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垃圾圍城”到“變廢為寶”，怎么做到的？

來源：光明日報

【美麗中國大寫意】

垃圾填埋場，不再是垃圾終點站了。這段時間，國內垃圾焚燒廠“花式搶垃圾”的新聞屢屢刷屏，不少地方甚至把封場的垃圾開挖再利用。人們不禁疑惑：曾經避之不及的垃圾咋成了“香餑餑”？“搶”來的垃圾干嗎用了？

垃圾不“埋”了？

——填埋場猶如一顆顆炸彈，風險隱患高懸

在廣東深圳，有一座沉睡了20多年的垃圾場——玉龍填埋場。

從1983年建設，1997年停用，到2005年正式封場，玉龍填埋場堆放了約250萬立方米的垃圾，相當于填滿1000個標準游泳池！

建場之初，玉龍填埋場尚屬城市邊緣地帶，而隨著深圳城市發展，周邊早已高樓林立。

多年來，這座垃圾場不僅影響著居民們的日常生活，更讓后續的開挖治理面臨不小挑戰。

浙江杭州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杭州主城區人口約130萬，垃圾日產量約1200噸，在當時的條件下，垃圾主要采取簡易填埋的處理方式，隨著城市的發展，既有填埋場無論是從預期填埋規模還是衛生標準，都已無法滿足城市發展的需求。

1991年，我國第一個符合原國家建設部衛生填埋技術標準的山谷型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場——天子嶺垃圾填埋場全面投運。

回憶自己初到天子嶺垃圾填埋場時的場景，與垃圾已打了10多年交道的鄭仁棟仍覺觸目驚心：“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杭州正深陷‘垃圾圍城’的困局，當年市區生活垃圾產生量足以填滿五分之一個西湖！”

“過去，填埋是眾多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面對日益增長的人口與經濟規模，單一的填埋模式不僅消耗寶貴的土地資源，更會帶來諸多環境隱患。”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林震說，“受限于建場時的經濟、技術條件，不少垃圾填埋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隱患，如堆放產生的有害物質與地下水、土壤接觸存在污染風險。調研發現，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場超負荷運行現象普遍，日常管理缺失，垃圾滲濾液處理能力不足……這就像是一顆顆深埋地下的炸彈。”

“生活垃圾填埋場是城鄉生活垃圾末端處置的關鍵基礎設施，也是守住環境安全底線、保障百姓生態福祉的重要環節。”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研究員丁貞玉說，長期以來，生活垃圾填埋治理領域存在制度銜接不順暢、全過程監管有短板等問題，加之部分中心城區存量填埋場占用寶貴土地資源，工業、商住用地供需矛盾加劇。

2002年，廣州興建的亞洲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場投入使用。然而，僅7年后，日均垃圾接收量已經滿負荷。彼時，廣州僅有一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處理能力為1040噸/日，面對日均產生生活垃圾1.17萬噸的現實壓力，“垃圾圍城”的困境引起社會關注。

“廣州的垃圾一天不處理，就能鋪滿近10公里的東風路，厚度達0.5米以上；假如一年不處理，就能堆成近三座越秀山！”廣州市城管部門提交的一份報告，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重視。隨后，一批資源熱力電廠和生化處理廠，陸續開始規劃建設……

為減少“鄰避效應”，廣州創新提出了多種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集中興建、廢棄物協同處理、設施建成后采取園區式管理的“循環經濟產業園”模式。

隨著新一輪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成投用，2021年10月，廣州實現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截至2025年11月，廣州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達30000噸/日，超過了廣州生活垃圾每天約20000噸的產量。

廣東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研究所所長張修玉認為，這不僅徹底破解了“垃圾圍城”問題，還讓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成果得到進一步鞏固。

“圍城之困”走向“能源轉化”

——我國實現垃圾焚燒領域全產業鏈自主可控

隨著生態環境不斷優化，越來越多城市景觀里礙眼的“渣山”不再。但人們不禁好奇：生活垃圾都去哪兒了？

浙江杭州給出的答案是：讓每一噸垃圾都“變廢為寶”。

從點亮萬家燈火的電，到匯入城市管網的天然氣，再到重回生產線的原材料……在杭州，垃圾正從困擾城市發展的“負擔”，轉變為循環經濟的“紅利”。

2018年，杭州臨江環境能源項目開工，鄭仁棟和同事們迅即投身一座現代化環保產業園的建設中。2020年底，當6臺焚燒爐、3臺發電機組全部投運，臨江環境項目年生活垃圾處理能力達200萬噸，全力保障杭州生活垃圾處置工作穩定運轉。

在廣州，“十四五”期間，生活垃圾處理量從2021年的558.39萬噸，提升至2024年的857.17萬噸。在先進的焚燒發電技術加持下，垃圾化身綠色電能，減排效益顯著。

“2025年，十五運會賽事期間，廣州通過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發電1.6億千瓦時，保障了賽事進行和城市運作。”廣州環投福山環保能源有限公司黨總支書記、總經理鐘卓延說。

