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未獲文學獎

人們應當為藝術獻上一切祭品，但藝術本身不可淪為祭品。

——卡爾·克勞斯致赫爾瓦特·瓦爾登的信

紅褐色油布記事本，淡藍色封面，內有二十頁（除了最后一張，其余紙張都已脫離書脊），淡黃色頁面，無橫線，圓角；長24.85厘米，寬19.8-20.0厘米；兩組分別為兩張和十八張（原本都是二十張）；線裝本（有兩處訂印）；紅色圖案；水印類型2a和3a；第19頁和第20頁為空白。紙頁已脫落。

卡夫卡是否能立即認出這個細致描畫的物品？這很難說。他見識過一些作家手稿，比如玻璃展柜里的歌德《迷娘曲》的完美謄清稿，圣物般的光澤讓前來魏瑪朝拜的卡夫卡驚嘆不已，他以為是歌德的原稿；他也見識過布羅德和恩斯特·魏斯書桌上墨跡未干的手稿散頁和筆記本，充斥著斜杠和旁注等刪補的痕跡（更不必提弗朗茨·韋爾弗塞進褲兜和背心口袋的字紙了）。歌德的手稿是神跡，朋友們的手稿則是日常功課。

二十世紀初，也許沒有哪位作家會想象自己的手稿——至少卡夫卡是這樣——不久后會被測量、拍攝，像埃及古墓中的莎草紙卷一樣被細致描述。那時，人們還沒對媒介和文字符號的“物質性”特征產生抽象的興趣。與印刷精美的書頁不同，活頁簿和筆記本不過是紙質消耗品，卡夫卡會從筆記本里撕下一兩頁，將私人筆記與文學創作分開，這種做法在當時非常普遍。他還會從筆記本的首尾兩端同時開始寫，輪番使用鋼筆和鉛筆、正常書寫法和速記法，字里行間夾著思緒飄飛時的涂鴉。如今，激光打印機可以讓粗糙的草稿看起來像已完成作品，卡夫卡時代的草稿則盡顯寫作過程的蛛絲馬跡。布羅德把卡夫卡視為文學天才和一種新宗教精神的領軍人物，但他會在朋友遺作上毫不猶豫地用紅筆添注自己的文字。他曾把卡夫卡獨一無二的手稿帶到郵局郵寄，有時甚至還當禮物送掉。當然，布羅德也知道，經典作家的巔峰之作會催生所謂“歷史評注版”，它將保存和注釋每一個能被識別的字符，而他絕對確信——盡管這個想法讓他感到不安——未來有一天，卡夫卡的手稿也會被拍攝，并用定影液定型。但布羅德從未想過關注卡夫卡的草稿。干嘛在意那些草稿紙？謄抄干凈的定稿才是重要的。在文字鑒定專員抵達之前，布羅德總是賣力地清掃草稿“現場”。

卡夫卡的筆記本

半個多世紀后，卡夫卡的筆記本被放到了看版臺上，紙張制造商的水印顯露無遺，四葉草圖案以特定的順序排列，左右頁面的圖案有細微差別。鑒定家根據這一關鍵細節，就能把卡夫卡隨意撕下的某一頁重新插回合適位置，確定該頁的寫作時間。難道還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紙上的一切都重要嗎？確實如此，什么都被記錄下來了：寬、長、顏色、裁剪，還有圓角——如同為“永恒”提供了一紙“通緝令”。然而，原稿仍在緩慢而無可阻擋地退化、受損，卡夫卡這些文字的承載物如今冠上了學術名稱，比如：“K Bod AI， 10”，“Bod”代表保存地點——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10”表示卡夫卡的第十本日記。

卡夫卡會注意自己的鋼筆尖滑過紙張時的水印嗎？他肯定也不會想到，未來某一天，有人將逐字逐句計算他每一頁稿紙上的字數。他定會被這個舉動逗笑，布羅德則會目瞪口呆。文學學者馬爾科姆·帕斯利卻發現，使用這種奇怪的鑒定術能推斷出《訴訟》個別段落的寫作時間，從而為解鎖這部舉世聞名的經典作品提供寶貴信息，卡夫卡本人甚至沒有明確標出小說的章節順序。深入一個作家的物質遺產，如此刨根究底、抽絲剝繭，雖有些讓人發笑，但最終的收獲才更重要。當某個絕妙的解決方案誕生，喜悅之情就更為強烈，更富感染力，就像臺球桌上一記專業的擊球，目睹它接連沖破三四道關，已是非同尋常，最后竟還成功進洞了，真是令人咋舌又叫好。但畢竟我們已經無法回到手稿鑒定術誕生前的時代了，我們渴望用“本真”眼光看待卡夫卡，假如說從前或許有過這種眼光的話，今天則已是一種幻想。

