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胡均鶴酷刑老地下黨龔定中，見其平反怒書：歷史不原諒施暴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一位老地下黨員收到一份平反結論。

紙不厚，分量卻沉。被平反的人，正是當年在審訊室里對他用過刑的人。

那時，龔定中已經恢復名譽，也恢復了黨籍，晚年正伏案寫《獄中五年記》。

筆寫到舊傷處，偏偏又撞上這份新結論，事情一下子就擰緊了。

組織有組織的說法，此人歷史上有罪，后來也有功，處理這類問題，要看大局。

龔定中沒有長篇爭辯，只在回憶錄里落下一句冷話，“歷史原諒不了施暴者。”

這句話不是沖動，也不是表態給誰看。

說這話的人，年輕時三次被開除，做過教師，辦過學校，跑過地下交通線，挨過酷刑，也吃過冤案的苦。

到晚年，他把很多事都放得平了，唯獨這件事，沒有輕輕翻過去。

龔定中出生在崇明。少年讀書時，局勢已經亂了。

他在南通農科大學附中參加學生運動，反對鎮壓，結果被開除。

后來到惠靈中學，又因參加抗議行動被開除。

再到大夏大學，參加請愿，被抓、被關，回來后還是開除。

這一串經歷，擱在安穩年代，不會好看。

可在那個年月，這樣的人，立場往往很清楚。

書讀不安穩，他就去教書。

身份不顯眼，事情卻沒停下。

抗戰爆發后，龔定中回崇明辦立群小學，也繼續做抗日工作。

上海淪陷后，追捕上門，他和妻子項清如離開崇明，轉到浙江任教。

不久，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后來，組織調他做崇明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動員青年去蘇北參加新四軍。

再往后，工作重心轉到上海。

龔定中和項清如、王益銘一起辦起“順利貿易商行”，地址設在寶山路渭陽坊三號。

明面上是報關行，暗地里是地下交通線的掩護點，運的是軍火、藥品、通訊器材，還有人。

這類工作，聽起來像一句話，做起來全是險處。

公開身份要站得住，往來線路不能斷，貨和人都得過關。

龔定中一直在這條線上奔走，直到上海解放前夜。

軍代表后來稱贊過他們，說有他們在，接管工作有條不紊。

這樣的評價來得不算早，但總算落到了實處。

龔定中在地下線上不是沒出過險。

一次護送謝志誠來上海，軍統特務已經搜到住處，算是躲過去了。

再后來，中統還是把他抓了。

前一次被捕，敵人找不到確鑿證據，地下黨積極營救，他得以脫身。

到解放前夜，形勢更緊，搜捕也更狠，他又一次落到敵人手里。

這一回，他在審訊室里見到了胡均鶴。

這張臉，龔定中認得。

胡均鶴早年是共產黨內的重要干部，還被派去蘇聯學習，回國后位置不低。

可這條路走著走著，拐了。

他在酷刑下自首叛變，轉而進入中統，后來又在汪偽特務系統里擔任要職，成了上海、南京一帶特務系統里的核心人物之一。

更難堪的是，他審的不是陌生人，常常就是昔日同志。

龔定中后來向上級反映，說得很明白，當年在獄中，對他主導施刑的人，就是胡均鶴。

審訊中的種種折磨，龔定中記了一輩子。

組織后來給胡均鶴的結論，寫進了他的功，也寫進了他的罪；可龔定中記住的，不是結論里的平衡，而是自己背上的傷、身體里的疼。

這兩樣東西，根本不是一回事。

胡均鶴的問題，偏偏又復雜。

他叛變過，也做過漢奸特務。

抗戰時期，他又和中共建立了情報關系；上海解放前后，他向新政權提供特務名冊和線索，協助破獲潛伏特務，破獲秘密電臺，也參與過策反工作。

站在政策層面，這樣的人怎么定性，一直都難。

站在受害者這一邊，事情卻沒那么繞，施過暴的人，就是施過暴的人。

事情真正刺痛龔定中的，不只是胡均鶴后來被平反，還在于他自己的人生，也被冤案拖住了很多年。

上海解放后，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很多關系接續不上。

龔定中的檔案、證明人，很多都散失了。

可在當時，接不上組織關系，本身就會變成疑點。

他被以嚴重罪名判刑，后來減刑出獄。

周總理得知情況后，批示最高檢落實處理，他一度被任命為新城區日新中學校長。

日子剛有點起色，又碰上政治運動，再次被打成右派，長期受迫害。

這條路走得太長了。一個在地下線上冒過險、吃過刑的人，到了新社會，還得為自己的身份一點一點作證。

他更像是咬著牙，把日子先過下去，把事情慢慢等明白。

轉機出現在平反年代。

之后復查啟動，法院撤銷原判，宣告他無罪；再往后，黨籍也恢復了。

從上海解放算起，他等了三十多年，才把自己的名字真正從舊案里拔出來。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胡均鶴也被重新審看。

潘漢年案平反后，胡均鶴隨之保外就醫，后來法院認定他“潛伏特務”問題系錯定，并按離休干部待遇安置。

龔定中得知消息，向上級寫報告，講自己在獄中遭胡均鶴施刑的親身經歷。

得到的回答，核心就是兩層意思，統戰需要，歷史功績不能抹掉。

從國家治理看，這樣的處理不是全無道理。

胡均鶴后來確實提供過大量線索，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反特工作中起過作用，甚至還牽連著潘漢年案的復查邏輯。

復雜人物，最后常常只能落到“功過分開看”這條路上。

可龔定中面對的，從來不是抽象的“歷史人物”，而是一個具體的人。

這個人曾經坐在審訊室里，站在施暴者的位置上。

政策能處理功過，個人記憶不接受抵銷。

檔案里寫“既往不咎”，不等于傷疤也跟著翻頁。

龔定中沒有沒完沒了地申訴。

他把更硬的東西留在紙上。

那句“歷史原諒不了施暴者”，后來就靜靜躺在《獄中五年記》里。

語氣并不高，分量卻很重。

因為這不是空喊出來的話，是一個挨過刑、坐過牢、又經歷過冤案的人，最后給出的判斷。

晚年的龔定中仍在活動，也進學校講抗戰、講地下斗爭。

舉辦老戰士收藏展時，他送去過自己當年斗爭中留下的舊物。

到了去世那年，書桌上還擺著兩樣東西，一邊是恢復黨籍和恢復名譽的通知，一邊是胡均鶴平反結論的復印件。

兩份紙，隔得不遠。它們放在同一張桌上，意思卻一直對著。

直到老人走了，那本回憶錄還攤著，“施暴者”幾個字被圈得很重，墨跡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