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子父親申軍良，用十年翻過“梅姨”這座大山

在找“梅姨”這件事上，申軍良的執拗程度，和要找到被拐兒子申聰一樣。

他找孩子用了15年，找“梅姨”用了10年，如果“梅姨”沒有落網，他還將繼續找下去。

在2017年11月的庭審中，申軍良從搶走申聰的人販子張維平口中第一次聽到“梅姨”的名字。之后，他拿著廣州警方繪制的畫像，到河源市紫金縣尋找“梅姨”。在這之前，申軍良已經找了張維平口中的這個“本地阿婆”一年多。

沒有找到孩子時，他的執拗是可以理解的，“梅姨”是販賣孩子鏈條中的關鍵一環，找到“梅姨”，才能找到孩子。但在2020年3月申聰回家之后，他依舊沒有放棄尋找“梅姨”。

“梅姨”是誰，她長什么樣子，她還有多少個像張維平一樣的上線，她究竟拐賣了多少個孩子，申軍良疑惑，更不甘心。

2026年3月21日，廣州警方通報“梅姨”落網，申軍良父子接到增城警方告知消息的電話，在電話里，增城警方需要申聰補充一些材料，父子倆一商量，決定親自到廣州面見專案組。

3月22日，再回到這個熟悉的地方，申軍良想起那些年，他像螞蟻一樣，在一條條街、一道道路上找孩子時，“梅姨”像橫亙在他前面的大山，經過漫長的跋涉，現在，這座山終于要被移走了。

“梅姨”落網后，申軍良和兒子申聰一起到廣東與專案組見面。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重返增城，當年的尋子路依舊熟悉

申軍良一米六多一點的個子，瘦瘦的，因為常年走在路上，他臉上的皮膚已經被曬成了深褐色，49歲，背已經微弓，頭發全白。為了不那么顯老，他把頭發染成黑色。

即使這么多年被采訪過很多次，但被圍在媒體鏡頭中，走在廣州增城的大街上時，申軍良還是略顯局促。他走進之前常吃的一家沙縣小吃，要了一碗炒米粉，轉頭問人群外的兒子申聰要吃什么。

炒米粉是他在增城時最常吃的晚飯，十年前還是一碗7塊錢，它不像湯粉，帶著湯，他這個北方人覺得稀，吃不飽，炒粉的油脂、鹽分、碳水，能讓他有足夠的飽腹感。

找孩子時，為了省錢，他一天只吃兩頓，早飯和晚飯，因為午飯價格更貴。

小吃店老板娘還記得他，知道他是找孩子的，面對鏡頭和媒體的追問，她擺擺手避開。申軍良為這么多人涌入小店過意不去。

以前，無論去哪家飯店吃飯，他都會把厚厚的還沒有發完的尋人啟事裝在袋子里，不讓別人看出他是找孩子的，“人家要是知道了，你說要錢還是不要”。

他不想別人同情他，這種滋味不好受，盡管那時候，他已經過得艱難。

與沙縣小吃店隔著一個路口的一條街中間，招牌挨著招牌，其中一家旅館，是他之前常住的地方。最小的房間15元，房間很小，沒有衛生間，只有一張床，沒有窗戶，洗了衣服晾在洗臉池上面，衣服一股霉味，總是不干。

申軍良熟悉這里的每一條街，這是15年一步步走出來的。離賓館不遠有一所小學，他以前天天在那里發傳單。最長的時間，他在增城待了一年零三個月。

2003年到2005年間，貴州人張維平在廣州、惠州等地拐賣9個孩子，通過“梅姨”，交易給買家。2016年，張維平落網，供述將當時尚不滿周歲的申聰搶走后，電話聯系“梅姨”，將申聰帶到十車隊的斜坡上。

這個斜坡在增城區雞公山東路，斜坡上一個三岔路口，車來車往，當年申聰就是在這里被交到“梅姨”手中。

路口的磨米店夫婦知道申軍良，“他以前來過”。往上走，再上一個斜坡，何屋村的民居依山而建，相互之間隔著一米多的甬道，摩托車穿行其間。張維平稱，“梅姨”曾經住在這里過。

廣州增城，2005年的十車隊路口的斜坡就在這里，當年張維平在此與“梅姨”會合，將搶來的孩子賣往紫金縣。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其實張維平最開始的供述里，“梅姨”沒有稱呼，他只說是增城區一個本地阿婆，年齡五六十歲。申軍良找她找了一年零三個月，見到這么大年紀的就用手機拍下來，發給專案組。直到2017年，張維平才吐出“梅姨”這個名字。