真是一場徹底的災難。《訴訟》和《失蹤者》都沒寫完，也許根本無法寫完。《回憶卡爾達鐵路》《鄉村教師》《副檢察官》《布魯姆費爾德，一個上了年紀的單身漢》，還有兩三個短篇——全都支離破碎，無一完成。只有一篇充斥血腥味的《在流放地》得以挽救，修補一番后或許還能發表。這些未竟之作是接連數月殫精竭慮的成果，卡夫卡犧牲了睡眠和假期，甚至犧牲了任何一個休息和放松的機會，他還得忍受頭痛、租賃公寓的噪聲和戰爭帶來的工作壓力。卡夫卡不愿談論他正在寫的東西，故而身邊人很難理解他的內心掙扎，只有不放過一絲一毫筆跡的文字鑒定術才使這場存在主義災難的程度得以顯現。

如今，語言創作正遭受更具沖擊力和更為迅捷的媒體挑戰。并非寫作本身，而是寫作的沖動已被視為一種過時的熱情。卡夫卡的巨大名聲使我們更難理解他在寫作過程中的絕望感。我們知道，最終他并未失敗，我們不禁會問，他究竟還希冀得到什么呢？“最終”這一措辭是對一個已然流逝的生命的回溯與審視，只有拉開歷史距離才能從總體上把握卡夫卡所處的社會和生活環境，從而對他的創作生涯得出完整的判斷。對于卡夫卡本人來說，他正處于一個幽暗時期，（或許，很有可能，希望）還有長長幾十年人生之路要走，眼下這點成績根本無法給他帶來心靈的安慰，就算他已經知曉并接受了自己的文學地位，他也未必心滿意足。

1906年的卡夫卡

為了洞悉卡夫卡的生存境況與身后聲譽之間的差異，我們首先得搞清卡夫卡在自我設定的創作目標上究竟抵達了哪一步，已有的寫作成果又給他帶來了什么影響。《訴訟》相對比較容易評估。卡夫卡為這部小說設計了一種一目了然、容易把控的圓形結構。小說第一頁和最后一頁，主人公約瑟夫·K.都是孤獨一人，而在起點與終點之間，K.的社交圈逐章鋪展：房東、租客女鄰居、同事、上司、叔叔、母親、律師、情人，啤酒館聚餐圈，還有法院本身。卡夫卡是否打算在小說中引入其他法庭場景，或安排一個來自法院外圍的法律顧問，這一點我們并不清楚，但被告K.的社會關系幾乎完全描繪成形。涉及母親的章節只開了個頭，但我們從一些跡象可以推測篇章的走向。盡管小說整體難以捉摸，但我們不會覺得未完成的章節一團模糊，卡夫卡尚未填補的空白必定遵循作品內在的必然邏輯。

出版障礙也已被逐一掃清，馬克斯·布羅德為此很是費了一番功夫。卡夫卡從不需要低三下四地求人；他擁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出版商。不過，卡夫卡好久都沒有收到庫爾特·沃爾夫的任何消息了，沃爾夫目前根本不在萊比錫的辦公室。他會毫不猶豫地接受一部完稿的長篇小說——包括《訴訟》。按今天的標準來看，當時的出版周期非常短，《訴訟》本可在1915年秋季出版，最遲年底。即使不一定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戰爭期間，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排遣——卡夫卡也肯定會得到包括托馬斯·曼和羅伯特·穆齊爾在內的知名作家的支持；再等上一段日子，誦讀會和頒獎會自然也會接踵而至。到時候，卡夫卡就能拓展人脈，甚至建立新的友誼。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畫面啊：卡夫卡與他的翻譯們圍坐在影響力巨大的卡爾·克勞斯的咖啡館桌旁，他還會出現在薩穆埃爾·費舍爾的格呂納瓦爾德別墅的招待宴上……毫無疑問，出版《訴訟》將很快使卡夫卡突破極其狹窄的社交圈，為他帶來連布羅德都將艷羨的關系網（既有愉快的，也有煩人的）。

