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經濟變革的劇本，今天還在影響你的生意 | 吳曉波激蕩講堂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三月的江南，春雨如酥。天目湖的萬畝竹海，正進入一年中生命力最蓬勃的時節。

3月21日—3月23日，“2026吳曉波激蕩講堂”春季課在江蘇溧陽天目湖開講。數十位企業家從全國各地奔赴而來，在這片山水之間，與吳老師一起，完成了一場為期兩天、跨越三千年的“思想扎根”。

“我們為什么要學歷史？”課程伊始，吳老師拋出了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是：“人生要達成三次和解——與自己和解，與父母子女和解，與這個時代和國家和解。而要達成第三次和解，你需要去了解歷史。”

中國是世界上文獻記錄最為完整、歷史延續性最強的文明之一，從甲骨文、青銅銘文到浩瀚的史書典籍，構成了一個從未中斷的文明傳承鏈條。

吳老師說：“你到底在一個怎樣的國家做生意？它的政策制定者怎么看這攤生意？歷史上那些和你一樣做生意的人，他們是怎么做的？”

這些問題的答案，就藏在三千年未曾斷絕的文獻里。

這堂課，吳曉波老師把中國經濟三千年的漫長畫卷，濃縮為四個關鍵的歷史切片。在此，我們整理了部分課程精華，與你分享。

《制度實驗的兩級——管仲變法和商鞅變法》

管仲出身商賈，曾“三辱于市”，后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個把國家當成一個經濟組織來思考的人。

管仲的政治主張，聽上去簡單而深刻：“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用馬克思的話講，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富足是文明與秩序的起點。

公元前七世紀，管仲在齊國展開了一場“凱恩斯主義”式的制度實驗。

他推行“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實現專業化分工；主張“關市無征”，鼓勵自由貿易；更重要的是，他首創“鹽鐵專營”，即國家不直接征稅，而是通過控制鹽鐵等必需品調節價格，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效果。

管仲對消費的認知同樣超前。他認為“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過度節儉反而抑制經濟發展，主張“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人多消費，窮人才能有活干。在大災之年，他甚至提出“以工代賑”，通過大興土木創造就業，這套邏輯比羅斯福新政早了近兩千五百年。

與管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鞅的“命令型計劃經濟”。

商鞅的邏輯很簡單：國家只需管好土地、人口、糧食三件事，其余皆是冗余。要開拓疆土，需要更多人口；要養活人口，需要更多糧食。

于是，他“廢井田，開阡陌”，鼓勵墾荒，同時禁止糧食買賣，嚴格戶籍管理，提高商稅，將旅店收歸國營，取締貨幣流通，把國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他建立的軍爵制徹底打破世襲，不論出身，殺敵即可封爵。

從商鞅到秦始皇，歷時141年，共發動108次戰爭，最終完成統一。

管仲和商鞅，一放一收，一商一農，一自由一管制。理解這兩條線索，便能看懂中國歷史上政策搖擺的內在邏輯——后世的改革，基本都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

《第一個“改革開放周期”——從文景之治到漢武帝變法》

漢初七十年，奉行“無為而治”，三十稅一，弛山澤之禁，是中國商人第一個獲得自由發展的黃金時期。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的21位富豪，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然而，隨著民間和地方勢力坐大，中央權威受到挑戰，一場集權變革勢在必行。

漢武帝即位后，開啟了長達54年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政治上推行“推恩令”削弱藩國，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濟上實施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等一系列“國進民退”的政策。最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為強漢奠定了堅實根基。

“發展是硬道理”與“穩定壓倒一切”，就像一副貼在中國國家治理門口上的對聯。繁榮與危機、放權與收權、發展與穩定……這樣的周期律，從漢初至今，從未改變。

《盛唐雅宋的制度創新與缺陷》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大社會、小政府”的朝代。

貞觀年間，中央政府官員僅643人，全國官員7000人，堪稱史上最小的中央政府。低稅率、高流通，與300多個國家通商，長安成為“世界性首都”。

然而，“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原則的廢棄，最終埋下了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的隱患。

