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王建安缺席55年授銜，后來長期不受重用？54年不肯批人是主因

1955年秋天，全軍搞了個授銜大典。

中南海懷仁堂那叫一個熱鬧，元帥、大將、上將們排著隊領命令狀，那金燦燦的肩章晃人眼。

可你要是細看上將那撥人，會發現缺了兩塊“拼圖”，少了倆本來板上釘釘的人。

這兩位不是別人，正是李聚奎和王建安。

李聚奎這事兒好解釋，理由硬邦邦的：人家那時候剛好調去當石油工業部的“一把手”了。

按照當時的條條框框，轉業到地方的行政干部不湊這個熱鬧。

這筆賬明白著呢，大伙兒也沒啥閑話（等到1958年他歸隊，上將軍銜立馬就補上了）。

可輪到王建安，這事兒就變得那叫一個錯綜復雜。

要說資格，那是從黃麻起義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把式；要說戰功，長征路上、抗日戰場，再到解放戰爭帶兵團，一直打到抗美援朝，哪次不是頂在前面的硬骨頭？

偏偏就是這么號猛將，名單上愣是沒他的份。

這一壓，足足拖了大半年。

外頭不少人瞎猜，以為是位置不夠分，或者是資歷被人卡了。

完全不是那碼事。

真正讓王建安授銜卡殼的，不是本事不行，而是他這輩子遇到的三個“岔路口”。

這三次抉擇，讓他在組織眼里成了個“好用歸好用，但得好好敲打敲打”的主兒。

頭一個坎兒，是在延安碰上的。

這估計是王建安這輩子最燙手、最容易招罵的決定。

那會兒，紅四方面軍剛到陜北落腳。

因為張國燾捅的簍子，紅四的干部在抗大日子不好過，天天被拎出來批斗。

那可不是走過場，是動真格的，上綱上線不說，甚至還有動粗的。

都是提著腦袋鬧革命的硬漢，誰受得了這個？

紅四的將領們肚子里全是火。

許世友頭一個炸了，私底下串聯了三十多個老弟兄，琢磨著搞個大動靜——帶上家伙出走，回四川找劉子才打游擊去。

這事兒在那會兒要是干成了，往輕了說是逃兵，往重了說那就是分裂隊伍，要掉腦袋的。

起初王建安也是腦子一熱，點頭答應跟著干。

可就在準備動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那個熱乎勁兒退了，腦子清醒了。

他心里琢磨：咱們都是黨的高級干部，受點委屈就拉隊伍跑路，這不正好坐實了“反黨”的帽子嗎？

這一腳邁出去，味兒就全變了，以前流的血算是白搭了。

咋整？

擺在眼跟前的路就兩條：

一條路，講哥們義氣。

跟著大伙兒跑，或者裝啞巴。

結果弄不好就是一船人全翻。

另一條路，講黨性原則。

跟上級透個氣，把這事攔腰截斷。

代價是得罪所有老伙計，背個“告密”的黑鍋。

王建安牙一咬，選了后一條。

當晚，他把許世友拽到旮旯里，想勸勸。

可許世友火氣正旺，哪聽得進去，甚至撂下狠話：你要敢把這事捅出去，小心我收拾你。

王建安一看沒戲，轉頭連夜摸到了抗大保衛處。

反應來得那叫一個快：毛主席親自過問，抗大校長林彪連夜帶人抓捕，一場眼瞅著要讓紅軍散伙的危機，就這么消停了。

后來回頭看，王建安這一手救了許世友，也保住了那三十多號人。

但在當時那個節骨眼上，這簡直就是斷送自己的人緣。

從那天起，他和老領導許世友，還有一大幫紅四的老戰友，這梁子算是結結實實地結下了。

大伙兒瞧他的眼神都帶著刺。

這種“獨行俠”的滋味，王建安嚼了很多年。

要說頭一回是為了“大局”把“人情”給丟了，那第二回，就把他骨子里太硬、太倔的那一面全露出來了。

那是解放戰爭剛開打，在山東地界。

中央把陳毅派來當山東軍區一把手。

陳毅那是元老級人物，資格老，但在指揮千軍萬馬的大仗上，偶爾也會有失手的時候。

當時山東局面挺被動，部隊連著吃了好幾個敗仗。

當副手的王建安屁股坐不住了。

換做旁人，這種時候咋辦？

要么拐彎抹角提建議，要么照顧主官面子，私底下通通氣。

王建安偏不。

他認死理：既然我是副手，看出問題就得說，你不聽那就是你的不對。

在一次總結大會上，王建安當場跟陳毅拍了桌子。

這一巴掌拍下去，事情大條了。

上下級關系瞬間降到冰點，兩人吵架的事兒甚至傳到了延安，傳進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打仗年代，搞軍事民主沒毛病，但拍桌子跟主官頂牛，不管你有多少理，在組織看來，這就是“翹尾巴”、“眼里沒領導”。

