時仰見中國的云天”的人，正是一個真正的或曰偉大的愛國者與能夠在世界文學之林代表中國的人。他知道，曾經影響過他、甚至啟蒙過他的那個周樹人，更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篇木心特別提到的《一覺》的最后，是魯迅在風雨如晦的深夜里吸煙的形象：“煙篆在不動的空氣中上升，如幾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難以指名的形象。”這個“煙篆”，是如此深深地打動了他，后來被木心一再地用到自已的文章中。紐約曼哈頓五十七街與麥德遜大道的交界口處，“我燃起一根紙煙，凝視青篆裊裊上升，心中祭奠著嵇康”（《哥倫比亞倒影·遺狂篇》）；在公園的長椅上，他“煙篆裊裊，悠然遐想”（《愛默生家的惡客·煙蒂》）。這“煙篆”，是情景又是形象、是心情又是境況，超過時空的界限，讓魯迅與木心相偕而行。

“我還是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物質文明程度，是適合于我生活的，人情物理，還大有余地。進則革命起義，退則設館授徒。有志出洋留學，無能小本生意。即是街邊擺個食物攤，也顯得才氣橫溢，顧盼生輝（《木心遺稿三》）——為什么呢？因為魯迅也活在那個“還大有余地”的年代。

魯迅走了。深愛深知魯迅的木心也走了。但是他們的作品源遠流長，沒有已時。還有木心的魯迅論，也會長久地鮮靈靈地叩擊人們的心扉。

2023年月9月5日至22日草成于濟寧方圓墾荒齋

（本文刊登與《作品》雜志2025年第7期）

李木生簡介：山東省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講師團專家，濟寧散文學會、淄博市散文學會名譽會長。發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萬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大家》《鐘山》《花城》《隨筆》《新華文摘》等刊物重點推介，并入選《三十年散文觀止》、《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散文卷》、《新中國散文典藏》、《中國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