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站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夜

作者：劉淇銘

來源：隧道微光（ID：suidaoweiguang）

老規矩，在步入主題之前，先講一個故事，公元前四世紀，亞力山大大帝 摸索出了一套特別好用的陣型，叫做馬其頓方陣。士兵排成一個方陣，手持長矛，邁著有序的步伐，向前方刺去，第一排倒下第二排接著跟上。事實證明這個方陣非常好用。

亞歷山大憑借馬其頓方陣橫掃歐洲， 在13年內征服了約5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未有一次敗績，建立了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帝國。

一直到公元1916年的夏天，在法德邊境的索姆河畔，英國軍隊依然沿襲著歷史悠久的作戰方式，士兵們排著整齊的方陣，只不過武器換成了火槍。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德軍并沒有組成方陣，取而代之的是一字排開的黑色機械，每個機械旁邊僅有幾個德軍士兵。隨著戰爭的開始，德軍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戰爭，英國士兵一排接一排的倒下，僅僅一天，英軍死亡六萬人。

這種黑色機械叫做馬克沁機槍，這就是降維打擊。

英德兩軍此時已經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了，英軍還在沿用過去的經驗，而德軍已經有了新式武器。而諷刺的是，馬克沁機槍的發明者正是一位英國人，在1883年就發明了，英軍也曾應用于非洲戰場，但英國人從來沒有思考馬克沁機槍會給戰爭帶來什么巨大的改變。

只有德國人認真嚴謹的對其加以改造，并進行了一系列的戰場試驗，在秘密準備后，終于在索姆河畔創造了震驚世界的“馬克沁時刻”

從馬其頓方陣到馬克沁時刻，再到今天的無人機作戰，時代在變，科技在變，戰術戰略也會隨著改變，但大多數人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滯后的，他們總是舊時代的框架去理解新技術。

電影剛剛誕生的時候，導演和演員還在用過去話劇的經驗，沒有運鏡沒有剪輯，只有架設一臺攝像機放在舞臺下面，模擬現場觀眾的視角。

200多年前的歐洲，紳士們喜歡坐在馬車上面，在大街上由管家駕駛著馬車，馬蹄聲與路面形成噠噠的聲音，讓這些人很是受用。

但很快，隨著瓦特改良蒸汽機，英國進入了蒸汽時代，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1801年，英國發明家特里維西克，制造了全世界第一輛可載人高壓蒸汽機車——“噴煙魔鬼”。到了1860年，首輛商業化生產的載人蒸汽機車在英國誕生，最高時速可達30公里每小時。

但這種科技不被歐洲紳士們所接受，因為蒸汽機車轟隆隆駛過，像一條火龍，噴吐煙火灰塵，聲音極大，行人和馬匹受到驚擾。

于是，英國開始實施紅旗法，該法規定蒸汽車“在郊外限速4英里/小時以下，市內限速在2英里/小時以下，而且在蒸汽機車前方幾米遠的地方要有一手持紅旗的男人步行引導，以使人們知道將有危險物接近。”

當時的人們還在用馬車的思維去理解汽車， 因為那些坐馬車的人視汽車為洪水猛獸，用各種惡毒的語言妖魔化著這個新生的怪物。

歐洲的報紙上曾經刊登過描繪汽車爆炸場面的漫畫，坐車的人血肉橫飛，令人慘不忍睹，目的是恫嚇人們不要乘坐汽車。甚至某些地方的法律還要求汽車為馬車熄火讓路。

早期的汽車性能極不可靠，故障頻發，時常走走停停。每當車子半路拋錨，駕車的人便成為街頭巷尾的笑柄，那手忙腳亂、狼狽不堪的模樣，更是引來兩旁圍觀者的陣陣噓聲。

那時的汽車，外形也遠沒有今日這般精致美觀。開車的人滿身油污，活像個鍋爐工，與貴族馬車那裝飾華麗的車廂、制服整潔的騎手形成鮮明對照。

汽車與馬車的爭斗持續了數十年，一直到福特生產出T型車，這才讓這場戰爭分了勝負。

福特把流水線搬進入了汽車工廠，讓汽車價格直線下降，讓美國工人幾乎都買得起， 到1930年，美國每千人的汽車保有量從1900年的0.11輛飆升至217.34輛，過半家庭擁有了汽車， 這帶來了汽車市場的極大繁榮。