這筆舊賬，組織上給他記了個小本本。

一晃到了1954年，王建安迎來了第三道坎，這也是對他授銜影響最大的一次政審。

這就是轟動全國的“高饒事件”。

王建安長期在華東混，是饒漱石手底下的老兵。

說句公道話，饒漱石在工作上挺挺王建安，兩人私交也不賴，互相都能看對眼。

等到饒漱石倒臺挨批的時候，所有眼睛都盯著王建安，看他咋表態。

這在當時簡直是道送分題：只要站出來，把饒漱石狠狠批一頓，劃清界限，王建安就能安穩過關。

可他偏偏交了張白卷。

王建安的想法是：他犯錯是他犯錯，但他以前支持我工作也是真的。

讓我昧著良心把他踩進泥里，我說不出口。

于是乎，不管大小會議，王建安就是不肯公開罵饒漱石，甚至連像樣的檢討都不樂意寫。

在上面看來，這就不是講不講義氣的事兒了，這是政治站位歪了，是跟組織審查對著干，是拒絕反省自己。

這三件事湊一塊——得罪戰友的“孤”，頂撞上級的“狂”，加上政治態度的“愣”，讓王建安在1955年授銜前夕，卡在了一個特別尷尬的位置。

評銜小組有人出主意：王建安戰功雖說夠格上將，但這人毛病太多，要不壓一壓，給個中將算了？

這就是變相的“懲罰”。

節骨眼上，羅榮桓元帥站出來說話了。

羅帥管干部工作，最講公道。

他心里明鏡似的：王建安這是脾氣問題、認識問題，跟原則性的反黨扯不上邊。

要是為了這個把一個兵團級的主力戰將擼成中將，底下人沒法服氣。

羅榮桓給了個法子：先不授。

名字暫時劃掉，給王建安留點時間好好琢磨琢磨。

這一招那是相當高明。

既保住了王建安上將的底子（沒降級），又狠狠敲打了他一下（晚點給）。

看著當年的老部下、老戰友一個個換上將軍服，王建安心里啥滋味？

那是打翻了五味瓶。

但他是個明白人，更是個純粹的軍人。

他終于琢磨過味兒來了，自己那個“硬”，有時候就是一種傷人又傷己的死腦筋。

他提起筆，給軍委寫了份實打實的檢討，承認自己翹尾巴，也反思了在政治風波里的態度。

這份檢討，讓毛主席和黨中央看到了他的轉變。

1956年1月，羅榮桓親自主持，把上將軍銜補發給了王建安。

雖說晚了一年，但這顆金星，到底還是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話雖這么說，性格這東西真能定命。

王建安雖然過了這關，但在后來的日子里，他再沒干過大軍區的一把手，多半時候是當副司令，或者是顧問。

有老部下替他不平：論打仗，王建安是把好手，憑啥老給別人打下手？

王建安自己反倒看開了。

上了年紀，他早就把名利扔腦后頭了。

最能說明他心胸的，還是跟許世友的那檔子事。

雖然當年因為“告密”鬧得不可開交，但在濟南戰役前夕，毛主席點將，特意把許世友和王建安硬捏在一塊兒。

主席當時心里也犯嘀咕，怕這倆“冤家”尿不到一個壺里。

結果王建安二話不說，主動登門找許世友。

倆人一照面，大碗喝酒，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笑勾銷。

上了戰場，配合得那是天衣無縫，硬是把重兵把守的濟南城給啃下來了。

這就是王建安。

他有脾氣，帶刺兒，敢拍桌子，也愛犯倔。

但在大是大非跟前，在國家利益跟前，他心里那桿秤，從來沒偏過。

那遲到的一年軍銜，是對他性子的打磨，也是歷史發給他的一枚特殊的軍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