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照顧”到“被需要”！上海發文加碼老年再就業支持

文｜周淇然

周六清晨，上海某區的一場“銀發招聘會”上，62歲的退休工程師老張遞出第三份簡歷。他精神矍鑠，手里攥著一沓證書——高級工程師職稱、三項實用新型專利。招聘專員禮貌地接過，目光卻越過他，投向身后排隊的年輕人。老張并不氣餒，他已經習慣了這種“被忽略”的感覺。

與此同時，幾公里外的一家互聯網公司里，25歲的小李剛剛提交辭呈——這份月薪八千的運營崗，他已經干了八個月，“看不到上升空間，還不如回家考研。”

一個想貢獻卻難覓門路，一個有機會卻不愿將就。

這幅真實場景，恰是當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縮影。上海近日出臺《關于構建老年人社會參與支持體系推動實現老有所為的實施方案》，以28個部門聯合發文的力度系統性支持老年人再就業，在青年失業率仍處高位的背景下，難免引發一個看似矛盾的問題：為何在青年人尚難充分就業時，社會要將資源投向老年人？這種疑問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對人口結構變革與勞動力市場深層邏輯的誤讀。

政策釋放的多重信號：從觀念重塑到制度重構

上海此番舉措絕非孤立的地方探索，而是對人口發展趨勢的主動回應。截至2025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超3.2億，其中蘊含的潛在超齡勞動者規模高達8700萬至1.2億。這一數字本身已足以說明：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已從“錦上添花”變為“勢在必行”。

《實施方案》釋放的最核心信號，是觀念的根本性轉變——將老年人從“被照顧對象”重新定位為可開發的“戰略資源”。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姜全保對此的解讀十分精準：這標志著政策層面承認老年人口不再是社會負擔，而是“銀發力量”。這一觀念轉變的背后，是對人口紅利內涵的重新定義——在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背景下，延長健康老年人的勞動參與時間，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紅利釋放。

第二個信號是制度性保障的破冰。方案明確提出探索將老年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范圍，這直擊了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最大痛點。長期以來，超齡勞動者因法律身份模糊，在工作傷害、工資拖欠等問題上面臨維權困境。上海此次探索，實際上是在為全國層面的制度完善探路。

第三個信號是跨部門協同治理的示范。28個部門聯合發文，意味著老年人就業已超越單純的民政或人社范疇，成為一個涉及就業、保障、教育、衛健等多領域的系統性工程。這種協同機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創新。

代際就業：非此即彼的偽命題

表面上看，在青年失業率偏高的背景下推進老年人就業，似乎構成了代際之間的“崗位爭奪”。但這種“蛋糕固定”的思維，恰恰忽視了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與動態性。

首先，老年人就業與青年就業的崗位池并不重疊。數據顯示，當前超齡勞動者主要活躍在餐飲、環衛、保安、建筑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而青年求職者的目標崗位更多集中在現代服務業、數字經濟、專業技術等領域。兩者在崗位類型、技能要求、薪酬期望上存在顯著差異。鼓勵退休教師、醫生、科技工作者繼續發揮作用，與青年進入職場之間，并不構成直接的此消彼長關系。

其次，老年人就業可能創造新的青年就業機會。銀發經濟本身是一個巨大的增量市場。當更多老年人通過就業獲得收入、保持社會參與，他們將反過來成為養老服務業、老年用品產業、健康管理等領域的需求來源。一個活躍的老年消費群體，能夠催生大量面向青年的就業崗位。從這個意義上說，老年人就業與青年就業之間存在著“互補效應”而非“替代效應”。

再者，青年就業問題的癥結不在老年人。青年失業率偏高的核心原因包括經濟結構調整期的崗位供需錯配、教育與市場脫節、青年就業觀念與現實的落差等。將青年就業困境歸因于老年人“不退”，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的真正解決。

制度適配：超越代際對立的治理智慧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實現代際就業的良性互動與結構優化。

第一，分類施策，精準匹配。老年人就業政策應聚焦于兩類群體：一類是具有專業技能的退休人才（醫生、教師、工程師等），其再就業屬于“知識紅利”的延續；另一類是體力尚可但技能單一的大齡勞動者，其就業需求更多集中在靈活就業和彈性崗位。兩類群體的政策工具應有所區分，避免“一刀切”。

第二，構建代際共融的職場生態。企業可以探索“傳幫帶”機制，讓老年員工與青年員工形成經驗與活力的互補，而非競爭。老年員工的經驗積累、職業素養與人際網絡，恰恰是青年員工成長所需的養分；而青年員工的新技術應用能力，也能反哺老年員工。這種代際協作能夠提升整體勞動生產率。

第三，以系統性思維統籌就業政策。青年就業與老年就業并非政策資源的“零和博弈”，而是同一人口結構下需要兼顧的兩個面向。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就業支持體系，讓每個年齡段的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這需要政策制定者跳出短期權衡，著眼于勞動力市場的長期結構性優化。

老年就業與青年就業，從來不是零和博弈

上海此次老年人就業支持政策的出臺，釋放的信號遠比“幫助老年人找工作”更為深遠。它標志著政策思維從被動應對老齡化轉向主動開發人力資源，從部門分散管理轉向系統協同治理，從觀念上的“年齡歧視”轉向制度上的“年齡包容”。

在人口結構深刻變革的今天，代際之間并非零和博弈的競爭者，而是共同應對結構性挑戰的同行者。真正的問題不是“該支持誰”，而是“如何構建一個各得其所的社會參與體系”。

從勞動力市場運行規律與人口發展大勢來看，上海優化老年就業支持，釋放的是人口老齡化應對的戰略轉型信號，老年就業與青年就業并非零和博弈，二者需協同施策，而非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