這里住了幾百戶人家，申軍良曾把尋人啟事貼每一道墻，也曾敲開每一家的門去詢問“‘梅姨’有沒有在這里住過，認不認識”。

迎面走來一位79歲的阿婆和丈夫，老兩口早已不認識申軍良，但申軍良認識他們，他曾去過他們家，知道他們家在哪里。

但時至今日，申軍良還是不知道“梅姨”當初住在這里的哪一家。

如同9年前一樣，他在這里收到的依舊是陌生、打量、好奇、疑問的目光。

在張維平對他拐賣9個孩子經過的供述里，2003年到2005年，他將4個男孩拐走后，都是帶到十車隊和“梅姨”會合。

這是一個開放又隱蔽的地方。小巷子四通八達，每家的房前屋后都是相通的路，走在路上，肩膀旁就是一樓人家的窗戶，屋里的炒菜聲、電視機播放電視劇的聲音，以及說話的聲音，外面的人都可以清楚地聽到。

藏一個人也很容易，租住在這里的外來人口多，人員復雜，每一棟獨立房屋都是三、四層，一層有三到四個房間，這些房間之間是相互獨立的，拐過一個屋角，人就消失不見。

2017年，申軍良拿著畫像來尋找之時，距離“梅姨”出現在這已經過去十多年。面對一個模糊不清的面目，有的人直言認不出，有的人把她和在菜市場買菜的人關聯起來，有人把她認成是撿垃圾的女人。

所有的都不確認，唯一能知道的是，2003年到2005年，在十車隊的斜坡上，“梅姨”和張維平會合后，抱著孩子走路到兩百米外的增城客運站，坐大巴車前往近兩百公里外的河源市紫金縣。

3月22日，申聰（左）和申軍良（右）重回廣州增城雞公山附近。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跪求老人提供“梅姨”線索

張維平拐賣的9個孩子中，8個被“梅姨”賣到紫金縣。

“梅姨”是誰？最關心這個問題的，莫過于申軍良和廣州增城警方，從2017年知道她的存在，到2025年年底，他們一直在追蹤“梅姨”。

去紫金縣找，還是像在增城一樣，茫茫人海，他一個地方一個地方跑，一個人一個人問，到處貼尋人啟事。

人販子張維平、周容平落網之前，申軍良的尋人啟事上只有孩子的照片和名字。2017年，廣州警方根據張維平的供述，公示了一張“梅姨”的畫像，申軍良就在尋人啟事上加上“梅姨”的照片，他要找孩子，找“梅姨”。

后來申軍良得知，“梅姨”曾在紫金縣水墩鎮的黃砂村出沒，在一個老漢家里，她斷斷續續住過兩三年時間。有一次天晚了，張維平把“梅姨”送到村里后離開。

老漢六十多歲，說著他聽不懂的客家話，對他的到來不歡迎，也不客氣，很多時候，看到他來，騎上摩托車就走。

申軍良說盡好話，實在沒辦法，給老漢跪下，希望他能說出一些“梅姨”的信息。

終于有一天，在央視記者的陪同下，在村委會和當地派出所的見證下，老漢告訴他，那個女人叫“阿梅”，但他也不知道“阿梅”真實姓名，也從沒見過她的身份證件。兩人搭伙過日子一樣，“阿梅”住上幾天就走，來的時候，偶爾會帶不同的孩子來，問起來就說是弟弟家的。得知“阿梅”和“梅姨”有聯系后，人們反應過來，這里是“阿梅”的一個落腳點。

但這些依舊只是模糊的信息，八個月的時間里，申軍良在黃砂村一籌莫展，這個被群山環繞的小山村，只有他這個外來人，語言不通，沒有人愿意搭理。

申軍良當年四處張貼的尋子啟事。受訪者供圖

小村里愿意和他說話的人不多，問得多了，人家跟他說，你這畫像不太像。申軍良和廣州警方請來了山東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畫出了第二張“梅姨”的畫像。