“……日日夜夜的焦灼難安都是因為缺乏自由。”次年，卡夫卡總結道。無須說太多“本可以”和“本來會”之類的話，他就能精準測量自己正在承受的痛苦的徒勞感。戰爭阻礙了他在最后一刻逃離布拉格，日漸耗竭的精力讓余下的自由選項也遙遙無期。不過他依然明白，失敗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不可逆轉。然而，所有曾經觸手可及的夢想與當前布拉格現實之間的差距是如此可怕，現實無可救藥地充斥著戰爭引發的焦慮和無窮無盡的加班。1915年1月初，卡夫卡記下了自己的過勞癥狀。不久后，他擱置了《訴訟》的創作，零零星星續寫幾個已起了頭的故事，他也嘗試創作新的小說，放棄舊的構思。4月9日，他在日記中最后一次提及“高效的寫作”。5月，卡夫卡甚至放棄了寫日記，也不再為朋友們朗讀新作。這就像一次長長的呼吸，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沉寂。他還不知道，這一回，他的創作停滯期將持續一年半之久。9月，他打算在一個新本子上重寫日記，但寫下第一句話后，他就確信“不再像從前那樣必要”；他發現，在日記里重復舊日的抱怨和哀嘆是毫無意義的，從此他只在發生特殊事件，或有不同尋常的際遇，或讀了什么有感而發才會寫日記，否則就連著好幾個星期一筆不寫。到了1916年年底，布拉格和周遭世界變得面目全非，讓他幾乎無法辨認，卡夫卡決定再次嘗試“寫作”，來證明生活依然擁有合理性。

在這種情形下，也就不奇怪卡夫卡為何對出版既成作品意興闌珊了。但也并非總是如此。卡夫卡覺得自己多年的努力在讀者眼中必定像曇花一現，文學翻譯界也會斷定他是一個極簡主義者，缺乏創作大部頭的耐力。迄今為止，他只出版了兩部作品，相當單薄：散文集《觀察》僅有九十九頁，《司爐》只有四十七頁。其他作品零星發表在報紙和雜志上，且并非主流刊物。短篇《判決》是卡夫卡唯一不自我挑剔并且喜歡大聲朗讀的作品，也只是發表在布羅德編纂的一本銷量不佳的選集里。

卡夫卡也想過要改變現狀。他曾向庫爾特·沃爾夫提議出版一個短篇小說集，收錄1912年寫下的作品——至少是他認為拿得出手的幾個：《判決》《司爐》《變形記》。他的提議立即得到沃爾夫的響應，“兒子”是計劃中的小說集的暫定標題。但卡夫卡在《變形記》的手稿上猶豫不決，浪費了太多時間，沃爾夫既沒有催促，也沒有詢問，更沒有像卡夫卡期望的那樣，想起1913年4月向卡夫卡做出的“有效聲明”。布羅德從未忘記向沃爾夫提起朋友的名字，但兩年多來，沃爾夫只給卡夫卡這位害羞的作者寄過幾篇評論和出版社年鑒，算是表達了一點關注。1914年8月，卡夫卡聽說庫爾特·沃爾夫和他的編輯弗朗茨·韋爾弗都去參戰了，出版社十二名員工有十個上了前線，卡夫卡也許就不再指望來自萊比錫的任何“關注”。他覺得這樣也挺好。如果沃爾夫一反常態，突然問起他的計劃和手頭正在寫的小說，眼下來說絕非好時機，卡夫卡將不得不解釋自己為何還沒寫出長篇。卡夫卡盡可能避免這類話題，何況他已經兩度嘗試發表《變形記》。他希望至少能發表在某家雜志上，都未果。小說手稿已經在《白頁》雜志的編輯勒內·席克勒的桌子上躺了半年，所以眼下，卡夫卡根本不想談什么出版事宜，他可不想觍著臉求人。

但是，1915年10月中旬，布羅德突然交給他一封來自庫爾特·沃爾夫出版社的信，還有幾份剛出爐的《白頁》雜志。顯然，出版社的人弄丟了卡夫卡的地址，所以才委托布羅德轉交。看樣子事關重大，而且緊迫到沒有時間請出版商本人署名。信上簽名的是一位叫邁爾的人。卡夫卡打開雜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變形記》全文刊出了，他甚至沒有見過校樣。

