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糙一點，反而比較容易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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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祝羽捷

編輯 | 晨仔

紐黑文，耶魯

自己的瓦爾登湖

萬圣節前夕，我隱約覺得會有事發生。當天的空氣混著糖果、酒精、大麻和濕氣，街上都是打扮成鬼怪、護士、天使的學生。第二天早晨，學校發來一封幾乎是固定格式的安保郵件——有人在校園外連開五槍。類似的郵件我已經習慣。紐黑文治安出名地差，我初到美國的生活還沒真正展開，心里就先打了個寒顫。

剛來的第三天，買早飯的路上，警戒線封著街口，槍擊案現場離我不過幾十米。后來我問一個“老美”，為什么不能取消槍支合法化。他聳聳肩說：“這就像中世紀平民堅持要有把劍。”槍擊的通告像事后的天氣預報。在這樣的地方，耶魯校園像一場錯位。街口的喧囂和警笛聲一跨進校門就被隔絕，眼前只剩下石砌圍墻、塔樓和滴水獸。

● 在耶魯看到了超級月亮，月亮就像是一個黃色的郵戳，蓋上深藍色的信封。

別的大學長在城市里，有商場、有地鐵、有生活的脈搏；耶魯像一塊舊石碑，被鑲在這座小城中央。剛來時，一到天黑我就急著往家跑，生怕街角的影子多看我一眼。那時我不敢抄近道、不敢聽耳機、不敢手拎小包（基于過去在倫敦被搶的經歷），甚至會因為一陣突如其來的風聲而加快腳步。

可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能半夜從圖書館走回家，背著電腦，慢吞吞地在路邊拍夜色。入秋后，紐黑文每天都像被換了調色盤。某棵樹今天暗紅，明天就變亮橙，像有人在巨型畫布上不斷試色。我從圖書館回家的雨后夜晚，空氣竟比白天暖些。街燈照在濕地上，亮得像從地底滲出來。我不明白自己怎會變成這樣，竟哪兒也不想去。

許多朋友都曾預言，我在“康村”一定閑不住，至少每周都得跑一趟紐約。紐黑文不是一個讓人“忙起來”的地方。市中心太小，三四條主街，走著走著就到了盡頭。白天屬于學生和游客，夜晚屬于流浪漢和警笛。而我大概也不是因為喜歡自然，只是偶爾需要離開一下過密的日常。

● 耶魯的秋色。

過去我對“美東秋色”毫無概念，樹木紅起來的那幾天，整片山林像被某種無形的指令點燃，顏色從北向南蔓延，宛如一場慢動作的接力賽，從波士頓一路蔓延到紐黑文。我從未真正向往太完美的景色，那種干凈到沒有縫隙的美讓我覺得可疑。就像耶魯美術館里那些鍍金畫框中的風景，美則美矣，卻沒有創作者在與世界的摩擦中留下的痕跡。跟著土摩托和幾位耶魯留學生去徒步溫特格林湖。從校園開過去不過十幾分鐘，就像進入了另一個“副本世界”。

和瓦爾登湖一樣，這里并不荒僻：停車場旁就是居民區，手機信號滿格，風里還能聽見狗叫和孩子的笑聲。沿湖一圈不過一個小時，落葉的厚度像地毯。風吹起來，葉子在陽光里翻滾，發出細碎的響聲。我走在隊伍最后，看著前面的同伴一點點消失在林間。忽然覺得，這大概就是我們的瓦爾登湖。

● 真正有力的自然，不是用來驚艷的，而是能逼迫你重新審視生活結構。

梭羅當年說是撤退，其實是在喧囂旁邊，給生活量了一下新的刻度。瓦爾登湖早已不只是地理坐標，而是一面被無數次閱讀、觸摸、投射的鏡子，映出人們關于獨立、自足、孤獨的浪漫幻想。而在溫特格林湖，沒有宣言，也沒有象征，只是一處被短暫停留賦予意義的地方。精神遠征未必需要一片森林或一所木屋。任何一處尚能安放思考的角落，都可以成為我們內在的、沉靜的瓦爾登。拉圖爾說，現代性總愛把“自然”和“文化”撕開。我也常懷疑，我們對自然的迷戀，多少帶點遲到的返魅：不是想回到原始，而是想借它的沉默和不解釋，給自己這邊的喧囂做個對照。在紐黑文，我調低了世界的音量，守護我的棱角與遲鈍。