宋朝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宋代在技術、制度、金融三方面均有突破：占城稻引進推動人口破億，實現“蘇湖熟，天下足”；開放草市，允許民間擺攤，市鎮經濟成熟；國有專營制度改革，推出“買撲”和“鈔引”；合本、交子、定金制度、期貨交易等金融創新，比西方近代金融革命早數百年。

但宋代也面臨巨大的財政困境。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將全國80%的財政收入用于養兵。為了填補財政窟窿，專營范圍遠超前代，茶、鹽、酒、醋、礬乃至香藥象牙皆由國家壟斷。

財政困局最終催生了王安石變法。這位才華橫溢、個人道德無可挑剔的宰相，試圖用一場整體配套體制改革，也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局面。他在鄞縣試點青苗法，效果顯著，推廣到全國后卻政策扭曲，事與愿違。

王安石死后，找不到一篇記述他生平的行狀、墓志或神道碑文字。后人不知如何評價他。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王安石之后，中國真正嚴肅的經濟問題只剩下一個——穩定。

布羅代爾提出過一個概念，叫“世界的時間”，意思是人類文明的演進從不平均分配在漫長的歷史中，它只在某一個時間點、某一個地區集中爆發，然后改變整個世界的前行方向。

宋代之前，“世界的時間”長期停留在東亞，因為我們擁有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量、最多的人口、最密集的技術創新。但宋代之后，“世界的時間”逐漸離去。

邁克爾·曼指出：“大約到公元1200年，中國已出現制度化的停滯和帝國的‘改朝換代的循環’，而沒有任何動力。”

這一循環，直到清朝之后才被打破。而今天，“世界的時間”正重新回到我們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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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激蕩之夜到社群文化日，天目湖山水與人文之旅

課程之外，激蕩講堂的獨特魅力更在于深度的鏈接與體驗。

3月21日晚，“激蕩之夜”在湖光山色間舉行，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時也是激蕩講堂學員的李淑香女士，以東道主的身份致歡迎辭。

當地藝術家帶來焦尾琴與茶藝表演，企業家同學們也自發組織節目，放下嚴肅的思考，換上輕松的心情，共赴一場文化與情感交融的晚宴。

晚宴的尾聲，大家移步戶外，共同欣賞了一場絢爛的煙火。這一刻，歷史的長河與當下的歡聚，奇妙地融為一體。

課程的第三天，是專門為同學們安排的“社群文化日”。告別課堂的理性思辨，大家走進自然，在南山竹海進行了一場“春日登高”。

此行的目的，是抵達“吳越弟一峰”(“弟”而非“第”，因漫山翠竹便是“竹”字頭)，看萬畝竹濤在腳下起伏，遠山如黛，近竹含翠；現場撫琴，與竹濤和鳴，感受竹文化在中國傳統中的氣節與堅韌。

同時，還特邀激蕩書院易經紫薇研究所所長劉振羽老師，為同學們解讀時運流轉，結合傳統易學，為新一年的企業決策增添一份篤定與安然。

午后，同學們回到酒店，體驗了一場春日冥想。在冥想師的引導下，大家閉目凝神，暫時抽離出日常的商業紛擾，讓身心在靜謐中得到徹底的放松與修復。

吳老師在課程最后說：“當我們認清所有現實之后，在內心構成一種抵抗力量，然后成為我們自己。這，就是我們學習歷史最根本性的意義。”

春季課雖然結束，但激蕩講堂的旅程還在繼續。

今年7月，我們將前往內蒙古鄂爾多斯，開啟夏季課《中國現代化180年》的學習，繼續回望1840年以來的跌宕歷程，在更近的歷史中，尋找當代中國的成長密碼與未來可能性。

從洋務運動的“器物之變”，到戊戌變法的“制度之變”，再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之變”，直至改革開放的“道路之變”，近兩百年的中國現代化歷程，充滿了曲折、探索與重生。

吳老師將深度解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節點與核心邏輯，在歷史的大開大合中，理解今日中國之來路與去向，為企業的未來戰略尋找坐標。

歡迎你，與吳曉波老師一起，在歷史的曠野中，尋找屬于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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