發表在《白頁》雜志上的《變形記》

四十七歲的商人格奧爾格·海因里希·邁爾為人和善，精力充沛，殷勤又嘮叨，行事風格和他的胡子一樣招人喜歡。邁爾始終如一的樂觀態度略顯可疑，但沒人會認為他和虛偽沾邊，他的坦誠作風輕松贏得了周圍人的信任。邁爾曾兩度創辦出版社，均以失敗告終，一度深陷債務，這在出版界已不是什么秘密。

庫爾特·沃爾夫卻偏偏聘請此人負責出版社的日常業務。戰爭爆發后，沃爾夫還提拔邁爾做自己的副手，這個決定實在出人意料，尤其考慮到邁爾從自己挫敗的出版事業中無法給沃爾夫出版社“帶來”一批作家人脈。雖說邁爾經手的書籍制作精良，但出版方向相當保守。邁爾偏愛家鄉文學，專門出版了一本名為《家鄉》的雜志，格調與他如今替沃爾夫勉力推廣的前衛文學形成了荒誕的對比。更要命的是，邁爾麾下的前作家們熱衷于生產愛國主義文學垃圾，而沃爾夫卻是唯一一個自始至終拒絕出版戰爭文學的德國重要出版商。沃爾夫頂多對邁爾的幾本珍藏版書目感興趣，他依然明智地堅持自己的出版標準，也保留了關鍵決策權。眼下的時局，通信往來，特別是手稿寄送極為困難，沃爾夫無法快速作出決策。所以，邁爾曾前往比利時前線附近向沃爾夫匯報業務情況。但1915年4月，沃爾夫被派往了加利西亞戰區，這條溝通途徑就此切斷了。從那時起，邁爾幾乎獨自負責出版社的日常運營，包括對作者們的“關照”。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衣著隨意的邁爾在沃爾夫出版社首次亮相時，弗朗茨·韋爾弗、庫爾特·平圖斯和瓦爾特·哈森克勒費爾如何用眼神交流，彼此心照不宣。然而，沃爾夫的奇怪決定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邁爾曾在德意志出版社委托下，花數年時間跑遍各家書店，積累了豐富的營銷經驗，數不清的談話使他對什么書能打動零售書商，什么書能吸引讀者了如指掌。他發現，讀者的閱讀習慣越來越受到文化潮流和營銷宣傳的影響。邁爾就是沃爾夫一直尋找的營銷人才。而且，如果沒有邁爾務實的銷售理念，沃爾夫出版社（既不提供戰爭詩歌，也不出版前線來信，更沒有廣受歡迎的前線報道）能否安然度過戰爭的第一年，壓根就是個未知數。一方面，邁爾通過在日報刊登大幅廣告（不是為出版社做廣告，而是為新書做廣告，這種做法在當時非常罕見）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他用特惠折扣吸引書商，已經違反了圖書出版業的經營原則，立即招致同行對庫爾特·沃爾夫出版社這種“美國式分銷方法”的怨言。誰若從沃爾夫出版社訂購三十本古斯塔夫·梅林克的暢銷書《魔像》，就會收到四十本。隨便哪一個書店的學徒都能掰著手指頭算出，根據零售價格，這相當于不可思議的百分之五十五的折扣。邁爾在廣告柱上張貼新書海報的手段也讓人反感。文學首次被包裝成純粹的媒體事件，制造出可與電影相提并論的轟動效應。廣告文案大多由邁爾親自撰寫，為了激發讀者的情感反應，他進一步強化廣告文案的非嚴肅性，實際上與書籍的內容毫無關聯。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的作品被他包裝成了“地道的圣誕禮物”（泰戈爾根本沒機會抗議），卡爾·施特恩海姆的小說《拿破侖》——一部采用嚴謹的分析風格寫成的主廚故事，邁爾為之編撰的廣告語是“閱讀這部中篇小說就像在薩赫（Sacher）飯店用餐”，得知消息的作者氣得威脅要“一槍斃了”他。