● 溫特格林湖。

一場致敬與質疑的

漫長對話

● 與導師Carol。

卡羅爾·阿姆斯特朗（Carol Armstrong）教授有次問我：“你是不是因為女性主義藝術史才選擇了我？”我笑著說：“也許是吧。”

幾年前，我曾申請去讀女性主義藝術史學家格里塞爾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的博士生。在疫情之前，我們有過幾封郵件往來，她對我在國內策劃的女性藝術家展覽表現出興趣。后來一切計劃擱淺，在出行困難的時期，又趕上母親生了一場重疾，我重新報考了國內的博士項目。

這幾年，我一邊寫論文，一邊繼續做女性藝術家的研究與展覽，莫名覺得自己有種使命感。我從未想過，幾年后自己會來到美國。而在申請學校的時候，我只向美國發出了一封，寫給了卡羅爾教授。幾乎是24小時之內就收到她的回信，說很愿意接收我。那種感覺很奇怪，像是長久的鏈條在遠處重新被接上。

卡羅爾的研究雖然以印象派和十九世紀為主，但她的興趣從來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家名錄”。她更關心的是，藝術史如何將女性塑造為被觀看的“他者”，并證明性別是視覺權力中深嵌的底層結構。雖然我的博士論文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方向，但在我們每周的例會上，女性話題幾乎總是最后的收尾。那往往是討論告一段落后的柔軟時刻。理論、分析和方法都暫時被放下，剩下的只是對一種更根本的問題的追問：怎樣成為一個能說話的人。卡羅爾最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你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論點。”

● 感謝 CHINCHINART、ArtEchive的邀請，以及復旦大學美國校友的支持，在紐約見到很多朋友，和大家分享了觀點，一起交流，很奇妙的一天。

查文獻的時候，我在一份舊期刊里看見了她年輕時的照片，因為沒想到，我還有點小激動。那是Artforum 雜志上的一張黑白照，紙頁已經泛黃，邊緣的纖維在燈光下微微起伏。那一期的作者名單里，她是唯一署名的女性藝術批評者。那時她還在普林斯頓，離來到耶魯還有幾年。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她的表情帶著一種未被體制馴化的銳氣，目光既專注又游移，像是在審視世界，也像是在被世界審視。那一刻，我忽然生出一種奇異的親切感。

幾天后，我在例會后把照片遞給她。辦公室里堆滿了書：書桌上、地上、椅子上、窗臺上，甚至打印機上都放了一摞。她每次都在自己桌子所剩無幾的空間處，抬起頭迎接我。她愣了一下，照片在網絡上早已找不到，她自己也不記得了。她瞇著眼看了幾秒，然后輕輕笑了：“一般我不喜歡自己的照片，但這張……還可以。”卡羅爾告訴我，和我一樣，她也花了很長時間才“完全成為自己”（fully become herself）。

她的父親很強勢，母親很能干，既做家務又要工作。“其實她比我父親聰明，”她說，“但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他做的。”她有兩個弟弟，好在父母從沒要求她照顧他們，也沒有太多期待，只希望她“淑女一點”。這種性別秩序，并沒有在她的成年生活里自動消失。她現任的伴侶本能地把自己放在“家長”的位置，仿佛她的行動、她的想法都該向他“報備”，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成類似她的父親的角色。可事實是，在兩個人之中，事業有成的是她，房租也是她在付——上一段失敗的婚姻里也是如此。“我看不出，為什么在這種條件下，默認服從的那個人還是我。”她喜歡旅行，他不愛動，“那你就待在家，我去就好。”她已經對他這么說過很多次。他曾真心相信，一旦她退休，就會乖乖留在家里、按他的生活節奏來。“為什么會覺得我會變成另一個人呢？”她笑了一下，“我只是想做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誰的附屬。”她在伯克利大學的本科時代，正好趕上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

● 在耶魯的時光。

1970年代，各種民權運動同時爆發：黑人民權、同性戀解放、反戰抗議此起彼伏。她第一次參加女性主義小組的聚會，聽到一連串課堂里從未出現過的議題——墮胎、家務勞動、家庭暴力、結構性壓迫——青年時代就那樣被點燃了。“我小時候從來沒想過女性主義這個詞，”她說，“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我不是一個人在質疑某些事。”在1970年代讀大學，對一個美國女性來說，并不只是“獲得受教育的機會”這么簡單，而是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一個長期由男性主導的空間，但是可以公開討論性別、身體與平等，慢慢意識到：學習本身，就是在爭取被聽見的權利。

