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烈文與曾國藩的頂級討論：三代以后論強弱，不論仁暴

撰文|趙立波

晚清的歷史一片混亂，但是也有一些比較清醒和對時局有著深刻的預判的人，在今天看來，他是智者更是深度的沉思者，只不過那些今天看來還有許多石破驚天的言論在當時卻只能沉默于私人筆記之中。

本文中的趙烈文算得上晚清知識分子中看得最遠的一位，由此讓人覺得歷史有時并不如煙。

趙烈文（1832）年出生，字惠甫，號能靜居士出生于官宦的江南讀書門第。

他的六世祖趙申喬，康熙九年進士，在康熙時期曾出任左都御史，戶部尚書。父親趙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數月即過世，因此趙烈文的童年生活并不快樂。

十六歲以前，趙烈文跟從塾師學習，后由家道中落，于是他在親朋好友的指導下自學。廣泛接觸了各類文化學識，尤其對佛學、易學、易學、軍事、歷史、政治、經濟之學有較深入研究，因此在曾國藩的眾多幕僚中成了翹楚賓客，并拜曾國藩為師。

從咸豐八年（1858）到光緒十五年（1889），跨度長達三十二年，記錄了趙烈文從二十七歲到五十八歲的人生重要歷程和那個紛亂復雜的亂世的重要事件，這就是蔚為大觀的《能靜居日記》

此外趙烈文對當時有關清代之朝政、國故、軼聞、漕運、鹽務、河工、厘捐以及有關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等均有詳細記載。此外，趙烈文詳細記載了與曾國藩私下聊天互動內容，雙方對重大關切問題的交換看法，由此也寫下了亂世幕僚趙烈文對時局的獨特預判。

尤其以咸豐十一年八月下旬，趙烈文第二次進入幕府，并給曾國藩遞交了遞交了一份萬言建議，其中對當時外國情形給予了明確預見，正是這一預見，深刻地影響了曾國藩后來大力倡導洋務運動的舉措。除了對時局的看法，而且針對當時面臨的帶有全局性的幾大問題提出詳細對策，引起了曾國藩的高度重視。

與時人專注研判如何集中鎮壓太平軍不同，比如，當時的情況正是太平軍勢力最強，他卻論斷太平軍不不是最大威脅，：“外國夷人，政治修明，國家治理，民力富強。人人奮勉，好勝心強而以不如別人為恥，這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政務民情，險阻風俗，今天一個圖謀，明天一個說法，考慮事情唯恐不明確，觀察事情唯恐不細微，搜集我們的文化經典，翻譯傳播，兢兢業業，從未有間斷過。”趙烈文總結說：“他們的志向不在小，國家的禍患，再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

接著趙烈文又總結說：“中國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虛文，學習使用繁瑣苛刻禮儀，而外國方面務求專精簡一，講究實用。似乎未來大勢是天意要“開通六合”。

趙烈文的預見很清楚，那就是未來說要實現宇宙空間全部聯通，用現在時髦的話就是“全球一體化”概念，這在當時無異于石破天驚之論。

最后趙烈文說，外國人也并不是超出人類的異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么奇異之術，只要我們反其所為而用之，一定會收到效果。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咸豐帝倉皇北上避暑山莊，舉國震驚的時候，趙烈文對當時要遷都西安也記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聞已與議和，尚未時分融洽，夷酋欲見恭王不得，因火圓明園，宮殿盡毀，又必欲如前約，駐兵京都。車駕尚在熱河，朝議欲遷都西安避之。

然夷法國都俱駐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過欲通知風俗國政，初非惡意，如歐洲俄與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獨行之中國。”趙烈文可以說對西方外交體系頗有見地，與此同時，他分析西方用兵北京不過幾千人，而北京的軍隊“禁旅如云，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遷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駐兵國度，以空城畀之，豈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豈天上邪？最后他感嘆“朝廷聵憒若此，聞之且憤且談。”《能靜居日記》

關注時事，率先對外國情形進行判斷，讓趙烈文一直走在了清代知識分子的前列，所以視覺獨到，眼界達觀。

處理“天津教案”期間，曾國藩蒙受了巨大壓力和委屈，再次被罵為“賣國賊”等等惡名，懸在北京湖廣會館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試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被人砸爛。他本人也多次說此案對外“過柔”，“寸心抱疚”，“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經受這次強烈打擊后，清廷讓他回任兩江總督，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

然而曾國藩處理此事以現在眼光來看并無大錯，就在曾國藩返回南京任上，時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前來送行，二人對此事件交換了看法。趙烈文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師以津事相告，且以辦理不善自謙。先是師為洋人辯無挖眼剖心之事，奏牘再上，中外嘩然，至有聯名致書詆之者。余問斯事有驗否？師言：到津后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憑據，許為奏辦，乃辭皆游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諉，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然不得不爾。”

當時的主要問題就是民意對外國缺乏了解，因此對于“剖心挖眼”的事情完全是造謠后引起了惡劣反應。趙烈文聽了曾國藩的敘述后，講述了自己的看法：“然，雖烈，亦必以為必無。天主教固不軌于理，顧何至食人之肉，形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從之者不翅百余國，能皆甘之邪？中國人不求實在，妄以名義自居，至邊釁一開，則又束手無策。”接著趙烈文說，當初害怕老師迫于輿論壓力，動搖最初意見，所以我特意寫給您信，堅持辨明曲折是非，后來看到老師的第二書，我才放心。最后趙烈文總結說：“天下事但怕就怕胸中沒有定力見識，如果是非分明，外來的流言算得了什么呢？”外國事務在當時全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趙烈文卻見地真知，眼光極為透徹。

正是基于超前意識和獨特眼光，趙烈文成為準確預見清朝崩潰的第一人。

同治六年的盛夏的晚上，趙烈文給病種的曾國藩用藥物治病有了些起色后，二人開始聊天。曾國藩頗為憂慮地說：“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平靜對答：“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據他估計，今后的大禍是清朝會先垮臺，然后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事情。曾國藩驚訝問：“然則當南遷乎？”意思能否如晉朝和北宋那樣偏安茍延。

趙烈文果斷回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曾國藩聽后相當失落，以至于曾國藩絕望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幾天后，曾國藩依舊不愿相信趙烈文的論斷，特意找他再次引申這個話題，希望趙烈文收回這個觀點。曾國藩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后而議征減，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還是堅持自己見解，并闡釋說：“三代以后，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與此同時他列舉了諸葛亮輔佐后主殫心竭慮，鞠躬盡瘁依舊不能避免覆亡，南宋之后，求治頗切，而終究不是金代對手。聽了這話，曾國藩還是不甘心，又提出了說出了新的想法，希望趙烈文能重視當朝的恭親王的“聰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斷”，以此希望他們能夠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局。而趙則堅持己見說，我曾見過恭親王的小照片，認為奕訢“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所謂不在行跡在實事，慈禧威斷終究是形式主義，并不是真的務實。

縱觀趙烈文的幾大知人論世的預見，讓人清晰地看到，他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用極具思辨的哲學眼光，研究而得出來的預見，堪稱那個時代走的最遠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