任何了解營銷規則的人都會意識到，如此大張旗鼓的廣告宣傳遠遠超出了常規預算。誰來填補邁爾制造的財務缺口呢？當然是作者本人了，答案既簡單又有說服力。敢把廣告費攤派到作家頭上，邁爾的確是出版界第一人：在對廣告效益遠不像今天這么重視的時代，許多出版社甚至根本沒有廣告預算，邁爾這一招絕對冒了大風險。為了說服作者，邁爾使出了渾身解數：有據可查，邁爾曾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追趕一位火冒三丈的作者，一直追到了火車站，并在最后一分鐘說服了對方。這一招卓見成效，甚至對金錢特別敏感的馬克斯·布羅德也放棄了常規稿酬的四分之一，用來給自己的小說《第谷·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大作廣告。

至于作品內容如何，卻不在邁爾“營銷大炮”的關注范圍內。雖然他也會翻閱稿件，會加上某個吸引眼球的標題，多年后他還提起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小說標題。他一再提醒作者要寫長篇，雖然他沒有讀過一行卡夫卡的長篇，卻照樣許諾會制造轟動效應。對于作者來信，只要不是十萬火急，他常常不予答復，任其堆積。韋爾弗既是作者，又是同事，邁爾把韋爾弗的詩集比喻為1914-1915年戰爭歲月里沃爾夫出版社“寒酸湯盆里唯一的肉腥”，卻也拖著不予出版，對韋爾弗倒也不隱瞞。但對能夠影響讀者和帶來營銷機會的媒體事務，邁爾就像地震儀一樣敏感，行動既獨具創意，又百無禁忌。

雖然我們無法復盤邁爾的決策過程，但在對待卡夫卡的問題上，邁爾的做法并無二致。《變形記》對于勒內·席克勒主編的《白頁》雜志來說篇幅過大，但席克勒最后還是刊出了，其中是否有邁爾干預的成分？眼下邁爾又向卡夫卡提議，在“審判日”（Der Jüngste Tag）叢書中加入《變形記》單行本，且要抓緊時間，趕在同月出版，隨后再出新的精裝版《觀察》。對卡夫卡沉默數年后，沃爾夫出版社首次急切地想要出版他的作品，卡夫卡未免覺得奇怪。但邁爾有備而來：

不久之后就要給當代最佳作家頒發馮塔納獎。我們私下獲悉，本年度的獎項會頒給施特恩海姆，以表彰他的三部小說《布澤科》《拿破侖》《舒林》。但也許您知道，施特恩海姆是百萬富翁，而給百萬富翁頒發獎金是不太恰當的。因此，負責頒發本年度馮塔納獎的弗朗茨·布萊拜托施特恩海姆將這筆獎金——我記得是八百馬克——轉贈給您，您是最值得贈予的對象。施特恩海姆讀過您的作品，如您所見，附在信中的卡片證明他確實喜歡您的作品。

卡夫卡有些氣憤，但他不得不承認，這并非壞消息。如此重要的事件，邁爾卻說“私下獲悉”，誰信呢！這筆獎金來自沃爾夫出版社主要資助人埃里克·施瓦巴赫設立的基金，施特恩海姆和卡夫卡都是沃爾夫的作者；受德國作家協會委托，頒發這一著名獎項的批評家弗朗茨·布萊與沃爾夫出版社來往密切。前一年，布萊還是《白頁》的出版人，他也是施特恩海姆的“伯樂”。整件事看起來像是邁爾的營銷策略。卡夫卡也已料到，邁爾會干出這種事，而邁爾顯然不明白自己在與誰打交道：

因此，您可以期待獲得《變形記》的以下收益：（1）《白頁》的稿費（我不知道您與席克勒是否有過具體的稿酬協議），（2）“審判日”的稿酬，根據小批量印數也許會一次性支付您三百五十馬克，這是“審判日”叢書有史以來支付的最高金額，還有馮塔納獎的八百馬克。所以您真是個幸運兒！

這番說辭對卡夫卡并不奏效。卡夫卡從未見過《變形記》的校樣，邁爾認為這不是他的錯，而是席克勒和時局混亂的錯。邁爾的辯白并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作者的權利被忽視了，卡夫卡從頭到尾都被蒙在鼓里。邁爾絕不會被一個需要外部施壓才愿意走向成功的作者耽誤時間，征求卡夫卡意見的信件還在半道上，他就已經交付了《變形記》的印刷校樣。幾天后，在作者還不知情的情況下，小說就已經發表了。