早期的汽車雖然慢，但已經顯示出潛力。1888年，奔馳夫人貝爾塔駕駛著改進后的汽車，完成了144公里的長途旅行，這在當時是馬車難以想象的里程。

到1906年，蒸汽汽車已經創造出205.4公里/時的速度紀錄。隨著內燃機技術的進步，汽車的速度優勢不斷擴大，而馬匹的生理極限是固定的。這就是科技奇點，當科技發展到一個臨界值的時候，會出現指數型爆發。

哈佛法學院教授曾問學生：“20世紀對法律制度影響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答案出人意料：“汽車。

”馬車時代的法律體系是為馬車上的國家設計的——事故責任清晰、速度限制簡單。而汽車的出現，帶來了產品責任、強制保險、交通規則、質量標準等一系列全新問題。這些問題倒逼著法律體系的重構。

汽車的出現不僅替代了馬車，更重塑了城市和社會的組織方式。城市突破了馬車時代的步行尺度，郊區化成為可能，高速公路、加油站、汽車旅館等配套設施相繼出現。

我講完這些，大家再去看紅旗法，是不是今天的無人駕駛汽車需要在駕駛位坐著的人，就相當于蒸汽車前面舉紅旗的那個人。

昨天除夕夜，我叔叔還跟我說無人駕駛他不敢坐，其實這個思維方式和那些馬車夫是一樣的，他們同樣在質疑機器，認為這些黑乎乎的機器還不如自己的馬兒靠譜，這就是因為 人們只能用熟悉的框架理解陌生的事物。

汽車之所以戰勝馬匹，并不是因為他速度快。 真正的轉折是汽車讓人們可以去更遠的地方、住在離工作地更遠的地方、享受前所未有的移動自由，它解鎖了馬車時代無法想象的生活方式。

十九世紀末的倫敦，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讓英國的城市像吹氣球一樣膨脹。

以倫敦為例，1801年人口還不足100萬，到19世紀末已飆升至約700萬。這些新增人口絕大多數是從農村涌入的失業農民和尋找工作的勞工。他們被工廠的煙囪吸引而來，卻發現城市根本沒有為他們準備好住房。

當時城市的住房建設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在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工業城市，工人們擠在一種叫“背靠背住宅”的狹小空間里，每戶只有不到15平方米，多個家庭擠在一棟樓里，沒有窗戶的那一面完全封閉。

在倫敦，甚至出現了大量人租住陰暗潮濕的地下室的情況，1867年有52.6%的工人家庭居于狹小住房，1907年這一比例升至78.3%。對于那些連地下室都租不起的人，繩子旅館就成了最后的選項。

什么是繩子旅館，是 一些由救世軍等慈善組織設立的收容所，為窮人和無家可歸者提供了一種分級收費的過夜服務。

你如果肯花四便士，便可以給你一個跟棺材一樣的木盒子， 大約1.7米長，人可以躺下，蓋一塊防水油布。盡管陰森得像停尸房，卻是當時最搶手的選項。

如果你有兩便士，房間 里面拉著一根粗麻繩，付兩便士的人可以坐在椅子上，把下巴或手臂搭在繩子上休息，防止身體滑落。天亮時，管理員會割斷繩子，所有人摔在地上醒來。

如果你只有一便士， 只能坐在長椅上過夜，且不被允許睡覺。管理人員整夜巡視，會搖醒任何打瞌睡的人。因為倫敦的冬天十分寒冷，如果沒錢到這種旅館避寒，只能在外面活活凍死。

當時的大英帝國通過兩次工業革命變成世界霸主， 在全球進行殖民， 號稱日不落帝國，意思是，只要太陽能照到的地方，都有大英帝國的土地，凡江河所至，日月所照，皆為“英”土。

但英國的底層人卻是另一幅模樣，街頭出現大量的流浪漢，無家可歸的人只能選擇繩子旅館休息， 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連幾歲的孩子都要去礦井里當童工。所以這也是為什么后來恩格斯要痛斥資本主義的剝削行為。

所以，每一次科技變革，都會有一個尷尬期，一個是人們用舊時代的思維理解新時代的產物，這叫做認知滯后，另一個是社會制度滯后， 這些工業革命確實重塑了世界，但它們也重塑了社會結構。

