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藝并不是傳統的代名詞，只是他們各自的理想燭照

寫作究竟是什么？有人理解為情感的宣泄，有人視為生活、經驗的記錄，也有人認為寫作通過語言文字的虛構進行現實的再造。寫作對于作者來說，是一種緩慢、持續的編織，將生活中的感受與幻想經由語言重新排列。寫作的過程是觀察世界的角度、方式，生活、生命的溫度在寫作中點燃，情感與思想隨之顯現出微光。某種意義上，寫作在抵抗遺忘的同時，也不斷認識自我，重新與世界建立聯系。張哲最新小說集《織火焰的手》（2026年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了七篇小說，這些小說并非只是一個個單純的故事，也是有關寫作本身的隱喻。

小說主要聚焦手藝人，在張哲的筆下他們以癡心、執著與迷狂在紛紛的人世守著一份安穩與安心。手藝并不是傳統的代名詞，只是他們各自的理想燭照。張哲談及這些小說創作的初衷，她主要“寫回家，寫的是回家的路，離開越久，我越想念”。“回家”按照一般意義上的說法，便是返鄉。她在北京西郊長大，如今在北京市區生活，或許經由這些故事能讓她一次次重返故鄉。可小說集并不遵循通常的“返鄉文學”寫作慣例，這七篇小說都沒有按照返鄉的視角或故事進行構思和編織。但從精神意蘊、藝術表達和人物刻畫等方面均顯示出一種回家者的姿態。

《織火焰的手》

在小說集《織火焰的手》中，“回家”并不指向身體意義上的家鄉，而是一種持續的精神回返。它通過對傳統技藝精神所內含的時間倫理、理想之光的守望，以及人與人之間倫理秩序的不斷確認，構成與現代流動社會相對抗的內在表達。《織火焰的手》里，父親過世后留下的遺產是兩箱蜂。大哥犧牲了個人的前途，將責任扛在肩頭，在家里承擔著父親的位置。他守著蜂群也守護著這個家，就像蜂王。蜂王不是以權威統攝蜂群，而是以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維系整體的穩定。“我”和母親則是圍繞大哥而生存，有大哥在的地方，就是家的所在。《勸人方》中的宋韌嗜好唱曲兒，小說通過他前后兩次來到破碎村的經歷呈現截然不同的精神軌跡。因曲藝內部的規矩、師承與秩序，他無法如愿拜師學藝，離團后在直播的流量中求存。當宋韌再次回到被遺忘的鄉土現場破碎村，他不斷重新確認何為曲藝、為何而唱，并在一次次唱詞的重復中對曲藝精神的回歸與指認。“回家”并非回到曲藝內部，而是回到曲藝最初指向的人與人的情境。就算是《失魂魚》中身負命案、四處逃亡的趙海鷗，也未曾放棄對廚藝的執念。他將心中對廚藝的癡迷化為最后的年夜飯，他在刀工、火候與油溫的廚房中，為自己短暫而注定走失的人生，爭取一次團圓的時刻。廚藝成為了他失序人生中最后能依憑的精神“稻草”。年夜飯讓他在無家可歸的時候，短暫地回到廚師的位置。《無何有之鄉》陳無疾認為種葡萄的理想之地應該有坡地、陽光和湖水，又何嘗不是安放心中樂園。對他而言，種葡萄并不是為了逃離現實，而是為自己可以確立一個可以返回的位置。由此，小說集里各種手藝人追求的從來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是一種“回家”的可能。無論命運引導他們前往何處，只要守住理想，無論最終結局如何，人便不至于在時間的維度中走失。張哲正是通過小說不斷地回返書寫，重新為紛亂人世厘清方向，使那些微弱卻頑固的生命之光不至于被時間抹去。

張哲的小說還書寫了克制中的情感與責任倫理。在《青云之半》中老馬似乎預料到了自己的死亡。他沒有留下煽情的囑托，而是以平靜的方式讓和尚覺心跟隨自己學習火繪葫蘆畫。表面上是傳授技藝，實則是為兒子小川留下伙伴。技藝成為連接生死的橋梁，責任成為情感的替代語言。老馬的克制正是對家最深沉的守護。《山頂上的雪》父親與肖姓男人的離奇死亡，小說將真相懸置，母親與肖家女人的對話沒有追問真相，而是確認彼此的痛苦。《失魂魚》中老鄭了解到趙海鷗背負的案件，還是選擇了過年后再報警，這是對團圓飯的守護，對嫻熟廚藝的認可。這三篇小說對真相的懸置，表面看是張哲對小說技巧的運用，實際上，她此種克制寫作的背后恰恰包含著：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必須浮出水面，但是所有的痛苦都值得被看見，被同情和包容。情感先于判斷和理性，這種不由利益得失標準進行的價值評判，正是至誠、至真的所在。亦是張哲對“家”的想象與希冀。“回家”在這里成為張哲的樸素倫理。