不過這之后，卡夫卡終于有機會仔細修訂稿子，對他而言，這比稿酬重要得多。但從前與沃爾夫的協議，也就是他的下一本書將包含幾個短篇，因為邁爾橫插一杠，無疾而終。

卡夫卡稍作思考之后（很可能與布羅德討論過），準備接受新局面。他曾多次表示，他“非常渴望”出版《變形記》（單行本），無論出版于何時何處。在他寫下這個故事整整三年后，這一愿望終于實現了，假如他這回再拒絕出版，就讓人無法理解了。卡夫卡雖然忍不住諷刺了邁爾幾句，但他對書籍設計提出了建議，甚至一反常態，堅決要求封面不要出現不幸的格里高爾·薩姆沙的形象：“請不要那么做！……蟲子不能畫出來，甚至不能從遠處暗示。”幸運的是，這條消息沒有被埋沒在邁爾堆積如山的文件中，而是傳達給了插畫師（奧托馬爾·施塔克，施特恩海姆的密友），他尊重了卡夫卡的愿望。

可是，馮塔納獎的奇特頒發方式又該如何解釋呢？榮耀歸屬大名鼎鼎的卡爾·施特恩海姆，獎金卻給了布拉格的無名作家？卡夫卡難以接受。

根據您的來信，尤其是您寫給馬克斯·布羅德的信，事情似乎是這樣的：獎項授予施特恩海姆，但他想把獎金贈予他人，可能是我。這樣的舉動無疑是善意的，但是否有必要呢？這并非關乎獎項和獎金，僅關乎轉贈獎金的必要性。在我看來，受贈方未來是否需要這筆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此刻是否急需。盡管獎項或分享獎項對我而言很重要，但我并不情愿接受與獎項無關的獎金，我覺得我無權接受，目前我并不急需這樣一筆錢。

事情就是這樣。卡夫卡完全可以想象同事和上司（他的上司也是文學愛好者）臉上困惑的表情。他們完全清楚“第三等級第一檔工資”的公務員每月的確切收入，他們會好奇，卡夫卡為何需要公開接受金錢饋贈。

卡夫卡并非嫉妒享有特權的施特恩海姆獲獎。即使富有的作家也不能免于戰爭的困擾。不久前，心理狀態本就不穩的施特恩海姆不得不暫時放棄在布魯塞爾郊外的舒適住所（拜他的德國同胞占領者所賜，而不是因為比利時鄰居），他的戲劇演出也遭到普魯士審查員的阻撓。自從他與柏林《行動》圈子有來往后，施特恩海姆成了政治仇恨的對象，不斷遭遇軍方的刁難，這在布拉格眾所周知。即便如此，卡夫卡對轉贈的隨意感到惱火。不管捐贈者心境如何，為什么就不能寫幾句友好的話？或者，認識卡夫卡的弗朗茨·布萊至少可以寫信解釋一下事情原委。難道施特恩海姆真的是被布萊“授意”才轉贈獎金的嗎？

卡夫卡從邁爾那里沒有得到更多信息，邁爾毫不關心通知的形式，只想消除卡夫卡的疑慮，卻并不真的把他的疑慮當回事。邁爾從未遇到過這樣一位作者，在突然得到一筆相當于低級公務員半年薪水的獎金后，還推托不肯接受。除了少數幾個從事寫作的百萬富翁，哪位作者負擔得起這種怪癖？卡夫卡最終還是同意了接受獎金，甚至也寫信感謝施特恩海姆，邁爾肯定毫不驚訝。卡夫卡愿意得到認可，而非施舍。自從柏林受辱以來，他幾乎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尊嚴，他還需要自我克服。“這并不容易，”他向邁爾抱怨，“給一個并非直接告訴我消息的人寫信，并且不知道究竟為何感謝他。”也許因為擔心朋友們的責備，卡夫卡才決定寫這封感謝信。四周后，在庫爾特·沃爾夫出版社空蕩蕩的辦公室里，日夜忙碌的邁爾由于巨大的工作壓力而暈倒了，獲悉此事的卡夫卡可以安慰自己，這不是他的錯。

我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從卡爾·施特恩海姆那里得到了回信。他暫時還用不著施特恩海姆贈予的八百馬克，他將這筆錢投資了戰爭債券。這是卡夫卡唯一一次獲得文學榮譽，只是當時的他并不能預見這一點。