村里有人記得“阿梅”，她曾經用過潘冬梅的名字，有人叫她“潘媽”，五六十歲的年紀，一米五左右的個頭，愛給人說媒，喜歡和別人說話，愛打扮，穿著鮮艷的衣服下地干活。

“阿梅”圓臉，鼻頭大，鼻翼寬，兩只鼻孔朝天，三角眼。林宇輝畫的畫像拿給張維平辨認，張維平覺得不像，但在紫金村，有人說這個畫像“畫得太像了”。

每次當中間人，“梅姨”都會從張維平那里拿到1000元。但在去年，申軍良才知道，孩子的養父母最初買孩子的價格是18000元，但最終到張維平手中只有13000元。

2020年，申軍良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梅姨”。那年，他已經在村子里待了八個月，老漢的鄰居看不過去，說“你不要找了，我知道‘梅姨’在哪里”，他提供了人在隔壁縣的線索，申軍良馬上動身，找到人，拍下照片，發給專案組。為了防止人逃跑，他帶著志愿者，一邊盯著老漢，一邊盯著這個疑似者，“前前后后搞了二十多天”。

專案組提審張維平辨認，張維平說不是；申軍良不信，纏著專案組查這個人的活動軌跡，最終沒有發現她去過增城。確認不是的那一刻，申軍良失落到了極點。

斷斷續續，申軍良在紫金縣找到一百多個被拐賣的孩子，但都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不知道的是，申軍良的尋人啟事曾貼到過申聰的村莊。

在上學的必經之路上，在打籃球的球場旁邊，申聰曾停下來，看那張印著一個不滿1歲孩子的照片。上初中的少年不會去想，自己是不是照片上那個人，他只關注到10萬的懸賞金額，同學還和他打趣，“要是誰找到拿到這10萬，就發達了”。

申軍良也曾幾乎想要放棄過。

2017年年底，回家過年，打開冰箱一看，幾根已經不知買了多少天、已經軟掉的菠菜，兩個壞掉的西紅柿，孤零零躺在冰箱里。馬上過年了，二兒子、三兒子都還沒新衣服。在老家種地的父親拿來一千塊給他，讓他好把這個年過去。

他買了一棵白菜，兩斤多豬肉，包了過年吃的餃子。他想著“要不就不找了，先把自己的生活過好。”

但沒多久，正月初六，他手機上收到別人提供的孩子線索，就又出發了，買一張硬座，坐將近24個小時，一路南下，到廣州。

年輕時的申軍良。受訪者供圖

“找不到，我怎會甘心”

廣州是什么樣的？找到孩子之前，申軍良沒有好好感受過，榕樹、木棉花，四季常青的馬路邊，藍天，白云，江邊吹來風，在一個焦慮的、悲傷的、失去孩子的父親眼中，沒有風景可言。

他的世界里，只有找到孩子、找到“梅姨”這個念頭。

申軍良記得，他當時唯一的感受是，廣州的天灰蒙蒙的，老是下雨。下雨，路邊和橋洞就睡不了，貼尋人啟事也不方便，心事千斤重，怎么辦？去哪里找孩子？

珠海、深圳、東莞和廣州，有線索的地方都去跑一遍。一次，張維平供述，他曾在十車隊的斜坡那里，聽到“梅姨”接到一個緊急電話，告知她家里有事，讓她趕緊回家一趟，之后，“梅姨”買了一張去往韶關新豐的車票。

申軍良不知道那里是她的家，還是她的娘家，尋人啟事一張張貼過去，還是找不到人。

2016年左右，隨著張維平落網，媒體的報道多了起來，申軍良記得每一位曾幫他找孩子的記者。3月23日這天，一位廣州本地媒體的記者來采訪申軍良，她曾在2017年報道他的尋子歷程。申軍良看著她再次出現，迎了上去，“你來了”，臨走時，他特地上前和這個記者告別。

這么多年，他有足夠的應對媒體提問的經驗，尋找孩子和“梅姨”的經歷被他一遍遍講述。

很多人都會問他一個問題，“梅姨”是否存在。每次聽到這個問題，申軍良都會挺起上身，身體前傾，半舉起手臂，蓄足一口氣，停頓一下后，提高音量，堅定地說“‘梅姨’一定是真實存在的”。

張維平的供述，能和老漢的說法對上，他實地跑過“梅姨”出沒的地方，接觸過那些和“梅姨”打過交道的人，有著自己的感受。因此，在申聰之后，被張維平拐賣的6個孩子被找回來時，他都會提醒所有人“人販子‘梅姨’還沒有抓到”。

