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狀元就能做大官？別被電視劇騙了，大部分狀元起步只是七八品

民間常說的“人生四大喜事”，就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金榜題名的頭名就是狀元。對古代許多有志青年來說，中狀元算得上最夢寐以求的事了。

那在古代，一旦中了狀元，朝廷一般會授個什么官呢？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得先把歷朝歷代的科舉制度了解清楚。

科舉，最早在南北朝時冒了頭，到了唐代才算正式立起來，再到宋代才慢慢成熟、定型。

隋朝雖然辦過三次科考，但多半是臨時起意，而且報名還有門檻，得先有高官推薦，讀書人才能去考。

另外，隋朝時期還沒有“狀元”這個叫法，“只要考中了，統稱進士”。

所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名有姓的狀元，是在唐朝才出現的。

隋朝倒了之后，唐代對科舉做了改動，讓它一步步完善起來。

改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推行“投牒自應”——讀書人可以自己報名，不用非得靠官員推薦；

第二個，考試慢慢走上了正軌，基本能固定下來，一般一年一次。科目分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字、明算，合起來叫六科；

第三個，搞了糊名制度，考生的卷子上把名字遮住，為的是讓考試更公正些。

不過唐代科舉還是有漏洞。

比如糊名制雖然能擋住考生信息，但考官要是認得筆跡，照樣能鉆空子，徇私舞弊。

這個毛病一直到了宋代，又加了個謄錄制，派專人把卷子重新抄一遍，才算把漏洞堵得差不多了。

考試流程上，唐代考生大致分兩類：生徒和鄉貢。

鄉貢，多半是自個兒苦讀出來的讀書人。

他們得先過地方州縣辦的“發解試”。

過了的，州里給發一張“解狀”，身份就變成了“鄉貢”，也就是常說的舉人。

這里面考第一的，叫“解元”。

生徒呢，是官辦學堂里培養出來的學生。

他們可以直接參加禮部主持的“省試”。

當然，要是沒從官學畢業，還是得先過“發解試”這道坎。

省試過了的考生，叫及第，也可以叫登科、登第、擢第什么的。

其中進士科的頭一名，就叫“狀元”。

走完這套流程，科舉及第的人還得參加吏部的“關試”，也叫“銓試”。

過了這一關，才算真正有了當官的資格。

接下來就等著朝廷給安排差事。

至于能做什么官，往往得看運氣和本事。

在唐代，狀元沒有固定的官職，也沒有什么專門的培養路子，頭一回授官多半只是七八品的小官。

比如大詩人王維中了狀元之后，也就當了個太樂丞，從八品下，管的是宮廷里的禮樂教習。

連狀元都是這個起點，名次靠后的就更不用說了，常常得候補等缺。

要是想早點給朝廷出力，還可以參加吏部的兩類考試：“宏詞”和“拔萃”。

考過了能快點授官，但也談不上多高的位子。

比如白居易進士及第后在家閑了兩年，直到考中“書判拔萃科”，才被授了個秘書省校書郎。

據統計，唐朝289年（包括武周時期）一共開科取士268次，有姓名可考的狀元148人，最后做到宰相或副宰相的，也就11個。

而且這11個人大多出現在唐朝快完的時候，初唐和盛唐那陣子，幾乎沒人能爬到中樞去。

從這里能看出來，唐代雖說科舉不分貴賤，確實讓不少寒門子弟進了官場，但中前期的大權還是捏在士族門閥手里，讀書人的整體地位并不算高。

北宋立國之后，一開始基本照著唐朝的規矩來。

但開寶六年（973年），出了個“李仿科舉案”，宋太祖干脆親自在講武殿搞了場殿試，重新發榜錄取。

打這以后，科舉又多了殿試這一關。

省試的頭名改叫“省元”，殿試的頭名才叫“狀元”。

殿試錄取再按成績分成三等：一等叫進士及第，二等叫進士出身，三等叫賜同進士出身。

需要留意的是，宋朝早期殿試是刷人的。

而且宋代的舉人資格不是終身制。

也就是說，殿試要是沒過，就直接打回原形，從頭再來。

這種“末尾淘汰”實在太狠了。

宋人的筆記里記過這么一段：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有赴水死者。

好多離京城遠的讀書人，光是進京趕考就把家底掏空了，一旦落榜，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只好投河。