我跟卡羅爾說，很羨慕她經歷過那樣閃閃發光的70年代。她笑著說，她理解這種“時代嫉妒”，因為確實可以把那段時間和今天對比，判斷哪些年份更適合新思想出現、更適合人們一起思考。隨即她補充道，她并不認同那種“我們那一代才是黃金時代、以后都在走下坡路”的說法，那太自我中心了，似乎“只有我們當年是真正精彩的，后來的都不算數”。在她看來，總會有新思想出現，總會有人在說有趣的話、寫有趣的東西，只是我們很容易在回望中把某個年代浪漫化，事后才給它鍍上一層“黃金時代”的光。

所謂“完全成為自己”，從來不是頓悟，而是一場漫長的生成，在家庭結構、社會期待與性別規范之間，慢慢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卡羅爾說，她當時讀的是藝術史，但真正讓她堅持下去的，是那個時代的空氣，她意識到：寫作、觀看、研究這些動作，本身就是一種立場。

● 意外檢索到Carol年輕時的照片。

談起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歲月，那時候女教授并不多，尤其在高層幾乎沒有。剛開始教書時，男同事總是讓她干這干那，盡管職級相同，她經常被默認承擔額外行政工作，訂場地、聯系學生、校對稿件……“最難的，”她說，“不是工作量，而是對你的工作和成就的承認——讓一個女性的名字真正被記在成果里。”她抬起頭笑了笑：“不過今非昔比。你看耶魯的藝術史系，現在女教授很多，高層也有不少女性。這就是變化。”

2001 年，卡羅爾還在普林斯頓任教，她策劃了“千禧年的女性藝術家”(Women Artists at the Millennium)這場重要會議。讓她至今仍感到驕傲的是，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親自到場，并為這次會議寫了一版修訂后的《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借機重新審視自己當年的問題設定，而非把那篇“經典”當成不可質疑的神諭。二十年后的2021 年，她在耶魯又辦了一場會議：“Woman/ Artist”。這一次，討論不再聚焦于“有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而是轉向更不客氣的問題：那些被寫進史書的“偉大”是如何被生產、被維護的？在這套篩選機制運作時，又有多少名字與身體被安靜地排除在外？“女性藝術家”這個聽上去進步的范疇，也被推上手術臺——畢竟，從來沒人認真說過“男性藝術家”。

二十年里，藝術史在變。一方面，女性在包括藝術史在內的各個領域，依然要在男性那種既脆弱又高要求的自我面前打硬仗；另一方面，被嚴肅對待的女性藝術家和女性學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她半帶諷刺地說：如今我們既可以談“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也可以順便把“偉大”本身拖出來拆一拆。今年，她獲得了美國大學藝術協會（College A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藝術寫作終身成就獎”（Distinguished Lifetime Achievement for Writing on Art）。

● 在古根海姆看了Carol Bove的最大規模回顧展。

頒獎詞特別強調，她不僅是一個“把藝術寫得很好”的人，更是一個把“如何寫”本身當成問題來追問的寫作者：她長期關注語言與圖像之間的縫隙，從具體細節出發，比如一幅畫的構圖、一個身體的姿態，逐步揭示背后隱藏的權力與歷史脈絡，讓性別、制度等隱形結構慢慢浮現。

前段時間，全美爆發了“No Kings”大游行，人們用行動抗議川普權力的不斷擴張，學界與公共領域對權力失衡的討論進入了街頭的集體行動。卡羅爾問我：“我去參加了，你知道這個游行嗎？” 那天下午，我在Haas Arts Library 寫論文。外面突然傳來人群的口號聲、鼓點聲，從遠處一點點傳近。有人放下筆走到窗邊，我也跟了過去。透過玻璃，看見人群在閃動，舉著寫著“No Kings”的牌子，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談笑，有的只是安靜地走著。年輕人占多數，也有老年人推著嬰兒車，狗拴著彩帶在草地上穿行。幾個孩子趴在父母的肩頭，用小手拍著節奏。周圍商鋪的門半掩著，店員們探出頭張望。氣氛出奇地明亮，像是介于節日與抗議之間的一種狀態。人群有秩序地緩慢前進，偶爾有人舉起擴音喇叭領喊口號，更多人只是隨著人流默默行走。