2020年，找到申聰之后，申軍良還是往廣州跑，尋找“梅姨”的線索。申聰感覺到，父親還是有一個心結沒有打開，他主動提出，要陪父親一起找“梅姨”。

他跟著父親，再次回到廣州。

3月23日，申軍良（左）和申聰（右）在廣州增城街頭。 受訪者供圖

廣州，這是個曾經給過申軍良夢想的城市。

2005年，28歲的申軍良野心勃勃，是廣州增城一家電子玩具廠里最年輕的經理，別人收入幾百元時，他的底薪就有5000元，他在江龍大道剛建起的一棟新的七層樓里，租了一間房子，一家三口住在這里。503房間，干凈、漂亮，每次下班上樓時，他的皮鞋伴隨著輕快的步伐，發出噠噠的聲音，聽到聲音的申聰知道是父親回來了，會擁著學步車往前挪動，張著手臂讓爸爸抱，那是屬于父親申軍良的幸福生活。

命運的轉向發生在孩子被搶走的那一天，住在斜對面的308房間的男人，伙同老鄉綁起妻子，搶走了申聰。

從此，申軍良的生活里只有找孩子這一件事。2020年孩子找到時，倏忽間，他已是43歲的中年人。

妻子生病，變賣家產，欠下五六十萬外債，一家人過著困窘的生活，他因為常年在外走路太多，膝蓋已經被磨壞，坐一會兒就得換個姿勢，站起或者蹲下。

更多的是對他心氣的磨滅。找孩子時，除了每天問別人，“你見過這個孩子嗎？你見過這個女的嗎？見到這個孩子聯系我”，除了說謝謝，他失去了和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像和這個社會脫節了。”

15年后，申軍良再遇到他的朋友，也是他曾經的下屬，人家已經千萬身家，回看自己，說家徒四壁也不為過。甚至找到兒子后，他都不好意思把孩子帶回家，把孩子安排在親戚家兜兜轉轉住了半個月之后，他才帶兒子踏進那個租住的毛坯房，房子里連張沙發也沒有。

他錯過了人生打拼的黃金15年，也錯過了那個經濟快速發展、遍地是機會的時代，現在，再回到社會，他有種被拋下的感覺。

但申軍良靠著那股執拗，一直堅持著。

9個被拐孩子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中一個男孩的父親跳火車自殺，“家破人亡、傾家蕩產、支離破碎”，他用這三個詞形容被拐孩子的家庭。“所以你說，‘梅姨’沒找到，我怎么能甘心。”

申聰被搶走時，申軍良一家住的305室（右側第一間）。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如今，把申軍良20歲左右的照片拿出來再看，會看到，23歲的孩子，已經有了和他一樣的面龐。回家后的申聰懂事、勤勞，很快融入大家庭中，他對父親說，“沒事，有人就有希望。”

2025年，申軍良來了4趟廣州，上一次他回來，還是去年的下半年，那次，申聰拿到了找到“梅姨”的關鍵線索，提交給專案組。

3月23日，曾經的被拐兒童葉銳聰的媽媽鄧惠東來到廣州，與申軍良見面，她想讓申軍良把一些信息帶給專案組：2022年，為了找兒子，曾去過老漢家里，鄧惠東是河源人，和老漢可以用客家話交流，老漢告訴她，“阿梅”曾帶過三個女孩回到他的家里。

但張維平供述的拐賣的9個孩子，全部是男孩，鄧惠東將這個消息告訴申軍良。申軍良也記得，老漢提過，“阿梅”曾帶過一個女孩子回家。他很想找到后問問她，那個女孩到底是不是也是被她拐賣的，到底還有多少個孩子經她的手被販賣，以及她的上面還有多少個“張維平”。

找一個人這么多年，申軍良沒有任何確切的信息，只有一個帶著引號的稱呼，他很多次夢見同一個場景：他追著一個穿紅色衣服的、一米五左右短發、個頭不高的女人跑。那個女人就是“梅姨”，但他始終沒有看到她的正臉。

“梅姨”落網之后，他再回到廣州，除了想要解答所有的疑問，也和15年尋子路做一個徹底的告別。

3月23日，申軍良父子在增城分局刑偵大隊面見了專案組民警，在同一個地方的增城區看守所，“梅姨”就關押在那里。

由于案件正在偵辦中，申軍良能獲知和對外公布的有限，但他確認了，他在紫金縣尋找的“阿梅”就是“梅姨”，那是他最接近“梅姨”的時刻。而申聰拿到的線索成為找到“梅姨”的關鍵證據，他幫助自己的父親，解開了那個心結。

新京報記者 趙敏 左琳 實習生 鄧子銘 尹詩琪

編輯 甘浩

校對 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