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的《建設統計年鑒》（2014年至2023年），2020年，焚燒反超衛生填埋，成為國內城區生活垃圾的第一大處理方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隨著土地資源日益緊張和環保標準不斷提高，不少地方垃圾處理的思路開始轉變：從找地方堆放邁向資源化利用，垃圾焚燒發電、資源回收等技術逐步推廣，垃圾處理進入從“圍城之困”走向“能源轉化”的新階段。

而助推這一轉變的強勁動力，就是垃圾焚燒發電關鍵技術的新進展和新突破。例如，針對我國生活垃圾含水率高、垃圾組分復雜的特點，不少地方創新性地采用“垃圾發酵預處理”技術，提高垃圾熱值；關鍵設備，如機械爐排爐打破了國外壟斷，實現國產化……

張修玉告訴記者，作為一種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效果顯著的處理方式，垃圾焚燒發電近年來逐漸受到政策層面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十四五”時期，伴隨“雙碳”目標和“無廢城市”建設理念的提出，垃圾焚燒發電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凸顯。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已建成規模化垃圾焚燒廠超1000座，日處理能力達110萬噸以上。2024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達26236.62萬噸，無害化處理量為26198.58萬噸，焚燒處理占比78.9%。

垃圾圍城的問題被解了，但另一個問題也來了——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有害物質怎么辦？山西臨汾粵豐環保電力公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避免二噁英產生，核心在于溫度控制——焚燒產生的煙氣會在850℃以上的高溫中停留2秒，這樣就能徹底分解二噁英。

除了技術層面的把控，國家對垃圾焚燒還有嚴格的監管要求：所有焚燒廠必須安裝自動監測設備，與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監控設備聯網，實時上傳各項排放數據，確保處理過程全程可控、可追溯。

據了解，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天子嶺填埋場先后進行了四代技術升級改造，如光儲一體化項目改造，將已封場的閑置土地改造成“綠色能源心臟”，一束束光轉化為一股股電流，成功解鎖了“光伏+垃圾填埋場”應用新場景，為垃圾填埋場封場后的資源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從實驗室到產業化，越來越多新技術新突破助力垃圾焚燒“更綠色”。常紀文說，歷經多年發展，我國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構建了從規劃、研發、設計、投資、制造、建設到運營全環節協同發展的完善產業體系。

不僅如此，多家企業還依托共建“一帶一路”，推動中國技術與解決方案走向世界。

來自中華環保聯合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5月底，中國企業參與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含已簽約）達79座，項目遍布亞洲、非洲、歐洲等地區。常紀文表示，未來，中國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有望助推全球垃圾處理行業可持續發展。

給封存的垃圾“動手術”

——技術進步根治“頑疾”

隔著玻璃眺望30米高的垃圾山，幾只巨型抓斗像“抓娃娃”一樣，把10噸重的垃圾一次抓起……走進江西南昌固廢處理循環經濟產業園的焚燒發電項目，中控室內的大屏幕上正實時顯示焚燒爐溫度、煙氣排放指標等多項關鍵運行參數，設備運行狀態一目了然。

曾經臭氣熏天的垃圾山，搖身一變成為城市“充電寶”。

技術的創新迭代和產能的飛速擴張，讓困擾大城市數十年的垃圾圍城問題應聲而解，與之相伴的，是一些城市出現了“垃圾不夠燒”的問題。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長三角地區建成垃圾焚燒發電產能36.8萬噸/日，但實際處理量僅為23.5萬噸/日，產能利用率不足64%。

針對歷史遺留的垃圾填埋場問題，2023年起，廣州市相關部門探索開挖陳腐垃圾入廠焚燒，通過“存量篩分+焚燒”模式修復土地生態。

2024年9月，廣州市黃埔區公布《廣州市興豐應急填埋場存量垃圾開挖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報批前公示》，計劃用4年時間將其中的陳腐垃圾拿出來燒掉。

近日，一場“城市傷疤修復手術”正在深圳羅湖進行。順著機械臂，一斗斗垃圾被挖起，里面混雜著破舊織物、結塊污泥……

挖出的垃圾都去哪兒了？只見6條滑梯般的巨型傳送帶持續高速運轉，隨即，垃圾進入一個“變身工廠”——篩分車間。

玉龍填埋場環境修復工程技術負責人黃康豐介紹，他們每天能夠完成6000噸的篩分量，將雜亂的垃圾進行精細分類，最終分成腐殖土、輕質物以及無機骨料這三種物質。其中，腐殖土將外運做無害化處置，無機骨料將進行資源化利用，輕質物則會被運送到生活垃圾焚燒廠進行焚燒發電。

為什么要重新開挖封存了20年的垃圾填埋場呢？

“其實，我們早就想給它‘動手術’。可大規模開挖會產生異味和粉塵，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現在技術手段進步了，曾經的老大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深圳市羅湖區土地整備中心主任李昀松說。

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十四五”以來，我國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全國危險廢物集中利用處置能力達2.23億噸/年，生活垃圾焚燒處置能力達114.1萬噸/天，比“十三五”末分別增長58.8%和72.4%。

不少垃圾焚燒廠還開展環保設施開放活動，從前“閑人免進”的設施單位變為向市民開放的“城市客廳”，有效破解了“鄰避”困境。

從“垃圾圍城”到“點廢成金”，科技正在讓環境變得更美好，也為循環經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