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教導員猥褻15歲女生，讓我想起那個猥褻學生的“優秀教師”

“我打死都不會想到會發生那樣的事情。”

當福建寧德的張某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聲音里大概帶著一種近乎荒誕的痛苦。他15歲的女兒小君，因為打架糾紛被叫到了派出所。

他想，派出所在人們心中意味著什么？那是抓壞人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女兒在那里，能出什么事？

結果，出事了！

2025年6月16日下午，牙城派出所教導員李某，在辦公室里，借故支走了小君的母親，然后對獨自留下的15歲女孩實施了猥褻。他用“可能被拘留”這樣的話脅迫她。

小君從派出所回家后，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哭，母親起初以為只是被罵了，沒當回事。直到孩子情緒徹底崩潰，才問出了真相。

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因為這件事本身有多離奇——說實話，這類事我們見得還少嗎？

而是因為那種熟悉的權力不對等，那種利用職業身份、利用信任、利用對方處于弱勢地位而下手的卑劣，讓我立刻想起了去年另一起案件。

山西呂梁，中學老師董某某。

“優秀教師”

呂梁三中，一所公辦初中。董某某是這里的班主任，教數學和物理。

判決書里，學校對他的評價很高——“在師德師風上沒有發現有不當行為，在教學成績方面表現非常優秀，在工作態度方面保持著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孩子們也崇拜他，覺得他“教得還行”“很厲害”“很牛”。

就是這樣一個“優秀教師”，在2024年暑假，趁補課無人之際，撫摸了一個女生的隱私部位。2025年3月，他把一個女生叫到器材室，反鎖了門，再次實施猥褻。還有一次，他掐住一個女生的脖子，觸碰她的隱私部位。

三個女生，都是他班上的學生。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手機里的內容。

判決書披露，警方從董某某手機里提取到了大量不雅內容——他和一名未成年女性的聊天記錄里出現了“避孕套”等詞匯；和另外8名女性的聊天記錄里，有“老公”“寶寶”“性生活”等字眼。

一個中學老師，手機里存的竟然是這些東西。

而那些被他猥褻的學生，有的甚至一開始還不愿意對家長說出真相。家長問起來，孩子扭扭捏捏，開導了半天才開口。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為什么這樣的人能得逞？

這兩起案件放在一起看，脈絡清晰得讓人害怕：派出所教導員和中學老師，一個穿著警服，一個拿著教鞭，本質上都是在利用一種“權力差”來實施侵害。

在派出所那個場景里，李某對15歲的小君說“你可能被拘留”，這句話的力量有多大？一個15歲的女孩，被警察告知可能會被關起來，她能怎么想？恐懼、無助、不敢反抗。而李某恰恰利用了這種恐懼。

在學校那個場景里，董某某是班主任，是“優秀教師”，掌握著學生的成績、評語，甚至能不能畢業。學生對老師天然的敬畏，對“好老師”的信任，成了他作惡的保護色。

這就是所謂的權力動態不對等。施害者處于上位，受害者處于下位，這種不對等在職場、在校園、在權力機構里無處不在。

當一個人手中握有對另一個人至關重要的資源——自由、前途、評價，那他就有了施加暴力的資本。

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力結構會讓受害者產生自我懷疑。小君被猥褻后，不敢第一時間告訴母親；呂梁的那些女生，直到聽說老師被抓了，才肯說出自己的遭遇。

她們在想什么？大概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里寫的一樣——她們試圖讓自己相信，這是一種“愛”，而不是傷害。

兩個父親，兩種憤怒！

這兩起案件里，最讓人心碎的細節，來自兩個父親。

福建的張某接到妻子電話時，第一反應是不信。“怎么可能，孩子亂說的，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直到妻子第三次打電話給他，張某才明白過來，女兒說的是真的。

他立刻給教導員李某打電話。電話那頭，李某振振有詞：“我是為了你們在牙城好好生活”“你不要污蔑警察”“我不會拿我自己的前途去開玩笑的”。

一個剛剛猥褻了15歲女孩的男人，對著孩子的父親，能面不改色地說出這種話。

山西呂梁，李某得知女兒被猥褻后說：“作為一個父親，我換個衣服還避開孩子，他還敢摸我家孩子，聽得我很氣憤，我真想過去揍他。”

這句話里有一種樸素得令人心酸的憤怒：他知道怎么保護女兒的邊界，知道避嫌，知道一個父親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

可那個本應教書育人的老師，那個本應保護人民的警察，卻在利用他們的身份去摧毀一個父親小心翼翼守護的東西。

兩年九個月 VS 六年五個月

最終，李某因強制猥褻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9個月。

董某某因猥褻兒童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5個月，并處終身從業禁止。

兩起案件，兩個判決。

董某某的案子，法院認定“在公共場所當眾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應認定為情節惡劣”，并且“多人多次”。而李某的案子，雖然涉及未成年人，雖然利用職務之便，雖然手段惡劣，但最終量刑還是落在了2年9個月。

張某不服，已經向檢察院遞交了抗訴申請書。

他的憤怒我可以理解。事發后，女兒常常崩潰、做噩夢，多次離家出走，甚至用小刀劃自己的手臂。血染紅了手臂的照片，是妻子發給他的。

一個15歲的女孩，在派出所里被一個警察猥褻，這件事會像烙印一樣跟隨著她的一生。

而直到判決下來，李某的家屬和派出所都沒有道過歉。只有李某在開庭時說了句“對不起”。

不要讓沉默成為幫兇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哪天小君的母親沒有離開辦公室？如果呂梁的那些女生在第一次被騷擾時就敢說出來，事情會不會不一樣？

但我知道，這樣的假設毫無意義。因為在這類案件中，受害者恰恰是因為沒有能力說“不”，才成為受害者的。她們面對的是穿著制服的人，是站在講臺上的人，是掌握著她們命運的人。這種權力不對等，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她們無力反抗。

真正需要改變的，不是教受害者如何保護自己，當然，這也很重要。而是從制度上切斷施害者手中的權力武器。

學校招老師，能不能不只看“教學成績”，也看看師德？能不能對教師和學生的接觸邊界做出更明確的規定？能不能給學生一個安全的舉報渠道？

派出所里，能不能有監控？能不能不允許異性單獨問詢未成年人？能不能對執法者的行為有更嚴格的監督？

這些問題，不是沒有答案，而是沒有人愿意去解決。

針對李某一審被判2年9個月，張某在接受采訪時說了一句話：“我打算申請抗訴，并且找律師對李某提起民事訴訟申請賠償。”

他在為女兒討一個公道。

我理解他們的憤怒。一個利用職權，在派出所里侵害未成年人的惡魔，兩年多的刑期，真的能抵得上孩子一生的心理陰影嗎？

而我們能做的，就是不要讓這件事就這么過去：不要讓牙城派出所的案子，成為又一個在熱搜上掛兩天就被遺忘的新聞。也不要讓呂梁的案子，只成為判決書里的幾行字。

因為每一次遺忘，都是在給下一個施害者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