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女地下黨被捕后請獄友大快朵頤：我家有幾條街，放心吃

盛國玉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那身淺色旗袍，而是對方打量獄卒時若有若無的冷笑。那笑意，讓第一次進牢房的新兵蛋子都下意識讓開半步。“她像個正在赴宴的女主人”，盛國玉心里嘀咕，卻不敢把話說出口。

楊漢秀的底氣來自何處，看守很清楚——楊森的侄女，川北數縣的租佃、商號幾乎寫滿“楊”字。獄卒拿人雖兇，可面對她，照例得換副面孔。也正因為這層身份，牢里缺水斷糧的日子，囚犯們還能分到一碗熱稀飯。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楊漢秀推向革命的，偏偏是家族最忌憚的那群人。1936年冬，朱德抵達廣安時在楊府的那席話，句句擲地。旁廳偷聽的少女第一次發現，所謂“金錢”“產業”在山河破碎面前竟如此輕薄。那一夜，她提筆寫下三個字：去延安。

兩年后，她跟隨干玉梅北上，翻雪嶺、蹚冰河，一路缺糧又遇堵截。隊伍最瘦弱的，卻從未掉隊。有人悄悄勸她：“這苦你受得了？”她只回一句：“總得有人去受。”短短十一個字，在寒風里比篝火還暖。

1946年，抗戰勝利的鑼鼓聲還未散，內戰硝煙又起。楊漢秀回到重慶，把父親塞進口袋的大筆現銀悉數兌換成布匹、藥品和子彈，然后一票一票送往華中前線。她自嘲說自己像跑單幫的生意人，卻把“成本”全貼了進去。

紙終究包不住火。1948年春，她在一次秘密武裝轉移中暴露，被捕那天，軍統特務連問都懶得問，就把她押進衛戍司令部。盛國玉也是那天被關進來，兩人第一次打照面，革命者和“闊太太”之間的那道無形墻，一眨眼倒塌了。

獄中，有拷問，也有短促的寧靜。每到午點，楊漢秀總會沖獄警揚揚手：“今天多算一份飯錢。”她把白面饅頭遞給盛國玉，悄聲道：“吃，街上鋪面多得數不過來，賠得起。”一句看似玩笑的話，卻在暗示：金錢和生命一樣，都可以用作武器。

夏末，上級命看守所將要犯押往渣滓洞。押解前夜，楊漢秀靠在墻角，輕聲對盛國玉說了六個字：“別怕，跟我走。”短短對話，被巡邏燈光切成碎片，卻讓幾名新晉囚犯心里踏實了不少。

渣滓洞的天，比城里陰得早。行刑隊巡堂時，總能聽見楊漢秀領著眾人唱《國際歌》。看守不止一次打斷，她卻更響亮地往下唱。她說：“聲音傳不出鐵門沒關系，傳得到心里就行。”那晚的號子，震得屋頂石灰簌簌落下。

1949年11月27日凌晨，金剛坡槍聲連成一線。密集的彈雨停止后，山谷里回蕩的只剩風。楊漢秀倒下時，仍保持身體前傾的姿勢。匆忙掩埋的淺坑沒能藏住秘密，二十六年后，一把銹镢頭挖出幾截骨骼，法醫根據身高、牙齒和衣扣迅速確認了身份。

同年冬月二十五日，江北公墓開了一方新穴。盛國玉拄著拐杖站在坑邊，沒有哭，只把一塊寫著“楊漢秀烈士”的青磚輕輕放進棺內。那塊磚，是當年衛戍司令部舊墻拆下的。她說，石灰味最熟悉，烈士應該記得那段日子。

人們常以為，富家千金走進革命，是“浪漫”或“叛逆”。楊漢秀用三十一年的生命證明，真正的叛逆，是把本屬于自己的優渥全部掰碎，換成戰士們口袋里的彈夾、傷員床頭的青霉素，甚至換成一頓囚室里的熱飯。有人質疑這樣值不值，可她早就給過答案——“國家好了，街鋪自然有人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