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饒漱石之父病逝，遺言6000元積蓄捐國家

1958年的夏天，一個76歲的老人躺在廬山的病床上，把自己攢了一輩子的6000塊錢，全部交給了國家。

不留給兒女，不留給自己，就這么交出去了。省里的領導聽說后，第一反應是不同意。

然而這件事，后來在江西臨川流傳了幾十年，至今沒有人忘記。

1882年，饒思誠生在江西臨川一個貧苦農家。父母早逝，是伯父饒靜軒把他帶大的。窮人家的孩子，出路就一條——讀書。

他9歲進私塾，讀得很認真。1903年，他21歲，參加了清朝最后一屆科舉，考上了秀才。那是一個門檻，也是一個句號——兩年后，科舉廢了，這條路就再也沒有了。

但饒思誠沒有停。科舉廢除之后，他考進了江西優級師范學堂，后來又以優異成績保送南京兩江優級師范，主攻英語，輔修地理。

一個從臨川鄉下走出來的窮孩子，就這樣一路讀到了省城、讀到了南京。那個年代能走到這一步的，一百個人里沒有幾個。

1912年，他學成回鄉，在臨川縣立高等小學堂做堂長。八年后，調進江西省立第一師范，教英語，教史地，兼任訓育主任。日子過得規整，看起來是個本本分分的教書先生。

但這個時候，歷史開始變得劇烈。1920年代是大革命的年代，外面的世界在翻天覆地，就連他的課堂也不安靜了。

省立一師有一批地下黨員——朱由鏗、陳贊賢、鄒努——這些年輕人喜歡跟饒思誠聊天。不是偶然，是因為他不設防，也不拒絕新東西。

他開始讀馬列的書，讀得越來越多，越讀越覺得，這才是救國的路。一個教史地的老師，從書里看到了中國的走向，從學生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可能。他從樸素的愛國者，慢慢變成了一個自覺的革命者。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出任國民黨江西省第一區黨部常務委員，兼省黨部執行委員、青年部長。名字是國民黨，心里站的是另一邊。

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席卷全國，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者遭到清洗。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國共產黨決定發動南昌起義。

饒思誠雖然頂著國民黨員的頭銜，卻毫不猶豫地站出來，積極組織南昌市的青年學生配合起義。

起義成功當天，他以省黨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譚平山主持的國民黨左派聯席會議，又參加了"八一"起義的慶祝大會。

那是1927年8月1日。

但他沒能隨軍南下。肺病，多年的老毛病，把他攔住了。起義軍撤出南昌，他留了下來。國民黨隨即開始追查，他不得不化裝，悄悄潛回臨川，后來在朋友幫助下，在臨川中學等地繼續教書，用講臺做掩護。

他在黑暗里等了很多年。這一等，就是整整二十二年。

1928年，饒思誠的長子饒漱石離家了。走的時候沒有說去哪里，也沒有說什么時候回來。此后十八年，音訊全無。

饒思誠不是不知道兒子在做什么。那個年代，離家的年輕人，大多數是去做革命的。但他不知道兒子在哪里，活著還是死了，也沒有辦法打聽。他把這件事壓在心底，從不向外人提起。父親對兒子的思念，在那個年代，往往只能是沉默。

遠處的饒漱石，走了一條驚心動魄的路。

1925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9年在滿洲做地下工作，被捕，內定槍決，后改判終身監禁，再被組織營救出獄。此后幾經輾轉，1931年被派往蘇聯，后被共產國際先后派往西歐、東歐、美國工作，精通英語和俄語，是黨內極少數在多個國家做過實際工作的高級干部。

1939年他回國，進入新四軍系統。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軍長葉挺陷入險境，項英擅自脫離部隊，整個新四軍軍部陷入混亂，是饒漱石挺身召集各部領導、堅決支持葉挺出來指揮，在最危急的關頭穩住了局面。

抗戰結束后，他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成為華東地區黨政軍的最高負責人，與陳毅、粟裕等人共同領導了萊蕪、孟良崮、淮海等一系列重大戰役的戰略部署。

這些，饒思誠一概不知道。

和家人商量之后，他決定寫封信，寄到北平軍調部。為了安全，信上署的是弟弟饒興祖的名字，措辭也寫得極為謹慎——大意是：我家有一個兒子多年沒有消息，名字也叫饒漱石，不知是否同名同姓？若是，還望回信，免得家人掛念。如果不是，也請原諒打擾。