也有人不甘心去死，不但不想死，還想接著求官，于是走了另一條路：投敵。

比如宋仁宗時候的張元，因為殿試被刷下來，一怒之下叛宋投了西夏，給李元昊出了不少主意，害得西北宋軍折了幾十萬。

宋哲宗那時候吸取了教訓，殿試不再刷人，只負責排個名次。

因為宋代考試難度大，又取消了銓試，殿試一結束，新科進士就能直接授官。

名次靠后的大多派到地方上去。

狀元呢，通常留在京城，從將作監丞（從六品）或大理評事（從七品）做起。

不過，狀元要是想有大出息，往往還是得外放歷練一番。

只有攢夠了地方上的執政經驗，才更有可能調回京城，一步步進到權力核心。

比如宋初的名臣呂蒙正，中狀元后頭一個差事是將作監丞，后來外放做了昇州通判，再回京當戶部尚書、平章事，最后拜了相。

據統計，兩宋118位狀元里，官至宰相或副宰相的有25人。

這個比例比唐代高出一大截，看得出宋朝對讀書人這一撥更倚重。

另外，宋代真正最難考的其實不是科舉，而是“制舉”。

唐宋那會兒，皇帝為了網羅非常之才，會臨時下詔設制科。

兩宋319年里，總共辦了22場制科，通過御試的只有40個人。

而這40個人里頭，卻出了10個宰執，像夏竦、富弼、蘇轍這些人都在里面。

元朝在科舉上，把金、宋兩朝的舊制揉在了一起，發解試改叫鄉試，頭名還叫解元；省試改叫會試，頭名叫會元。

但選人這塊，元朝延續了金朝的做法，對不同人群區別對待。

比如鄉試的時候，蒙古人、色目人只考“經義”“對策”兩場，漢人、南人就得加考一場。

會試也一樣，漢人、南人照樣得加試。

總的來看，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試要簡單些，可錄取名額卻一樣多：蒙古、色目、漢、南各取二十五名。

殿試完了放榜，分左、右兩榜：蒙古人、色目人列右榜，漢人、南人列左榜。

光從流程就能看出來，元朝統治者一直護著蒙古、色目人的特權地位。

所以雖說兩榜的頭名都叫狀元，但真正受重用的，往往是右榜的狀元。

左榜的漢人、南人狀元大多不受待見，仕途的路子窄得很。

比如元朝唯一“連中三元”的王宗哲，要擱在宋代，十有八九能進宰執，可在元朝，只做到僉事，史書上也沒留下什么名聲。

元朝這種上層靠貴族、下層用胥吏，還把科舉士人往外推的做法，跟國情不合，很難長久。

所以明朝一立國，明太祖就大大抬高了讀書人的地位，還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

可沒過多久，朱元璋又改了主意。

他發現科舉選出來的人不少名不副實，于是下令停了科舉，一停就是十年。

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恢復，兩年后又頒布了《科舉成式》，把明清五百多年的科舉框架給定下來了。

明清的科舉分五級：童試、院試、鄉試、會試、殿試。

童試又分縣試、府試兩段。

縣試由各縣知縣主持，通常每年二月開考，連考五場。

縣試過了，學子在四月參加府試，由府官主持，連考三場。

過了縣、府兩試的叫“童生”，意思是有基本的文化底子和寫作能力。

但不少人考到頭發都白了，還只是個童生，《儒林外史》里的范進就是這樣。

院試多半在府州學院里考，分“歲試”“科試”兩級，由各省學道主持。

歲試相當于童生的“入學”考試，過了的叫生員，也就是秀才。

在明代，中了秀才就算跳出平民階層了，能享一些特權，比如免丁糧，還有些司法上的禮遇，上堂不用下跪什么的。

科試呢，是對秀才的繼續考核，每兩年一次，只有成績好的才有資格去考更高一級的鄉試。

成績差的要受罰，嚴重的連秀才資格都可能被革掉。

鄉試每三年一次，連考三場，時間多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

錄取名額不固定，朝廷按各省人口調，少的幾十，多的上百，全國加起來大約一千到一千三百人。

鄉試可以說是明清科舉里最關鍵、也最難的一關，因為錄取率低得嚇人。

比如天啟七年（1627年）江西鄉試，五千三百多人來考，中舉的只有一百個，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二。

落榜的回去再戰；中舉的前程就大不一樣了。

明清兩代的舉人是終身身份，比秀才多不少特權。

而且舉人算“正途出身”，有資格做官。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范進中秀才還被人瞧不起，一旦中了舉，就門庭若市，連張鄉紳都主動來攀親，送銀子送房子。

會試通常在鄉試次年二月初九開考，由禮部主持。

會試也是三場，每科錄取大約三百人。

統計下來，明代九十科鄉試共取舉人十萬多，通過會試的約兩萬四千五百人左右，舉人“上岸”的比率大概兩成。

另外，落第的舉人也可能進副榜。

副榜入選的可以授比較低級的官職。

明代不少府、州、縣學的教官，多半由會試副榜的舉人擔任。

為了讓他們安心教書，朝廷還設了獎勵：

干滿三年以上、學問品行好的，可以升國子監監丞、助教這些；

要是有從政的本事，可以升推官、知縣；

教滿九年，府學教授可以升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等。

其中四十以上、五十以下的舉人出身，還可以再考一次，考中了授知縣。

拿今天的話類比，副榜舉人充教，大概相當于有編制的老師，教滿一定年限、考核過了，有機會轉去地方做行政實職。

所以明清時期由舉人當縣官的比例不低，不少小縣的縣令多是舉人出身。

但因為舉人不是皇帝親點的“天子門生”，升遷有門檻，很難爬到高位。

所以很多舉人還是會接著考會試。

會試過了之后，殿試只排名次，不刷人，可還是關鍵，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以后的升遷路子。