對張哲來說，寫作就是回家，不僅體現在精神內涵上，更蘊含著寫作如何慢慢下來的藝術表達。就其創作方法來說，張哲的小說并不是直接沖著自己的寫作目的地而去，她慢慢推進，不斷地在情節、細節、人物對話和意象中折返、停頓、等待。《山頂上的雪》那種克制、引而不發讓人想起馬爾克斯的《禮拜二午睡時刻》。后者以相當克制的方式寫母親承擔著巨大的喪子之痛。前者則是將喪夫的痛苦擱置在平常的生活中，那個闖入“我”家的女人，和我們一家人相處和諧、愉快。母親和她“在用一種極為含蓄的方式揣摩著對方的心”。兩人都害怕提及那段讓人傷心的往事，直到她帶著兒子昆寶才打破了那種克制和被吞咽下去的悲傷。

張哲的小說不是僅僅依靠故事來講述，更依靠細節、意象配合小說形成含蓄蘊藉的美感。她的小說似乎正如她小說集的題目“織火焰的手”，她通過小說的各種要素編織著生活，構成一種較為穩定的敘述內核。這部小說集主要有四大核心意象，比如火、雪、蜂和魚。“火”既有平常的、實體的火，也有隱喻和比喻意義的火。小說寫道：“大哥擒起新王放到下巴上，不知何故，登時那團蜂一擁而起，昏澄澄一片，騰向空中，火光一亮，似閃爍的熱流在空中炸開，隨著新王直飛到大哥的下巴和胸前，像是一團滾滾翻動的火焰。”這里的“火”比作“蜜蜂”，它灼熱、刺痛，有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大哥正是用自己的雙手養蜂，支撐起家中的生活。小說的“火”與“蜂”構成了完美融合的同構關系。與“火”單一維度的危險不同，這里的“火”也構成了謀生的途徑，最終映照出大哥辛酸、艱苦卻給人溫暖的身姿。小說集除了“火”的意象，還別具匠心地營造了“雪”的意境。《山頂上的雪》中寫道：“山頂上還有一層積雪，亮亮地閃著，如同凝固了的蠟油，被時間鎖在了冬天。”父親走了，“我”家沉浸在悲傷中，這“雪”仿佛凍結的時間，散不開的悲傷。到了小說快結尾時，“雪”的意象再次出現，“地上的雪很厚，又濕又亮，踩上去，腳底下的白就成了陰影，仿佛有一部分脆弱而純真的東西從這世界上隨之消失了”。“雪”和喪夫、喪父的悲痛一起被“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藏在心里不輕易觸摸的地方。“我”因為父親的逝去，不得不承擔起家里的責任，這意味著“我”要褪去孩子的天真、脆弱，成長為家里的主心骨。張哲小說中的意象也好、景物也好，從來不是為了顯示個人才華而增添的文字，它們與情節、人物等一起構成了小說有機的部分。意象最終也都指向一個母題，人如何在充滿風雪的人世，酌一杯熱酒，借由寫作像織布一樣制造火焰，把火焰編進生活，構成家的模樣。

張哲的筆下幾乎沒有英雄，無論是養蜂人、曲藝工作者、獸醫、護林員、火繪者還是葡萄種植人，他們都是普通的手藝人、勞動者。他們可謂是喧囂浮華中被留下來的一群人。大哥不愿意離開蜂群，整日守著那些蜜蜂。破碎村的老趙不賣杏也不賣地。還有老林、老伍整日守著山林。在外面的人看來，他們是保守的、不知變通、墨守成規的頑固人。但是他們自己心里知道，這份堅守背后是不被利益迷惑，不被浮華遮眼的清醒。閻連科曾說：“在人世之間，我們離社會很近，但離家太遠，離土地太遠。”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里，人不斷遷移，不斷轉換身份，更新位置。中國文學史上多的是“鄉下人進城”的敘事，女性作家總是在書寫各種“逃離”的故事。“離開”似乎才是常態，而“回家”卻日益模糊。張哲筆下人物宋韌、陳無疾、大哥等他們的“留”正是對家的牽掛、土地的忠誠，也是對本心的堅守。他們守住的是最寶貴的真心，是一種平凡生活的亮色。

張哲寫“回家”是為了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傳統秩序松動、身份迷失、家庭結構面臨變化，人工智能寫作如火如荼之下，人如何仍然擁有一個可以安放自我心靈的位置？張哲選擇各類手藝人，并非偶然。手藝、技藝的背后是不斷的重復、日復一日的積累與傳承，有規矩有秩序。這些在講究效率和快速的現代社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卻不至于在流動的社會中變形、失散。文學創作作為一種古老的技藝，也面臨著抉擇，圖文視頻對語言文字本身的沖擊，使得文學越來越容易被市場邏輯、熱點、情緒消費等裹挾，張哲選擇寫手藝人，以懸置的方式書寫克制，本身就是一種姿態。張哲通過這些人物的刻畫，把寫作變成一條回家的小路，這條路并不寬敞，但是能夠帶她尋找到那些被忽略的生命與感動。“寫作就是回家”，不是僅僅把“家”當作避風港和溫暖的守候，也不是將鄉土和傳統浪漫化。在張哲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小說回到人與人最基本的關系中，寫作才不至于變成空洞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