這封信寄出去了，然后就是等。等待對一個父親來說，是世界上最漫長的事。

沒多久，回信來了，是饒漱石親筆寫的。他說：我就是你的兒子，我也想念家里，曾經托人打聽過，但沒有消息。

十八年，就這樣結束了。

父親隨后又寫了第二封信，說家里日子艱難。饒漱石回信說，家鄉現在確實困難，但要有耐心，情況很快會改變。最后他交代了一句：自己工作地點不定，今后不要再來信了。

父親把這兩封信收好，什么也沒有多說。這對父子之間，始終隔著一段說不清的距離。一個在明處做官，一個在暗處等候，各自守著各自的沉默。

1949年，南昌解放。省黨政軍領導很快打聽到饒思誠還在。陳正人、邵式平、陳奇涵，還有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陳賡，一起登門探望。

來的人都是大人物。一個個走進這個老人住的地方，看到的是什么？是貧病交加的一個老人，身邊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什么也沒留下。

陳賡看到他的處境，當場掏出了200塊銀元，遞過去，一句話沒多說。饒思誠沒有收。他請陳賡把這錢帶回去，犒勞正在向大西南進軍的前線將士。

這個姿態，讓來訪的人都沉默了一下。

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饒思誠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兼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他已經快七十歲了，身體不好，但還是到處跑，宣傳馬列主義，講毛澤東思想，走訪基層。年紀越大，反而越閑不住。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把身邊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部送去參軍。自己還親自去參加家長座談會，勸別人家的孩子也去當兵。妻子留下來的唯一一件遺物——一只金鐲——他也捐了出去，支援抗美援朝。這只金鐲跟了他多少年，沒有人知道，但他沒有猶豫。

1955年，他當選江西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1957年，再次當選。兩屆，連續干。

這期間，他的生活始終沒有什么改變。沒有多余的積蓄，沒有值錢的家當。省里給他的工資，他攢著，一點一點，不舍得亂花。但他也沒有把錢用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些錢就那么放著，像是一直在等著某個用處。

攢到最后，是6000多塊。

這在1950年代是一筆不小的數字。那個年代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幾十塊錢。6000元，夠一個家庭踏踏實實過很多年。幾個子女，分一分，每個人都能寬裕不少。

然而饒思誠沒有想過留給孩子。

1958年，他的舊病又發作了。肺病。三十年前在南昌起義后就落下的毛病，一直沒好徹底，這一次來勢更猛。組織上安排他上廬山療養。山上的空氣好，但病不是靠空氣能治好的。

他知道自己大概是要走了。在廬山，他把遺囑寫了下來，意思很清楚：自己一生攢下的6000余元積蓄，全部上交國庫，不分給任何子女，一分也不留。

這道遺囑送到省里，省領導第一反應是不同意。國家不缺這6000塊，老人辛苦了一輩子，血汗錢留給兒女天經地義，誰也不會說什么。勸他改一改，留一點給家里。但饒思誠的子女堅持要按父親的意思辦。

老人的心思他們最清楚。這一輩子，他沒有為自己留過什么。銀元不收，金鐲捐了，兒女送去打仗，到頭來連積蓄也不想留。這不是一時沖動，這是一個人過了七十年之后，認定了的事。

最后，由方志純出面，將這筆款項交給了時任撫州地委書記，再由地委書記轉到饒思誠的家鄉臨川，用于建造一所學校。

1958年8月23日，饒思誠在廬山病逝，享年76歲。學校蓋起來了。校舍至今仍存，那片土地上的人們沒有忘記這件事。

這件事有一個細節，很少有人主動提起：饒思誠立下遺囑的1958年，他的兒子饒漱石已經身陷囹圄。1953年，饒漱石卷入"高饒反黨聯盟"，1954年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批判，1955年被開除黨籍、逮捕審查，1965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1975年在獄中病逝，終年72歲。

父親去世那年，兒子已是階下囚。

這父子兩人的命運，像兩條完全不同的軌跡，在歷史里交叉，又各自散開。父親一輩子清廉，走到最后連錢都不肯留，一心交給國家；兒子曾經是華東黨政軍的最高負責人，與陳毅、粟裕共事，參與領導淮海戰役的戰略部署，卻在權力的頂峰驟然跌落，再沒有起來。一個以清廉終老，一個以囹圄落幕，同一個家族，同一片土地，走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歷史總是這樣，不說情面，也不打招呼。

饒思誠的名字，沒有進入教科書，沒有成為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他只是一個在動蕩年代里讀過書、教過書、做過官，最后把自己最后一點積蓄交給國家的老人。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故事，沒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只有一道遺囑，和幾個堅持按父親意思辦事的子女。

但在臨川的那片土地上，那所用6000元建起來的學校，還在。

人走了，留下了一座學校，和一道讓省領導為難的遺囑。這大概就是他能留給這個世界的，全部的東西。也許在他看來，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