《變形記》（單行本）初版封面，1916年

幾乎所有鼓勵卡夫卡寫作、激賞或“贊美”他的話都以某種奇怪的方式偏離了方向，這或許最能說明，卡夫卡對同代人而言是一個多么陌生的存在。被一個至少應該對作者水準有模糊概念的出版社負責人稱贊為“幸運兒”，這對卡夫卡而言已經是見怪不怪的殘酷諷刺，它們不斷閃現在生活與文學的摩擦中，而卡夫卡仍保有足夠的幽默感——他將這一“特別夸贊”告訴了朋友。他經歷過更為糟糕的誤判和誤解。例如，維也納作家奧托·斯托斯爾在《觀察》中讀出了“輕松而真摯的愉快”和一種“源于自身良好狀態的幽默”，本意是高度贊揚，但與作品的意圖如此不符，以至于卡夫卡對自己的表達能力產生了嚴重懷疑。

馬克斯·布羅德則使用了最高級的贊美。1915年4月，在卡夫卡為他朗讀了《訴訟》的兩章之后，布羅德在日記中寫道：“他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作家。”布羅德大為震撼，毫不吝惜口頭夸贊。卡夫卡樂意看到自己的作品獲得共鳴，但他并不喜歡這類與自身體驗無關的贊美，甚至絲毫不覺得是夸贊。他曾將自己與格里爾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萊斯特和福樓拜等權威作家相比，將他們視為“真正的血親”——并非從文學成就的角度。畢竟，在文學史長河中，何曾有過像他這樣的例子：付出的努力與得到的成果如此懸殊？哪位偉大作家未曾創作長篇小說、戲劇或詩篇？何曾有哪位作家接連數月都沒有值得一提的創作思路？而且還非得擁有超乎尋常的平靜才能寫出一個真實的句子？這種比較本身就是可笑的，甚至布羅德也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性格缺陷、精力不夠或缺乏自律，或是神經質完美主義者無緣無故的焦慮。不，是缺乏“素材”，卡夫卡總覺得自己想象力匱乏，這也是布羅德的贊美在他聽來有些空洞的原因。

弗朗茨·韋爾弗有過之而無不及。多年來，韋爾弗逢人便夸《變形記》，卻僅憑道聽途說，甚至在沃爾夫出版社擔任編輯時，他都未曾關心過小說手稿，這讓卡夫卡相當惱火。現在小說付梓了，韋爾弗終于補上了欠下的功課。他大受震撼，竟一時失語。他終于明白，他確實低估了——或者說誤判了那個站在布羅德身后的瘦弱影子。他必須告訴卡夫卡這一點，以彌補錯失。該如何贊美這樣一部小說的創作者呢？韋爾弗本就傾向于激情過度，此刻更是開足馬力，制造出的響動想必嚇壞了卡夫卡。恰恰是韋爾弗這個沐浴在自己名聲中的永恒青年，這個對人性缺乏洞察，卻輕易得到命運眷顧的人，寫出了一封卡夫卡一生中收到的最荒謬、最天真、最粗糙，卻又最真實的贊美信：

我無法形容我內心的震撼，我的安全感因您而受到了一股有益身心的沖擊，我感到（感謝上帝！）自己如此渺小。

親愛的卡夫卡，您是如此純粹、新穎、獨立、完美，以至于我們應該像對待一位已經去世且永垂不朽的人那樣對待您。人們通常不會對在世的人懷有這種感情。

您在最近的作品中達到的成就，確實是以往任何文學作品都未曾抵達的，那就是將一個有始有終、獨特具體、幾近真實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性和象征性，涉及整個人類的悲劇故事。但我表達得很笨拙。

您身邊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一點，不應該再把您當作一個普通人來對待。

我深深感謝您，讓我有機會對您懷有敬仰之情。

已經去世的人。不是活人。總之不是身邊人。卡夫卡一直預見和害怕的東西——現在得到了白紙黑字的證據。

本文摘自《卡夫卡傳：領悟之年·1916-1924》，為該書第二章的內容，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注釋從略。

《卡夫卡傳：領悟之年·1916-1924》，【德】萊納·施塔赫/著 黃雪媛、程衛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2026年1月版

來源：【德】萊納·施塔赫 黃雪媛、程衛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