殿試只考一場，題目是時務策一道，由內閣先擬好幾道，臨考前皇帝圈定。

前三名由皇帝親點，賜進士及第：頭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

二甲若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的頭一名都叫傳臚。

殿試之后，狀元通常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干的活兒多是記錄皇帝言行、進講經史、起草典禮文稿這些。

其余進士還得參加“館選”或“朝考”，結合殿試名次分別授官。

最優秀的五十多人進翰林院，能靠攏中樞；沒進去的，二甲多半留在京城做閑職，三甲多半外放地方。

翰林院修撰雖然品級不高，只有從六品，但屬于清要的職位，相當于皇帝的秘書，前途很大。

可皇帝的秘書多了去了，狀元最終能走到多高，還得看自個兒的本事。

表現好的，比如商輅、李春芳、申時行，二十來年就能入閣，甚至做到內閣首輔。

表現一般但身體好、活得長的，也可能熬到尚書再退休。

比如王守仁的父親王華，成化十七年（1481年）中了狀元，當官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摸到入閣的門檻，卻因為不肯依附宦官劉瑾，被明升暗降，調去南京做吏部尚書。

至于表現不行的，往往就默默無聞了。

比如成化二年（1466年）的狀元羅倫，缺了點政治城府，老得罪權貴，做了四年官就稱病回家了。

更倒霉的像張居正的兒子張懋修，憑真本事中了狀元，卻被朝里朝外當成“關系戶”。

張居正一死，張懋修氣得投井沒死成，絕食幾天也沒死，最后還是被削籍為民。

統計下來，明朝276年總共出了90位狀元，官做到大學士的只有17人。

清朝基本照著明朝的規矩來，新科狀元出來后，也授翰林院修撰，朝廷當棟梁來培養。

但清朝吸取了明朝翰林系統太封閉、內閣成員缺實務經驗的教訓，所以清代狀元多半有基層歷練的經歷，朝廷再從中挑人當督撫、大學士這些要職，這一點跟宋朝有點像。

不過也得看到，清朝中后期捐官的風氣很重，有錢的豪紳能拿錢買官，加上八旗子弟有特權，讀書人往上爬的空間比明朝窄了不少。

據統計，清朝114位狀元里，最后做到大學士的只有11個；就算把協辦大學士算上，也就14個。

回過頭來看，從唐代頭一個狀元孫伏伽，到清末最后一個狀元劉春霖，中國大一統的朝代里總共出過508位文狀元。

放在一千多年里，平均兩年才出一個。

狀元本來就金貴，真正功成名就的更是鳳毛麟角。

那為什么狀元的“成材率”顯得這么低呢？

這跟歷代統治者對科舉到底有什么用，心里頭門兒清有很大關系。

朱元璋就說過：“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

文章寫得好，就能當好官？在他看來未必。

所以洪武年間才一度停了科舉。

但沒有科舉也不行。

在朱元璋眼里，科舉雖然篩不出多少真正干實事的人才，卻能把民間的聰明人都收進朝廷。

此外，科舉還是一套分配權力的制度工具。

這也正是朱元璋晚年死磕“南北榜案”的原因之一。

要是光看學問，南方士子普遍更強；但要是只從南方取士，北方人心里能服嗎？

所以說，科舉的核心價值在于籠絡人才和分配權力，而分配權力的人，是皇帝。

皇帝說你是人才，你就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皇帝說你不行，你也可能“朝為宰相，暮為死囚”。

從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古代帝王常常對貪腐睜一眼閉一眼，卻對科舉舞弊往死里打。

因為官員要是敢跟皇帝搶“權力分配權”，那就是在找死。

至于那些屢試不第的，科舉對他們來說更像一張畫出來的大餅。

雖然看得見夠不著，但為了“鯉魚躍龍門”，無數落第的人還是會覺得，失敗只是自己還不夠用功，于是接著苦讀，無形中反倒幫皇權穩住了根基。

對此，唐太宗李世民說過一句很直白的話：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讓真正有本事的人把時間耗在考試里，還有誰能跟我作對？誰還能動我的江山？

事實上也確實是這么回事。

等到科舉制度在宋代慢慢定型之后，農民起義軍的整體素質就越來越低了；反倒是元朝那個不拿科舉當回事的朝代，才冒出了一大批有本事的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