那一刻，平平淡淡的紐黑文像是被激活了，震動的聲音在街區間流動。那場面太過歡樂，一開始幾乎令人以為是個狂歡節之類的活動。我問她：“你覺得這樣的游行真的能帶來改變嗎？”她回答說：“川普不會改變的，制度不會立刻變，但愛自由的人會更團結。”這段時間，我剛好完成了琳達·諾克林的《女性、藝術與權力》一書的翻譯，心里仍有一些疑問。翻譯的過程像是一場緩慢的回聲，句子在另一種語言里重生，也被現實重新定義。諾克林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依然有效，但我越來越在意的是它落地后的形態。

我對卡羅爾說，很多時候，女性藝術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被視為一種已過時的立場。因為策劃了太多與女性藝術有關的展覽，我也常被質疑，甚至被譏諷，說我在炒“性別的冷飯”，或者“做不了別的”。我理解這種聲音背后的疲憊。當“女性”被過度使用為議題標簽，它確實可能在視覺系統中失去銳度。可我仍然相信，問題并不在于女性藝術是否“新”，而在于它是否仍然能介入現實、生成新的視角。卡羅爾說，女性主義藝術史并未結束，甚至才剛剛開始。作為身處中國的策展人與研究者，我時時感到一種“理論時差”：同樣的概念，落在不同的土壤中，總會變形、生根。理論不是萬能公式，它需要被語境重新翻譯。

活的糙一點，

比較容易快樂

11月一到，我就套上了秋褲，把羽絨服拉鏈拉到頂。本科生依舊穿著短褲拖鞋，我們像一個季節里的兩種物種。每天都覺得吃不飽。后來見了幾個在北美漂著的中國朋友，發現大家都在和饑餓做斗爭，我就不用再藏著掖著了。

生活在紐黑文，勾起了我在英國時的饑餓回憶。那會兒我還拿海明威的文章激勵自己，說饑餓是一種很好的鍛煉，能讓人保持敏銳。直到被一個朋友無情拆穿：“海明威的餓和您那是一回事嗎？”我想了想，文學里的饑餓叫“經驗”，現實里的饑餓叫“買不起、吃不下、做不好”。

我實在不想吃“干巴白人飯”了，開始研究菜譜，主要靠刷小紅書，但博主的飯太美，我的現實則是手指切傷6次，燙傷三個小水泡，鍋底糊過若干次。后來漸入佳境。慢慢知道哪家超市的菜相對便宜，哪種半成品還能救一救，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能在半小時內上桌、熱量夠、第二天不拉肚子，就算成功。

● 跟著小紅書學做飯，逐漸成功。

為了活得“像個人”，我認真查了幾篇北美冬季幸福指南。結論千篇一律：曬太陽、運動、社交。看完我抬頭望窗外——下午四點天色就開始往下沉；再低頭看看自己裹在毯子里、連翻身都嫌麻煩的腿；順帶掃一眼微信里那排永遠回不完的消息。我以前不太會睡懶覺，早起像寫進了程序。到這邊卻破天荒睡到過十二點半。醒來的那刻特別失落，時間像被偷走一截。

日子就在這種提早變黑的天色、始終沒被填滿的胃口、以及廚房里反復試錯的飯菜之間，慢慢長出一種不偉大、但能持續的秩序。上海的生活已經有點把我寵壞了。太小布爾喬亞，太易得了。城市的精密系統和無數看不見的勞動，早已將大多數麻煩提前消化，我只需做個善于選擇的消費者就好。久而久之，我差點以為，生活本就該如此順滑。搬去一個新地方，需要從頭建立一套“最低生活配置”。各種賬單紛至沓來，張愛玲在《天才夢》里說過：“在現實的社會里，我等于一個廢物”。好在我還勉強能應付日常。

慢慢也算看明白了：活得精致一點，需要資源、時間和運氣；活得糙一點，只需要把期待調低一點。作為一個斯多葛主義者，我腦子里那套“古希臘老頭”的邏輯就會自動上線：吃得香，睡得著，能敲出幾個字，并且懶得跟自己斤斤計較。嗯，這就叫“過得還可以”。

● 在紐黑文撿樹葉，拾取到了許多平凡的快樂。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天使望故鄉。

本文作者：祝羽捷。

本文配圖均來源于作者本人，版權屬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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