它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貧民。 誰掌握了定義時代的材料，誰就定義了那個時代，但被定義的不僅是贏家，還有無數被拋下的失敗者。 工業革命初期的城市也還沒有學會如何安頓涌入的人口。這種制度滯后帶來的痛苦，最終是由最底層的血肉之軀承受的。

我們今天這也面臨這兩種現象，一個是人們使用AI的方式還是像用搜索引擎一樣，而不是借用他提升效能，比如現在很多厲害的程序員已經不再自己敲代碼了， 你會看到他們正指揮著三四個AI編程智能體同時作業。

這些智能體不僅打字更快，它們在思考。這讓程序員進化成了數十倍效能的工程師。他在午餐或睡前將任務排入隊列，讓智能體在他離線時繼續工作。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創造者，而是一位管理“無限心智”的管理者。

去年年初DeepSeek剛出來的時候，我發了一條朋友圈，我把他稱為知識平權或者智力平權，前者是人類獲取知識更簡單方便了，后者是人們借助AI幫我們決策，很多軍師幕僚都不存在了。

到了今年，我認為智力平權的表述還不夠，應該叫無限心智。OpenClaw出來之后，我覺得AI不會幫我們決策，而是幫我們執行。人類所需要提升的是決策認知，去監督、去引導、去定義什么是“好”。

我重慶有個朋友，他在當地連鎖餐飲當高管，他今年就想把AI嵌入到門店里，去降本增效。我給他講，不應該把AI當成工具，要把AI當成主體，所有的一切策略都要圍繞AI去搭建，去思考。不要用過去的餐飲思路去做AI，要用AI的思路去做餐飲。

工業革命初期，紡織廠是河流的囚徒。那時的廠主沿著溪流選址，在奔騰的水邊建起廠房，用水車捕獲自然的能量。

齒輪與皮帶輪在水力的驅動下轉動，紡織機開始轟鳴。但水是有脾氣的，枯水期動力衰減，豐水期又無法增產；工廠只能建在偏遠河谷，遠離城市、遠離工人、遠離港口。

當蒸汽機出現時，廠主們做的第一件事，只是用水車換成蒸汽機。 他們把這臺冒著蒸汽的新機器塞進原有的廠房，安裝在原有的位置，連接上原有的傳動軸。

車間里多了轟鳴聲，多了煤煙味，但產出的布匹并沒有多出多少。他們以為自己在擁抱新技術，實際上只是在用一臺新發動機，驅動一套舊系統。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有人意識到：蒸汽機不需要河流。

這意味著工廠可以建在任何地方，建在工人聚居的城鎮、建在原料到港的碼頭、建在鐵路延伸的終點。

廠主們推倒舊廠房，重新設計一切。不再是一棟狹長的沿河建筑，而是多層結構、中央動力、機器按生產流程排列的新式工廠。

蒸汽機不再躲在角落里，而是站在工廠的心臟位置，通過傳動軸將力量輸送到每一個車間。

生產力在那時才開始爆炸。

后來電力出現，進一步瓦解了集中的動力源。電動機可以裝在每一臺機器上，廠房不再需要傳動軸，車間可以無限擴展，工廠變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模樣。

但那個轉折點的意義始終在那里：技術的真正力量，從不來自對舊系統的修補，而來自對舊束縛的掙脫。

在 AI 的浪潮中，我們仍處于“水車階段”，試圖把聊天機器人硬塞進為人類設計的工作流中。

第二點，就是大家一直討論的，也是無數人問過我的問題。AI代替人類，那人類去干什么？這也是我在上文中表達的尷尬期，事實上我們要經歷十分痛苦的五年甚至十年，大部分人類的工作都會被淘汰，就像睡繩子旅館的英國工人一樣。好在是我們在一個福利制度比較好的國家，在科技水平比較高的社會，當然會比英國工人生活的好。

工業時代讓機械走進農田，導致大量農夫失去土地，逃向城市，此時的城市正需要更多勞動力，但很明顯社會還沒有給他們準備好相對應的福利制度，我們也會經歷這種制度滯后，工業革命的早期，都是掌握核心技術力的人來制定新規則。

前幾次革命中，被替代的往往是低技能崗位，高技能崗位反而更稀缺。但這次，最先被滲透的反而是高認知密度的工作，比如程序員、律師、分析師、設計師。

一個剛畢業的初級律師，可能真的不如一個經過法律訓練的AI高效。

這就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中間階層被擠壓，而不是被抬升。

這些人會去哪里，我也沒法給出標準答案，但我分享我的三個思考， 工業革命以來的“工作”概念，其實是工廠時代的產物，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固定的報酬。但在AI時代，“工作”的形式可能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人作為“管理者”而非“執行者”，就像我前文提到程序員，他不再是親手寫代碼的程序員，而是管理三四個AI智能體的指揮家。未來的工作可能更多是定義問題、分解任務、監督輸出、注入創意。

人作為“連接者”而非“生產者”，AI可以寫文案、畫圖、編程，但它不懂人情世故、不懂權力結構、不懂什么是有溫度的溝通。那些需要共情、信任、談判、激勵的工作，短期內仍難以被替代。

人作為“體驗提供者”而非“功能提供者”，當基礎的功能性需求可以被AI滿足，人們可能會更愿意為體驗付費，比如親手做的陶藝、現場演奏的音樂、有故事的旅行。這不是回歸原始，而是在功能過剩的時代重新發現“人”的價值，還記得我上一篇所寫的關于人文主義的一場文藝復興嗎？

工業革命以來，大多數人的收入來自勞動，出賣時間換取報酬。但如果勞動本身變得不再稀缺，或者機器人代替了勞動力，這個等式就會崩塌。

可能的出路包括，如果機器創造了足夠的財富，社會可以通過稅收（比如對AI產出征稅）來建立全民分紅，讓每個人都能分享技術紅利，而不必被迫“就業”。你每天使用互聯網產生的數據，是訓練AI的養料。如果這些數據創造了價值，你是否有權分享一部分？未來的個人收入可能不再是工資，而是來自數據貢獻的分紅。

如果 AI 讓社會總勞動時間減少，我們可以選擇讓每個人工作更少的時間，而不是讓一部分人工作、另一部分人失業。四天工作制已經在一些國家試點，結果證明效率未必下降。

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已經把人的價值和經濟產出牢牢綁定。你做什么工作？你賺多少錢？你為社會貢獻了什么？這些問題定義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自尊。但如果AI可以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人還有什么用？

這需要一場深刻的文化轉型：重新學會欣賞“無用”的價值。照顧老人、陪伴孩子、創作藝術、探索未知、參與社區，這些活動在經濟產出上可能不如AI高效，但它們定義了什么是“人”，其實還是回歸到人文主義精神。

在一個機器能生產一切的時代，真正稀缺的反而是那些無法被量化、無法被優化的東西：愛、意義、連接、存在。

如果社會無法重新定義“價值”，那么被AI替代的人就會陷入存在危機，他們不僅失去收入，還失去尊嚴。而尊嚴的喪失，往往會帶來最危險的社會后果。

1865年的《紅旗法案》最終被廢除，不是因為汽車制造商的游說，而是因為社會意識到，讓人舉著紅旗走在車前，是在用舊時代的規則扼殺新時代的可能。

繩子旅館最終被福利國家取代，也不是因為慈善家的良心，而是因為社會意識到，讓窮人吊在繩子上過夜，是一個文明無法接受的底線。今天，我們也需要類似的制度創新。

不是簡單地保護舊崗位、抵制新技術，而是設計一套新的社會契約，讓技術的收益能夠更公平地分配，讓被替代的人能夠有尊嚴地存在。

首先是教育體系的重構，不再是為一個職業培養人，而是培養適應變化的綜合性能力，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共情力、終身學習的能力。

我小的時候英語特別差，也不愛學習英語，因為我當時就判斷以后一定會有一種機器來解決掉語言溝通的溝壑。如今我出國都是帶著翻譯耳機，方便快捷。這就是用未來的思維去思考當下的問題，因為發展是動態的，不能用當下的思維去判斷未來。

其次是社會保障的重構，從“工作-保險”綁定，轉向“公民-基本保障”綁定。無論你是否工作，都能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尊嚴。

最后是工作形態的重構：從全職就業，轉向更多元的組合，兼職、項目制、自由職業、平臺工作、志愿工作，每一種都獲得相應的社會承認。

但如果制度滯后太久，如果我們任由技術紅利被少數人獨占，如果社會無法為被替代的人找到新的位置，那么繩子旅館的幽靈，就會以新的形式回歸。

歷史不會重復，但會押韻。我們正在書寫下一個韻腳。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